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时期乡村振兴的乡村行动（前瞻十四五）
十四五时期乡村振兴的乡村行动（前瞻十四五）基于个人电脑的“传统”互联网时代，由于地区发展的不均衡以及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信息化与网络化发展的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10]。上网所需的知识、技术、经济与硬件高门槛将年龄偏大、生活水平较低、缺乏良好教育、缺少计算机和网络知识的乡村居民阻挡在互联网时代的大门之外，“数字鸿沟”一度成为令全球社会担忧的现实。2008年以来，随着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的诞生和3G/4G网络的普及，移动互联网开始爆发。APP成为主流，人们可以全天候地保持“在线”状态。手机上网业务开始成为各大通信运营商业务竞争的核心，加之智能手机产业快速的技术迭代，城乡居民尤其广大乡村居民接入互联网的成本更加普惠，性能更加强大。城乡数字鸿沟的缩小、城乡互动方式的革新以及城乡社会参与度的增强，预示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新城乡关系。本文刊载于《城市规划》2019年第10期伴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入网门槛的大幅度降低，
【作者简介】
罗震东 (1978-)，男，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南京大学空间规划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乡村规划与建设学术委员会委员。
项婧怡 (1995-)，女，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硕士研究生。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1878329、51808280)。
本文刊载于《城市规划》2019年第10期
1 引言伴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入网门槛的大幅度降低，中国城乡已经全面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文化生产方式正在发生巨变。截至2018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8.29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59.6%，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8.17亿人，网民中手机上网的比例高达98.6%[1]。无所不在的移动互联网进一步加剧着线上线下的融合与交互，流空间(space of flows)[2]的快速扩展及其与地方空间的高频互动，使得城乡要素之间的交流传播方式正发生着革命性变化。2015年7月《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 ”行动的指导意见》发布以来，“互联网 ”的概念深入各行各业。该《意见》明确提出将发展“互联网 现代农业”作为重点行动，明确了互联网在农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2016年2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作为加快新型城镇化、辐射带动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抓手被明确提及。2017、2018、2019年连续三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均将开展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建设具有广泛性的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基础设施，作为培育农业新产业、推动“产业兴旺”的重点。2018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全面分析三农工作中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提出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全面发展，都离不开“三农信息化”的建设和发展。自上而下的政策支持与自下而上的发展诉求迅速推动乡村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革，互联网、物联网以及大数据等新兴信息技术的跨界融合优势，正迅速瓦解城乡二元壁垒，乡村发展正快速步入移动互联网时代。随着土地、劳动力、技术、信息等要素的重新配置与优化，传统农业经济已逐步拓展至工业经济和服务业经济[3]。
