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大扫荡与百团大战（忆五一反）

五一大扫荡与百团大战（忆五一反）从1942年5月12日，离开北岱，几年中没有再去过。直到日本投降后的1945年11月23日我到武强任县委书记，又忙于组织干部进军东北，进行减租减息反奸清算。其间，我抽时间到北岱去了一趟，想找到大娘。因为有5个北岱，到底是哪个北岱，我当时并不知道，大娘的姓名也不知道，也不知是哪条街，只知道是儿童团长家，结果没有找到。1946年6月14日，我离开武强，到青县任县委书记，就没机会再去找大娘了。1942年5月12日，我和战友在武强县北岱村地道里隐蔽时曾窒息昏迷，幸被房东大娘所救，才得以死而复生。冀中儿童在“五一”反“扫荡”中招待过路的八路军伤员。忆“五一”反“扫荡”1942年残酷的“五一”大“扫荡”已经过去60年了，可是，我亲历的那一幕幕，仍然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永远不会忘记。

作者 张曙光

作者简介

张曙光，一九二二年十月出生于饶阳县同岳乡张苑村一个农民家庭。少年时代受进步思想影响，积极投身革命活动，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下，为地下党秘密传递文件、站岗放哨。一九三八年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五一”反“扫荡”时任冀中八分区青救会主任。建国后曾任共青团河北省委书记、团中央青农部部长、团中央常委，中共云南省昭通地委书记处书记、云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州委第一书记，河北省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河北省委常务书记、省长，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顾委委员。1995年离休。

在反“扫荡”期间，八路军艰苦转战，这是在战斗间隙中稍事休息的部队。

冀中儿童在“五一”反“扫荡”中招待过路的八路军伤员。

忆“五一”反“扫荡”

1942年残酷的“五一”大“扫荡”已经过去60年了，可是，我亲历的那一幕幕，仍然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永远不会忘记。

1942年5月12日，我和战友在武强县北岱村地道里隐蔽时曾窒息昏迷，幸被房东大娘所救，才得以死而复生。

从1942年5月12日，离开北岱，几年中没有再去过。直到日本投降后的1945年11月23日我到武强任县委书记，又忙于组织干部进军东北，进行减租减息反奸清算。其间，我抽时间到北岱去了一趟，想找到大娘。因为有5个北岱，到底是哪个北岱，我当时并不知道，大娘的姓名也不知道，也不知是哪条街，只知道是儿童团长家，结果没有找到。1946年6月14日，我离开武强，到青县任县委书记，就没机会再去找大娘了。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1967年初我被关押后，回忆往事，特别是“五一”大“扫荡”之后的11天犹历历在目，北岱大娘的音容犹在眼前。

时隔39年后，1981年5月，我调回河北省工作，又到北岱村去找这位大娘，但一直没有找到，说法不少，情况不符，未能如愿，只好就此作罢，成为终身遗憾！

在“五一”反“扫荡”中，多次化险为夷，逢凶化吉，都是我们贯彻执行党的战略战术方针政策的结果，都是人民群众支持、帮助、掩护的结果。值此“五一”反“扫荡”60周年之际，谨以此文感谢支持伟大抗日斗争的父老乡亲和广大群众，昭告我们的后代，永远不要忘记这段历史。

一、贯彻指示，进行准备

1942年3月中旬，冀中区党委发出准备迎接春季大"扫荡”的指示，指示中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对敌人的进攻进行了分析，认为敌后将更加残酷，为了迎接大规模的“扫荡”，要求所属各级领导机关、各个部队，精简机构，分散坚持，减少人员，坚壁清野，轻装简从。对于隐藏地区、堡垒户、联系地点、通信暗号、交通联络等，也进行了全面部署。

当时，冀中抗日根据地有50多个县，800万人，是晋察冀有名的模范抗日根据地。从地域上讲，冀中根据地指的是津浦线以西，平汉线以东，沧石路以北，北宁路以南。冀中区党的基础好，有光荣的斗争历史。冀中抗日根据地开辟于1937年冬。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政委程子华，参谋长沙克，政治部主任卓雄，是有名的四大军事首长，当时人们称之为“吕程沙卓”。冀中区地方党委领导成员是：书记黄敬，组织部长刘亚球，宣传部长周小舟，抗联会主任史立德，农会主任逯开山，工会主任周续辉，青救会主任周克刚，妇救会主任韩朝新，回建会主任马玉槐。

