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冷知识利玛窦，谈谈交友论与利玛窦的伦理观

历史冷知识利玛窦，谈谈交友论与利玛窦的伦理观此外，在中国生活十余年后，利玛窦逐步认识到儒学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及影响也远超佛教，遂放弃僧人打扮换上儒者服装，这一“易服之举”正是利玛窦关注儒学、实行“易佛补儒”传教策略的体现。正如其在1595年11月4日写给罗马总会长阿桂委瓦神父的信中所说：“中国人只注重伦理道德、言谈高雅，或更好说只重写作的能力”，就连青年学子参加考试也要考伦理，主要是来自六经的伦理。因此，利玛窦着力于从六经中寻找与自己教义相吻合的地方，并谈到“过去这数年，我由良好的教师为我讲解六经、四书……当我和儒者交谈时，时常询问他们有关他们信仰的问题，同时藉这些机会，把我们的信仰介绍给他们听。用这个原则不但对我们的信仰有一个好的开始，而且还对他们的看法有了证实” ，以此博取人们对他的信任。在利玛窦看来，当时的中国文人只对伦理和科学感兴趣，而且两种学术既不完全也不系统，“中国人中也有德高望重之士著书立说，但多为伦理方面的，并非科学的

作者：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 方红

《交友论》最初也称《友论》或《友道》，是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利玛窦于1595年在中国著译完成的第一部汉文西书。该书以格言体例编译了古今西方关于友谊的论述，初稿本共收录了七十六则格言，除利玛窦所写的一篇序言外，正文后还附有汉语拉丁化方案。此书在当时一再被传抄重印，有多个版本，至1601年所录格言增至一百则。《交友论》译介了西方的友谊观及世俗伦理观，在当时中国的上层社会广为流传，提升了利玛窦作为“西学儒士”的社会影响力，也开启了中西伦理思想的汇通与交流。

《交友论》的著译初衷虽在利玛窦传教规划之内，然而“他精心选译的西方论友道的格言，都淡化教旨，甚至罕言上帝，力求迎合中国传统的‘论友道’学说”，以“柔性渗入”的方式奠定了其“曲线传教”的基础。《交友论》一书虽为译介西方友道伦理而作，但从内容择取到释义解读又充分考虑了中国自有的伦理道义，甚至融合了“四书”中关于友谊的论述，以致成书后利玛窦将其视为“中国的东西”又译介回欧洲。可见，《交友论》一书既蕴含着中西伦理交融之下的友谊观，也彰显了利玛窦“以译载道”的汇通策略，体现了利玛窦“译出” “译入”模式互动下的翻译规划及借由翻译规划实现的异质思想互融共生。

一、《交友论》著译缘起：为传教铺垫“友道”

意大利总统塞尔焦·马塔雷拉参观利玛窦和外国传教士墓地（2017年2月22日）

利玛窦于1595年北上进入北京未果，转道南京又遭驱逐，于是在南昌停留，并意外结识了第四代建安王朱多㸅，这也是利玛窦入华后接触到的首位宗室郡王。利玛窦在“《友论》引”中提到建安王以礼待之，“王乃移席握手而言曰：凡有德行之君子，辱临吾地，未尝不请而友且敬之。大西邦为道义之邦，愿闻其论友道何如”。正是由于建安王的求教，利玛窦意识到“对友谊和友情的认识，很可能成为东西方两大文化沟通的一个关节点”，于是“退而从述曩少所闻，辑成友道一帙，敬陈于左”。这似乎是利玛窦著译《交友论》的直接原因，即向中国士大夫译介西方交友之道，但作为利玛窦的第一部中文著作，《交友论》的著译无疑也是源于利玛窦“易佛补儒”的传教规划。

利玛窦来华前接受过良好的西方古典文化及基督教文化教育熏陶，有着敏锐的文化感知力。他意识到对中国的发现“不仅是地理上的发现，而是一种文明的发现”，因此，不能采取“强加”灌输的方式传教，而应该深入了解中国文化，以文明的对话交流方式促进中西文化的理解并消除疑心。尤其之前在粤期间并不成功的传教经历，加之聚众宣讲的潜在危险，促使他放弃教化“下层民众”而开始聚焦与上层社会的交往。而且，利玛窦认为“中国文字比语音清楚。自古以来，中国就重视书写，比较不重视讲说能力”，因此，用中文译介西方的文化思想及新知识，无疑是吸引士大夫等知识和权力阶层的最佳途径，同时也是练习中文并深入理解中国文化的有效尝试。

