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匪路霸为什么越来越少了（曾经令人胆战心惊的车匪路霸）

车匪路霸为什么越来越少了（曾经令人胆战心惊的车匪路霸）现在的年轻人或许很难理解当年的车匪路霸有多猖獗，很多犯罪团伙已不是单纯地抢劫财物，各类强奸、杀人越货等恶性犯罪几乎如影随形。这件事也让很多“老司机”回想起90年代一个令人不安的现象：车匪路霸。车主往往急着赶路，或看到敲诈的人多，一般都不会报警，只能乖乖花钱消灾。这些犯罪团伙得手后，立即下高速，在僻静的地方更换其他号牌，伺机继续实施诈骗。随着网络的发酵，广东警方也立即出击，打掉了多个“碰瓷”团伙，有力震慑了犯罪分子。这些“碰瓷党”手段狡猾，让车主们防不胜防，深恶痛绝。

我们与恶并无距离。

2023年1月13日，一辆私家车后面贴着“碰瓷远离，穷人返乡，要钱没有，要命一条，刀已备好，不信来试”的标语火爆网络。

随着这张照片的不断转发，“广东索马里高速”的称呼迅速上了春节期间的热搜。

所谓“广东索马里高速”是形容广东高速公路的乱象，意思是经过这里的司机，随时可能遭遇“索马里海盗”般的敲诈勒索。

具体来说，这些“碰瓷党”会事先租借豪车上高速行驶，等发现目标后，他们会故意扔小石子或者用弹弓发射，伪装成车辆碰撞的现象，把目标车辆逼停，然后强迫车主掏出几千到数万元不等的“私了费”。

车主往往急着赶路，或看到敲诈的人多，一般都不会报警，只能乖乖花钱消灾。这些犯罪团伙得手后，立即下高速，在僻静的地方更换其他号牌，伺机继续实施诈骗。

随着网络的发酵，广东警方也立即出击，打掉了多个“碰瓷”团伙，有力震慑了犯罪分子。

这些“碰瓷党”手段狡猾，让车主们防不胜防，深恶痛绝。

这件事也让很多“老司机”回想起90年代一个令人不安的现象：车匪路霸。

现在的年轻人或许很难理解当年的车匪路霸有多猖獗，很多犯罪团伙已不是单纯地抢劫财物，各类强奸、杀人越货等恶性犯罪几乎如影随形。

由于车匪路霸案件太过恶劣和猖狂，很多地方甚至鼓励老百姓遇到抢劫，可以大胆反击，打死匪徒，还有奖励。

比如1999年，湖北省就曾下发了一份《关于严惩车匪路霸犯罪活动的通告》。

通告特别强调：群众在制服持械的“车匪路霸”分子可以选择相对过激的手段，哪怕下重手将其打死，不但不用承担刑事责任，公安机关还会根据情况给予1000到10000元不等的奖励。

没办法，太多的拦路抢劫案件让民怨沸腾，公安机关警力又不足，这才让当地政府出此下策。

为何那时候，会突然出现如此众多的“车匪路霸”呢？

和很多人想的不太一样，许多“车匪路霸”并非凶神恶煞的职业匪徒，可能都是些普普通通的村民。

九十年代初期，随着经济的不断繁荣，各类货运车辆骤然增多，但高速公路建设还远远跟不上货运车辆的增长速度。

而大部分“车匪路霸”案件，几乎都是出现在从国道到村道的各条道路上。

一般来说，国道是国家干线公路，省道是省际干线公路，至于县道、村道，更是每个地方经常通行的道路。

如今，大部分国道、省道基本都并入了高速路网，远离居民区，全道路封闭式管理，车速可达100公里/时以上。可在九十年代，许多国道和省道还是完全开放式的道路，四周都是村镇，人口稀疏。

路况差，交通闭塞，信息传递不便，就容易出意外。

长途车辆南来北往，经常会发生村民或牲畜被车撞死的情况。几次交涉后，许多村民发现，这些来往车辆害怕报警耽误时间，情愿破财消灾，而且掏出的赔偿金远远超过自己预期，就此找到了一条“生财之路”。