新乡村现象的涌现与国家政策的高度关注引发了相关研究热潮。从电子商务推动下的乡村经济结构转变[4～5]、城乡格局演变[6～7]、社会结构和基层制度变迁[8]等，到在注意力经济推动下形成的乡村视觉消费空间建构[9]，互联网不仅赋予乡村工业化、城镇化新的动力，更为重要的是深刻地推动了乡土社会秩序的变迁与重建，改变了乡村与外界交流的方式与方法。相比于基于个人电脑的“传统”互联网时代，移动互联网的普及进一步加剧了线上虚拟空间和线下实体空间的交互，要素之间的传播交流方式发生了新的革命性变化。信息传播的碎片化和去中心化、文化生产的大众化与高频化，使得大众流行文化表现出明显下沉趋势。以草根文化为代表的广大乡村地区获得了比以往更多的焦点集聚和资金注入。典型如4G技术的成熟发展使得短视频和直播平台成为当下最为热门的营销渠道，为各地的“淘宝村”和“网红村”提供了新的发展路径。随着5G技术的应用普及，未来的5年注定将迎来新一轮技术革命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巨变。在这巨变的时代，乡村如何把握移动互联网所带来的红利而真正实现振兴和可持续发展？这是一个非常迫切和基本的问题。通过对移动互联网时代所出现的新乡村现象的剖析，本文试图总结移动互联网对乡村发展的多种影响，进而探索移动互联网时代乡村发展的路径与策略，为“十四五”时期的新型城镇化政策制定提供建议和参考。
2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城乡发展城乡数字鸿沟的缩小、城乡互动方式的革新以及城乡社会参与度的增强，预示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新城乡关系。
- 2.1 城乡数字鸿沟的缩小
基于个人电脑的“传统”互联网时代，由于地区发展的不均衡以及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信息化与网络化发展的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10]。上网所需的知识、技术、经济与硬件高门槛将年龄偏大、生活水平较低、缺乏良好教育、缺少计算机和网络知识的乡村居民阻挡在互联网时代的大门之外，“数字鸿沟”一度成为令全球社会担忧的现实。2008年以来，随着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的诞生和3G/4G网络的普及，移动互联网开始爆发。APP成为主流，人们可以全天候地保持“在线”状态。手机上网业务开始成为各大通信运营商业务竞争的核心，加之智能手机产业快速的技术迭代，城乡居民尤其广大乡村居民接入互联网的成本更加普惠，性能更加强大。
手机日益成为小乡村连接大世界的窗口，海量而丰富的信息要素迅速突破时空障碍涌入原先落后闭塞的乡村，极大地拓展了乡村居民的视野，丰富了他们的认知，同时为他们提供了融入外界社会的端口。而政府对于乡村信息基础设施的重视和完善，进一步缩小了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10年之间，中国农村网民规模从2008年底的8460万人，飞速增长至2018年底的2.22亿人，占中国网民总量的26.8%，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升至38.4%[1，11]。近几年广大乡镇层面人群更是成为移动互联网新用户增长的主力军(图1)。移动互联网对于城乡数字鸿沟的深刻影响在上海财经大学的“千村调查”成果中反映得更为清晰。项目组在全国31个省、市和自治区的乡村共发放了10381份问卷，所调研乡村家庭手机拥有率远远高出固话和电脑的拥有率，个人智能手机上网率基本追平城镇[12](图2)。尤其对于西部地区而言，移动互联网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由于固话和家庭电脑缺失带来的与外界信息不对称的劣势，由此获得了追赶东部发达地区的机会[12]。
图1 | 2017年3月-2018年3月抖音用户人群增长倍数
资料来源：海马云大数据，2018抖音研究报告，2018年。
图2 | 农村信息化普及情况
资料来源：2017中国农村互联网应用报告，2019年。
- 2.2 城乡互动方式的革新