我当时在冀中八分区青救会工作。冀中区青救会的成员：主任是周克刚，组织部长先是赵槿樟，赵牺牲后是刘国华；宣传部长先是张少峰，张病故后是吴大发，吴牺牲后是王延炯，王后来也牺牲了。少儿部长先是简明，后李浩。我们八分区青救会，主任先后是赵槿樟(1939-1941)、齐奋(齐慎修，1941-1942春)和我。我刚接任两三个月，“五一”大“扫荡”就开始了。当时我化名萧汉，组织部长是张特，宜传部长是李少奇(又名刘超、刘正光)，青抗先队长是张鸿远，秘书徐平。当时冀中八分区青救会就只剩我们5个人，来“迎接”敌人的大“扫荡”了。

根据上级党委关于反“扫荡”期间“一要精简二要分散”的指示精神，我们进行了部署。我是青救会的主任，上级明确指示我在地委书记金城领导下，留在饶(阳)、武(强)、献(县)地区。组织部长张特到子牙河东。李少奇到任(丘)、河(间)、大(城)。当时，情况越来越紧张。我们饶、武、献这个组又分成3个小组，我分到武强。

4月中旬，进入了紧张的反“扫荡”准备阶段。我们分区群众团体化整为零，分为3个大工作组：饶(阳)、武(强)、献(县)为一个大组，献(县)、交(河)、建(国)为一个大组，任(丘)、河(间)、大(城)为一个大组。饶、武、献大组又分为3个小工作组(饶、武、献各为一个小组)，每个小组又分为3个活动单位。我和刘斗(武强人，当时40多岁)、席景恒(饶阳人，当时25岁)3个人为一个活动单位，由我牵头。

二、遭遇日寇，化险为夷

5月10日夜，我们住献县元昌楼村，原计划5月11日上午10点，到武强县刘南召什村找八地委常委、民运部长张志生集中开会，听取上级指示。

5月11日晨4时左右，我同刘斗、席景恒三人，住献县元昌楼村西边，听到有马嘶声，疑为日军包围，到房上一看，见有人在溜马，为本地马，听话音是中国人，说话声音小，没有吵闹声，当时猜疑是骑兵团。等到天刚亮，打听得知情况紧急，即迅速转移，按原定计划约会去武强刘南召什村(距离献县元昌楼6公里)参加地委民运部长张志生主持的武强工作组“片儿”会。

6点多钟，我们三人从元昌楼出发，边走边聊天边唱，溜溜达达，到刘南召什刘斗家，从村公所领了3斤白面，大家下手揪疙瘩汤。正吃着，就听到街上人来人往，传言敌人“扫荡”。我们赶紧吃完，就去找地委张志生了。街上很乱。找到张志生时，他正站在炕上向下跳，见到屋里有武强县委书记严镜波、县大队政委马庆云，便打了招呼。张志生说：“敌人‘扫荡’开始了，迅速转移，何时开会另行通知。”

我们三人中，刘斗就是刘南召什村人，对这一带熟悉，地形地貌都知道。我是组长，我见大家都向北方和东北方转移，就决定“反其道而行之”。我和刘斗说：“咱们向南跑，离开大队人马。咱们三人，身着便装，容易行动，在群众掩护下好转移。”

我们就顺着道沟转移到村南。刘南召什村正南是堤南村，相距4公里，东南是大王庄，相距4公里，西南是皇甫，亦相距4公里。在这个东西长30多公里的大洼里，我们找了个四面不靠近路的地方，在一块地当中找到了一个地窖。地窖原是供人打游击避雨睡觉用的，里面只能装下三四个人。为了减少目标，我们还长了个心眼，踏着地上原来留下的一个人的脚印、进了地窖。到里边后，外边人声乱哄哄的，我们就躺下了。

大约过了两个多钟头，听着天上飞机隆隆直响。我想伸出头去看看情况，但因刚剃了头，怕伸出去被发现，就在地下铺的高粱秸上劈了一把高粱叶子，编成防空帽圈，戴在头上，探头向外观看。我刚一伸头，就猛然看见在地窖南面三四十步远处有一个日本兵，头戴钢盔，扛一挺轻机枪，正大踏步由南向北走来。

我迅速缩回窖内，说：“快，鬼子来了，在窖南面!”我们三人，刘斗无枪，我让他在最里边，景恒靠近刘斗，我有一枝短枪，狗牌撸子，装有6粒子弹，我把住窖口。我把子弹轻轻地推上了膛，把粮票、手章、笔记本、钢笔交给刘斗，集中埋在做盖用的秫秸底下。我对大家说：“不要出动静，屏住呼吸。”然后，就只听咚、咚、咚，敌人由远而近走来了。

