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文蔚抗日（建立丹阳抗日武装）
管文蔚抗日（建立丹阳抗日武装）我们作了初步估计。访仙桥镇区公所和警察分驻所约有二十多支枪，各乡都有十余支。埠城、姚家桥、孟河、黄墟、吕城等五、六个区地区中队和警察，也各有枪二、三十支。再加上乡里老百姓手中还有不少枪，总共可以凑到二百多支枪。我们以这些武器为基础，先搞起一支基干队伍是不难的。有了这个武装，才能比较容易地控制这块地方;有了这块地方，才能解决兵源、粮食等问题。然后，以这块根据地为依托，逐步向外发展。鉴于过去组织农村暴动的经验教训，必须先拉起一支基干队伍，作为群众的核心和依靠力量。我对他们进行抗战的政治工作，告诉他们:一是我们必须坚决抗战，不抗战，一定会国破家亡;二是抗战必须跟共产党走，国民党是靠不住的。这两条内容虽然不错，但后一条当时这样提法是不太恰当的。由于我不了解党中央的统战政策，作了公开宣传。后来引起国民党分子向陈毅同志告状，说我反对国民党，不肯与国民党合作，并造了不少说我杀国民党员等谣言。但是，当地一
建立丹北抗日武装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军向北平附近之芦沟桥发动进攻，我国守军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影响下，奋起反抗。八日，我党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这声音立即传遍全国，各地爱国群众纷纷行动起来，开展抗日斗争。
我在访仙桥，立即以我父亲的名义，把他当过乡长的那几个乡的十几支枪收了过来。七、八支套筒，六、七枝独响枪，虽都是破旧的武器，我们却视之如珍宝，统统妥善地收藏在家里，等待时机把队伍拉起来。
丹阳北乡的许多乡长，不少是我大革命时领导过的乡农会会长。白色恐怖到来后，这些人靠到国民党那边去了，但一般作恶不多。这些人在本乡有影响，有号召力。我们决定先把他们争取过来，作为过渡。
我对他们进行抗战的政治工作，告诉他们:一是我们必须坚决抗战，不抗战，一定会国破家亡;二是抗战必须跟共产党走，国民党是靠不住的。这两条内容虽然不错，但后一条当时这样提法是不太恰当的。由于我不了解党中央的统战政策，作了公开宣传。后来引起国民党分子向陈毅同志告状，说我反对国民党，不肯与国民党合作，并造了不少说我杀国民党员等谣言。但是，当地一般群众对我比较熟悉，是相信我的，即使是那些一度倒向过国民党的人，由于战争将起，国民党的头目们大多想逃走，他们处在树倒瑚孙散的境地，急于想找条政治出路，也纷纷表示愿意跟我们抗日，一切听从我们指挥。
我在四乡奔走了二十多夭，丹北抗战的蓝图，在头脑里已经初具轮廓。我认为日本侵略军如果打进来，语言不通，人地生疏，是睁眼瞎子、是聋子。我丹北为丘陵地带，山峦起伏，人多粮足，可以建立根据地，可以打游击。
这与“四·一二”事变的情况大不相同，那时要建立一个根据地确实困难，现在就很容易了。我已经联系上不少过去的农会骨干和散失了的党员。敌人一旦来，我们就把国民党在这一带的反动势力赶走，把他们的枪械都缴下来，武装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
鉴于过去组织农村暴动的经验教训，必须先拉起一支基干队伍，作为群众的核心和依靠力量。
我们作了初步估计。访仙桥镇区公所和警察分驻所约有二十多支枪，各乡都有十余支。埠城、姚家桥、孟河、黄墟、吕城等五、六个区地区中队和警察，也各有枪二、三十支。再加上乡里老百姓手中还有不少枪，总共可以凑到二百多支枪。我们以这些武器为基础，先搞起一支基干队伍是不难的。有了这个武装，才能比较容易地控制这块地方;有了这块地方，才能解决兵源、粮食等问题。然后，以这块根据地为依托，逐步向外发展。
在我考虑建立根据地的时候，曾经选择了几个地方，除丹北外，有茅山地区，武进前黄地区等。为了确定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建立抗日根据地，我决定再到这几个地方去实地观察一下。我先到白塔、西肠一带，这里靠近茅山，地形条件好，还有几个支部没有被破坏，党员大多还在，但与上级党组织长期失去联系，思想落后，已不大象是共产党员了。
我问一个姓李的同志:“这一带抗战起来，你能不能搞点武装，把国民党赶走，占据这块地方?”
