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支持社会主义吗：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欧洲虚无主义思潮

陀思妥耶夫斯基支持社会主义吗：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欧洲虚无主义思潮在宗教大法官滔滔不绝地阐述他的理念与权术的过程中，基督始终一言不发，这种沉默的态度意味深长地揭穿了宗教大法官想要在人间实现基督愿望的谎言。在这个故事的结尾，宗教大法官终于意识到无法说服基督相信自己。在接受了基督的轻轻一吻之后，宗教大法官打了个寒战，改变了先前想要处死基督的念头，他打开牢门放走了基督，并严肃告诫基督“不要妨碍我们，永远都不要再回来！”宗教大法官的这个举动丝毫不意味着他的良心发现，恰恰相反，精明的宗教大法官很清楚，自己的权力和力量根本无法通过世俗的审判来改变基督的信仰，他对基督的审判只会彻底断绝自己的后路。宗教大法官是善于投机的聪明人，他丝毫无意于誓死捍卫沙俄政府的权力秩序，一旦政治形势与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宗教大法官就会转变自己的面貌，以激进平民领袖的形象重新在历史舞台上粉墨登场。正如弗兰克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精湛的叙事技巧表明，宗教大法官津津乐道的这些权术，恰恰就是基督在

1958年苏联上映的电影《卡拉马佐夫兄弟》

当然，宗教大法官心里相当清楚，仅靠这种策略不足以长久地诱使民众放弃自由，他进而发明了三大权术来巩固这种让民众逃避自由的效果，其中第一种权术就是奇迹。1851年，英国为了在伦敦海德公园举办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就在公园内建造了一座“水晶宫”的展览馆。车尔尼雪夫斯基大力赞颂水晶宫内所展示的英国工业革命的伟大成就，并将这座水晶宫视为辉煌的现代文明在现实中的图腾。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2年的伦敦之行中专门参观了当时在举办第二届世界博览会的水晶宫，但他并没有像车尔尼雪夫斯基那样乐观，而是把水晶宫视为启示录所预言的巨型怪兽。他敏锐地意识到，水晶宫在物质层面上创造的巨大奇迹，将成为宗教大法官操控人心的一种精巧手段。

1969年版本的苏联电影《卡拉马佐夫兄弟》

鉴于人类总是对未知的事物产生更大的敬畏，为了维系民众通过敬畏奇迹而形成的信仰，就有必要让信仰形成奇迹的方式与过程长久地保持神秘状态，而神秘恰恰是宗教大法官发明的第二种权术。宗教大法官作为理论家，他将为他悄悄改造的信仰著书立说，但他倾向于运用玄奥晦涩的语句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他尽可能书写语法结构复杂的长句，其中充斥着各种在智识时尚中盛行的、可以展示其博大精深的陌生典故与冷僻语言，即便出现了日常用语，也要在该语境下赋予讳莫如深与模棱两可的意义，甚至还要频繁地编织出难以捉摸的新术语来标榜其理论的创新性。通过人为抬高理解的门槛，宗教大法官不仅可以在第一时间迅速劝退那些对自己缺乏虔诚的读者，而且还成功地将虔敬读者的注意力基本上转移到了理解自己晦涩思想的艰巨目标之上。人们总是更为珍视自己费劲千辛万苦所达成的目标，当一个人将主要精力都放在解读神秘思想的深刻含义时，就很少会去关注这些思想本身的真假虚实，就会对自己殚精竭虑地从中构造出来的那一套融贯的解释深信不疑。即便事后证明这套显白的解释是大成问题的，宗教大法官也可以将相关的智识责任推卸到诠释者的误读之上。