敌人到窖顶后，用脚“咚、咚、咚”跺了一个口，就爬在上面，往窖里看。当时正是下午两三点钟，太阳斜射进来，阳光刺眼，外亮窖黑，从外面看里面什么也看不见，从里面看外面却看得清清楚楚。我们能清楚地看到日本兵的模样，是个疙瘩脸，戴眼镜。日本兵向里看了一下什么也没发现，就“扑通”跳了下来。窖口深度和腿一样高。然后，他坐在窨口上，伸进腿来，用右脚由西到东划了个扇形，差半尺就会碰到我的左脚。当时，我们紧张得可想而知，神经紧紧绷着，心都快提到嗓子眼了，但是行动却十分冷静沉着。因为我们都十分清楚，任何一点小小的动作或者声响，都可能被敌人发现。

我轻轻向里挪了一下，敌人身上的水壶、背包和穿的皮靴我都看到了。同时，我把枪口瞄准他，如果他再往里走，我就开枪，一定能把他消灭。说来也巧得很，因为里面黑洞洞的，敌人什么也看不见，又这么用腿划拉了几下，什么也没碰到，就站起身来出去了。出去以后，接着又在地窖上面转了两三遭，“咚、咚、咚”，向北走了。

敌人走后，约有三五分钟，我们的心仍然绷着。我怕他们两位说话，就摇手示意别说话。我当时想，会不会是敌人狡猾，隐藏起来引诱我们出窖?我们要防备。

过了十几分钟，什么动静也没有了。听到一位妇女喊：“过去了，回来吧!”连喊了几声。刘斗说：“这是我们村某某某喊的，我听得出来!”我仍然说：“先别动，万一是敌人骗我们呢!”

又过了几分钟，果然什么动静也没有了。我才说：“刘斗你先出去，假装睡觉刚起来，迷迷瞪瞪，手袖擦着眼睛出去，向外走，若没有动静，二话不说、撒腿就向西南跑，跑到二三百米外那个柏树坟地再说。”

定好后，刘斗先出去，没引起别的反应，我和景恒就也出去了，一出去就拼命地跑，似离弦之箭，飞快地跑到了那块柏树坟地。坟地里，横躺竖卧着几具尸体和死马。（推测应是夜里遇到的那几个骑兵团的人，魏江涛）我们稍事回味，安定片刻，刘斗说：“咱们到刘庄村吧，西边是沧石路敌人的岗楼。这村党的基础好，农会主任我熟悉，村里有地道，保险。”

这样，我们三人就向刘庄村转移。因为天气还早，就磨磨蹭蹭地走，太阳将落时，到了刘庄。街上人来人往，逃难的很多。找到农会主任，他领我们去了一户，吃了点东西，就钻进地道了。这个地道里住着100多人，有军队同志，有地方干部，武强县级干部不少，有县抗先队长宋如刚(饶阳干部调来武强的)，是我的老熟人。他说：“韩哥(平时人们对我的称呼)，咱们得转移，你就跟着我吧!我对这里熟悉。”这样我就与宋如刚一起行动了。

三、地道遇险，脱离死神

5月11日晚上，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经研究决定，宋如刚领着我们十几个人要转移到东面约10公里的北岱村。因为那里接近武强县城，“灯下黑”，敌人反而不大注意，村里又有地道，好隐蔽。

这样，我们走了一夜，5月12日拂晓到北岱。我们进了一户人家、这里有20多个干部挖地道刚休息，正在喝水。我们还没坐稳，就有人喊了一声：“快，敌人来了!”

我们从炕上跳下来就跑。我拉着席景恒，李国仁在前面拉着我，边跑边对我说：“韩哥，跟我跑。”李国仁原来是饶阳县青救会儿童部长，后从饶阳调来，任武强县青救会宣传部长，与我很熟。

跑到大街上，碰到一个人，说：“快，到我家。”国仁拉着我说：“快，这是村儿童团长家。”国仁、席景恒和我三人就跑进了他家。老大娘领我们到北房西偏厦刚挖好的一个地洞口，四个人就钻进去了。刘斗年龄大，顺街往北跑、我跟国仁跑进了这家，刘斗失散了。

钻进这个洞以后，因为这个洞只有一个气眼，严重缺氧，我们的呼吸越来越紧张，不知到了什么时候，我们昏过去了。

待有人把我们弄出来后，我们才慢慢醒过来，这时已经到下午太阳平西了。我们在洞里失去了知觉，怎么昏过去的，什么时候出来的，都不知道。

等我们醒来后，大娘说：“这就好了，枪在这里!”说着把枪给了我，我谢谢大娘，并说：“大娘救了我们的命，等打败了鬼子，再报救命之恩吧!”大娘说：“孩子，你们离家舍业，连命都不要，我们老百姓保护你们，是应该的，咱们是一家人，孩子们有机会还来，这是咱们的缘分!”

