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的现代发展：经典和传统社会学理论在当代的新发展
社会学的现代发展：经典和传统社会学理论在当代的新发展哈贝马斯以交往理性概念为基础并主张超越工具理性而重建现代性，他的理论已经成为社会理论的主要参照框架，先后得到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和阿克塞尔·洪尼思(Axel Honneth)等人的推进。克劳斯·奥夫(ClausOffe)和艾德(KlausEder)则发展了他的历史社会学、国家和社会运动理论。弗雷泽将其批判理论与承认政治结合起来，认为围绕身份问题的政治斗争已超越经济不公和资源再分配而成为最重要的问题，正当的文化身份得不到承认与再分配非正义后果同样严重。洪尼思也指出，身份承认要求对人不分宗教信仰、国籍、性别、年龄等等状态都给予同等的尊重，而任何政治主张都应以此为规范基础。洪尼思还认为，再分配和身份承认密切关联，如劳动分工往往基于女性能力局限偏见，职业机会、福利政策往往反映了承认与否认、包容和排斥的分类坐标和评价图式，人们应无条件获得最低限度的社会尊重和经济福利。以从人本主义
本文为姚伟发表于2020年08期《理论月刊》的《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新发展概观》一文的第二部分。
在经典社会学理论中，马克思的批判社会学常被宣告“死亡”，但每当人类陷入重大危机时它又会重新回到我们的视野中，足见其生命力的顽强。从198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全球化，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宣告新自由主义行将破产，再到2020年新自由主义世界体系核心国家美国陷入全面危机的整个过程，马克思主义学者和新左派都始终作为批判者伴其左右。其中代表性人物包括恩尼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认为资本对利润的追求仍是当今技术发展的根本动力，资本积累逻辑仍是塑造社会的重要力量，跨国公司成了核心组织，而技术进步已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国家战略。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指出，资本向第三级循环转移的不可持续使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得以流行，但新自由主义空间修复机制和剥夺性积累的最终破产进一步加剧了资本主义危机。资本逻辑在不断创新的科技支持下日益扩张，加强了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控制;而信息和知识不会自动成为公共财产和民主基础，其产权被资本过度垄断而不为人民共享，信息革命转化为社会进步的可能性与资本为追求利润而扼杀这种可能性，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新表现形式。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尽管立场不如哈维“激进”，但仍认为网络社会的崛起也是信息金融资本主义的崛起，存在极其严重的信息和经济鸿沟。由于私有制的存在，人们一开始就形成不同的创新技能与素质，大多数人在信息资本主义马拉松式的残酷竞争中永远落伍。诸如此类的理论，将马克思批判思维初步延伸到所谓后工业社会、网络社会或知识经济时代，同时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社会学本身的发展。
韦伯的理解社会学使用理念类型研究方法对社会行动进行类型学划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多元分层论，指出新教改革和资本主义精神促进了工具理性行动的解放和经济的增长，同时批判科层制和专门化导致的理性“铁笼”对人性的禁锢，主张树立个人责任伦理和实现自我净化与升华。韦伯的理解社会学在传统社会学时期得到了系统的拓展，包括形成了社会分层研究的新韦伯主义传统。自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韦伯传统与新韦伯传统又有了新的发展。例如，基于韦伯的社会分层研究已深入消费分层、偏好分层等;其工具理性过度化批判思想也延伸到网络世界，其中乔治·瑞泽尔(George Ritzer)指出，网络世界的麦当劳化比实体世界有过之而无不及。
