坠崖青年的真实事件（为什么接二连三有人从这里）
坠崖青年的真实事件（为什么接二连三有人从这里）而最早站在舆论浪尖的是，7月24日，在华山栈道上，一名男性游客在行至华山长空栈道中间位置时，平静地解开安全绳，跳下山崖。 再往前追溯，半个月前，在峨眉山跟团旅游的山东枣庄22岁大学生小朱，同样的景区，同样的位置，也纵身一跃，跳入了烟雾缭绕的悬崖，只留下一条短信：导游，我舍身跳崖了，不用等我了！ 9月12日12点30分，网上流传着这样一段视频：在峨眉山景区金顶舍身崖，可见一男子身影晃动，他翻越护栏，向外走了一两米，毫不犹豫，纵身一跃而下。后经景区证实，这段视频属实，确为男子轻生所为。 就在刚刚过去的8天前，9月4日，同样在峨眉山景区，一个年仅21岁的花季女孩试图跳崖，周围的游客纷纷抚慰劝阻。 她回了声谢谢，最终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纵身跳下，不幸身亡。
文 | 董小姐
如果冬天过不去，活着已经是英雄。
而，有些人的绝望，成为压倒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9月12日12点30分，网上流传着这样一段视频：在峨眉山景区金顶舍身崖，可见一男子身影晃动，他翻越护栏，向外走了一两米，毫不犹豫，纵身一跃而下。后经景区证实，这段视频属实，确为男子轻生所为。
就在刚刚过去的8天前，9月4日，同样在峨眉山景区，一个年仅21岁的花季女孩试图跳崖，周围的游客纷纷抚慰劝阻。
她回了声谢谢，最终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纵身跳下，不幸身亡。
再往前追溯，半个月前，在峨眉山跟团旅游的山东枣庄22岁大学生小朱，同样的景区，同样的位置，也纵身一跃，跳入了烟雾缭绕的悬崖，只留下一条短信：导游，我舍身跳崖了，不用等我了！
而最早站在舆论浪尖的是，7月24日，在华山栈道上，一名男性游客在行至华山长空栈道中间位置时，平静地解开安全绳，跳下山崖。
短短不到两个月，四起跳崖自杀，四个鲜活生命，这种惨烈而决绝的方式，令人唏嘘不已。我们无法理解，当他们站在山崖的那一刻，内心经历了怎样的挣扎？又是什么力量，在耳旁催促着“轻生者”们义无反顾的纵身跃下？
在面对如此接连频发的悲痛事件时，公众、媒体是否尽到了应有的责任，他们又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公众要“保持善意”
当自杀事件发生，人们首先提出的疑问是，为什么自杀？而有些“为什么”，往往带有深深的恶意。
据相关调查显示，在中国自杀和自杀未遂的人群中，50%~70%是抑郁症患者。中国的抑郁症患者约9000万，抑郁症患者最严重的后果是自杀。其中只有10%接受过专业治疗。
从网上曝光的21岁女孩遗书来看，她备受抑郁症的折磨，“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结束”“活得很累，很痛苦。”“我一直活在噩梦里，不，比噩梦更可怕。”
字里行间看得出来，女孩不是没有倾诉过，不是没有尝试过，换城市，换工作，给自己找事干，跑步、旅行、征兵，即便如此，她的内心仍被一种无形的力量牢牢牵扯住，周围人嘲笑她脆弱，不被理解，不被接受，没有人真正为她着想。
而在跳崖后潮水般的舆论中，仍有一些脑洞大开、不负责任者，通过穿着打扮随意揣测女孩的性取向，认定其是因“出柜”后不堪压力而寻死；或者扒拉一些“边角料”猜测她的家庭是否有变故，重男轻女、当兵不顺、生活无期待，一个不落。
甚至连她的母亲也不放过，冷漠、失败的帽子扣着，“母皆原罪”的言论说着，仿佛自己对其家庭关系了如指掌；更有一些冷漠围观的人，轻描淡写中透露着恶意：“有什么想不开的，还玩跳崖。”“这点小事，就自杀，至于吗？”“现在的人，动不动就轻生，抗压能力太弱了。”
而这些言论分明是对抑郁症的误解，医学专家认为，抑郁症是一种精神疾病，成因非常复杂，有遗传、环境、个体等内外多种因素，并不是“想开了，开心点”就可以解决的。而由于抑郁症患者的忍耐程度较高，一边笑一边内心痛苦的自虐，是抑郁症患者的日常。
生活中，多少人带着快乐的面具人前微笑，活成了心理学上所说的“微笑抑郁者”。他们和那些愁眉不展，疲惫憔悴的抑郁症患者不同，他们每天笑脸迎人，仿佛一切如常，他们是一群“隐形”病人。但没有人知道，在笑容的背后，他们正在与那个黑暗压抑、痛苦不堪的自己，进行着怎样的缠斗。
像华山轻生的“中年男子”一样，自杀前的表现异常平静，仅仅只是转身望了望前方，便张开了双臂，一句话也没有，就跳下去了；林肯公园歌手切斯特·本宁顿，在自杀前36小时笑得很灿烂，在他脸上看不到一丝恐慌与不安；英国东米德兰兹的诺丁汉郡的16岁少女，以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而她在周围人眼中，一直是一个笑起来没心没肺、开朗活泼的姑娘。
患有抑郁症的喜剧演员Kevin Breel，在演讲中，谈起他六年来与抑郁症抗争的艰苦历程时表示，一直以来，他都在过着两种人生，一个是每个人都看见的人生，另一个是只有他能看见的人生。
