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巴援建的公路：中巴公路往事 代号 1601

中巴援建的公路：中巴公路往事 代号 1601不敢言说的苦-6-我们在国外吃不上新鲜的东西，都是吃罐头。但其实也有活物——苍蝇。这里苍蝇巨多。伙房帐篷上，黑压压的全是。一炒菜，热气一熏，苍蝇就噼里啪啦掉到菜里。记得第一次吃饭时，我就从菜里挑出了 17 只苍蝇，恶心极了。老兵在一边很淡定「都是这样过来的，我们已经习惯了，凑合着吃吧。」这就是唯一的活物。

■ 医院驻地的帐篷

我们的驻地吉尔吉特是亚热带气候，温度特别高。再后面去南线，夏天帐篷里得有 40 多度。我那时候睡觉，要打一盆冰山上化下来雪水，泼在凉席上。等水干了，但还余下一点凉气时，赶紧躺下睡觉——10 分钟内必须睡着，否则这一夜就别想再睡了。

海拔高，气压低，沸点也低，煮饭经常煮不熟，馒头跟橡皮坨坨一样，啃起来都想吐！

没办法，国外就是这种条件嘛！

我们在国外吃不上新鲜的东西，都是吃罐头。但其实也有活物——苍蝇。

这里苍蝇巨多。伙房帐篷上，黑压压的全是。一炒菜，热气一熏，苍蝇就噼里啪啦掉到菜里。记得第一次吃饭时，我就从菜里挑出了 17 只苍蝇，恶心极了。老兵在一边很淡定「都是这样过来的，我们已经习惯了，凑合着吃吧。」

这就是唯一的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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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言说的苦

尽管生活条件艰难，但和工作的苦比起来，这些都不算什么。

张京渡当时还是炊事员，后勤工作之余，她要加紧培训护理技能；而田念胜需要赶快适应高原地区的劳动环境。

他们都朝气蓬勃，干劲十足地迎接着最苦的日子。

早上一手抓馒头，一手端稀饭，爬上车就去工地了。中午在工地吃饭，晚上很晚才回来。

我们连负责修公路两旁的护路墙，它是用石头一块块垒起来的。所以撬石头、砸石头、搬石头，就成了我们的主要工作。

因为高原缺氧，哪怕搬一块一二十斤重的石头都特别吃力。要知道我当年上山下乡时，挑 180 斤的担子，5 公里以内，健步如飞。但在这里，搬 10 公斤的石头，我都感觉累得要命。

天天搬石头，不到一个月，大家衣服全磨破了。扣子磨掉了，我们就找一根细铁丝固定衣服。每个人都这样钉过扣子。

病人从工地来，衣服都带着土，破了洞，沾着血迹。

我那时候不敢说，我觉得最痛苦最难熬日子就是洗衣房的三个月。因为我到洗衣房时，刚好有一次 1968 年就来援外的人提前回国，跟我搭班的人就是其中之一。整个洗衣房就剩我一人了。

每天早上我要到山下挑水，那时候没有洗衣粉，就把肥皂削成一片一片用开水泡开才能洗。被服上有脓有血，有屎有尿，洗起来很费力。被服很大，一个人拧不动，晾晒也不容易。

周一到周四洗被服；周五下午，给病人洗衣服；周六洗全部工作人员的工作服。我手都洗出泡。

出国 4 年多，最难熬的就是这几个月。那时候我都不敢说。

有一次，我一个人搬了 4 个小时后，实在搬不动了，就悄悄溜到后山的一个偏僻地方，休息了半个小时。实在是坚持不住了，你说坐在工地休息吧，丢人现眼。

你说了，别人会怎么想？这点苦你都吃不了啊？

我们当兵嘛，就是来吃苦的，所以这些苦都不算什么。

■ 医院工作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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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病人老蔡

筑路很苦，不同支队、不同工种都有各自的苦法。在整条筑路线上有施工员、卫生员、通讯员、炊事员。负责炸山开路的，得两两搭班，前面一个工人扛着风钻机，后面一个工人带着炸药， 前面的人钻一个洞，后面的人就往里放 200 克炸药，硬是这么一点一点炸出一条路来分到推土机班的人，要在悬崖上把老虎嘴推平，这个工作稍不小心就可能掉进万丈深渊。而炊事班，没有条件，只能在石板上烙饼，在脚盆里煮稀饭。测绘、设计人员更是得夜以继日地在悬崖上测量、测算。在这个过程中，张京渡和田念胜好不容易适应了各自艰苦的工作，但是很快，他们又迎来了援巴工作的重大转折。