于是，很多渴望不劳而获的村民便在容易发生事故的地方蹲守，就等着讹司机；哪怕没有事故，一些人也会故意制造事故，好乘机捞一票。

那时很多道路都没有路灯，劫匪都是在某些偏僻的路上放些树木、破家具等杂物，等司机发现前方有障碍物，再想作反应时，已经来不及了。

只要司机稍微减速或停车，守候在路边的劫匪便一哄而上。胃口小的村民，要个几十元，就让司机过去了；黑心点的，不讹上几千元，根本不会松口。

某些地区往往是村民集体作案，在公路转弯处，趁车速较低，从后车厢爬上车，或者从山坡上跳到车斗，直接往下扔货。

除此之外，还有专门在公路边开“黑店”的，吃饭住宿“一条龙”，晚上还有“小姐”招待，可等着司机的要么是“仙人跳”，要么是被人开走车辆，就连车带货一起卖掉。

这些还算是只谋财不害命，最恐怖的是某些偏远地方的车匪路霸不光抢劫，甚至连司机带押车的人员全部杀掉，随便找个地方就给埋了。

车匪路霸最猖獗时期，某些地方劫匪甚至会在公路上埋炸药、雷管，等车辆靠近时便引爆，造成车辆损毁后，立即上前抢劫。

路上有车匪路霸，沿江航道的货轮、客轮还会遭遇各类“江贼水盗”，作案手法如出一辙，但性质更恶劣。这些穷凶极恶的“海盗”往往在抢劫得手后，都会选择杀人灭口，放火沉船。

根据当时各地公安部门资料统计：仅1991年元月到1992年9月，福建一省发生的“车匪路霸”恶性抢劫案就超过3647起，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万元；

湖南6条线路的班车和客船航线一度因为“车匪路霸”和衍生出来的“江贼水盗”过于猖獗，被迫停开。

湖南省各处国道、省道仅在1992年就发生了“车匪路霸”抢劫案1431起，其中持枪械、砍刀等极端恶性案件198起，超过200人遇害。

从北到南，几乎所有省市都出现过货车司机被害失踪案件，以至于货车司机整日提心吊胆，扳手、铁棍之类的工具成了必备的防身工具。

当时司机身边，几乎都会携带一册《如何应对车匪路霸》的书籍，书中概括了如何预防打劫，到怎么发现，如何与之周旋，甚至提到了配备什么样的贴身自卫器械和发出统一的报警信号等的详细内容。

没办法，当时的车匪路霸太残忍，某些地区的村庄甚至到了“全员恶人”的地步！

只要是路过当地的车辆被发现有价值，全村人便合伙拦截，然后将司乘人员全部杀死，埋入附近乱坟岗，车辆则拆成零部件，或者整车运往外地销赃。

除了抢劫货车，车匪路霸更不会放过客车。

新闻曾报道，河北石家庄到栾城的107国道上仅在1992年11月21日到12月11日，就发生6起持刀抢劫事件，150名旅客被抢，6人被捅伤，现金被抢1.6万；1993年1月，仅在湖北黄陂一个县就发生了15起抢劫旅客案件，上百名旅客被劫。

此类客车被抢案件在各地比比皆是，几乎每天都能在电视或者报纸新闻中看到。

劫匪还打劫时，整得跟唱戏似的，时常来段开场白“各位朋友，我兄弟几人出门在外，落了难，想向大家借点盘缠。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希望大家帮衬帮衬！”

说完便挨个收钱，客气地直接报个数目等着交钱，不客气地直接将乘客所有财物搜刮一空。

别看前面说得好听，要是谁稍有迟疑，轻则大耳刮子招呼，重则给你一刀。

有人问了，难道就没人敢反抗么？

当然有！不知道谁还记得“徐洪刚”这个名字？

1993年8月17日，济南军区某部通讯连士兵徐洪刚探亲期满，乘坐长途公共汽车返回部队。

当汽车途经四川省筠连县巡司镇时，潜伏在车上的四名车匪忽然起身开始打劫乘客。

徐洪刚立即上前阻止，劫匪们看到他是军人，吓了一跳，但发现他只是一个人，便毫不在乎，上前殴打他。

在与劫匪搏斗中，一名劫匪拔出匕首朝他胸前猛刺了一刀，鲜血瞬间浸透了徐洪刚的迷彩服。随后，四名劫匪把他团团围住，轮番用匕首向他身上猛刺，肠子也随着拔出的匕首流了出来。

有人大喊：“出人命啦，快停车！”司机急忙刹车！

劫匪想跳车逃跑。徐洪刚使出全身力气，一手抱住一名歹徒的腿，一手抓住他的衣服，后因体力不支，被歹徒挣脱，跳窗逃跑。徐洪刚忍着剧痛，用背心兜着流出的肠子，紧跟着跳下车，用尽最后的力气追上去。