他坚决不同意这样搞，说如果我们这样一搞，政府和那些大地主都会立即来进攻，那就完了。
他还是过去的老经验。
我看看这一带山上的树木稀稀落落，群众条件差，决定暂不考虑，又赶到常州前黄、安家舍一带看了一下，条件都不如丹北好，就此决定留在丹北地区进行工作。
我到金坛家里，筹集了一些钱，再回丹阳。
开始，我思想上有三个问题难解决—人、枪、经费。照眼下情况看，兵源和经费问题不大，武器也还有办法，只有干部问题难于解决。没有干部，许多事情都不好办。干部问题在工作中确实是带有关键性的。考虑结果，只能暂时把条件放低，只要坚决抗战、工作积极的，就提为干部，再办一个训练班，在斗争中加速培养。
我弟弟管寒涛从外地回来了。他是一九二七年的党员，丹阳农民暴动失败后，逃到外地去教书。他表示一定积极抗日。我的另一个弟弟管文彬，“八·一三”后，也从丹阳回来，听说抗日，高兴得很，决定跟我们一起干。我们一家三兄弟先团结起来，取得了一致意见，分别派他们工作。管寒涛的爱人昊芝岚，此时也在我家，叫她做做通信联络工作。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我们党在这一地区斗争的影响还在，群众对党的信仰大多未变，这是很有利的条件。抗战一起，群众都起来，真是条件成熟，事半功倍。
我又去吕城，找到了卢子模。卢子模在大革命时参加过党，后自首，到国民党的导淮委员会做事，实际是做特务工作。曾去淮阴监狱看过我，被我劝说了一顿，他表示悔改，自动脱离导淮委员会，逃回江南，改名换姓蹲在常州乡下教书。抗战起来，学校停办，他就回了老家。他见到我十分高兴，告诉我，庞森、丁晓南、贺同芳、杨俊等人都回来了。后来我一一找了他们，其中有几个人是黄埔军官学校三、四期的毕业生，搞军事的。我托卢子模负责，把他们组织起来，秘密把武装集中起来，他照办了。
这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我和管寒涛等半公开地在四乡活动。
我父亲耽心我们被土匪、特务暗害，要我们多带几个人陪伴。我有秘密工作的经验，行动一般不给别人知道，路总绕着走，觉得问题不大。
我在丹阳西南乡，找到了一九二七年暴动失败时送我去宝堰的支部书记王骏声。他在全州一带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我也叫他抓紧时机收集一些枪支弹药，并着重在青壮年中多做做工作。他也很高兴地去做了。
为了解决充实武器问题，我决定秘密到镇江去一次，侦查一下，看能不能在省政府垮台时弄到一点武器弹药。必要时，我想带一批人去突袭军械库。
我到了铁路边，老人员一个都找不到了。象阂春华、杨以营、杨治这些人早已倒向国民党，有的当了特务。码头工人中，也找不到一个熟人。
我去茶馆坐坐，又到各处听听、看看，了解一些群众的意见，并打听镇江弹药仓库的地点。
我在东门一带转悠很久。后到城陛庙去看一看我过去越狱的旧地，但见那里还是老样子。我在那里徘徊很久，后又转到北固山下去找一些老朋友的墓地。我伫立很久，面对乱坟累累，荒草妻萎，没有一块墓碑，心里说:袁世钊、徐家瑾、李超时、陈百坚、黄子仁等同志，不知你们安眠在那几个墓穴里?我今天来看你们，无法祭奠，有待革命胜利后，再携清酒一杯，苍松数枝，前来恭祭你们吧!我含着泪水，在乌云密布的天空下，慢慢地离开墓地。
午后，我到镇江南门，那一带同样是冷冷清清，街上行人稀少。在离国民党省党部不远的地方，我折向北走，正巧有一人向南而来，贴面碰上，我一下楞住了!出现在我面前的人，竟是金坛白塔暴动时临阵溜走的蒋铁如!不久前，我到金坛打听过此人，知道他已投敌，在省特务室工作。
蒋铁如一把拽住我，压低了嗓音说:“啊呀，你吃了豹子胆，怎么跑到这里来了1"
“我被保释出来，到镇江看病的。”我冷冷地回答。
“这里特务多如牛毛!你快走!要碰到别人不得了!”