大娘慈祥地看着我们，又说：“你们穿的衣裳目标大，该套上件庄稼人穿的单衣。”大娘给我们换了衣裳，让我们吃了窝头大葱抹酱。

天黑以后，我们又商量，三人转移到了南旺洼，去了区青救会主任张毓英家。但主任不在家，大娘不认识我们。这样，我们无奈，12日晚上只好又转移到堤南村北面的大洼地里，也就是11日所在的那个地方。

由于这天晚上慌慌张张离开北岱大娘家，紧着赶路，也没有问大娘姓甚名谁，更没有留下联系地址，以致于以后多次寻找大娘都没有找到，真是遗憾。

四、忍饥挨饿，坚持大洼

5月13日。

中午，我们又饥又渴，趴伏在麦垄里，警惕着敌人的搜索，静听着敌人的动静。

不远处，时而传来三八大盖的枪声，敌骑兵的奔跑声，日本兵的咆哮声，汉奸的呵斥声。村村黑烟滚滚，这是敌人在“清剿”。时间过得太慢了，太阳格外热，手里拿着子弹上了膛的狗牌橹子，下定了敌兵马蹄踏不到身上不开枪的决心，就这么趴着、忍耐着，一秒、一分、一刻、一点……

口渴得要命，到哪里找水喝?在麦地里只能趴着躺着，坐起来就会暴露目标，只能忍耐着。

太阳落了、天黑下来，我们坐起来，站起来，伸了伸手脚，然后走到附近一块坟地里，肚子饿得咕噜咕噜叫，总得想法找点吃的呀，并且渴得要命，嘴皮都干裂了，说话都很困难。国仁说：“这一带我不熟。”景恒说：“刘斗家我熟，到刘南召什找点吃的，离这儿有三四里地，顺便看看刘斗，是不是在家，打听打听情况!”我说：“行。”

我们三人议定了集合地点，就是这块坟地，暗号问“谁”，回答自己的姓，然后问者再报一下自己的姓。我和景恒走前边，国仁走后边，慢慢搜索前进，警惕四周动静。就这样摸到了刘南召什村西街口。

村口竖一木杆，悬挂着日本的“膏药旗”。隐蔽下来听听无动静，景恒说：“你们等一会儿，我去刘斗家看看，打听一下情况，回来叫你们。”我和国仁隐蔽在树背后，景恒进村去了刘斗家。

景恒回来，按照预定的暗号在村口蹲、起三次，在树背后向我报告了情况：刘斗在北岱失散，跑到村北，被敌人骑兵追上，被抓到武强县城伪警备队部；刘南召什村维持会去保，讲好送钱放人。大嫂答应给熬高粱糁子粥，找邻居借点玉米饼子，叫等会儿去吃。又说这两天敌人在“清乡”，到各家各户搜查八路、枪支，翻箱倒柜；叫跑出去的人回来，说过两天就“清洼”。村里还成立了维持会，专门应酬敌人。

知道情况后，我们到了刘斗家，吃了饭，安慰了大嫂一番。

这一顿我吃了3个玉米面饼子，喝了四碗高粱粥，每人又带了3个玉米面饼子，告别了大嫂，悄悄地出了村。

可能因吃得太饱了，紧紧张张的3天没有大便了，出村有一里多地，大家不约而同地要大便，我们都在一块地里，蹲成三角形，都面向外，我面向村，背向西南，把手枪放在面前地下，忽听背后不远的方向“叭勾”一声枪响，不约而同地撒腿就跑，跑出去了几十步，我的手枪忘了拿，把腰带系好，我说：““景恒，我的枪忘了拿，我得回去拿!”

我们三人原路回去，我说：“沉着气，你们俩警戒着，我慢慢找。”巧得很，我摸着我拉的屎，再向前一摸，摸着我那手枪，大喊：“找到了!”国仁说：“小声点!”