此外，在中国生活十余年后，利玛窦逐步认识到儒学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及影响也远超佛教，遂放弃僧人打扮换上儒者服装，这一“易服之举”正是利玛窦关注儒学、实行“易佛补儒”传教策略的体现。正如其在1595年11月4日写给罗马总会长阿桂委瓦神父的信中所说：“中国人只注重伦理道德、言谈高雅，或更好说只重写作的能力”，就连青年学子参加考试也要考伦理，主要是来自六经的伦理。因此，利玛窦着力于从六经中寻找与自己教义相吻合的地方，并谈到“过去这数年，我由良好的教师为我讲解六经、四书……当我和儒者交谈时，时常询问他们有关他们信仰的问题，同时藉这些机会，把我们的信仰介绍给他们听。用这个原则不但对我们的信仰有一个好的开始，而且还对他们的看法有了证实” ，以此博取人们对他的信任。在利玛窦看来，当时的中国文人只对伦理和科学感兴趣，而且两种学术既不完全也不系统，“中国人中也有德高望重之士著书立说，但多为伦理方面的，并非科学的论述，而是根据《四书》中的名言与发挥申述” 因此，利玛窦的中文著译自然首选伦理学说，且“采用跟知识分子和官吏进行学术的、哲学的对话的方式，由此来同化少数知识分子进而影响大众”。

利玛窦在与士大夫阶层的交往过程中，不但体会到友情的温暖，也感受到友谊作为一种伦理规范及信仰化身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在南昌，利玛窦自认为所有儒家几乎都是他的朋友，并且喜欢他、信任他；而且，“在南昌有不少宗教的传布者，其中以儒家为最盛。但因为他们不讲来生，因此大半中国人对之不满，虽然儒家给中国人很多良好的伦理大道理”。可见，在利玛窦看来，中国儒学是具有宗教性质的世俗伦理且存在缺陷。加之同期利玛窦认为“外国人在大明帝国无不遭受猜疑，尤其我们传教士们。他们以为我们智慧超人一等，精神与能力皆能成就大事，因此我们一举一动必须谨小慎微，不敢造次”，“目前主要的是为伟大的事业做奠基工作”，以知识吸引实现精神信服。因此，正是在“易佛补儒”传教策略的内因规划以及士大夫好奇求问的外因推动双重作用下，利玛窦著译完成了第一部中文著作《交友论》，以中国人最为关注的伦理学思想为切入点，汇通中西伦理价值观，为其后来的传教事业铺垫了“友道”。

二、利玛窦的翻译伦理观及启示

捷克总统米洛什·泽曼参观利玛窦和外国传教士墓地（2015年9月2日）

翻译伦理即指在跨文化交际活动中进行翻译实践的道德理性与行为准则，“以承认文化差异性并尊重异文化为基础，以平等对话为交往原则，以建立良性的不同文化间互动关系为目的”。翻译伦理与译者的身份认同有着密切关系：一方面，译者的信仰、情感、道义认知等因素对其翻译活动有着重要影响；另一方面，译者的翻译实践对其自身也有一定的教化及内化作用。利玛窦不但将西方的科学知识及教义伦理译介入中国，还将中国的传统儒学《四书》首次译入欧洲，其双向译介行为是其传教策略调整下身份认同相应变化的体现，同时使中西文明在会通交流中实现对话与共鸣。

