娃娃爆棚的母校情结，我的母校八一学校
娃娃爆棚的母校情结，我的母校八一学校
原创： 剑胆琴心
哺育篇婴幼儿的成长，离不开母亲的精心哺育和呵护。但在我的生命的初期，给我更多精心哺育的却是我的母校——八一学校。我父母是在抗日战争胜利那一年结的婚。第二年（1946年）我大哥出生。由于战争年代医疗条件太差，大哥刚满月不久就患肺炎夭折。父母亲抑制住心中的悲伤，相约，等到中国革命胜利之后再考虑要孩子。1948年底父母随华北军区机关进驻北京后，1950年8月我才呱呱落地。父亲那一年整三十岁，在当年几乎算是老来得子了。生我后，母亲身体不好，没有奶水。当时华北军区机关夫妻双军人的很少，几乎没有妻子随军的。要赶上在农村，我可以吃百家奶长大。但在刚刚进城，实行供给制的华北军区机关，我的生存却成为很大的难题。首长们好不容易搞到些奶粉送过来，当时的奶粉都是缴获的进口货，十分金贵的。牛奶也是千方百计才能搞到些。但都是杯水车薪。据我母亲讲，周岁之前我主要的饮食就是米汤与饼干、蛋黄和成的糊糊，因此年幼时身体瘦弱多病。眼瞅着第二个孩子很可能步老大的后尘而去，父母心急如焚。此时，为了解机关干部后顾之忧，华北军区子弟学校八一学校幼稚部招收满周岁的孩子入托。我有幸于1951年9月1日，刚满周岁进入了八一学校。八一学校的前身是晋察冀军区“荣臻小学”。1947年3月1日诞生在革命根据地河北阜平县。我母亲回忆，1948年“荣臻小学”建校一周年时，她曾作为军医大的学员代表到阜平山沟里参加过学校的校庆活动。数十年后她仍清晰地记着，观看了小朋友们穿着好看的服装表演文艺节目，“蹭”了一顿丰盛的会餐。没想到两年多后，自己的孩子刚满周岁也送到这所学校。大家想想，除了八一学校，还有那个学校敢担如此重大责任，收容刚断奶的婴儿？如果条件允许，又有哪个父母舍得把自己的掌上明珠，刚满周岁就交给别人抚养？比起战争年代里，多少革命后代被寄放到贫困的老乡家，多少革命后代因疾病、饥饿而夭折，或被敌人残酷杀害。成长在新中国是我的荣幸！母亲回忆把我送到八一学校后，第一次去学校接我时，我嗓子嘶哑，有气无力地地喊着妈妈的情形时，心中总是酸楚难忍。一下把孩子送到几十里外的郊区，做父母的自然心里不好受。当时学校所在的海淀镇和现在不可同日而语，校园四周十分荒僻。我依稀记得，从城里的家去学校的路非常遥远，先坐车或雇三轮到西直门，换乘一种后屁股带个锅炉烧气的老式公共汽车，比牛车稍快的速度，一路颠簸到海淀镇。平时大部分时候都是坐政治部的班车到学校。这种班车每两周开行一次，我们管这周叫 “大礼拜”。“大礼拜“的周六下午各单位派车去学校接孩子回家，周日下午送孩子回学校。假以时日，我慢慢熟悉了学校的生活，八一学校生活条件比家里优越多了。学校养了很多奶牛，据说那是抗日战争时期宋庆龄赠送给解放区的，孩子吃奶的问题不用发愁。我们在八一学校每个孩子的供给标准是享受军队副排级干部的生活待遇。每个孩子从头到脚穿的戴的都是学校统一发放。伙食就更不用说了，记得我当时很挑食，不好好吃饭。伙房炊事员叔叔和保育员阿姨想方设法让我吃的顺口，我最爱吃白菜心，就用酱油醋拌好，再点一点儿香油，看着我津津有味地吃起饭来，叔叔阿姨们才松了一口气。幼稚部的保育员都是部队从农村或城市中招募的知识青年，一色的现役军人。穿着肥大的军服，帽子上戴八一五星帽徽，胸前缀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牌，梳着短发或扎小辫，个个英姿焕发。