我们三人就向刘南召什村西南边坟地警惕地走去。晚上有些凉，想找个地窖睡一晚上，坟地不远处有个地窖(白天发现的)，景恒先钻进去，我和国仁在附近警戒着。一会儿，他从地窖里出来，说：“不行。里面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清楚，我摸到有一具尸体，是部队上的人，穿的是军装，身体已经僵硬，这个地窖不能钻，另想办法吧!”我们三人商量：坚持两天，再说怎么办。

5月14日。

前一天晚上没找到地窖，只好在这坟地里靠在坟头边上，一人放哨、两人打盹，天有点冷，不能入睡。三人商量，明天再在这里坚持一白天，明晚向西转移几里地，到东韩村村南。景恒说：“东韩村武委会主任我熟悉，是分区交换信件的联络点，我负责先把情况了解清楚，再研究办法。”

轮流放哨、打盹，凉了就地跑步取暖，坚持到拂晓，就找麦地，选比较适合隐蔽的地方，把麦垄刨一层土，把两头堆高，人躺卧在垄沟里，便于隐蔽。只要敌人骑兵不发现，任凭人喊马叫，坚持不动；马只要不踏在身上就不动，大海捞针，敌人想找到我们很难。

五月中旬，小满节气，冀中平原麦子将熟的季节

拂晓、天亮、上午、下午，仰着、趴着、解手，每人3个玉米面饼子，自己有计划地节省着吃，我上午吃一个，傍晚吃了一个，留着晚上再吃一个。

有了吃的，没有水喝，渴得要命，嘴干得裂口出血，连话也不愿意说，我就用手把麦垄的干土刨开，把湿土露出来，把嘴张开贴在湿土上，进行呼吸，感到湿润，这是一个好办法。

当时我就把这个办法告诉他们俩，国仁说：“韩哥，你真有办法!”我说：“这是逼出来的，想活，就要斗争，渴，就逼着你找水，水在哪里，打井、地下找，打井不成，就只能刨坑挖湿土了!”

这一天，就这么平平安安地过去了。

太阳将落，按原定计划席景恒首先开始行动，向西北行七八里，向东韩村转移找村武委会主任去了。随后，我和国仁也开始向东韩村转移，三人拉开距离，以能看到为准，有先有后，而随着天黑，我们三人距离越来越近，到村边，我们隐蔽在柴堆旁，景恒进村。找到武委会，记得那人姓尹，我们叫他老尹，有30来岁，中农，那家院子很大，家里有十几口人。

那边，老尹家人给我们做饭，做的小米稀饭，玉米面窝头，老咸菜；这边，老尹向我们汇报敌情：敌人白天轮番“清乡”，你来我走，一天不断头，搜查八路、枪支、坚壁的军用物资，挖开村边的新坟头，看是否埋有枪支、机器、物资等；村里组织了维持会，老年人应酬敌人，青壮年去修据点岗楼，挖沟、修路，村干部目标大的都躲藏了，留下目标小的；敌人晚上集结大村驻扎，小村晚上敌人不敢来；听传言敌人要“扫荡”半个月，然后“清野”，在野外大搜查。

听完汇报，我们一面吃饭，一面商量对策。看来要作长期打算了。要转移到地理熟、有群众掩护、可以找到饭吃、在野外能找到水喝的地方去，最好以本地口音说话。

吃完饭，和武委会主任约定：“明天晚上我们还来，再研究研究办法。”

临走，拿了一把铁锹，一个粪筐，做化装用，拿了一壶水，拿了几个饼子备第二天吃。

心里有了底，就按计划转移到东韩村村南的大洼里了。

五、周密计划，实行转移

5月15日。

昨晚有了准备，有吃，有喝，在麦地里有麦垄隐蔽。

太阳出来了，和煦的阳光驱走了凉意，我们舒适地仰卧麦垄里，国仁说：“韩哥，你拿主意吧!”景恒也说：“你是老领导，工作组长，又是老党员，听你的!”

