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行霈古代文学录音课：110系庆中文学人

小君 2022-11-11 13:01:47 341

袁行霈古代文学录音课：110系庆中文学人程苏东：袁先生，我们都知道，您的课很受学生欢迎，能讲讲具体情况吗？记得我刚刚留校时，您提醒我“备课不仅要备教材，还要备学生，要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来设计课程”，您的课堂、您的板书成为很多学生难忘的回忆，在您漫长的教学生涯中，有没有令您印象特别深刻的课堂？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是我学术道路的一个新起点。1995年我接受教育部的任务，主编一部面向21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作为中文系本科的教材。我一共约请了19所高校的29位优秀学者，连我一共30人共同撰稿，这对我的组织能力来说是一次重大考验。我提出“守正出新”作为指导思想，撰写了《编写宗旨》和《编写要点》，强调此书既是高校教材，又是学术著作，必须站在学术前沿。在总绪论中，我提出了“文学本位、史学思维、文化学视角”，以及“三古七段”这一新的文学史分期法，作为这部书的纲领。文学本位，是强调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要把文学当作文学来研究，而不是社

图九：1987年袁行霈应日本爱知大学邀请前往讲学

“唐宋词研究”这门课是怎么来的呢？1982年我在东京大学任教时，有六位教授要跟我学唐宋词，他们有东京大学的，有日本大学的，有御茶之水女子大学的，有爱知大学的，都是东京大学的毕业生。我们每月有一次读词会，因为第一次是六月，读的第一首词是六一居士欧阳修的《蝶恋花》，他们谦虚地说是六名学生一名老师，所以称为“六一读词会”。这样就逼着我在唐宋词方面用功。一年后我回到北大，便给研究生开了“唐宋词研究”课，并发表了几篇词学的论文。爱知大学的中岛敏夫教授，后来又两次请我去他的大学做集中讲义，我的那本《中国文学概论》就是根据讲稿写成的。那时候精力旺盛，早上四点钟起床，在旧讲义的反面用铅笔写，一气呵成。说到这里，我们应该佩服王力先生，王力先生写的文稿和讲义常用毛笔小楷，很少涂改，客人来了就到客厅接待，客人一走立刻回到书房继续写，思维一点没有中断。

为什么我选中国诗歌艺术做研究呢？因为当时这方面的研究太匮乏了，解放后都在讲现实性、人民性，而对艺术性的研究很欠缺。大家习惯于从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的角度去研究诗，不善于把诗作为诗，从它所具有的艺术特点、艺术魅力这个方面入手进行研究。我试图从中国诗歌的创作实际出发，吸收中国古代诗歌理论中的精华，适当对比西方的诗歌理论，建立起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比较系统的诗歌艺术理论，并用于诗歌的分析。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发表了一系列论文，1987年结集为《中国诗歌艺术研究》。林庚先生为我写的那篇序，提纲挈领，十分精彩。据彭庆生先生说，林先生只写过三篇序，给陈贻焮先生写过一篇，给我写过一篇，给他写过一篇。

孟飞：您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被全国高校广泛采用，多次再版，影响很大，成为高校中文系的经典教材，可以说许多年轻学者都是读您主编的文学史教材成长起来的。您能介绍一下当时编写《中国文学史》的一些情况吗？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是我学术道路的一个新起点。1995年我接受教育部的任务，主编一部面向21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作为中文系本科的教材。我一共约请了19所高校的29位优秀学者，连我一共30人共同撰稿，这对我的组织能力来说是一次重大考验。我提出“守正出新”作为指导思想，撰写了《编写宗旨》和《编写要点》，强调此书既是高校教材，又是学术著作，必须站在学术前沿。

在总绪论中，我提出了“文学本位、史学思维、文化学视角”，以及“三古七段”这一新的文学史分期法，作为这部书的纲领。文学本位，是强调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要把文学当作文学来研究，而不是社会或政治图解；史学思维，是强调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要写出文学发展的脉络，而不是作家、作品论的汇集；文化学视角，是强调文学的文化属性，应当把文学史放到文化的大格局中研究。

