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恩伯晚年后悔吗（汤恩伯的死局）
汤恩伯晚年后悔吗（汤恩伯的死局）“穷则变，变则通”。与汤恩伯的境遇相仿，1948年，蒋介石要傅作义偷袭石家庄，这时毛泽东一方面调兵遣将，一方面亲自在新华社写了四篇文章，把国民党企图偷袭石家庄的事件透露出去，起到巨大的震慑作用。后傅作义率部起义，北平和平解放。对偷袭之事，傅作义说，我不敢动，我如果一动就是千古罪人。至1949年春，时局更加明朗，南京政府分崩离析，摇摇欲坠。蒋氏亲信陈布雷自杀，张治中、陈仪等一批高级将官反戈，而汤恩伯与布雷诸公的私交甚深。这种局势，汤恩伯并非不能洞明，但他顶着花岗岩的脑袋，唯蒋是从，坚守淞沪，等待国际形势转化。以为长江防御工事固若金汤，殊不知在解放军猛烈的炮火下，长江防线似纸壁蒿墙。人啊，最高的学问，也有解不开的结，走不出的局，喊也喊不住，拉也拉不回。 尽管汤恩伯出卖陈仪，死心塌地效忠蒋介石；尽管汤恩伯是当时党中央毛泽东宣布的四十三名战犯之一，就在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前夜，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还在冒
□ 周志伟
汤恩伯故居，坐落在武义汤村，故居土木结构，极其简陋。然而，从这里走出的汤恩伯，可数得上是叱咤风云的人物。
汤恩伯“天性聪明，个性甚强”，“少怀大志，任侠好义，不以文事自限”。从小接受正统教育，二十出头赴东洋留学，先考入日本明治大学法科，后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从戎。
“弃文从戎”之抉择，与汤的性格有关，且与其早年履历相联。赴日之前，汤毕业于设在兰溪的杭州私立体专，旋于援闽浙军讲武堂结业。因成绩优异，留在浙江省督军兼省长吕公望部任少尉排长。在一次战斗中，吕部溃败，汤逃回家乡。时值国事日非，外侮频临，内战不休。读书——从军——溃败，二十岁的汤恩伯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也许他为找不到出路而苦闷，为空怀理想而无奈。有此经历的人，要么心灰意冷，另求他途，要么坚定意志，重整旗鼓。汤属于后者。他也许更懂得枪杆子的重要，因此，从明治大学法科辍学，千方百计找关系求举荐，终于如愿以偿地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如果说汤恩伯“弃文从戎”无可非议，那么他“出卖陈仪”似已留下千古骂名。汤恩伯熟习孔孟儒教，深受“忠孝节义”、“天地君亲师”等封建伦理浸染。1946年，汤曾两次回乡为父修坟祭奠，1949年又专程回乡到父墓前作最后的祭拜，为母亲七十岁祝寿，并派人护送母亲去台湾。平生，汤恩伯奉蒋中正为君，待陈公洽为父，敬张文白为师。如果“君亲师”志同道合，那么为臣为儿为生的汤恩伯可以集千万宠爱于一身。可“亲师”与“君” 因政见不一而分道扬镳，张治中要汤停止上海防御工事的构筑，停运金银物资去台湾，张耐心又严肃地启发汤说，你不听我的话去做就是破坏和平，将成历史罪人，汤根本不听为师的告诫。有恩于汤的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力劝汤弃暗投明，汤不但拒绝义父的劝告，反而将陈的原信拍照送呈蒋介石，以致陈仪免职被捕遭害。
真实的心灵和复杂的情感需要妥善安置，这是人类自身必须面对的课题。待人是否真诚无邪，最能反映一个人的人品是否光明磊落。与人交而不信，只能满足一时之私欲，却是做人永远的败笔。匪夷所思，接到陈仪的规劝信后，这位熟知儒家经典的上将军，应该而且可以找到一条中庸之道，既不反蒋投共，也不出卖陈仪。汤恩伯可做不到，在“君亲师”的矛盾中，汤恩伯甚至没有无所适从的困惑，快刀斩乱麻，将陈仪送上了断头台。陈仪以为汤是他多年培养，一手擢升，亲如子侄的可托心腹，太天真了。
汤恩伯为何出卖陈仪？这似乎成了解不开的谜。汤恩伯是个集封建伦理纲常与现代极端个人主义于一身的矛盾人物。他在写字台玻璃板下，自书这样两句话：“要有菩萨心肠，要有屠夫手段。”人们纳闷，有菩萨心肠者，怎会使屠夫手段？反之，会使屠夫手段者，又怎能有菩萨心肠？也许这就是汤恩伯内心矛盾的写照吧！在“忠君”、“事亲”、“敬师”面前，汤恩伯的本能和信念都以“忠君”为首，不分是非黑白的愚忠，愚忠让汤走向一条可悲的死胡同。