涂尔干实证社会学前承孔德，后启二战后实证社会学洪流。他认为，作为社会事实的规范外在于并约束个人，可以在确保必要的社会劳动分工的同时，克服经济自由个人主义的原子化和缓解工人阶级的反抗，从而实现基于法团主义的有机团结、阶级合作和社会良性运行。涂尔干对外在于个人的规范结构的强调，对宗教、自杀、教育等主题的研究，在传统与当代社会学理论中影响深远。随着大数据分析的兴起，其结构主义实证研究被发挥到极致，相关性分析更加突出而因果分析和意义理解被进一步遮蔽。其自杀理论被用于理解今天的恐怖主义自杀式袭击和退伍军人自杀。其社会团结理论成为应对全球化时代日益凸显的族群和民族整合问题的重要理论资源，例如民族或族群的共同语言的形成，并非个人理性选择的总和，而是以集体规范为基础的;即使是在网络世界，规范对社会行动、身份、群体、整合和权力也会产生重要影响。而1980年代随着新自由主义扩张的道德真空和“失范”，一些学者提出了“规范重建”，并试图实现更加复杂的、具有法团主义取向的有机团结。
在传统社会学理论中，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综合韦伯、涂尔干、弗洛伊德、马歇尔和凯恩斯等人的思想，建构了社会系统均衡理论、AGIL模式以及从传统到现代的模式的理论大厦。在1960年代这一理论大厦轰然倒塌后，哈贝马斯提出了更激进的系统论，强调系统均衡和危机都是常态。默顿则提出了中程理论，认为社会制度、文化和意识结构都是从共识到异议的连续体，包含着矛盾与冲突，更是使能与制约的统一。但在1990年代中期，由于全球整合问题的日益突出，帕森斯所提出的有规制的市场、民主政体和法治等概念和理念再次复兴，但其行动者概念日益被注入个人能动性。吉登斯和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等人的“自反性”概念深受默顿的显性和隐性后果思想的影响。进入1990年代后，亚历山大不仅将帕森斯塑造成与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并列的经典社会学家，还进一步拓展和修正了结构功能主义，特别是在默顿的基础上提出了连续统的方法论，使结构与行动的发展趋势走向融合。
在帕森斯理论大厦倒塌之后，众多社会学理论流派在美国绚烂绽放，并随着时代而不断发展。戈夫曼的拟剧理论将视为当然的现象陌生化，把社会生活视为剧场，揭示了作为演员的社会行动者在其他演员同伴的支持和衬托下，使用布景、场景和道具，精心设计前台表演，而后台表演则可能完全相反或矛盾。他还发现，个人在道德、制度和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下理解和定义情境，根据象征符号资源来设计自己的行为和预测他人的行为，从而实现社会互动。在今天，戈夫曼的思想被用来分析社交网站上在线互动，发现其中的自我呈现和印象管理可以为个人形成各种社会关系，进而影响个人的消费，并导致网络社会身份差异和等级分化，也可能导致网上自我与真实自我的差异和矛盾。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指出现代科学脱离了日常经验世界，而常人的视角能更好地理解日常生活意义。日常生活的话语交流是索引性表达，需要共同手头库存知识才能理解，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可说明性框架再生产社会事实和社会制度，整个感性社会世界中的客体、活动和制度的生产都是基于常人方法而实现的。在今天，常人方法学也被用来研究数学、人工智能、人机界面、网络空间和高科技系统应用中的常人方法。
在欧洲，埃利亚斯的文明进程理论独树一帜。他认为随着文明的进程，人们羞耻感阈值不断下降，自我约束日益微妙和内化;国家日益垄断暴力，个人之间从使用自然暴力日益转向智力角逐;个人行为对他人来说越来越具有确定性。在方法论上，他主张概念的开放性、联系性和相互依赖性，例如权力就是相互依赖关系，不同主体之间存在的不是权力有无而是权力“比率”问题。其关于文明进程是确定性不断增加的看法，在当今以全球化不确定性为特征的时代遭受了一些质疑。但是，他的思想后来也得到进一步修正和发展。一些学者基于他的思想对体育、休闲、食物、非正式化过程与女性解放、情绪控制、战争等进行了新的探讨。例如，埃里克·邓宁(Eric Dunning)认为，1960年代出现了“对情绪控制的去控制的高度控制”。亚伯拉姆·德斯瓦安(Abramde Swaan)指出，科技发展导致高度“文明”的远距离暴力、酷刑和谋杀形式(如导弹斩首)，杀人者在社会和精神上都与被杀者远远隔离，从而能够将文明要求和行为野蛮协调起来，不仅使自己逃离社会与公众的控制，更使自己心安理得。同样，通过意识形态将难民描绘成异类并驱逐隔离，使人们对难民集中营内肆无忌惮的野蛮行为麻木不仁。