“我是保出来的，怕什么?”我很镇定。
“你们在丹阳北乡的活动……你当上头不知道?赶快走1 "
“你如今在干什么?”我明知故问。
“我在省特务室。”他没有隐瞒自己的身分，“我已看到县特务
室关于你在乡下活动的情报。你快走，这里危险!”
“谢谢你关照，我马上就走。”
“我陪你走一段。”
“我不需要陪。”
“我陪你走，你放心，我不会害你。”
他走在前，我走在后，相距几尺远。我时刻戒备着。走到大市口，他回过头来对我说:
“我得回去了，你快走，以后再见吧。”
“此人表现尚好。”我内心想，“以后还应该团结他。”
我到了城外，雇了一条小毛驴，立即离开了镇江。
“八·一三”上海战事爆发后，京沪线上除国民党军事人员来往外，交通几乎完全停顿。我记得“七·七”芦沟桥事变时，群众一片慷慨激昂的抗战热情，青年们高唱着田汉、聂耳合作的《毕业歌》，鼓动性很大。而今，敌机不断轰炸，人们纷纷逃难。往日沸腾的城市现在骤然冷落下来。一批批火热的青年大多被家庭送到大后方去了。大商人转移到武汉、重庆，小商人转移到乡下。旧时国民党压榨人民的种种统治机构，除留少数人做点军需后勤工作外，也纷纷撤走了。
战争进行到一个月左右，丹阳天天挨日机轰炸，人心惶惶。毛胡子的保安队不打自散，三个五个、八个十个陆续逃到乡下。以后，我把他们的武器统统缴了下来。
时机日臻成熟，我跟管文彬、管寒涛商量，立即行动起来，把我们自己庄上几十户人家的青壮年统统组织起来。第一个抗日自卫团成立了，决定采取公开的方式大规模活动。
战火愈烧愈烈。城市、铁道、公路、桥梁，均成了敌机轰炸的主要目标。人心浮动，恐怖的空气传到农村。国民党军队的许多伤兵，不断地往后方送，战败了的军队也成连成营地退下来，士气沮丧，队伍散漫，从我们乡下经过，我没有力量收容他们，只好空着急。有的士兵就把枪支弹药丢入江里河里，开了小差;有的则为非作歹，到村庄一住下就四出捉鸡逮鸭，乃至掳掠强奸，弄得乡间大哭小叫，鸡犬不宁。
我感到时机愈益紧迫，就更加紧发动群众起来，进行筹建江南抗日自卫总团的工作。
十一月九日，蒋介石下令淞沪守军分两路撤退，一路向南京，一路向杭州。十二日，上海失陷。成千上万的难民经过我家乡西去，其中大部分是青年。
我们接待了几批太仓、昆山的青年。他们是有组织的，每人背一个包。我让他们在我家里住下休息。他们无处买米，我家有米和山芋之类的食物，让他们吃个饱，不收钱。
我对挤满了我家的男女青年说:“你们要是愿意留下来，跟我们一起抗战，我们非常欢迎。”
这群青年，除极少数外，大部分都不愿留下来，恐慌的心理把他们牵向西去，牵向大后方去。靠两条腿，什么时候能走到“大后方”呢?即使到了“大后方”又能干些什么呢?
淞沪撤退时，前方国民党的部队已溃不成军。军队和难民似潮水般地向西涌。丹阳城里的人也跟着成群结队逃难到乡下来。
他们向南到延陵，向东到访仙桥，狼狈不堪。国民党各级政府垮台，到处是散兵游勇，流窜乡间，抢财物，抢女人。
土匪蜂起，有的本来不是土匪的人也当起土匪来了。绑票、抢劫，有的还杀人、烧屋。乡村一片混乱，遇害的群众求告无门，悲惨极了!