先讲讲张京渡的故事。

经过三个月的护理培训，张京渡真正地走上了外科护理工作的一线。让张京渡没想到的是，她独立护理的第一个病人，就是一名重型颅脑损伤的中方筑路员工。

有一个重型颅脑损伤的病人叫老蔡。

那时候我还没出师。病人从手术室出来，需要上特护。所长就问「新同志里哪个能单独工作？」护士长推荐了我。

我给老蔡上大夜班，他的头肿得特别厉害，浑身都是伤。那是我第一次单独照顾病人，还是伤得这么重的病人。我特别害怕。

隔壁普通班的护士跟我说他死不了，我还是怕。索性，我给他打上针，就跑去隔壁普通病房呆着。其实很多工作没做到位，只能说很侥幸没有出问题。

等我当了两年护士以后，我才明白，对于颅脑损伤的病人，医护必须时刻观察病人变化。

例如有一次一个病人是硬膜外下腔出血。手术完后，我们的老护士突然发现这个人瞳孔散大，赶紧来医生，打开颅脑，把污血放出来，他才恢复正常。如果护士没及时发现，这个人肯定就走了。所以观察病情是很重要的。

后来是其他护士照顾老蔡。过了一个星期，我在普通病房再见到他，已经认不出来了，他其实是个脑袋很小的人！他肿的时候，要比现在大出将近一倍——可想而知，他那时候伤得有多重。

■ 医生在帐篷里为伤员做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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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产的巴方孕妇

之后几年，再给颅脑损伤的病人上特护的时候，张京渡一分钟都不敢离开，每 15 分钟，她都会给病人测一次血压、脉搏，看看他们的瞳孔。

张京渡慢慢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外科护士。而指挥部医院因为高超的医术，在吉尔吉特当地也越来越出名。

除了收治中巴两国的筑路伤员以外，医院也开始义务为巴基斯坦的老百姓看病。很多周边村庄的百姓都会在有困难的时候来医院求助。

夏玛是丹沃尔村的一个妇女，她的女儿在我们医院出生。

那晚没有月亮，特别黑。夏玛的丈夫很急地来到我们医院，说他的妻子生不下孩子，快不行了。

我们赶紧找到翻译，打着手电筒，深一脚浅一脚地赶去他们家。一进去，也是一片漆黑。我们拿手电筒照了好几圈，看到三四个孩子睁大了眼，地上有几个土堆，那就是他们的枕头。这时，我们发现产妇在角落里蹲着，特别痛苦，地上摊着一堆沙子，这就是她即将分娩的地方。

做了简单检查后，我们赶紧把她送到了医院。

按照惯例，晚上 12 点，医院就停止发电了。但那天夜里，我们为夏玛破了例——顿时全院灯火通明，接生的帐篷里不时传来很凄厉的叫喊声，听着揪心。

终于，孩子的啼哭声冲破了黎明——母女平安。但是夏玛不喜欢女孩，孩子躺在她身旁，她都不愿意看一眼。

我们心里也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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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血库

在张京渡的记忆里，还有一位来自巴基斯坦的孕妇。这位孕妇非常瘦小，尽管怀着孕，体重也只有 70 斤，来医院时，已经气息奄奄了。医生说得赶紧给她输血。

那个时候，张京渡刚出国没多久，还不知道医院的血液从哪来。等化验出孕妇是 B 型血后，很多同志都伸出胳膊，要求抽自己的。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面，张京渡深受感动。

每个医院都应该有血库。但是在那种条件下，医院根本没有血库，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天然血库。

大家一开始都争先恐后地抢着输血。后来检验科把我们每个人的血型都化验出来，需要什么血型就广播通知。

我也积极献血，但那时候我很瘦小，医生说「你那点儿血还没猫尿多呢！」不要我的血，我挺难过的。

直到后来，血实在不够用了，医生才叫我也输了血。

■ 医院工作人员正在为伤员献血

输完血后，心里特别舒坦。等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到病区一看，才发现地也扫干净了，该干的活都干了。原来那些轻病号听到广播叫我的名字，知道我刚献过血，就主动帮我干活。

