万历张居正为何不得善终，万历十五年读书感悟之张居正

万历张居正为何不得善终，万历十五年读书感悟之张居正《大明王朝1566》中裕王形象 这京师一去，就是三年，在此期间，我遍访名胜古迹，真切地见识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但我也不只是寄情山水，不问世事，做一个龟缩于歌词诗赋中浪子，因为“十年饮冰，难凉热血”，在游览的过程中我发现许多政治体制上的问题，特别严重的是国家的税收制度——藩王不纳税，官绅也不纳税，只有平民纳税，长此以往导致“田赋不均，贫民失业，民苦与兼并”。遍识民间疾苦使我充分认识到什么叫做“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于是我决心不能再浪荡下去，嘉靖三十六年，我35岁，又回到了翰林院，但是这次我要做到位高权重的职位上去，只有这样我才可以更好的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才能救万民于水火，于是在这一时期严嵩与徐阶在内阁的争斗中，我只能灵活处理，两边都不得罪，模仿自己老师徐阶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内抱不群，外欲浑迹，相机而动”的政治哲学。后来因为嘉靖皇帝修编《承天大志》而成为了下一任的帝王——裕王的老师

我眼中的张居正

1525年我出生于一个江铃的一个普通家庭，虽然祖上因军工世袭千户军籍，但至我曾祖父张诚，因是家中老二，便失去了继承的资格，我父亲是一名秀才，有才是有才，就是运气不咋地，考了七次都没中举人，我都是进士了，他还是个秀才。听家人说我的出生还闹了不小的动静，又是我母亲梦见青衣童子绕床而孕，后是我爷爷梦见白龟我出生，于是就给我取名字张白圭，这名字寓意是不错，但是就是不太好听。不过我的记忆力是出奇的好，脑子也挺好用，乡里人都唤我“张神童”，夸奖我“机敏好学，过目不忘”。

哎，既然都这么说了，我也不能让他们失望不是，于是十二岁我参加完童试就得了个秀才，或许是荆州知州李士翰大人也觉得我的名字难听，配不上这么机敏伶俐得我，就给我改为“居正”，让我“从小立大志，长大后尽忠报国”，我也想快点长大，最起码改变一下我家的状况，但是本来13岁就可以搞个举人的，却让主考官湖广巡抚顾磷一个“多加磨砺，已成大器”为借口而阻挠落榜，又浪费了我三年时间。16岁我考中举人，这时我又遇到顾璘，他对我十分赏识，并把犀带送给我，让我树立远大的志向，要向伊尹、颜渊学习，不要“张郎才尽”止步于一个举人。

但是要做伊尹、颜渊这些厉害的人物靠一些诗词歌赋、八股文章怎么能行，既然老天给了我这么好的天赋，我也不能浪费呀，于是我就放弃了诗词歌赋等表面文章，转而下真功夫学习“治国安邦”之学问，因为我深刻的明白，想要治国安邦，光有文学才华是不够的，历朝怀才不遇的文人墨客都只会饮酒赋诗，吟风弄月，即使有了权位，也难以指点江山，《尚书》云：“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聪慧异常，心思缜密的我怎么会认识不到这一点，于是在此几年间我开始大量阅读政书，有目的地去锻炼自己的政治眼光和大局观念，因为只有这些真学问才让我具备“行而远”的资格哪怕错过一次会试机会、落一次榜也是值得的。

《大明王朝1566》中张居正影视形象

但是我这么牛的人怎么会因为一个八股文考不上呢，于是在嘉靖二十六年，23岁的我再次参加会试，不出所料的高中进士，并以二甲第九名的成绩被选为庶吉士，派到了翰林院当官，我们家里终于出了个大学毕业生。

我初入仕途，拜入徐阁老门下，努力专研朝章国政（其实就是代写圣旨），通过几年的观察对朝廷的政治腐败和边防废弛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于是怀着一腔抱负干了几个昼夜，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给朝廷上了一道《论时弊疏》，以医治人之喻，陈列朝廷体制所生“血气壅瘀，臃肿痿痹”之五病，当速以政治改革医治。然而现实很快给了我一个响亮的巴掌，我忘了我人微言轻，不管说得多么有道理，都不会有人重视，我有点心灰意冷，适逢奸臣当道，皇帝昏庸，自己有志南申，而自己不愿与他们同流合污，于是找了个理由，称病挂官还乡。

这京师一去，就是三年，在此期间，我遍访名胜古迹，真切地见识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但我也不只是寄情山水，不问世事，做一个龟缩于歌词诗赋中浪子，因为“十年饮冰，难凉热血”，在游览的过程中我发现许多政治体制上的问题，特别严重的是国家的税收制度——藩王不纳税，官绅也不纳税，只有平民纳税，长此以往导致“田赋不均，贫民失业，民苦与兼并”。遍识民间疾苦使我充分认识到什么叫做“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于是我决心不能再浪荡下去，嘉靖三十六年，我35岁，又回到了翰林院，但是这次我要做到位高权重的职位上去，只有这样我才可以更好的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才能救万民于水火，于是在这一时期严嵩与徐阶在内阁的争斗中，我只能灵活处理，两边都不得罪，模仿自己老师徐阶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内抱不群，外欲浑迹，相机而动”的政治哲学。后来因为嘉靖皇帝修编《承天大志》而成为了下一任的帝王——裕王的老师，从而为自己走向权力巅峰打下基础。