形势转变这样快，完全出于我意料之外。日军已沿着京沪铁路、镇澄公路和大运河，向西攻击前进，国民党仅以少数部队节节阻击，争取时间，好让大部队撤退。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一日，丹阳、镇江相继沦陷。
远远传来了隆隆的炮声，我立即带领倪山庄上和附近庄上的刚刚武装起来的青年，赶到访仙桥镇上，把国民党区长于坤一和区中队、警察所的枪支全部缴下，武装群众，解散了区公所。我们一下缴到了二十余支枪，都是汉阳造，青年们兴奋极了。
接着，我们又去临近几个镇上缴来了七、八十条枪，把基干队伍迅速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大队，委任张福生为大队长。同时，命令原先联系好的各乡乡长，迅速打起抗日自卫团的旗号。
京沪线上寂然无声。我带了几个人到京沪线上陵口镇去看看战场。因为那里曾发生过阻击战。铁路两侧挖了许多散兵坑，不少战士被打死在散兵坑内，无人收硷。
我又到运河边上去察看一下，河上横七竖八地积着几十具士兵的尸体，衣服都被人剥光掉了。
日军经过的交通线，两旁的村庄全部被烧光了。日军侵华的初期是采取高压政策，他们见人就杀，见屋就烧，把小孩挑在枪尖上，耍着玩，惨无人道，令人发指。
当敌人沿着镇澄公路西进时，我曾带了几个战士，登上我家庄子后的一座二百多米高的小山顶上，隐蔽地观察敌人运动部队。小山离公路约三华里。因为附近山峦起伏，树木森森，敌人不敢贸然进山。有时向山里打几枪，示示威。敌人大部队行动，不管其他事情，只有一个附带的任务，即在公路两旁焚烧房屋，直到村庄完全成为废墟为止。
丹阳县城沦陷时，听说城里已空无一人，整个县城基本上也被炸光、烧光了。到处狼烟，遮天蔽日，白天也乌沉沉的，惨白色的太阳也失去了它往常的辉光。一到傍晚，所有的村庄都笼罩了一层浓厚的烟霭，死一般的沉寂，连狗吠的声音也听不到。旧日山明水秀、鸡犬相闻的江南农村，顷刻间变得黯然失色的一派惨状。
为了备战需要，我们到各处去察看地形，连长江中的扬中县也到了。
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沦陷，日军更是疯狂地烧杀淫掠。一个月左右，共杀了三十多万人。六朝古都，大火数日不绝，大部分精华和三分之一的房屋都被焚毁。
敌人夺得上海、杭州、南京等地以后，侵略气焰更为嚣张。三、五个士兵，甚至单枪匹马或徒手，就敢下乡抢东西，找“花姑娘”，有的竟远离据点十里八里，进行烧杀。这些野兽找不到“花姑娘”时，即使六、七十岁的老太婆也难幸免。
敌人这些暴行客观上起到了动员人民起来反抗的作用，打掉了某些人的顺民思想。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有许多不同的地方，不少有产阶级人士同样受到沉重的打击。这对上层分子是一大教育，非常有利于我们搞抗日统一战线，许多地主分子均作为开明士绅参加了抗日阵线。
十二月，我们就在访仙桥镇召开了第一次筹备会，各乡到有几十个代表。我在会上提出要成立江南抗日自卫总团，大家都很同意。商量决定:各乡各村凡十六岁至五十岁的青壮年，全部编入抗日自卫团。抗日自卫团每乡一个，下设三至五个大队。每个大队下辖三至五个中队。每个中队下辖三个小队。每个小队为十人左右。每个乡的抗日自卫团至少要搞三、五十支枪，作为基干力量，枪支从散兵游勇手里去缴，从江河湖塘中去捞，其他人员或用梭镖，或用大刀。各乡的基干队三、五十人，全部武装，属半脱产性质:如果以后乡基干队上升，立即由大队补充起来。这样部队有了雄厚的群众基础，成为真正的人民子弟兵，今后兵源可以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丹北才能成为一个打不垮的抗日根据地。
抗日自卫团的大旗一经竖起，立即威声传播四方。真是登高一呼，山鸣谷应。只要时机成熟，事情就好办。有些地方，过去我们未曾联系过，这时也闻风响应，自动组织起来，自动找上门来请求领导。问情况、讨办法的人更是络绎不绝。还有不少商人也主动来缴纳税款，请求保护。