移动互联网时代为乡村打通了更加多元、全面和开放的城乡交流渠道，对乡村产业及公共服务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在传统互联网时代，淘宝村、镇通过电子商务突破空间区位约束，参与全国乃至全球的产业分工，实现社会和经济跃迁式发展。在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下，信息传送和接收终端日益呈现出多样化趋势，高频互动成为更加热门的交流传播手段。例如各类在线教育平台，使得众多先进的、丰富的教育资源可以在全球、在城乡共享；又比如“共享农庄”与线上农业信息平台的建设，进一步推动了农业信息化的发展。通过移动互联网完全有能力实现乡村的教育、医疗、卫生、文化、就业等社会民生事业与城市的基本均等，彻底改变社会公共资源分布和利用的不均衡状况。
移动互联网的兴起更为显著地、不可逆转地改变着大众传媒的格局，将专业的传统线性传播结构逐渐演变成去中心化的网状传递结构，从而为城乡营销开辟了新的、颠覆性的途径。报纸、杂志、广告、海报等实体媒介日渐式微，电影、电视、传统网站等虚拟媒介也已风光不再，“两微一抖”(微博、微信、抖音)以及快速崛起的直播平台正迅速成为炙手可热的营销“法宝”。当前利用移动互联网进行产品推广、城乡营销以及文旅扶贫的热度已经蔓延到广大乡村地区。过去由于低可达性而不为人知的自然美景，通过新媒体的传播日益成为新的乡村形象。尤其中国西部地区丰富的自然与人文景观所展现出的强烈空间异质性，日益成为东部发达地区大众消费的热点。典型如位于连片贫困地区的稻城亚丁景区，2018年在“抖音”平台上拥有超过17亿次的短视频播放量，从而为它吸引了大量来自一线城市的游客，仅上半年游客量就同比增长达55.6%[13]。随着游客在地空间消费行为的完成，藉由空间生产而实现的地方社会关系确认、社会认同强化的过程也得以完成[9]，一批与当地文化相关的主题餐厅和民宿应运而起。稻城亚丁并不是个例，据统计在“抖音”平台上最热门的100个县域景点中，约30%都位于贫困县。2018年抖音联合字节跳动正式启动“山里DOU是好风光”项目，为乡村提供流量倾斜、人才培训、产品扶持等服务。移动互联网对于城乡空间的影响必将随着更多新科技、新平台的诞生而产生颠覆性的变革。
- 2.3 城乡社会参与度的增强
移动互联网有着动态、自由、即时、智能、平等、自发等特性，而且日益变得无处不在。随着越来越多的城乡用户进入移动互联网世界，媒介渠道激增，大众文化生产与传播开始向乡村居民和年轻群体下沉。这种自下而上的文化生产模式和大众化的文化生产主体以一种草根的姿态，对大众文化进行解构和再造。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内容更容易引起大众的情感共鸣，消弭城乡之间的文化信息隔阂。在这种背景下，移动互联网便成为乡村网民传递和满足物质与精神需求的主要载体，为城乡居民感受世界、融入世界、改变世界的愿景提供了平等发声与展示的渠道和平台。
上海财经大学的“千村调查”成果显示，95.9%的农村网民都在使用微信、QQ等社交软件(图3)，应用比例甚至比城镇更高[12]。乡村居民压抑已久的表达与分享欲望在“快手”、“抖音”等自媒体短视频平台上也得到了很好的表现：有人拍摄农村秋收，金黄的颜色铺满农家小院；有人拍摄乌苏里江捕鱼的辛劳与收获，号子声响彻江面；有人编写小剧本，或搞怪或写实地展示着自己的农家生活……朴实自然的拍摄手法，与城市截然不同的自然景观，以及乡村的各种传统的生活细节片段，通过短视频平台的算法分发模式，突破地域限制传播到全国各地，迅速激起人们的猎奇心理和关注热度，成为了注意力经济时代下的新宠。“土味”视频在网络上的迅速传播以及高热度带来的经济效益，往往激起更多村民开启新一轮的创作。各种“土味”的创新一时间使乡村成为新的热门文化输出地，通过这样细微而琐碎的方式一点点向外界传输自己的独特文化和珍贵习俗。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乡村景观、乡村文化的异质性，与更加真实、高质量的乡村生活开始得到更多青睐，乡村一定程度可以更加独立、平等、自信地与城市交流、并存，而不是一直以来的从属、迎合与异化。
图 3| 乡村居民各种类型APP的使用比例以及其中的热门APP
资料来源：2017中国农村互联网应用报告，2019年。
3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新乡村现象- 3.1 移动互联网推动产业兴旺——淘宝村的升级