徐洪刚用全部的力气往前追了五十多米，最后一头栽倒在路旁……最后发现，他身中14刀，靠近心脏部位的一刀深达8厘米，肠子流出体外五十多厘米，历经三次大手术，才活下来。

后来，四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被抓获归案，首犯被判处死刑。

穷凶极恶的劫匪连军人都敢伤害，就别说普通老百姓了，更别指望他们敢挺身而出，与歹徒搏斗了。

实际上，车匪路霸们不光抢公路上的货车、客车，连火车也照抢不误。

北方某地是著名的“匪城”，火车每次进站前，列车员都会紧张地提前广播提醒乘客要保管好自己财物，不要随意下车。

提醒归提醒，可没用。只要火车一靠站，站台上就会涌入伪装成乘客的劫匪冲进火车抢劫财物，有的还是直接从车窗爬进去，见啥抢啥。

等火车开动了，他们立马下车，笑嘻嘻地等下一单生意。

车上有限的乘警和列车员，根本无力阻止，因为劫匪实在太多了，而且还经常对某些好心提醒的铁路工作人员进行恐吓和报复。

铁路沿线就更热闹，多数是全村人集体行动，互相配合。这些“铁道游击队”有着丰富的爬火车经验，敢80公里爬上火车还外带开车门，一个车皮接一个车皮地卸货。

要知道现在的调车组要求停车上下，过去调车组30公里上下是基操，50公里上下是极限，可就这样，还是比不过那些拿命赚钱的车匪们。

对来往列车连偷带抢还不过瘾，劫匪登上列车打劫行凶案件，更是屡见不鲜。

拿公安部门在1989年公布的各地抢劫案举例：

据铁路部门统计，1989年，全国铁路警察共破获刑事案件高达2.4万起，比前一年增加了39%，其中重、特大案件比前两年的总和还要多，这些案件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5亿元人民币。

这年也成为铁路警察伤亡人数最多的一年，255名路警被罪犯开枪致伤致残，12名路警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抢火车的劫匪胆大妄为，有时连航天与军用物资也不放过。

1988年12月26日夜，上海航天局9656次“卫星专列”从四川西昌卫星发射基地返沪途中，车上部分机密资料被盗，后被警方追回。

1992年3月，某地一批新研发的军用仪器设备通过火车运输到某基地，可在途中就被附近的劫匪洗劫一空。

最终，部队在当地警方配合下，在某废品站找回了这批物资，差一点就被劫匪拆除变卖，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铁路是国民经济的生命线，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遇到重要物资运输时，铁路警方都会配备武装警卫押运，途中遇到有人抢劫，没武器的就地拿下，有武器的直接击毙。

当年某些铁路警察交班时，最常说的是“我昨晚上在xxx地方打下去两个，不知道死了没有，你等下过的时候再看看。”

90年代后，铁路上的车匪路霸逐渐蔓延到了国际列车上，其中最著名的案件就是发生于1993年的“5·26中俄列车大劫案”。

苏联解体后，中断许久的中俄贸易重新恢复。这期间，许多“倒爷”将中国的服饰、鞋帽等物品高价倒卖到俄罗斯，发了财，吸引更多人加入中俄贸易行列，登上了北京至莫斯科K3次国际列车。

有肉的地方就有狼的出现，抢劫事件也在这里不断滋生。

1993年5月26日，伴随着清脆的“哐当”声，载满乘客的K3次列车缓缓驶出北京站，朝着广袤的西伯利亚平原而去。

这趟列车将行驶一百三十多个小时，由中国进入蒙古，最后再到达莫斯科。

因为是国际列车，所以车上的乘客鱼龙混杂，不仅有留学生和出差的政府官员，还有游走于法律边缘的蛇头和偷渡客，人数最多的则是提着大包小包货物的“倒爷”。

这些“倒爷”因为都是现货贸易，身上揣着大量现金，因此被犯罪团伙盯上。

列车驶出北京后，因为有中国乘警值班，一切都很正常。

当天傍晚，列车停靠二连浩特站，这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站，随后就要进入蒙古国境内。