利玛窦放弃僧人打扮转而以学者教师的身份与人交往，这一身份认同变化直接反映出其“以儒释耶”的翻译规划，并进而影响其翻译策略。利玛窦在1595年11月写给罗马总会长阿桂委瓦神父的信中说：“从此我们决定放弃‘僧’这个称呼，这是我们初来中国直到最近常用的。僧和我们的托钵会兄弟差不多，在中国并不太受重视。在这里计有三大宗教：儒、道、释，而释可说地位最低的一个，他们不结婚，每日在寺中念经礼佛，多不读书，可谓是低级百姓之一。他们固然也讲修行立功，但一般而言，他们的毛病却不少，派别又多，因此官吏多不理睬他们。和尚削发去胡，住在寺庙中，不成家，每日仅照顾神坛而已。我们既称僧人，很容易被人目为和僧人是一丘之貉。因此学者多次不愿我们参加他们的聚会。因此在视察员神父的指示下，换上儒者的服装，把鬍髭留下，不几月我的鬍子便长的相当长。我们要佣人及我们的学生称我们为“先生”，并非为了尊敬我们，而是更换地位，我们已多次声明，我们是神学家与儒者（Predicatori Litterati）。所谓儒者，目前在中国到处都有，我们以此名义出入文人学士的场合。显贵或官吏多喜欢和我们往来，而不太容易和僧人交往，不但南京如此，中国其他各地也莫不如此。自我开始称‘儒者’后，现在很少人再以‘僧人’看待我们了。”由此可见，利玛窦以“神学家”和“儒者”双重身份自居，既体现了其“传教使命”的本位，又表明其为融入中国文化系统所做的适应性调整，这些考量都融入在《交友论》一书的著译策略中。而且，从信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利玛窦放弃“僧人”身份源于他们的诸多毛病，如：不读书、循规蹈矩、派别混乱等，可见利玛窦十分看重品性修养及文化交流中的形象建构，甚至认为“声誉”会关乎到传教成败，正如他在给阿桂委瓦神父的信中曾说：“尚有一个有关我们的声誉在这里四处传扬，即我们绝不说谎话，即便在微些的小事上也不例外，也不伤害任何人。上言之事为我们本不算什么；但在中国，在实际上，或在语言上皆不重视此，因此对我们的这种修养视若至大的奇迹。这为他们将接受基督福音是一种奠基，因此我们非常高兴享有这种声誉。”可以说，利玛窦的身份认同转变及其道义素养决定了《交友论》译介过程中的内容选择及阐释策略，他固然秉持“以传教为己任”的原则，但《交友论》的著译无疑是他认可的友谊观，且以他认定的适合中国士大夫的方式加以阐述。融合了西方友观与中国儒学伦理的《交友论》，也见证了利玛窦的个体翻译伦理观。

此外，利玛窦的翻译实践还受到其文化态度的影响，即在跨文化交流中如何看待两种文化，这既会影响其翻译策略，也会反向建构译者的文化身份。利玛窦对中国的文化语境有着自己独到的认知，希望用一种不同于其他地区的传教方式皈化中国文人。利玛窦认为当时的中国文明和西方“不相上下”，而且深知中国人的民族优越感，因为“中国人自信他们是世界的主人翁，在天资与学问方面，任何其他国家都不能和他们相比”，因此，利玛窦首先是尊重中国文化的，认同中国文明及其传统思想的价值内涵和深厚根基。但同时，利玛窦也意识到中国学人学科视野的局限性及狭隘性，“重视规则建设的‘向外用力’与重视心性修为的‘向里用力’是西方与中国伦理思维的显著差异”，加之自然科学方面中国人“落后而不自知”的状态，使利玛窦产生了“合儒补儒”以提升文化、教化民众的心理。正是由于对中国文化的双重认知，利玛窦放弃了“直接传教”的策略，转而以译介新知识、新思想来吸引中国文人以取得信任，进而为其传教事业做好思想准备及受众基础的铺垫。《交友论》一书的著译规划及其“译出”“译入”传播模式正体现了利玛窦的文化身份建构过程，利玛窦深知在中国不能以单纯的“传教士”身份直接宣讲福音，“只有采取‘文化适应’的策略，才容易获得中国人的认可和接受。这就有必要对自己的传教意图进行一定程度的掩饰和包装，有必要在天主教义和儒家理论之间架设一道沟通的桥梁”。在这个意义上讲，利玛窦具有三重文化身份，即西方传教士、儒士和外来“他者”身份。一方面，利玛窦的复合型文化身份决定了《交友论》译介过程中的多重文化考虑：既坚守传教士的本职与初衷，欲借传播西学友观奠定传教事业的基础，还化身为“儒士”主动将西方友谊观融入中国传统伦理观，以此博取中国权贵文人的信任；另一方面，多重文化身份也使其“身处中西两大文化传统之间，也要不可避免地徘徊于天儒之间，经历一番矛盾和挣扎”，因此，从《交友论》到之后《天主实义》的著译策略变化，也见证了利玛窦多重身份影射下的文化翻译伦理观。