尽管汤恩伯出卖陈仪，死心塌地效忠蒋介石；尽管汤恩伯是当时党中央毛泽东宣布的四十三名战犯之一，就在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前夜，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还在冒险策反汤司令。在策反工作中，汤曾打听傅作义近况，暴露其动摇心理，对起义一事表示“从长计议”。同时向地下党同志透露：上海是他从日本人手里接管过来的，他不会忍心地去毁坏它；万一淞沪告危，他会将上海完整地交给民众。正当策反工作有所进展之时，国共和谈破裂，4月21日，渡江战役打响，蒋氏父子亲临上海压阵。以防汤司令起义，蒋纬国住进了汤的官邸，国民党不少大员和中统、军统特工人员紧随汤的左右，策反工作就此中断。汤恩伯犹豫不决，观望彷徨，失去了改邪归正的最佳时机。
“穷则变，变则通”。与汤恩伯的境遇相仿，1948年，蒋介石要傅作义偷袭石家庄，这时毛泽东一方面调兵遣将，一方面亲自在新华社写了四篇文章，把国民党企图偷袭石家庄的事件透露出去，起到巨大的震慑作用。后傅作义率部起义，北平和平解放。对偷袭之事，傅作义说，我不敢动，我如果一动就是千古罪人。至1949年春，时局更加明朗，南京政府分崩离析，摇摇欲坠。蒋氏亲信陈布雷自杀，张治中、陈仪等一批高级将官反戈，而汤恩伯与布雷诸公的私交甚深。这种局势，汤恩伯并非不能洞明，但他顶着花岗岩的脑袋，唯蒋是从，坚守淞沪，等待国际形势转化。以为长江防御工事固若金汤，殊不知在解放军猛烈的炮火下，长江防线似纸壁蒿墙。人啊，最高的学问，也有解不开的结，走不出的局，喊也喊不住，拉也拉不回。
汤恩伯暮境悲凉。当年他将上海3亿多银元的黄金白银运往台湾，后来在日本的医药费却成问题。汤在日本治病期间，写信给胡宗南，要胡在老先生（指蒋介石）面前，为他想点办法。汤死后的第七天，在一次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上，蒋介石说：“照我个人看法，假使汤同志当年在上海保卫战中殉职，将是何等光耀。他在日本最后弥留之际，一定非常难过。回忆前尘，定会无限懊悔，抱恨终天。”蒋介石的潜台词是：汤恩伯死的不是地方。为蒋卖命一辈子，盖棺定论如此。汤若地下有知，定难瞑目。死生本无定点，可在蒋氏心中，你的死所该由他定夺，这叫独裁。
汤恩伯外粗内细，工于心计。他经常向蒋介石提供手本，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党务时事。蒋对汤的手本十分重视，常转给陈布雷，要陈据汤之手本拟出具体解决办法。特务头子戴笠曾说：“汤恩伯的手本，在委座面前最吃香，他一挥而就，钢笔草书，写了就交，我写则非墨笔工楷不可。”蒋汤之间似有一种心灵默契，曰此默契为心有灵犀也行，沆瀣一气也罢，他们都在不断地揣摩对方。不过，汤恩伯临终前“难过”、“懊悔”、“抱恨”的也许不是“没有战死在上海”。这回，老蒋揣摩歪了。
汤恩伯也为中华民族立过战功，只是以往轰轰烈烈的事迹，已被出卖义父、上海之战等劣迹淹没掉了。1937年8月的南口战役是中国抗日史上十分悲壮的一幕。中国军队在汤恩伯的运筹帷幄之下，上下同心协力，艰苦卓绝，顽强战斗，英勇牺牲，沉重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汤被戴上“抗日铁汉”的桂冠扬名中外。在台儿庄战役中，汤恩伯军团迂回攻击日军的侧翼，所占胜利的比重是很大的。汤将军作战，机动飘忽，汤军团的运动战，是我国抗战初期实施战略战术的成功范例。
倘若汤恩伯不跟随蒋介石积极反共，倘若他有陈赓之信念，离开蒋介石，投奔阳光道，那他的“弃文从戎”与鲁迅、郭沫若的“弃医从文”有殊途同归之效。
倘若汤恩伯听从陈仪规劝，倘若他接受中共地下党的策反，那他也能像张治中、傅作义一样受到党和人民的礼遇。
此乃后人的“倘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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