老一些的工作人员则大多是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洗礼的老战士，称“保育干事”， 卫生所里医生护士都是富有经验的老医务工作者。负责生活的炊事员、司务长、管理员，都与部队的管理模式相同。幼稚部一岁的孩子不多，孩子太小带起来很棘手。可以想象，两位年轻的保育员，领着一群咿呀学语，步履满跚的娃娃，每人胸前系着一条手绢，穿着开裆裤，有的还要兜着尿芥子。阿姨拉着第一个孩子的小手，后面的孩子依次拽着前面孩子的后衣襟。殿后的阿姨更忙活，时而有蹲在地上撒尿的，有东张西望掉队的，都得一个个收容，必要时怀里还得抱上两个。“队列”走到大街上，遇到穿制服的解放军，口齿不清地齐声喊 “解放军叔叔好”。那情景另无数路人忍俊不住，驻足观看。以后陆陆续续招收二岁，三岁的孩子，到四岁的时候才正式编为幼稚部小班，分成小一班，小二班，小三班。五岁升中班，六岁升大班，七周岁离开幼稚部升入小学部。
建国初期，国家幼儿教育水平还十分薄弱，我们学的儿歌大都是“社会版”的，例如广为传唱的：“小汽车，嘀嘀嘀。里面坐着毛主席，毛主席，挂红旗，气得美帝干着急！”再有就是更俗些的：“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唱歌跳舞，是幼稚部的必修课。跳舞对我来说始终是个老大难，可能是缺少这种细胞。那些能歌善舞的小朋友经常上台表演，什么海军舞、新疆舞，还有小型舞台剧“拔萝卜”。唱歌倒是不难，只要扯着嗓子跟着大伙一起吼就行了，反正人群中不多我一个“南郭先生“。当时唱的歌有：“两只老虎，真奇怪，一只没有脑袋，一只没有尾巴，真奇怪。”“嘿啦啦，嘿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全国人民大团结，打败了美国兵呀！”， “蓝蓝的天空银河里，有只小白船”。如果大家坐上学校的大轿子车外出，在车上孩子们会高声唱起“马达隆隆响，车轮轱辘轱辘转”。至今那些音符和旋律依然萦绕在我的耳边。做游戏是孩子们很喜欢的。八一学校幼稚部的游戏多种多样，十分有趣。“老鹰捉小鸡”、“一网不捞鱼”、“丢手绢”、“找朋友”、“我们要求一个人”、 “狐狸狐狸几点了”、“吃毛桃”等等。给我印象最深的要数“吃毛桃”了。念白是：“吃呀吃呀吃毛桃呀，吃完了毛桃好难受呀。”前面提到过不能吃的“毛桃”，是一种桃科树种，接的果实，虽是桃子模样，却小得可怜，青色，表面长满厚厚的毛。嘴馋得实在忍不住时，曾经品尝过个中滋味。那是又酸又涩又苦，确实“吃完了毛桃好难受呀”。因为有了生活体验，所以每当做这个游戏，念道“吃完了毛桃好难受啊”时，我都下意识地捂着肚子。在幼稚部最令人向往的还要数看幻灯片了。走进幻灯室，就好像走进电影院一样，另小朋友们兴高采烈。灯一灭，屏幕亮起，老师一边换着片子，一边念着解说词。我们马上就被深深地吸引到故事里。《金鱼和渔夫》、《皇帝的新衣》、《小红帽》、《神笔马良》、《田螺姑娘》。 尽管每次翻来覆去也就是那几部片子。但我们永远都看的津津有味，兴致盎然。听老师阿姨讲故事也是另小朋友十分惬意的事。老师娓娓道来，小朋友们聚精会神。年幼时讲的故事都是“小羊乖乖，把门开开”之类相对弱智些的。