尽管作为传教士的利玛窦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十分有限，但是作为中西文明汇通交流的文化使者，利玛窦无疑取得了巨大成就且影响深远。“利玛窦相对比较平等的文化态度及其为了使中国人能够理解他们的信仰思想而做的大量文化适应和编译工作，为中国人（在当时的社会中，当然只能是少数有机会接触到西方神哲学思想的儒生士大夫）理解和把握西方思想提供了条件”，这对于我们当下的中国文化“走出去”及对外话语译介传播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只有“把‘尊重差异、敬畏文明’作为跨文化交往中对文化使者所应当担当的最基本伦理道义” ，才能在文化交流中实现平等对话，在山海之间感受“同心同理”，这或许也是利玛窦对话东方文明的起点与终点。

来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原标题为：《融合与共生：利玛窦〈交友论〉著译策略探析》

附一：利玛窦生平（中英文对照）

利玛窦（1552-1610），意大利耶稣会士，1582年抵达澳门，1583年定居广东肇庆，继而移居韶关、南昌、南京，1601年起定居北京。利玛窦尊重中国人民，尊重中国的文化和风俗习惯，开创了“文化适应策略”和“科学传教方针”，他将欧洲的科学艺术传播到中国，也将中国的文化介绍到欧洲，对中西文化交流作出杰出贡献，是开创“西学东渐”的伟大先驱。1610年，利玛窦逝世，安葬在“滕公栅栏”墓地。

Matteo Ricci(1552-1610) an Italian Jesuit came to Macao in 1582 and stayed in Zhaoqing Shaoguan Nanchang Nanjing for about 20 years.From 1601 to his death he lived in Beijing. He respected Chinese people Chinese culture and customs. He founded the“Accommodation Policy”and introduced European science and art to China. Meanwhile he introduced Chinese culture to Europe.He made an excellent contribution to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West as great pioneer. He died in 1610 and was buried in “ZHALAN”cemetery.

附二：1610—2020 青石记录的410年历史

在北京行政学院景色宜人的校园里，在绿树和修竹的簇拥之中，数十尊久经风霜的石碑静静地矗立在青砖砌就的围墙之内。不时有三三两两的喜鹊上下盘旋，翩翩飞舞于碑林之间。围墙门前，立有一方“利玛窦和外国传教士墓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牌。过往行人不禁要问，利玛窦是谁？这些墓碑是什么年代立的？为什么培训政府干部的党校内至今仍保存着外国传教士的墓地呢？这段由青石记录的历史起始于410年前。1610年，一位来自意大利的天主教耶稣会士利玛窦在北京病逝。一贯懒于政事、常常将大臣的奏折留中不发的万历皇帝，这回却破例快捷地批准了一份奏章，将距离阜成门外二里的名叫“滕公栅栏”的地产赐予利玛窦为墓地。这处位于京郊的墓地是大明王朝二百多年来，赐予第一个被允许在京城定居的外国人的第一处墓地。从此“滕公栅栏”成了在北京去世的来华外国传教士的魂归之处。这个原来普普通通的北京地名也就渐渐地享誉全世界了。

从那时至今已经410年了，“滕公栅栏”经历了光荣与耻辱，狂热与反思，终于迎来了中华民族盼望已久的盛世。历史老人风风雨雨一路走来，终于到了人们可以公正地评判过去、臧否人物的时代。