另一方面，宗教大法官作为教会的实际领袖，在各种公开的社会活动中务必要利用权力来制造神秘的距离感，掩饰自己真实的能力、想法与精神状态，以便于避免野心勃勃的下属在看透了宗教大法官的心理规律与行为规律之后，反过来利用这些规律操控宗教大法官。无可否认，这种权术并不能迷惑真正有头脑的人，纪德在他发表的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演讲中就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虚假的伟大是咄咄逼人的，高不可攀的，由于心虚，故深藏不露，至少不抛头露面，只在必须使人肃然时才露一下尊荣，但绝不露其真相，我想说，其真相就是不折不扣的渺小。”但这种权术对绝大多数民众乃至虽然经过高等专业教育，却又涉世未深的年轻学生仍然相当有效。只要宗教大法官在大多数人面前为自身确立了伟大而又深刻的神秘形象，那么像纪德这样的少数几个有头脑的人是没有活动余地的。

然而，民意一向都是容易变化的，民众由于现实遭遇的严重挫折或新智识思想的影响，会动摇他们原本笃信的信仰，宗教大法官对此则有最后一招杀手锏——通过与世俗权力媾和来巩固信仰的权威，借助凯撒的宝剑来清除对自身构成威胁的异端。因此，宗教大法官用来应对这种困境的办法，通常是这样一种马基雅维利式的阴暗策略：“所有武装的先知都获得胜利，而非武装的先知都失败了；当人们不再信仰的时候，就依靠武力迫使他们就范。”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作者：（法）安德烈·纪德 译者：余中先 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9年3月

正如弗兰克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精湛的叙事技巧表明，宗教大法官津津乐道的这些权术，恰恰就是基督在旷野苦修四十天的时间里，魔鬼用来试探基督的三大诱惑。这足以证明，宗教大法官是个冒牌的信徒，他通过歪曲基督的教义来迎合世俗权力诱惑中世纪民众放弃自由的要求，并借机为自己攫取了难以想象的特权与利益。就其本质而言，宗教大法官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但他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擅长以批判虚无主义的至诚外表与虔敬言行，来掩饰他那颗实际上信奉虚无主义的魔鬼般的内心。令人细思极恐的是，正是这种伪装成基督徒的“敌基督者”，掌控了俄罗斯国家教会高层的巨大权力，并在那里不断谋划与实施着大量败坏本真信仰的阴谋活动。

在宗教大法官滔滔不绝地阐述他的理念与权术的过程中，基督始终一言不发，这种沉默的态度意味深长地揭穿了宗教大法官想要在人间实现基督愿望的谎言。在这个故事的结尾，宗教大法官终于意识到无法说服基督相信自己。在接受了基督的轻轻一吻之后，宗教大法官打了个寒战，改变了先前想要处死基督的念头，他打开牢门放走了基督，并严肃告诫基督“不要妨碍我们，永远都不要再回来！”宗教大法官的这个举动丝毫不意味着他的良心发现，恰恰相反，精明的宗教大法官很清楚，自己的权力和力量根本无法通过世俗的审判来改变基督的信仰，他对基督的审判只会彻底断绝自己的后路。宗教大法官是善于投机的聪明人，他丝毫无意于誓死捍卫沙俄政府的权力秩序，一旦政治形势与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宗教大法官就会转变自己的面貌，以激进平民领袖的形象重新在历史舞台上粉墨登场。

俄国的虚无主义浪潮

1863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伦敦拜访赫尔岑时结识了一个名叫奥加廖夫的友人。同年9月，在奥加廖夫的推荐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参加了一个在日内瓦举办的和平与自由联盟代表大会，著名的俄罗斯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即兴演说，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反响。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没有直接聆听巴枯宁的这次演说，但他通过当地报刊和国际新闻界对此的全面报道而间接知晓了巴枯宁演说的主旨内容。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巴枯宁的这些夸夸其谈并没有产生任何好感，在他看来，尽管巴枯宁向民众承诺，可以帮助他们实现民众渴求已久的公正与平等，但巴枯宁的虚无主义将毁灭一切的激情颂扬为“所有生命深不可测的永恒源泉”，这无形中就消解了公正与平等的道德约束力量。巴枯宁断定这是虚无主义给予民众的一种自由追求自己政治理想的可贵契机，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则认为，这种肆无忌惮的自由在政治实践中只会导致不择手段地滥用阴谋诡计的可悲状态，并最终让权力无限集中在一小撮野心勃勃的平民领袖手中，可以说，这让人们“始于无限的自由，却终于无限的专制”。在巴枯宁这样的激进平民领袖的心中，实际上也住着一个“宗教大法官”。