大一些了就是“二小放牛郎”，“鸡毛信”，或者格林童话，伊索寓言中的片段。我们随着故事情节的起伏，而变幻情绪，潜移默化之间陶冶着情操。这一个个脍炙人口的故事是我们智力启蒙的金钥匙。“大观园”的南面就是学校自办的小动物园，这里是对孩子们最有吸引力的地方。每当老师发出号令：“小朋友们，集合准备去动物园”时，一个个拍着巴掌，活蹦乱跳，别提多高兴了。其实动物的种类很少，调皮的猴子，温顺的梅花鹿，脾气暴躁的火鸡，一座不高的假山上，半山腰修了好几座洞穴，洞口隔着铁栏，里面饲养着可爱的小白兔和荷兰猪。一间大屋子，屋内被分割成两个大鸟笼子，里面上百只五颜六色美丽的小鸟，叽叽喳喳，百鸟争鸣。“牛号”位于学校的西北角围墙边，宽大的牛棚里，一排排奶牛拴在食槽边，从牛棚顺着坡道下去，是近两米多深的大坑，有小操场大。喂饱草料，挤完牛奶。几十头黑白相间的奶牛悠然自得地在大坑里散步。牲口棚里喂着几匹健壮的骡马，其中一匹功勋骡子，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在军队供给的序列里享受着特殊的待遇。一次次，我们乐此不疲地与这些无言的“朋友”们相见、相亲、相互问候。而且每当分别时都是难分难舍。“不听话以后再也不带你们来了！”在老师阿姨的软硬兼施之下，大家才一步三回头地与小动物们告别。小动物园与“牛号”之间有一处密密的松柏树林，苍松翠柏间矗立着一座高大的汉白玉“乌龟驮石碑”（当时我们这样称呼它）。我总觉得那地方似乎应该与墓地有些联系。自由活动时，大家争先恐后地往“乌龟”身上爬。小树林往南，走下台阶。是一片整齐的菜地，沟垄纵横，阡陌分明。地里种着蔬菜种类繁多，一位被称为“老田伯伯”的老人，整日在此辛勤地劳作着。地头上紧挨着“大观园”的围墙，有一口水井，一头毛驴眼前蒙着块布，一刻不停地转圈拉着水车，从井里车出清凉甘凛的井水，顺着砖砌的水沟缓缓流向菜地。那时，我总是乐此不疲地徜徉在畦里行间，不厌其烦地观察着那红红的西红柿、翠绿的黄瓜、油亮发光的茄子，碰巧还能遇到前来偷食的浑身长着毛刺的小刺猬。再有一个吸引小朋友的去处，就是学校的花房。那是靠学校最北边墙根儿的一排暖棚，朝阳的一面和顶棚都是宽大的玻璃窗。玻璃窗外边卷着保暖的草帘子，天气冷的时候可以放下来。花房里生着土暖气，一年四季温暖潮湿。管理花房的师傅是老康伯伯，一个和蔼慈祥的老人，整日里提着把大喷壶，在花房里忙碌。每当我们列队来到花房，并齐声问候：“老康伯伯好”时，老人家都笑得合不拢嘴。佝偻着背，不住地点头。走进花房，扑面而来的是那沁人心肺的罄香。映入眼帘的是郁郁葱葱的枝叶，和五颜六色的花朵。我们用小鼻子凑到那一朵朵叫不出名字的花前，深深地吸一口气，好香呀！花房内每隔不远摆着或大或小的瓦缸、瓦盆，装满了水，水面漂着荷叶、或水葫芦，缸里养着小金鱼。缸壁上还爬满了小田螺。最让人兴奋的时刻就是节日来临。主要的节日有“六一”儿童节，这一天我们统一穿上学校最美丽的服装，脸上让老师阿姨涂得跟猴屁股似的。这一天常有各种来宾光临。送来些好吃的，好玩儿的。我们通常还要表演节目，当然这都与我无关，我始终只是个忠实的观众。再有就是过新年，那时新年和圣诞节的概念是模糊混淆的。大家围座在圣诞树旁，老师装扮成白胡子圣诞老人，背个大口袋给大家分发糖果。圣诞树很漂亮，上面挂满了五颜六色的小装饰，亮晶晶、光闪闪，琳琅满目。