10年来中国农村网民数量的高速增长，催生了由电子商务促发的乡村产业化与城镇化浪潮，全国各地淘宝村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并实现了井喷式的快速增长。从2009年最早鉴别出的3个到2019年的4310个①，从沿海省份的零星分布迅速扩展到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淘宝村已经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新经济地理现象[14]。移动互联网在淘宝村、镇的快速发展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大大降低了乡村社会进入互联网世界的门槛，而且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新营销模式，典型如短视频、直播等，赋予了乡村甚至相对欠发达的乡村一定的“后发优势”。在中国广大乡村地区，基于熟人社会建立的、供需信息不对称的、依靠非正式的传统秩序约束的小范围市场，难以真正地为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注入强大推动力。短视频、直播和社交媒体的到来为乡村产品的网上销售和推广排除了地缘与亲缘障碍。村民在直播平台上与顾客聊天交易，五湖四海的陌生人都可以成为熟人，市场范围迅速扩大。同时，平台上相对成熟、完善的交易制度消除了村民销售商品时的社会不信任和对于熟人社会的强烈依赖。这种具有可见性、低知识能力门槛、平等进入、去中心化特征的营销方式受到了广大村民的欢迎[15]。调查显示，在网络销售的推广中，朋友圈传播、网络直播等营销方式在欠发达地区的使用占比均高于东部发达地区[12]。
网络直播动态、真实、直观、细节的展示特性能够带动非标准化、高附加值、复杂工序产品的销售，从而直接促进淘宝村产业的发展升级。河南省镇平县石佛寺镇是中国最大的玉雕产品(和田玉)加工销售集散地，石佛寺镇石佛寺村、贺庄村是河南省最早的一批淘宝村。然而由于玉石产品的非标准化特点与相对昂贵的价格，当地即使已经有两个淘宝村，但玉石产品的销售很大程度上仍为依托大市场的传统线下交易模式。2017年起，直播的兴起为石佛寺镇迅速打通了线上玉石销售的渠道。通过店家在线详尽的介绍和较为专业的鉴定过程，顾客得以深入了解玉石产品。同时通过视频直播，玉石产品的温润之美和雕刻工艺的精妙获得了充分的展示，相比于传统互联网时代的图片展示更能激起顾客的购物欲望。在销售额明显提升的过程中，微商和早期淘宝店销售模式中高达一半的退货率，也随着直播模式的上线大大降低。直播模式对于玉石销量的巨大影响力使得“主播”迅速成为石佛寺镇炙手可热的新兴职业，当地企业纷纷建设专门的直播基地，其中最大的“真玉天地”在2019年3月成为淘宝直播全国首个官方基地。在石佛寺镇巨大的玉石市场中，除了典型的“坐播”模式，还出现了更为新颖的“走播”模式：主播一边在市场中游走挑选，一边在线直播鉴赏，并即时代顾客与卖家进行讨价还价来选购心仪的商品。年轻的移动互联网产业与古老的传统手工艺产业的碰撞融合，迅速擦出机遇的火花，点燃了乡村草根的创业热情，为淘宝村的转型升级注入了新的力量。
- 3.2 新媒体流量注入乡村景观——网红村的涌现
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信息极大丰富甚至泛滥的集合体，面对日益过剩的信息，“注意力经济”开始受到重视。而凭借视觉冲击力吸引注意力的视觉营销在这种趋势下成为获得资源与吸引消费的重要手段，移动互联网时代是升级版的视觉消费时代。既是消费场所又是消费对象的城乡空间必然卷入视觉化的浪潮，网红打卡景观、网红村、网红城市不断涌现。不同于淘宝村在移动互联网的助推下实现实体经济的内生型增长，网红村通常利用移动互联网宣传具有视觉冲击力和吸引力的景观，从而达到吸引外部资源，发展旅游经济的目的[9]。当前的网红村可以分为两类：(1)自身具有优美的自然风景、特殊的文化习俗和建筑风貌，但长期以来由于区位交通条件较差而罕为人知，经移动互联网传播后迅速在网络上走红，进而引致大量的游客；(2)自身特色不足、缺乏亮点，为迎合大众流行文化的景观空间消费需求而制造“看点”，配合移动互联网新媒体建构独特的乡村形象，进而吸引受众关注，成为网红村。
网红村的出现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空间视觉化进程不断加深的必然产物，它集中体现了新时代、新经济所推动的乡村发展进程的特征和趋势。它的出现不是自发的，而是在移动互联网的媒介环境下多种文化生产主体共同作用的结果。由媒体平台、普通民众和粉丝众多的各路“网红”组成的新型人际交流关系网络更是与乡村视觉化演变进程密不可分。如今公众习惯于在各类社交平台上保持“在线”状态，整个社会对信息媒介所塑造的虚拟世界日益依赖[16]，人们越来越频繁地在移动互联网所构建的虚拟社交网络中，借助可见的消费行为和对特殊商品的占有与展示，显示并强化其特定的社会身份和地位[17]。人们在社交圈中通过对具有独特景观和关注热度的网红村的呈现，不仅展示了自己的消费实力、审美旨趣以及新潮思想，还不断刺激着他人的攀比心理和消费欲望，形成了一种“景观社交”，极大地推动了网红村的大众消费与社交网络传播[9]。这种在公众群体中自发产生的社交展示以及“刺激—拍摄—到访—刺激”链条促使“网红景点打卡”成为了一种新兴的旅游目的，不少景点也在产品描述中打上“网红”标签来吸引消费者。