你对他们好，他们也会对你特别好。我真的很感动。

那几年，我们好像生活在一个特别干净的世界，所有的人都没有私心杂念，心里只有一个宗旨：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

在那样的艰难岁月里，仅仅靠着一台 X 光机和一台心电图机，指挥部医院没有出现一例因为诊断失误造成的医疗事故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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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放映员

再说说田念胜的故事，和张京渡一样，田念胜也经历了一次重大工作调动。

他在工地上干了 2 个月后，被一个首长看中，调去了团部政治处，成了一名电影放映员。

筑路工兵的娱乐生活很匮乏，电影放映员的工作就显得格外重要。

借着这个机会，田念胜得以越过眼前的护路墙，看到中巴公路沿线更广阔的故事。

我们放映员每天跑到各个连队放电影，算得上在这条路上往返次数最多的人。

当时放映的电影，主要就是国内那些老片子，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八个样板戏……

■ 田念胜在巴基斯坦放电影

我最难忘的电影是地方戏曲《花为媒》。因为有一次，我们给一个营部放了这部戏后，他们硬是留我住了一晚，要我们第二天再放一次。

「这部片子是我们老家的戏剧，好多年都没听到这个腔调了。我们特别想再看一次！」

这么微不足道的一个要求，其实是想家了。

我们碰到好多次这样的情况。部队里的安徽兵和湖北兵多，他们都对黄梅戏情有独钟。

每当机器架好，很多战士就掏出笔记本记歌词，有的还用外汇买了录音机来录音。情到深处，他们还会跟着一起唱，把放映机的原声都压住了。

我们的连队大多驻扎在河谷中，两边是峭壁。这些歌声就在河谷里回荡着，和呼呼作响的风声交织在一起，很苦，但也很甜。

那个场景再也看不到了。

我们几乎没有娱乐生活，每次通知放电影绝对都是特大喜讯。

大家吃完午饭就去占位子，不仅给自己占，还要帮病人占。凡是能动的病人肯定都要来看电影。所以我们排球场那一大块地，放电影时都是黑压压的一片人头。

其实都是老电影，反反复复看过好几遍了，但大家都百看不腻。这时候最害怕上晚班，那你就只能听着外面电影的音乐声，急死你！

一般放电影前会放些歌，有一次放的是《泉水叮咚响》，特别好听。我们科有位医生听得开心极了，他说「哎呦，这银铃般的嗓子，我要娶到这样的老婆，得天天扛着她！」

哈！我们全笑了起来。这首歌我印象特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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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中作乐

就像田念胜说的，那时候的岁月很苦也很甜。尽管现在听起来很艰难，但两位援巴老兵回忆起当年的事儿，更多的都是怀念。

随着张京渡和田念胜在各自的新岗位上越干越熟，慢慢地，他们紧绷的神经也松缓下来。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他们各自也有了不少这样忙里偷闲、苦中作乐的回忆。

我们在每个连队放电影，最多放一遍两遍，但有时候也会有点「私心」。

比如我们部队有好几个蔬菜种植班，收获时节蔬菜班只留一个人驻守。但即使只有一个人，我们也去给他放电影，而且一放就是好几场——其实就是口馋，想吃点水果，搞点新鲜蔬菜回来。

药房的人都是搞化学的，我们在国外，那些大液体都是他们自己配置，所以做汽水都是小菜。但是药房也不能大张旗鼓地给大家做汽水，只有跟药房的人搞好关系，才能享受上汽水。

有一天，药房的小徐问我，想不想喝汽水，我当然想喝！于是他天天给我做汽水。但我还有两个好朋友，三个人分着喝一瓶汽水总觉得不够。我就跟他说，「一瓶汽水太少了，你得多做点，最少做三瓶！」

后来他就每天给我做三瓶汽水，我们仨喝得挺痛快。

他们药房的一个同事来找我，说小徐对我有意思，想跟我好。我一听，愣住了，没想过他有这个意思。

我就跟两个好朋友商量这个事。我说我不愿意，但如果拒绝了他，我们就喝不上汽水了。于是我们仨就想了一个主意，回他说「这是个大事，我得征求父母的意见，我父母亲同意了才行，我需要时间。」

就这样，小徐还是一如既往地每天给我做三瓶汽水——现在想起来，我们当时还挺「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