巴枯宁

巴枯宁及其追随者的政治理论与实践，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撰写《群魔》的主要灵感来源之一。在这部小说中，韦尔霍文斯基以私生活颇有争议的斯塔夫罗金为精神领袖，建立了一个旨在推翻沙俄政府的恐怖组织，这个组织实施了一系列企图动摇社会基础的阴谋活动，但他们最终由于杀害了一心想退出组织的核心成员沙托夫的罪行而走向瓦解。通过这种方式，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动传神地向读者展示的是，附身在宗教大法官上的群魔，由于耶稣的驱逐转而附身到了一群激进的平民领袖身上，而这群平民领袖在群魔的蛊惑下又一步步地走向自身的毁灭。

在《群魔》发表之后，不时有评论家认为，这部小说只不过是对某些俄罗斯政治人物的任意虚构乃至恶毒诽谤，然而，弗兰克对《群魔》的历史创作背景的研究表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中展示的各种阴谋诡计基本上都是有据可考的。1871年，巴枯宁的得意门生涅洽耶夫因为指挥杀害地下组织的动摇分子的罪名而受审，随之公开的是他秘密撰写的一部深远影响了俄罗斯数代激进平民领袖的论著《革命者教义问答》。涅洽耶夫在这本书中系统阐述了激进平民领袖在抢夺权力时可以运用的诸多阴暗手段，例如，他们应当掩饰自己作为激进分子的身份，借助各种社交途径接近当权派的妻子与儿女，诱惑他们脱离正统的道德规范，借助手头掌握的相关隐私来迫使他们参加反对社会的激进运动。他们应当抓住一切机会装扮成自由主义的热情追随者，裹挟有影响力的自由主义者卷入会引起社会骚动的阴谋活动，以便于事后将骚乱的主要责任转嫁给自由派。他们还应当尽可能地充任沙俄权贵的幕僚和密探，“为一切灾难和罪恶推波助澜，这最终必定将使民众忍无可忍，逼迫他们全体起义”。涅洽耶夫的这些思想不仅有力支配了许多俄国虚无主义者的激进政治实践，而且也成功地让某些俄国虚无主义者不断降低自己在政治活动中的道德底线。巴枯宁的一批忠实追随者热情参与了法国巴黎在1871年发生的反政府武装运动，当这次运动即将宣告失败时，这些狂热分子竟然打算放火烧毁巴黎，而这仅仅是因为他们由衷地相信，他们的伟大事业高于这个世界的幸福，既然他们的事业无法获得成功，那他们就不介意亲手将这个世界毁灭。

坐落在莫斯科的赫尔岑雕像

尽管巴枯宁及其类似的激进平民领袖在表面上宣扬的是与宗教大法官争锋相对的理想与价值，但他们的内心也并不特别相信他们热烈鼓吹的那一套价值理念，而是为了迎合底层民众对于公正、平等和自由的渴求，以便于借助底层民众的力量来攀爬权力的阶梯。尽管他们煽动民众的那套理论并非无懈可击，但缺乏政治经验的俄罗斯民众依旧趋之若鹜，这或许又一次证明了卢梭所总结出来的那条可悲的历史规律：“习惯于某种主人的人民，倘若企图打破束缚，那就反而会更远地离开自由，因为他们常常会把与自由相对立的那种放荡不羁当作自由，结果他们的革命，差不多总是使他们落到只有加重他们桎梏的那些煽惑家们的手里。”这些激进平民领袖与宗教大法官正是俄国虚无主义的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激进平民领袖在掌握权力之后就会逐渐倾向于鼓吹和宣传宗教大法官的保守信仰，这个世纪俄罗斯的激进分子，就是下个世纪的保守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