以从人本主义中拯救真正的马克思为己任的阿尔都塞，则开创了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反对宣扬有意识的能动性或选择的唯意志论的人本主义，否定存在主义、理性选择理论、个人身份认同自我建构等概念，强调现象背后的结构原因，主张经由“表象”深入潜在结构而进行“症状化”理解，从而超越道德谴责而对资本逻辑进行深入批判。但他所强调的结构不是经济而是思想和政治结构，特别是认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会通过各种时空建构“同意”并形成内在强制，从而为统治提供合法性基础。阿尔都塞的思想后来得到广泛的应用和进一步的拓展。例如，人们认识到，生态环境问题不仅源于经济规模过大和技术的发展，还源于既有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导致对自然索求过多，以及决定了不利于自然生态的技术发展方向。B.杰索普(B.Jessop)等人从强调结构制度的策略——关系视角出发，指出国家权力和政府政策是否具有公共性与所处制度结构和社会基础有关，政府即使考虑特殊群体利益也必须考虑其他群体以获得合法性支持和实现社会凝聚；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同样是在授权与约束关系中制定和实施其政治经济策略的。
哈贝马斯以交往理性概念为基础并主张超越工具理性而重建现代性，他的理论已经成为社会理论的主要参照框架，先后得到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和阿克塞尔·洪尼思(Axel Honneth)等人的推进。克劳斯·奥夫(ClausOffe)和艾德(KlausEder)则发展了他的历史社会学、国家和社会运动理论。弗雷泽将其批判理论与承认政治结合起来，认为围绕身份问题的政治斗争已超越经济不公和资源再分配而成为最重要的问题，正当的文化身份得不到承认与再分配非正义后果同样严重。洪尼思也指出，身份承认要求对人不分宗教信仰、国籍、性别、年龄等等状态都给予同等的尊重，而任何政治主张都应以此为规范基础。洪尼思还认为，再分配和身份承认密切关联，如劳动分工往往基于女性能力局限偏见，职业机会、福利政策往往反映了承认与否认、包容和排斥的分类坐标和评价图式，人们应无条件获得最低限度的社会尊重和经济福利。
布迪厄的实践社会学理论提出于1970年代后期，其惯习、场域、实践理性、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国家精英再生产等概念已经得到广泛应用。在他之后，安德鲁·塞耶(Andrew Sayer)着重拓展了惯习概念，认为个人的惯习受个人出生和成长地点和时间及其所属性别、阶级、种族、地区的影响，由个人通过对世界的体现、观察和反应而逐渐内化和确立。惯习包含个人的技能和性情倾向，是由感知图式和话语图式、专业知识与能力、情感与道德等构成的嵌入性矩阵。塞耶特别强调惯习的道德与情感维度，认为惯习还应包括道德倾向和对正义、利他主义等积极原则的承诺，道德倾向为行动者提供选取重要信息的方法，监控自己和他人的行为。他还认为，惯习以及区隔和文化资本都是一种软统治形式，是隐藏在支配背后的结构。
惯习对个人生活机会产生重大影响，缺乏适当的惯习就会无能为力、被排斥和被边缘化。但惯习并非总是潜意识的，个人如果能够反思自己的惯习就能有意识地改变它，形成具有反思性的惯习，个人的认识图式和实践行动都会自觉改变，贫困、不平等问题就可缓解。
福柯的主要著作均成书于1960和1970年代，其谱系学通过事件表面微小变迁来追踪社会发展，深入剖析权力、主体性和科学之间以及理性与支配之间的特殊联系。他指出，在现代社会中，人们既是科学主体又是科学控制对象，西方理性文化陷入了一种规训个人、惩罚和改造越轨的强迫症;科学与统治相结合并确立各种规训知识和组织，使现代社会成了全景敞视监狱，规训力量无处不在;出于对“危险”个体的恐惧，警察网络密集发展，城市空间受到密切监视，社会学沦为协助判定“危险”的学科。他主张个人确立内在的伦理，进行自由的政治和道德实践，在西方自由主义社会框架内寻找丰富资源来进行合理的对抗。后来，雅克·多泽洛特(Jacques Donzelot)将福柯理论的批判层面推进到家庭，认为19世纪初家庭被重建为强调婚姻纽带和父母照看小孩的亲密环境，家庭关系由教育者、医生、社工和慈善家组成的复合体来监管评估，“私人”家庭变成了社会动员和规范的工具。尼古拉斯·罗斯(Nikolas Rose)则进一步认为，自19世纪以来个人的道德和生活就与家庭关系紧密关联，家庭成了支配工具和目标。
作者单位：西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