以利玛窦为先驱的来华传教士，为中西两大文明架起了一座桥梁，17～18世纪的两百年间，持续地将西方文化介绍到中国，同时将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造就了被称为“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的全方位的文化交流，“西学东渐”对中国科学史（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地质学、测绘学、气象学、水利学、力学、物理学、光学、机械学、建筑学、化学、军事工程学、造纸印刷术、人体科学、西医药学、动植物学、酿酒业，等等）、艺术史（美术包括油画和雕塑，音乐包括乐器、乐理、乐曲，园林艺术，还有玻璃、珐琅及鼻烟壶的制造工艺，等等）和人文学史（伦理学、哲学、语言学、心理学、逻辑学，等等）的发展，都起到了里程碑式的重要作用，在有些领域甚至是从无到有的开创性作用。与此同时，他们对中国全面的、多角度的介绍，也使欧洲人更多地了解了中国，成为国外汉学研究的滥觞，并且为欧洲的启蒙运动提供了思想营养。诚然，利玛窦等人到中国来的主要目的是传布天主教，但为了这个目的，他们有意无意地传播了西方的科学文化。就像蜜蜂虽然本意是觅食，但却传播了花粉一样。他们的历史功绩应该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正如前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所说：“利玛窦等人把欧洲的天文、数学、地理等知识传播到中国，给中华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在中华世纪坛的世纪厅环形浮雕中，利玛窦作为来华传教士的代表，被列为对中华文明发展史作出杰出贡献的名人之一。同时，利玛窦又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平等相待，平等交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的典范。尤其是在他所生活的西方列强弱肉强食，殖民主义大肆扩张的时代，这种精神就显得格外可贵。

1610—2020，THE 410-YEAR HISTORY RECORDED BY THE STONE

Dozens of weather-beaten gravestones stand silently among towering trees and bamboo on the campus of Beijing Administrative College. Magpies often flit about amid the gravestones. Outside the front gate of the brick wall surrounding the gravestones is a marker that reads:“The cemetery of Matteo Ricci and other foreign missionaries is a key cultural relic site under state protection.”Passers-by cannot help but ask，“Who was Matteo Ricci? When were these gravestones”erected?” Why are they located on the campus of a college that trains government cadres? Why is the college preserving the gravestones of foreign missionaries?”

The history recorded on these stones began four hundred and ten years ago. In 1610，Italian Jesuit Matteo Ricci died in Beijing. Although the reigning Wanli Emperor seldom bothered to attend to affairs of state，he made an exception by quickly approving a memorial that granted a burial plot，called Tenggong Zhalan，for this missionary. Located outside the walled city，one kilometer northwest of Fucheng Gate，this was the first burial plot given to a foreign resident of the imperial capital in the history of the Ming dynasty. Henceforth，Tenggong Zhalan became the final resting place for foreign missionaries who dies in Beijing. Originally an ordinary place in Beijing，Tenggong Zhalan gradually gained worldwide renown.

In four hundred and ten Tenggong Zhalan has experienced honor and humiliation，dogmatism and tolerance.

We have finally arrived at a time when we can impartially assess the past.

Matteo Ricci blazed a trail for foreign missionaries coming to China and built a bridge linking two great civilizations. Throughout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he and other missionaries introduced Western culture to China and Chinese culture to the West，thus creating an all-encompassing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The flow of Western knowledge into China had tremendous impact on many areas of Chinese science，arts，and humanities（in the sciences：astronomy，mathematics，geography，geology，surveying，meteorology，hydraulics，dynamics，physics，optics，mechanics，architecture，chemistry，military engineering，papermaking，printing，human anatomy，Western pharmacology，zoology，botany，enology，and so forth；in the arts：oil painting，sculpture，musical composition，the art of garden design，the making of glass，enamel，and so forth；in the humanities：ethics，philosophy，linguistics，psychology，logic，and so forth）. Some of these Western disciplines were completely new to Chinese scholars. At the same time，through these missionaries’ comprehensive and multi-faceted introduction of China to the West，Europeans gained a greater appreciation of China. Their efforts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Chinese studies in Europe and also provided nourishment for the Enlightenment.

To be sure，the principal goal of Matteo Ricci and other missionaries was to spread Catholicism in China，but they also unintentionally disseminated Western science and culture to China，just as bees unintentionally spread pollen while searching for food. Their contributions should be given objective and fair-minded evaluation. Mr. Li Ruihuan，former Chairman of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Consultative Conference，noted that “Matteo Ricci and other foreign missionaries brought knowledge of astronomy，mathematics，and geography to China，which infused new blood into our Chinese culture. ” The inscription on the circular relief in the Century Hall at the China Millennium Monument lists Matteo Ricci as one of the individuals who had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t is fair to say that Matteo Ricci set an example for nations and cultures to seek equal treatment and exchange，mutual learning and respect. That he lived during a period of Western colonial expansion makes his spirit all the more commendable.

朗读（汉英双语）：刘 征

编辑：安 南

主编：刘玉洁

责编：席 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