我胸有成竹地说：“昨晚，我想了一个方案，实行大转移。”

我把“大转移”的方案说明白以后，三人统一了思想。

国仁是武强县青救会的干部，家在饶阳县滹沱河北，到武强县工作不到一年，地理情况不熟，无亲朋关系，可暂到饶阳县滹沱河北去隐蔽。因为我是八分区青救会主任，有权决定此事。待“扫荡”过后，由我负责证明。

我在八地委任政治交通员、在饶阳县河北活动时，曾在东支沃村约国仁见面，征得国仁意见，将他的组织关系介绍到饶阳三区。区委书记李泰是我的老战友，是我亲自告诉他的。

我和席景恒家都在饶阳县滹沱河南岸，他家住北京堂村，属饶阳县四区，和我们相距4公里，同属一个区，地理熟，亲朋关系多，党内关系熟，产麦区，小麦长势好，易隐蔽；我属八地委饶、武、献大工作组，归地委书记金城领导，仍在地区范围内，可以由我决定，符合原则。

这样，先按组织原则把转移地区议定了。

国仁说：“如何去滹沱河北，过河好办，水不深，我熟悉。关键是敌人重兵封锁，情况不明，只得探索前行；万一过封锁出了差错，牺性了，由韩哥作证明，先把这个事说清。”

我和景恒都答应，我说：“咱们三个人话讲当面，到时候能在谁就证明，”我还说：“转移中，就靠个人聪明才智，随机应变了。”

我说：“景恒，咱们到北京堂你老家附近，路熟悉，走野地，一夜插过去，天亮赶到!”这样，三人怎么转移，方案商定了。

景恒说：“决定了，就赶早，今晚动身怎么样？”

最后商定：国仁到今天下年，太阳平西就向北运动，千方百计靠近滹沱河，算计今晚力争过河，靠自己独立作战，我对他说，“把干粮你都带上，够你两天吃了，过河前吃饱喝足，遇到情况，以跑为妙。”国仁说：“过封锁线我有经验，到联大去学习，过平汉铁路来回两次，顺利通过，这次在本地，没问题，我心里有把握。”

一切准备就绪，国仁于当天下午5点来钟就动身了。

我和景恒怎么走法，再详细估计一番，避免贸然行事。

天黑，景恒背着粪筐，扛着铁锨在前，我俩拉开距离，警惕着四周动静。

到了东韩村武需会主任老尹家，他已做好了吃的，烙饼、炒鸡蛋，我们边吃边谈敌情，除清乡搜查、修据点外，说敌人要修县界沟、修岗楼等等。我说：老尹，我们打算离开这一带，到滹沱河边产麦区去，那里好隐敝。我们带上点吃的，好赶路!临走，我和景恒对老尹的父母感谢了一番。我说，“大伯大娘，给你老人家添麻烦了，谢谢对我们的救命之恩!”边说着给老人家磕了个头。

辞别老人，拿着白面饼，悄悄地离开了东韩村。

出了村，我对景恒说：“咱们向西南走，向西靠近十几里，仍在这个大洼里，明天晚上再赶路，你看怎么样?”景恒同意。

当天晚上，西去十来里，到了深县、饶阳两县的交界处院头村南一带。

5月16日。

我们走到大洼里，选择一块麦地，又照旧躺在麦垄里，隐蔽起来。

位于深县、武强北部和饶阳、献县南部的这个大洼，是个特殊的地方。自抗战开始到“五一”大“扫荡”4年多时间里，每年的春季、冬季敌人“扫荡”，我们军民大都是利用这个大洼的空隙和敌人迂回游击的。

该大洼南北宽约10公里，东西长50多公里，是滹沱河故道，滹沱河在这条故道曾流过100多年。据传滹沱河几千年来，北不过蠡县，南不过衡水，就在深县、饶阳、安平、献县这一带滚来滚去，给人民带来了苦难和穷困，人民逃荒要饭、流离失所，被夺走了无数生命。但事物都有两面性。在抗日战争年代，我们利用这里地域辽阔、回旋余地大的优越条件，为战胜敌人做出了贡献，立下了战功。

有了这6天反“扫荡”的实践，摸到了经验，摸到点敌人的活动规律，心里就有底了。有吃有喝，也就沉住了气。思考细致，对付敌人的办法也就多了。

我们两个躺在麦垄里，讨论着晚上的行动路线:先到院头，从野外奔许张保村东，插南善村南，绕南许司马村与南宫村两村之间向西北直插杨各庄村东，向西北绕过单铺、仇孙庄，到北京堂村西约2公里远的麦地里隐蔽。遇村都绕村而过，时西时北、估计行程有35公里。还议定，近村时慢行，远村时快走，发现前有疑物黑影时就伏地观察，前方与左右有动静时就卧倒探听。