- 3.3 新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困境——旧病与新愁
移动互联网在短期内对乡村空间和产业造成的巨大影响使得乡村在主动或被动地承接这种快速变化的同时暴露出不少发展矛盾与问题，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乡村发展的“中等收入陷阱”[18]。
首先就是过度竞争下的产业发展内卷化问题[19]。移动互联网带来的明显的致富效应迅速引起了村民和基层政府的关注，争相加入争夺流量的过程，期望获得移动互联网的流量红利。在地方资源有限、市场尚未成熟、缺乏发展引导的情况下，爆发式涌现的同质化商家往往会陷入激烈的竞争。在市场利润被快速摊薄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创新，大量商家只能采取压价竞争以求生存的策略，最终导致乡村产业发展陷入内卷化状态，不少淘宝村因此而衰退甚至消亡[20]。
其次是弱管制能力下的乡村空间建设失序问题。为了抢占互联网注意力经济的先机，网红村在短时间内炮制的、缺乏建设引导的空间景观大多都是直观的、感性的、当下的、无历史深度的[9]。为了迎合流行文化和大众喜好而生成的视觉空间和体验活动，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往往已和最初的地方文化民俗相背离，由此传递出的地方文化和精神内核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失真”，甚至还有可能剥夺地方居民定义自己居住生活空间的权力。与此同时，淘宝村村民财富的快速积累往往激发出建造房屋或是扩大生产、经营空间的迫切需求，乡村景观在村民或主动或被动的建设行为下迅速失序甚至失控。
再次是供求失衡下不可持续的“假象繁荣”问题。大量网红村的发展虽然吸引了广泛的关注和可观的参观流量，但乡村服务配套设施的滞后以及盈利模式的缺失，导致线下空间消费行为很难转化为可持续的实际收益。一方面，缺少体验深度和持续创新能力的实体空间只能吸引短暂的关注热度，难以获得长久稳定的资金支持，无法覆盖村庄为了维护公共秩序和环境而付出的巨大人力、物力成本；另一方面，村庄在配套设施尚未完善的情况下，往往难以招架“来势汹汹”的大量游客人群，导致地方居民的生活空间被挤压，生态环境被破坏。即使在已经初步实现产业兴旺的淘宝村，乡村居住环境的恶化和配套设施的落后也日益迫使拥有一定财富的居民开始外流，将生产经营场所或居所搬离乡村。当世世代代在乡村居住生活的村民逐渐离开，留在原地的只有突兀的加工厂和人造景观时，乡村就失去了它的内核与灵魂，成为一块冰冷的“生财地”。
4 移动互联网时代乡村振兴的路径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新乡村现象已经呈现了新城乡关系发展的趋势与可能，机遇与挑战并存。如果说既有的发展更主要的是自下而上的摸索与尝试，那么在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可行的路径必然是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力量与机制的协同。
- 4.1 高质量内容生产
随着城乡互动方式的革新以及城乡社会参与度的增强，高质量的内容生产将日益成为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乡村的特色与异质性优势的价值将进一步凸显，典型如低密度的特色建成环境、大尺度的绿色生态空间、传承历史的耕作与生产方式、独具特色的乡村饮食、方言与地方曲艺等等。在更加看重内容的移动互联网时代，乡村不必一味迎合城市的审美和需求，呈现出更加真实的、高质量生活的乡村将获得更多的青睐。乡村可以而且必须更“乡村”！
推动乡村传统手工艺的复兴是高质量内容生产的重要方面。手工制作、更突显技艺与匠心尤其传承历史文化的产品在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更显珍贵。观察近几年淘宝村的发展可以看到，一批以传统手工艺产品为主营的淘宝村不仅实现了产业兴旺，而且主动地走上了美丽乡村发展的道路。典型如湖北省十堰市郧西县涧池乡下营村(绿松石配饰和工艺品)，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县朝阳镇南石山村(唐三彩)等。这些淘宝村经营的这些具有较强地方根植性的传统手工艺产品，通常具有较高的附加值，而且很难被简单地模仿、复制，因此对于乡村振兴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2018年，传统农业大省河南省共发现50个淘宝村，总数位居全国第7位，仅次于东部沿海6省。河南省的淘宝村除经营农副产品、家具、金属制品等常规门类外，还包含了牡丹画、无框画、大鼓、民族乐器、艾草艾绒、玛瑙玉石、蜂机具、社火道具等多种传统手工艺产品类型，为乡村产业兴旺开辟了新的途径。