关于文学史的分期，我打破相沿已久的按朝代更替来分期的方法，朝代的更替不过是政权的变更，不一定能引起文学划时代的变化，应当以文学本身的变化作为文学史分期的标准。这是针对当时和此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文学史研究的老习惯提出来的。由于我注意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既充分发挥学术民主，又坚持主编的定稿权，所以工作十分顺利，只用了两年半时间，到1997年夏就收齐了书稿。当年秋天，我趁着哈佛燕京学社邀请我前往访问研究的机会，到大学的图书馆阅览室工作，逐字逐句地修改《中国文学史》书稿，紧张工作了四个月，终于完成了全书的定稿，年底交给高教出版社，1999年就出版了。

程苏东：袁先生，我们都知道，您的课很受学生欢迎，能讲讲具体情况吗？记得我刚刚留校时，您提醒我“备课不仅要备教材，还要备学生，要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来设计课程”，您的课堂、您的板书成为很多学生难忘的回忆，在您漫长的教学生涯中，有没有令您印象特别深刻的课堂？

图十：袁行霈在讲堂上（1989）

袁行霈：我1957年毕业，1960年开始讲课，讲的第一门课就是“中国文学史”。老师讲课好不好，跟学生有很大关系，如果学生给你良性的反馈，能提出问题来，那老师的脑子就更加灵活，讲稿里本来没有的内容临时冒了出来，甚至还能形成新的研究题目。还有什么比师生之间切磋学问更快乐的呢？每一堂课都是一次切磋的机会，都可以从中得到乐趣。陶渊明有两句诗我很欣赏：“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就是讲他参加劳动的体会，不管粮食收成多少，劳动这件事本身就有许多快乐。我想教书也是这样，教书这件事本身就有许多快乐。我们平时读书做研究，有了心得总想找个人谈谈，课堂上那么多学生，就是专门来听你谈的，学生给我良性的反馈，使我有许多即兴的机智的发挥，学生的提问又启发我新的思路，教学相长，这有多好！

我给77级、78级、79级这三届学生讲“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在文史楼108，在哲学楼和二教的阶梯教室也讲过。选课的人多，坐不下，有时学生坐在讲台上，或者是站在靠门的走廊上。那是很值得回忆的一段时光。那时候胆子也真大，写两篇文章就敢讲一学期的课。一边研究一边上课，讲义也在不断地补充和修改，虽然这门课前后讲过多次，但内容并不完全一样。

图十一：袁行霈书法对联：“文章辉五色，心迹喜双清”

孟飞：袁先生，您觉得一位理想的学者，应该具备哪些素养呢？

袁行霈：最重要的就是“格局”和“眼光”，再加上“胸襟”和“气象”。我这样说并不是炫耀自己做到了，而是对自己的期许。一个学者的格局很重要，要将“纵通”和“横通”结合起来，从更广阔的背景上观察和研究一个个具体的问题，这样，做学问才能“四冲八达，无往不至”。同时还要有眼光，知道哪个题目能做，哪个题目不能做，在别人刨过白薯的地方，还能再刨出白薯来。再就是胸襟要开阔，不矜己长，不攻人短，不抱门户之见。学术是天下之公器，不能当成自己攒的私房钱。最后还要有气象，中国近现代的学者不乏有大气象的人物，如梁启超、王国维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学术格局大，视野开阔，具有总揽全局的能力。我希望看到自己的学生达到这一境地。

除了以上这些，还应该做一个厚道的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不能老想到自己，还要想到别人。北大给了我很多知识、很多学习的榜样，也给了我很多发展的机会，比如主编《中国文学史》和《中华文明史》，创办国学研究院和汉学家研修基地等。我常提醒自己“常怀感激之心，常存谦素之意”。

程苏东、孟飞：今天下午我们真的是收获太丰富了，虽然跟您学习了这么多年，很多故事还是第一次听您说起。再次感谢您跟我们分享您的人生智慧。衷心祝愿您身体健康！期待在120年系庆的时候，再来听您讲新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