天渐渐要黑下来，我们吃饱喝足，开始行动。按原计划，告别了大洼，趁天还未全黑拉开距离大步前进，走出几里地，天黑慢行，两人靠近，左顾右盼，时快时慢，搜索前进。走到单铺，东方发白，启明星升起，天快亮了。我俩拉开距离，疾步前进，浑身大汗，走到目的地。我“咳呀”一声，仰卧在地，在齐腰深的、漫无边际的麦海里，自以为跑出了敌人的“扫荡”网，长出了一口气：“可到家了……”躺在麦垄里睡着了。

六、巧逢大娘，隐蔽京堂

5月17日。

16日晚走了一夜，屈指算来，走了十多个小时，绕来绕去，走了足有35公里，累极了，躺倒就睡着了。其中有精神关系，紧张的神经突然放松下来，自觉到了家，有了生我养我的这块土地上的可依靠、可信任的家乡群众，一倒下就睡着了!

大约上午8点钟，离我俩睡的麦垄有两里多地，突然听到几声枪响。有许多人叫叫嚷嚷，又喊又闹，我俩听不清喊叫什么，不知是干什么的。一直到快中午了，人们走了，我们又睡着，一直睡到下午，太阳平西才醒。

这时候，我突然间听见了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仔细一听，是仇孙庄村赵杏大娘在说话。我喜出望外，急忙喊叫大娘，让她过来，但我仍然不敢爬起来。大娘过来，一看是我，一惊。我高兴地向她说了这几天忍受饥饿的情况。她和我简单说了几句话，就回去给我们做饭去了。没多长工夫，大娘给我们送来了白面烙饼炒鸡蛋。我和景恒早已饿急了，不由分说，顾不了许多，狼吞虎咽，大大地饱餐一顿。

赵杏大娘告诉我们，敌人在离仇孙庄东北3公里的马长屯安了据点，上午到这村西边坟地里见有两个新坟头，日本兵怀疑是假坟，叫民夫挖开看看，闹腾了半天，中午才回去。大娘说：这些日子人心惶惶，鸡犬不宁，东逃西跑。听说大部队都已转移，县区干部也隐蔽起来了。

晚上，我和席景恒到了席景恒家，因为在麦地里吃了赵杏大娘送来的白面饼、炒鸡蛋，肚子已经饱了。景恒他妈见我和景恒有8天没洗脸，没刷牙，眼睛充血，嘴唇干裂、出血，嗓子疼，说话困难，欢蹦乱跳的小伙，熬磨得成了被霜打的花生，可怜我们，心疼得流出了眼泪。她说：“孩子们，受苦了，多叫人可怜!”

约晚上9点多钟，大娘给我们煮了热腾腾的杂面汤，我喝了两碗加上葱丝的杂面汤，出了满头大汗。景恒的大哥讲了讲敌情。快12点了，我们带上吃的(白面饼、炒鸡蛋)喝的(一壶水)盖的(一条棉被)，又到村西南洼麦垄里隐蔽了。

1992年4月30日我曾写了一篇题为《鱼水情一一讴歌八路店》的诗，歌颂赵杏大娘，又曾于1999年清明节亲自到仇孙庄村赵杏墓前跪读此诗。

5月18日。

我和景恒到北京堂村西南洼麦地里又隐蔽了一天，平安无事。晚上，按约定又到景恒家吃饭，喝的白面汤，吃的是白面饼、炒鸡蛋，边吃边听景恒的大哥汇报情况。深夜12点，又到西南洼去隐蔽了。又是一天平安无事。

5月19日。

就这样又吃又喝又睡，平安无事。晚上又吃又喝又说又笑，并开始总结经验，谈论如何提高斗争艺术，夺取胜利。

5月20日。

我们又照样在麦地里隐蔽着，什么情况也没有发生，格外的平静。

晚上，我们到景恒家，大哥告诉我们：“敌人除留下百十个伪军、十几个日本兵外，‘扫荡’的大队人马都撤退到县城去了。其余的人马都驻在马长屯，看来马长屯要安据点了，正忙着修岗楼。......据传，下一步还要‘扫荡’，成立伪政权，建立情报员，查户口、建立什么爱护村等。”

我们吃饱、喝足，又到西南洼麦地去隐蔽了。

七、潜回张苑，找到金城

5月21日。

天亮了，还是格外的安静。

我们站起来看看，路上没有行人，村边也很少有人出来，而我们照常警惕着。这时，我俩开始研究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我对景恒说：“咱们抓紧这个间隙，分头行动。我赶紧找地委书记金城同志，请示工作，了解形势、任务和上级部署；你在家马上挖地道，建绝密洞，准备隐蔽地点。如果真是敌人暂时撤退了，现在我就动身去和金城同志联系，你看怎么样?”