高质量的内容生产需要内生和外生动力的共同作用，淘宝村与网红村的融合发展将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新趋势。淘宝村尤其主营传统手工艺产品的淘宝村，具有成为网红村的优秀潜质；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手段，其传统手工艺产品的加工、制作全过程可以清晰甚至实时地在线传播，从而为乡村吸引大量关注；流量就是财富，如果淘宝村能够进一步在乡村景观与生态环境营造上投入精力，必将吸引更多的线下游客，实现文旅融合发展。而对于网红村，利用移动互联网和电子商务平台实现高质量内容向高附加值产品的转化，将是破解网红村经济不可持续的重要途径。
- 4.2 乡村人居环境改善
振兴道路千万条，人居环境第一条[18]。没有乡村人居环境的改善，即使是已经率先实现产业兴旺的淘宝村，依然无法摆脱异化、消失的困境。事实上，人居环境是乡村异质性的重要方面，宜居才是乡村最值得骄傲和彰显的资本，也将是高质量内容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居环境更是留住人才的基础条件，尤其乡村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均等化发展，不仅是留住淘宝村新富阶层的关键，也是乡村能否吸引外来游客甚至人才的关键。
改善乡村人居环境是一个系统工程，难度很大，需要通盘考虑、多方统筹，科学实用的乡村规划尤为重要。移动互联网时代乡村系统的封闭性已经被彻底打破，空间治理失序现象日益增多。然而在这新旧交替的过渡期，社会对于传统乡村社会的想象却从未停止，乡村规划实践很大程度上也都处于探索与试错状态。早期的拆村并点已被实践证明是简单的想象，片面关注数量而忽略乡村社会复杂性的做法不仅引发激烈的社会矛盾，事实上也并未达到规划的预期。轰轰烈烈的乡村美化运动一定程度上是又一次城市审美和价值观的试验性输入，成效依然是学界争论的话题。面对新乡村，乡村规划需要尝试一次彻底的转型。作为信息时代的一场自下而上的乡村发展变革，新乡村的特别并不仅仅在于其类型的多样与路径的奇崛，村民信息获取途径的丰富与权利意识的觉醒对于乡村的影响更为深刻。面对更为复杂的利益交织与冲突，乡村规划如果不能以一种更加有针对性、更加自下而上、更加有实操性的方式出现，应该无法满足新乡村发展的迫切需求。认清村庄类型和发展阶段，选择合适的发展路径；关注乡村产业发展，当空间供给不足或失序时及时进行规划引导；充分利用技术赋能进行发展策划，这些或许是更为务实的乡村振兴路径。
- 4.3 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
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途径。乡村治理现代化不仅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更是破解乡村发展难题的关键。只有明确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才能更好地指导乡村建设与发展。乡村治理的核心是实现乡村公共利益最大化。公共利益，就是全部私人利益之和[21]。乡村公共利益就是指乡村社会各主体利益的总和，是构成、促进高质量生活和良好社会发展的所有事物[22]，而不是以单一利益主体目标的实现来衡量，也不是以经济发展等单一目标为主要追求。乡村治理的转型升级，不仅要关注治理主体与治理方式，更需要关注乡村治理的空间、经济、社会效应。
治理主体是乡村治理转型的结构性基础。治理理论强调权威的多中心，乡村善治应是多元主体进行良性互动的过程。即政府部门、村级组织、村民以及各类非政府组织在利益互动博弈的过程中完成乡村公共服务决策、解决乡村公共事务，并以实现“共赢”为目标的过程。若以政府为单一治理主体，则这种对政治、经济、社会事务的统揽容易造成乡村治理的专权化。乡村群众与非政府组织的治理参与，也即发挥乡村居民的主体性是所有治理研究中均重点关注与重点呼吁的内容。《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统筹推进村庄规划工作的意见》(农规发〔2019〕1号)明确强调，要“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充分尊重村民的知情权、决策权、监督权，打造各具特色、不同风格的美丽村庄”。