有一次新年过后，我和一个不认识的小女孩，偷偷溜进存放圣诞树的库房，我们欠着脚伸手够自己喜欢的东西。小女孩太馋了，摘下个红红的玻璃泡，顺手塞到嘴里。“哇”的一声，碎玻璃带血吐了出来。我们俩都吓得哇哇大哭。老师赶来抱着女孩去了卫生所。由于我们的淘气，不知哪个忘记锁库房门的阿姨要受到严厉的批评。每逢“大礼拜”，坐班车回家。经过短暂一天的与爸爸妈妈温存，即要返回校园。孩子离开父母的一瞬，与现在家长送孩子入托，孩子哭的就像生离死别似的，简直如出一辙。但是同学们深知哭也罢，闹也罢都是无济于事的，两个星期的日子还是得在学校度过。回学校时，每个孩子兜里揣着家长准备的些许糖果，做为家长对亏欠孩子的一点“补偿”，也是我们返校的一丝慰藉，可以略微宽宥一下沉重的心情。有一回，我不慎将父母为我准备的糖果丢失了，当时的心情真如雪上加霜。幸好有几位仗义的小朋友不断安慰我，并将自己带的“存货”与我分享，至今我都记不起来那几位小伙伴的名字，但每逢回忆此事时，心里总是热乎乎的。幼稚部的同伴真正是光着屁股一起长大的。1951年入学的“元老”，从周岁开始就朝夕相处的同学有钟冀江，他爸爸是华北军区干部部的钟元辉将军，我父亲的老上级。钟冀江个子小却很淘气，上中班时，一次与别的班发生冲突，他一巴掌把人家班的玻璃窗拍碎，手被划伤。忠厚的杨新中，他爸爸是华北军区军需部部长杨直亭将军。从小到大老实巴交的。乐天派冀燕京，他爸爸和我父亲是政治部的同事，他妈妈是八一学校的政治协理员。周岁前得过小儿麻痹症，一条腿残疾，但从没见他发过愁，永远是活蹦乱跳的。大个子李军民，他爸爸是华北军区炮兵后勤部副部长李振宇，三十年代考入国民党中央军校（黄埔军校）与同校另两位地下党员自发组成地下党小组。军民小时候性格怯懦，爱吹个牛，大了以后完全变了一个人，成为驰骋五湖四海的远洋船长。这几个同伴和我从托儿所、幼稚部、小学部、初中部、文化大革命、同窗17载，从未分开。两三岁以后又有同伴陆续入校，有李卫民，他爸爸是志愿军第67军200师师长李雪瑞，在朝鲜战场英勇牺牲，妈妈也病故了。兄弟姐妹四人由学校抚养，一直到参加工作。杨小江是我在幼稚部时最烦的人。他爸爸是空军干部部部长杨春甫，以后转业到辽宁省任省委书记。他是个大个子，脑子有毛病，发病的时候，老犯浑，整日惹是生非，上小学后转学了。多才多艺的杨小云，她父亲是华北军区司令部作战处处长杨尚德，她妈妈是文艺工作者。所以她小小年纪居然会唱戏，面对众多粉丝，从不怯场，时常扽着个小手绢给我们来一段清唱：“苏三离了洪洞县……”，把我们几个小戏盲糊弄的五体投地。张修国的爸爸是华北军区后勤部干部部部长张镜清，我父亲称他 “张聋子”。修国话多，总是喋喋不休，特爱着急，一急就脸红耳赤，说话开始结巴。如今李卫民、杨小云、张修国都已从部队领导岗位退下来，原先都是大校军衔。对于我来说最亲的人是父亲母亲，但是真正最多哺育我，呵护我，陪伴我长大成人的却是我的母校“八一学校”。在这里，我度过了我的幼年和童年。六年的时光里除了久违的大礼拜，除了寒暑假，其余的光荫都是与幼稚部的老师、阿姨、员工叔叔伯伯，与同吃、同住、同娱乐的小伙伴们一起度过的。我的童年是那么幸福，充满了七色光彩。这一切是党和人民军队，是我的母校“八一学校”赋予我的。我把这些美好的回忆写出来，让所有的人，包括我的后辈，与我一起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