由于不能跨国执法，乘警们全部在二连浩特下了车，而蒙古并没有在列车上安排乘警值班，这就为随后发生的惨案埋下了伏笔。

入夜后，列车驶入蒙古境内，车厢里的乘客经过十多个小时颠簸，早已昏昏欲睡。

就在这时，一伙凶神恶煞的人手持尖刀和瓦斯枪，分为两拨，开始对乘客进行洗劫。

被抢劫的乘客手无寸铁，更不敢反抗，只能如砧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

整场洗劫经过了近十个小时，不仅乘客的财物被抢走，还有一名年轻女性被劫匪轮流性侵，残暴程度令人发指。

5月27日中午，K3次列车到达了蒙古的首都乌兰巴托。

心满意足的劫匪们在此下车，扬长而去。

惊魂未定的乘客以为自己总算逃过一劫，松了口气。可没想到，这只是一个开始。

傍晚时分，又有犯罪团伙登上了这辆列车。

他们是以“朱三”朱兴金和“二姐”赵金华为首的两拨劫匪，拿着凶器再次对乘客展开了疯狂抢劫。

之前一次抢劫中，有人悄悄把钱和金银饰品藏了起来，可这次就没那么好运。

看着“战绩”不佳，劫匪们开始对所有乘客进行搜身，甚至连女性乘客也要脱掉内衣，看看有没有藏钱。

短短一天时间被抢劫了两次，倒霉的乘客已经崩溃。

谁也没想到，5月31日，第四波劫匪从俄罗斯境内登上列车。

这伙劫匪的头目叫牛顿，他与朱兴金和赵金华的劫匪团队撞见后，不仅没有发生冲突，反而携手再次轮番对车内的乘客进行抢劫和恐吓。

在此过程中，又有多名旅客被劫匪殴打、刺成重伤，甚至又有三名女性乘客被劫匪们性侵，这趟国际列车已成为不折不扣的“地狱列车”。

这场劫匪的狂欢，乘客的噩梦，直到有人跳车才得以结束。

当K3次列车即将停靠俄罗斯的莎利亚站时，四名福建籍旅客借放缓的车速，砸碎车窗跳了下去。

发现有人跳车后，劫匪们立即拉下了列车紧急制动闸，跳下车追赶市民四名旅客，并将他们刺伤。

幸好，俄罗斯警方闻讯赶来，才将这几伙劫匪吓跑。

中俄列车大劫案发生后，受害者纷纷向大使馆报案，随后上报中央。

不久，一封批示的密函被送到公安部。至此，公安部门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艰苦卓绝的追捕之路。

根据后来警方信息，朱兴金和赵金华也曾是“国际倒爷”，后因沉迷赌博，才干起了偷窃抢劫这种来钱快的勾当，他们抢起“同行”，丝毫不手软。

1994年，“5·26中俄列车大劫案”部分劫匪被抓获，31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及死刑；14人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四个团伙的头目苗炳林、朱兴金、赵金华和牛顿全部被执行死刑。

1995年，该事件被改编成了同名电影，随后又被多部影视剧进行改编，逐渐被人们所熟知。

实际上，“5·26中俄列车大劫案”只是当年众多火车抢劫案里，案情最复杂，影响最恶劣的一起案件。

在此之前，K3列车上各类小案件不断，较大影响的都有三四起，只是不及“5·26中俄列车大劫案”性质这么恶劣。

说了这么多，肯定有人好奇，为何改革开放后，会发生如此严重的车匪路霸现象？

首先，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大部分车匪路霸许多都是农民出身的劫匪。

据公安部统计资料显示，仅在浙江、河北、山西、四川抓获的“车匪路霸”案犯中，农民所占比例分别为72%、80%、85%、80%。

河南郑州在1992年抓获的“车匪路霸”犯罪分子中，超过86.3%都是公路沿线村民，或是暂住该村的游民。

任何历史阶段，犯罪现象集中发生，一定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维护城市治安和管理，发布了《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

劝阻农民进城的原因是：“入春以来，有许多农民因想参加工业建设，进入城市，寻找工作。目前，由于城市建设尚在开始，劳动力需用有限，农民盲目入城的结果，在城市，使失业人口增加，造成处理上的困难；在农村，则又因劳动力的减少，使春耕播种大受影响，造成农业生产上的损失。”

中文词汇由此诞生了一个极具时代性的名词——“盲流”，即“盲目流动”的简称。

农民逃离农村进入城市，是为了解决温饱问题。毕竟仅靠耕作，农民难以填饱肚子，城市里显然有更多赚钱机会。

可对于城市管理者来说，大量“盲目流入”的农民不仅难以管理，还可能造成农村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必须严加防范。