表面上他是诸多荣誉加身的风光大男孩，却一个人，饱受抑郁症的折磨，悄悄酝酿了千百次的自杀念头。在他的微笑下面是斗争，光明下面是黑暗，人格下藏着更深层次的痛苦。
幸运的是KevinBreel走了出来，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提醒所有人需要矫正对抑郁症的惯性认知：真正的“抑郁症”，根本不是矫情，不是耻辱，它是一场漫长的精神感冒。我们需要停止无知，停止不容忍，停止蔑视和停止沉默，我们需要打破禁忌，直视真相，并开始说话，因为唯一解决人们单独作战这个问题的方式就是坚强地站在一起。
而那些看起来暖心无比的安慰话“要加油，要努力，要正能量，不要矫情”事实上，才是对他们最大的残忍和伤害。
我想说，虽然，这个世界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没有抑郁过的人，永远无法完全理解抑郁症有多痛苦。但，如果无法“感同身受”做到同理心相待，最起码，对别人生命中的幽暗时刻，也请保留最基本的一份善意。
媒体“头脑要清醒”
如果说不被理解的“抑郁症”以及公众的“妄加揣测”是大多数“跳崖自杀”轻生者的直接诱因，那么，“跳崖自杀”成现象级，是否就要归咎于一些不良媒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我们真正要说的是，他们为什么选择了同一种自杀方式？甚至在同一地点？
2003年4月1日，张国荣自杀后，香港某些不良媒体，并没有正面引导受众如何正确看待抑郁症，而是大篇幅报道、大肆渲染自杀事件。从当天深夜到第二天凌晨9小时内，全香港有6名男女跳楼自杀，其中5人不治，当月香港共有131宗自杀身亡个案，较3月份增加32%。有几名死者留下遗书，清楚写明其自杀与张国荣轻生有关。
2010年，深圳富士康发生连续14起的跳楼事件。虽然，其中不乏企业未尽到人性关怀之责，但最深层的因素，依然是模仿效应。1986年4月，日本歌星冈田由希子自杀的新闻被媒体大肆渲染，随后日本青少年自杀率显著升高，比1985年同期提高44%，被心理学家称为“由希子症候群”。
1998年香港媒体图文并茂地报道了香港第一例烧炭自杀案，令人错觉烧炭自杀较其他自杀方法舒适。随后两个月内，烧炭自杀在最普遍自杀方法中排名第三，3年后烧炭占所有自杀方法的比率由6％增至28％；5年后香港每4个自杀个案中，便有一个是烧炭自杀。
的确，媒体对自杀事件的报道会诱发模仿自杀行为，美国社会学者David Phillips提出并证实：自杀新闻报道量与随之而来的自杀事件数量成正比。这最早可追溯到18世纪晚期。1774年，德国大文豪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中，主人公维特为情开枪自杀。小说面世以后，许多青年男子用同样的方法结束生命。因此，该书在好几个国家和地区被列为禁书，“维特效应”亦被用来专指模仿自杀的行为。
这中间存在的心理逻辑是这样的：患上精神绝症的“自杀者”在自杀前有过多次痛苦的心理斗争，一直寻求解决办法未果，直到在新闻中看到其他人自杀的消息，一下子找到了“得救”的方法，连具体实现方式都有了。因此跳楼的后面必有跳楼的，跳崖的后面必有跳崖的。在他们内心，这是唯一有效的解药。
而当这样的心理不断加码，作为媒体，就不得不引起足够的重视。不该耸人听闻、大肆渲染，不该为了流量、阅读量去消费死者，妄想借此名利双收，更不该因“维特效应”助推“现象级自杀”一发不可收拾。
但往往，即便在今天，我们仍然会看到一些媒体在扮演着无良的角色。去年，一名江苏10岁的女孩，因为一时的冲动，在家中喝下农药，经抢救无效死亡。这本是一件令人感到无比痛惜之事，一家媒体居然在微博上开通了话题#少女喝农药自杀身亡#作为炒作热点的手段； 80后创业代表人物万家电竞CEO茅侃侃24日在家中开煤气自杀，优米网创始人@王利芬竟然在庆祝微信文章《茅侃侃的离世，掀开了创业残酷的一角》阅读超过10万，而欢呼“先高兴下”。
作为公众的口舌，一定要时刻把良知放在心上、把道德放在心上、把正义放在心上，守住道德底线，把握公序良俗的正确舆论导向，不吃人血馒头，不为丰厚利益消费死者，不做挑战人伦，践踏人性以及一些在伤口撒盐的缺德之事。还是那句话：新闻再热，头脑仍需清醒，切勿滥用手中的话语权。
最后，给抑郁症患者一些帮助：
知名的新闻人张进，曾如实记录了自己的抗抑郁的苦旅，并汇集成书《渡过》，以帮助更多的抑郁患者，少走弯路。
他提出的战胜抑郁的经验，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他写下接地气的四点：
“尽管看不到任何希望，没有任何信心，我还是以“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坚持做到几件事：
一、不自杀；
二、按医嘱吃药，一粒都不少；
三、努力多吃一口饭，增强抵抗力；
四、体力允许，哪怕多走一步路也行。”
其实我想说，只要活着，好好活着，接纳真实的自己，曲径通幽，或终将柳暗花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