抗日与肃匪，乃是当时广大人民群众最迫切的要求。成立抗日自卫团，是顺乎民心的举动。丹阳又是一个具有革命传统的地区，大革命时，夏霖、黄竞西、钱正表等曾在这一带领导过轰轰烈烈的斗争;土地革命时期，我和陈作范等其他一些同志也在这一带组织过农村秋收暴动。党的影响和威信至今犹在。我们号令一出，从者如云，四面八方都动起来了。这声势之迅猛，是过去我们历次暴动所不可比拟的。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访仙桥派人告急，说有一股土匪来镇上洗劫。侦悉是过去武进县保安大队长张少华部下刘笃的队伍，奉命来访仙桥镇进行破坏。我立即带了部队赶去，以一部正面进击，另一部包抄其后路堵击。刘笃见势不妙，仓皇逃窜。这次行动对推动抗日自卫团的发展影响很大。访仙桥镇商会筹款帮助我们购买一些枪支弹药，希望我们能派部队常驻镇上，防范土匪再来。
此次战斗之后，群众情绪很高，信心也足了。我们迫切需要扩充部队，计划组织四到六个大队的脱产基干武装，每大队三至五百人，一面对付敌人，一面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必要的斗争。同时，我们命令各乡抗日自卫团加强基干队的组织和训练。如果没有武装，既不能抗战，又不能自卫。这时，梅嘉生也回家乡组织了抗日自卫团。他是学过军事的，担任访仙桥北乡的自卫团团长，以加强我们这边的防御力量。
各乡抗日自卫团比较分散，必须加强集中统一的领导。我们考虑，各乡自卫团的组织应该有一个章程，否则，就不好指挥和整顿。因此，我们决定召开一次各乡抗日自卫团团长会议，讨论和通过抗日自卫团的章程。遂于二月间在访仙桥镇北后册塘村正式开会，到会的各乡负责人百余人。我在大会上宣布江苏省江南抗日自卫总团正式成立。会上讨论并通过了抗日自卫团章程，决定各乡抗日自卫团由总团统一领导。总团长由我担任。各乡自卫团团长，由总团长委任。各大、中、小队长由团长委派，不采取选举制。
根据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除建立武装以外，还必须建立我们自己的政府，制订税收制度，以保证部队的给养。因此，我们将旧乡保长制一律废除，由抗日自卫团代行政府职权，委任卢子模为丹阳县长，巢玉堂为武进县长，朱正爵为镇江县长。当时在群众心目中正统思想尚很严重，觉得我委县长是不合法的。特别是在中上层分子中，有不少人说我是“胡闹”。在那种情况下，若没有一点革命精神，是做不出大事来的。
战争本身是一种很好的动员。它使人民群众感奋起来，团结起来，一致对敌。丹北抗日武装迅猛发展，人是有了，枪很缺。我们一面动员群众想办法，自设炉灶，锻打大刀长矛;一面通过各种关系，搜罗枪支，因之，就有不少人为我们买枪，买弹药，如邹诚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冒着极大的危险，到南京附近地区去为我们购买武器。有些缺枪的自卫团，就这样弄到了不少枪。
最迫切的是需要一批掌握部队的干部。为了解决干部问题，我决定把许多从外地回来的青年知识分子，灌输一点简单的抗日思想，即派到各乡抗日自卫团去工作，充实领导力量，并给予锻炼机会。这些同志都比较积极可靠，能发挥作用。我们又在戎梅马村戎姓祠堂创办了第一期政训班，我、梅嘉生、管文彬、管寒涛等都参加讲课:参加这期训练班的有近四十人。此后，由韦永义同志主持又续办了两期，培养了一批当时急需的军政干部。后来这些学员同志绝大部分表现都很好，象胡文杰、陈桂生等同志牺牲时，已是主力部队的团、营级干部，表现不好的只是个别的。
四月三十日，我们又在后册塘召开各乡抗日自卫团分团长会议。当时抗日自卫团已发展到八十四个，包括武进的孟河、中行、小河、黑木桥，以及镇江的大同、练厂、纪庄、大港、大路一带均已建立。参加抗日自卫团的青壮年数以万计。
五月初，有一支川军的流散队伍，约三十人左右，由一连长方钧带领投奔我们。我们将其收留整编。以方钧带来的一个排为基础，并从各乡抗日自卫团的基干队中抽调了一百余人枪，加以充实，编为总团部直属第二大队。方钧为大队长，曾发明为副大队长。第一步派他们驻扎在长江边之大路镇一带，加以补充和扩大。
第二步相机渡过长江收复新老洲，把扬中县政府的一个保安中队吃掉，准备逐步向江北发展。
新老洲有十万多人口，是长江中的一个小岛，比较富裕，税收多，部队给养可以得到保证。
此后，我们又先后组建了总团部直属第三、四两个大队。第三大队大队长韦永义;第四大队大队长梅嘉生;陈志为独立大队长，共带八十余人，后编入第四大队。
为了充实加强总团部的机构，我们于六月间成立政治处、参谋处、秘书处。政治处主任韦永义，副主任管寒涛，参谋处长杨志，未到职;秘书长朱廉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