1958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出台，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正式建立，基本宣告了城市和农村人口自由流动的终止。

随后二十多年的时间，严格的户籍制度始终是横在城乡之间的巨大鸿沟。

1984年，中央出台改革开放后第三个关于农村的一号文件《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文件中规定“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城乡之间的界限出现了松动。

盼望已久的农民纷纷从家乡涌入城市，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人口流动大潮。

拿春运举例，1979年全国春运旅客发送量量首次突破1亿人次，仅仅过了15年，1994年的春运旅客发送量便突破10亿人次，增加了9倍。

与此共同，全国公路车流量比1980年前增加了10倍，来来往往的车辆不分昼夜在或宽或窄的道路上奔驰。

农民进城打工，有的凭借辛苦和努力，终于留了下来；可更多的农民因为生活习惯，以及收入不稳定等原因，被迫又退回到乡村。

随着社会财富的逐渐分化，这些“见过世面”的农民，既不可能留在城里，也不甘心老老实实在家种地，贪念和邪念油然而生。

想发财，他们又没有别的好办法，于是，附近来来往往的车辆便成为他们眼中的“摇钱树”。

这些人往往有个荒唐的观点：只要是村庄或自家附近的所有土地都属于自己，那些靠运输赚钱的货车司机，理应有所表示。

伴随着他们从货车司机那里敲诈来的各种好处，他们的欲望也越来越强，各种小打小闹的“治安案件”渐渐演变为了恶性的抢劫案、杀人案……暴行始终裹在经济发展的烟尘中。

由于这些案件很多是流动作案，或是全村集体作案，互相包庇，查办难度十分复杂。

警方心知肚明，却又无可奈何，同时还要面对各类层出不穷恶性案件，只好鼓励群众主动和“车匪路霸”作斗争。

八十年代的荒蛮即将连接九十年代的奔腾，连接处的混乱失序，成为车匪路霸们生长的土壤。

那么，猖獗一时的车匪路霸又如何消失的呢？

说起来，这与1996年全国再次掀起的“严打”有关。

1995年，全国各类治安案件超过150万起，多数都与“车匪路霸”有关。

抢劫案已经从抢劫来往车辆，发展到犯罪团伙有计划，有组织地抢劫银行、金店等金融单位，涉枪涉爆、贩卖人口、毒品，各类 “黄赌毒”案件与日俱增。

1996年，全国上下要求打击“车匪路霸”的呼声日益高涨，中央终于下定决心，从1996年4月到1997年2月，开展自1983年以来第二次“全国性严打”行动。

这次“严打”的主要目标就是各地“车匪路霸”，而且是从严从重从快。“严打”行动中，有超过9万个犯罪团伙被打掉，抓获罪犯42万人，几乎都涉及“车匪路霸”犯罪，另有超过3万多名违法人员在高压下主动投案自首。

虽然这次的“严打”有效震慑了各类“车匪路霸”，但最终逐渐消失，也与我国基建速度提升有关。

过去十年来，我国高速公路网越织越密，大部分国道、省道都纳入其中。截至2021年底，我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已达11.7万公里，已是全球最大高速公路网。

有了封闭式的高速，货车司机就不用再经过某些“危险区域”，更不用绕行偏远的乡村小道，基本安全就有了保证，也没人敢跑到高速上去拦车抢劫。

同时，铁路也进入动车和高铁时代。提速后的火车，也无人再能随意攀爬。

而且，随着手机的普及，人们报警更为容易，法律意识跟以前相比也大大增强，让犯罪分子心有忌惮。

九十年代后期，市场化媒体兴盛，许多地方的车匪路霸均因舆论监督曝光。如果没有这些深入调查，一切罪恶都会被遮掩、封闭、发酵，最后化为浓稠的黑暗。

媒体监督曝光灰色角落，依法治国建立铁律规则，公安机关的警力也在逐渐加强。

通过收缴民间枪支，引入天网与AI识别等高科技设备等手段，我国刑事案件发案数量在2015年达到高峰之后，急剧下降。

当然，说那些车匪路霸全部消失，也不客观，否则也不会有今年“广东索马里高速”的新闻。

但是，猖獗一时的车匪路霸时代，确实早已远去。

曾经的坏人是变老了，可在规则的断裂处，总会有各种毒瘤冒出，成为一段罪恶记忆的主角。

时至今日，在地下、在暗巷、在高楼大厦万千灯火中，还有无数看不见的黑暗在滋生、蔓延，而我们与恶并无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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