乡村治理转型的最终目标是要实现乡村振兴，即对乡村治理效应的关注。乡村的本质是一种人居聚落，它承载着一类人、一群人的生活和福祉。乡村振兴的指向终将是乡村社会的全面现代化，通过从物质空间设计到邻里关系组织，重塑乡村特有的生活意趣和守望相助的社区精神。实现振兴的路径可能多种多样，但深入的制度设计、全面的治理重构将是最为核心、无法绕过的关键。因此，乡村治理转型必须被置于乡村全面发展的整体性视角之中。乡村治理的核心要以实现乡村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包括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环境优美以及生态宜居等细分目标。乡村治理转型成功不仅体现在多元主体的参与以及共治方式的形成，更体现在乡村经济、社会、生活、环境的全方面高质量发展。
5 乡村振兴实践与“十四五”规划建议- 5.1 客观从容地进行村庄分类与规划引导
乡村振兴不是一蹴而就的。仅仅依靠产业兴旺和景观“吸睛”而忽视村庄文化内涵、精神内核和人居环境的建设，乡村对村民和游客的吸引力必将是短暂而不可持续的，乡村原有的景观环境和风俗文化甚至还有遭到破坏和失传的可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坚持规划先行、有序推进，做到注重质量、从容建设。对于已确定发展目标和路径的乡村，不能急于追求外部资源的快速落地而忽略内生动力的整合。要顺应村庄的发展规律与发展需求，创新乡村的产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和文化呈现方式。对于尚未确定发展方向、缺少发展动力的村庄，也不能听之任之或者简单粗暴地对待。要充分利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城乡互动模式和信息传播渠道，发挥乡村人口的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为村庄寻找发展突破口。作为城乡治理手段之一的村庄撤并，一定程度上是必需的、必要的，但实际操作过程中需要尊重村民意愿、谨慎判断。《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统筹推进村庄规划工作的意见》(农规发〔2019〕1号)对于村庄分类明确指出“对于看不准的村庄，可暂不做分类，留出足够的观察和论证时间”。因此村庄分类首先不是四类，即集聚提升类、城郊融合类、特色保护类和搬迁撤并类，而首先应该是两类，即“看得准的”和“看不准的”。对于“看得准的”村庄分为四类，对于“看不准的”村庄要留出足够的观察和论证时间，而不是如当前部分实践中存在的简单地将看不准的村庄大部分划入搬迁撤并类。事实上，大量“无中生有”的淘宝村和网红村都出现在看不准的村庄。
- 5.2 适应城镇化趋势改革乡镇管理体制
移动互联网时代对于城乡关系的重塑已经引起深刻的经济、社会变迁，迫切要求城乡管理体系，尤其是乡镇管理体制尽快适应新的发展趋势。一方面，要尽快推动由基层政府、村级组织、广大村民以及各类非政府组织共同构成的乡村治理机制的形成，解决乡村日益增多的、复杂的公共事务[23]。另一方面，要高度关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乡村城镇化进程，对于产业化与城镇化活跃的乡村和城镇要积极创新管理方式，甚至改革目前的市镇行政管理体制，使其匹配新的城镇化趋势与需求。当前大量淘宝村、镇已经呈现显著的城镇化进程，然而城镇化管理的能力与权力却大大滞后。产业兴旺必然引致人口的集聚，甚至大量外来人口的集聚，当前许多淘宝村的人口、经济已经大大超出小城镇的规模，淘宝镇甚至超过县级市的规模，城镇化管理的压力和难度不断增大。因此，面对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新乡村城镇化进程，未来5年的市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可以研究、探索县下设市、撤镇设市、切块设镇等模式，从而进一步改革、完善、丰富城镇化管理机制、体制。2019年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龙港镇的“撤镇设市”就是一个好的案例和开端②。
注释
① 据阿里研究院最新的报道，截至2019年6月底，阿里研究院在全国发现4310个淘宝村、1118个淘宝镇。aliresearch/Blog/Article/detail/id/21848.html。
② 2019年8月16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家民政部复函浙江省人民政府，同意撤销苍南县龙港镇，设立县级龙港市。作为中国第一座农民城的温州龙港，至此实现了城市化的华丽转身。newsr/native/gd/20190905/t20190905_52476410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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