《大明王朝1566》中裕王形象

1566年，我41岁，以致不惑之年，这一年，我们这个国家的“第一道人”嘉靖“飞升了”，我的学生裕王登上皇位，是为隆庆皇帝，并在第二年就让我进入了内阁，我逐步接触到了权利的核心，在此期间我小试牛刀，初现自己的政治才能，兵不血刃的促成了与蒙古鞑靼部俺答汗的交好。

1572年，隆庆皇帝驾崩，而我年仅十岁的学生朱翊钧登上了皇位，是为万历皇帝，并于第二年废掉了高拱，我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内阁首辅，而同时又深得李太后的支持和信任，于是我我就真正的成了大权在握的权臣，这一年我47岁，马上要进入“知天命”的时候，真正具备了推行自己政治改革主张的权利。

《大明王朝1566》中万历皇帝及其母亲李氏

经过这几十年的官场生涯，我深刻地明白，要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那就必须先要整治官僚体系，所谓治国先治官。于是为解决官僚争权夺势、玩忽职守的腐败的风气，我在政治上实行“考成法”，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我认为当时朝野泄沓成风，政以贿成，民不聊生，主要原因是“吏治不清”。既然“吏治不清”那就以“课吏职”作为加强官吏考核为手段，并“斥诸不职”、“省冗官”，淘汰并惩治这批官员。

再好的制度也得执行才能起作用，于是，我“信赏罚”，“持法严”，使赏罚有准，不姑息。使“百官惕息”，“一切不敢饰非”；朝廷号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行政效率大大提高。一时间上至藩王，下到臣僚都不敢触犯国法，再行威作福如欺压百姓之事。进而盗贼也大大地减少。

内政既修，外患也要平，于是在军事上，用戚继光镇蓟门，李成梁镇辽东，加修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上“敌台”三千多座，加强北方的防备。并在边疆实行互市政策，互市使马匹大增，与边境互市又使边疆在政治经济上保持稳定、正常，如封俺答（北方蒙古首领）为顺义王，在大同、宣府、甘肃等地立茶马互市，保持贸易往来，俺答长久没有来犯边关。

吏治清明，外患即除，那就要搞钱了：因为“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曲输为累，民穷逃亡，故额顿减”，是“国匮民穷”的根源。于是清查土地就势在必行，万历六年（1578年），便开始了在全国进行土地的重新丈量，清查漏税的田产，到万历八年（1580年），统计全国查实征粮土地达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弘治时期增加了近三百万顷。另外就是推行“一条鞭法”：以州县为基础，将所有赋税包括正税、附加税、贡品以及中央和地方需要的各种经费和全部兵役统一编排，“并为一条”，总为一项收入。过去田赋有夏粮、秋粮之分，征收上又有种种名目，非常繁烦，如今统一征收，使国家容易掌握，百姓明白易知，防止官吏从中贪污。经此两条措施使朝廷的赋税大大增加，以至于“自正（正德）嘉（嘉靖）虚耗之后，至万历十年间，最称富庶。”

　 最后就是牙役征派，取消里甲之役，将应征得全部蒙银，同丁银合并一起。“丁银”的计算办法，是将力差的“工”（劳动）和“食”（服役期间全部生活费用）折算为银；自此，户不再是役的一种根据，丁的负担也部分转到“地”或“粮”中。　赋、役之中，除国家必需的米麦丝绢仍交实物和丁银的一部分仍归人丁承担外，其余“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而官府用役，一律“官为佥募”，雇人从役。过去由户丁承担的催税、解送田粮之差、伐薪、修路、搬运、厨役等一概免除。这一改革措施赋役折银征收，既是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结果，又必然促进商品经济的繁荣。

张居正影视形象

先帝年纪轻轻就已驾崩，而新皇年幼，我即为帝师又为首辅，但我虽手握重权，然未尝一日敢有懈怠国事，我呕心沥血，一心为民，为大明江山社稷操碎了心，最后身体操劳过度，时年五十七岁便死在了任上。但是我死后却被以抄家对待，听说还差点要鞭打我的尸体，真真是意难平。只怪我我掌权期间，行事作风有些雷厉风行，于是刚直不懂变通，得罪了一大批文人墨客、官吏小人；只怪我推行国事太为心急，太为刚正不阿，以至于开罪一大批王公贵族；至于我个人生活，是有点奢侈，但是生而为人，谁没点虚荣心，谁不想吃点用点好的，这也在人之常情吧；最后就是说我的学生万历皇帝你，年仅十岁就即帝王位，我一心是想培养你为明君、贤君，但是你正值冲龄之际，国家大事我就只能给你看着点，虽然有时候对你的学习管理有点严厉，但是一心都是为我大明王朝，如果不是我强有力的推行改革，不是我强有力的压制一些沽名钓誉、不明是非曲直所谓的“清流”，惩治心怀鬼胎的贪官污吏哪有你得“万历新政”？！只有我在前面为你们母子争风挡雨，给了你充分的时间和机会去成长，你才有了后来真正大权在握管理群臣的资格与能力。你想想如果我再世上，能让你后边的几十年过得那么无奈而又痛苦嘛？大明王朝一共276年，十三位皇帝，但你和你爷爷就占据了三分之一，特别是你比你爷爷在位的时间都长，虽然你们爷俩都是几十年不上朝，但是你爷爷毕竟是“仙家”，人家御人的“道术”远胜于你，没人家的能力还学人家不上朝，难怪后人都说“明实亡于崇祯，然始亡于万历”。

哎，回想我这一生的结局真是可敬、可悲、又可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