景恒说：“好，我马上就找可靠的党员、干部动手挖地洞。越快越好，越多越好，关键是保密。你找到地委，有什么指示，你回来告诉我。”

时到中午，在地里，景恒见到本村熟人，证实敌人撤退、“扫荡”告一段落的情况属实。

下午，我们隐蔽到3点多钟，景恒把棉被、水罐拿回去，我们互相告别叮嘱，约定相会的地点，就分手了。

我步行3华里，路经仇孙庄到赵杏大娘家打听情况，知道大“扫荡”10天来村里人员没有受大的损失，就放心了。

又步行5华里，经过范苑村时到范佩珍大伯家看了看，大娘说人没有损失，也放心了。

又走1华里到了张苑村我家，老母亲见我回来，自然欣喜若狂，先告诉我，父亲回来了，在我舅家隐蔽着，早在“五一”“扫荡”前挖好了地道；并告诉我，咱们这家也早挖了地道，这次大“扫荡”没有受损失。

吃过晚饭后，我就到本村我舅(本村村长、老党员、老堡垒户)家去。在那里，见到了我父亲，才知道父亲在献交县任县委常委、社会部长、县公安局长、手枪队指导员时，被敌骑兵追，累吐了血，不能坚持工作，在“五一”大“扫荡”前就住了八分区医院，住在固店村。为准备迎接大“扫荡”，院党委分配他到附近几个村传播挖地道的经验，他到张苑村，发动党员分片挖地道，这几天大“扫荡”，地道起了大作用。现在大家还在挖。

在俺舅家里还见到了村党支部的李保常、李瑞星、李清海等，并与他们研究了当前工作。

他们又帮助我找到了饶阳县四区区委书记靳树芳。他是八地委书记、饶武献地区工作组的总领导人金城的儿子，是我深州省立十中的同班同学，金兰之盟的盟弟。

我在舅家住了两天，参观了挖好的地道。他们向我介绍了洞口的位置，怎么伪装，气眼设在哪里，枪眼设在哪里，并说这些都是我父亲指导着挖的。

5月23日夜，我们村李保财(饶阳县四区区委的交通员、老党员)在区委书记靳树芳的指挥下，领着我，由我们村南行约8公里到张各庄村王其善家，见到八地委书记金城。

金城传达了上级关于坚持敌后抗战的方针，阐述了党的政策的转变，指出今后要实行“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相结合，建立两面政权，实施革命的两面政策，开展地道斗争，开展党的活动。

正讲着，突然有人喊：“快跑啊，日本鬼子来了!敌人已经包围了村子。”金城临危不乱，指挥若定，沉着地对大家说：不要慌！并告诉大家：不管男女一律脱下衣服，弯着腰出村。因为人的皮肤和土颜色一样，夜幕中不易被发觉。我们就这样出了张各庄村，转移到了桑元村。

5天后，5月28日晚，靳树芳到张苑村我舅家找到我，传达了金城的指示。金城讲：敌人这次是“拉网扫荡，剔篦清剿”，由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调动5万日本兵，15万伪军，共20多万人“扫荡”咱们这一块。现在，敌人的大部队从咱们这里走了，要“扫荡”滹沱河以北肃宁这一带去了，咱们这里成了敌占区。要暂时按照白色恐怖下那一套方法坚持斗争，听候上级的指示。

金城告诉小靳：“分区青救会小韩暂时在饶阳四区帮助你们工作，等地委集中统一研究部署后再说。”

小靳传达完之后说：“韩哥，这一带你都熟，党支部的人你也知道，有什么事通过你们村李保财找我，他是我们区委的交通员。”我说：“可以，熟悉的村我去，不熟悉的我就不去了，你和村支部说一下，我去找，他们接受就可以。”“谁不知道老韩和小韩呀，有名的父子兵嘛!”小靳说。

最后，我把分区抗联通信员席景恒的党的关系转给北京堂党支部的事说了，小靳答应给转，他说：“韩哥，你也和支部说一下，咱们都结记着办，以免忘掉，目前太紧张了!”

过了几天，我到北京堂见到景恒。把见金城和小靳的经过和指示、暂时安排都告诉他了。并说：“你的党组织关系由小靳找王景云(支部书记)也给转到村里了。”他说：“景云已通知我了。”景恒向我汇报了挖地道的情况，并亲自领着我看了他挖的秘密洞，洞口很巧妙、隐蔽，气眼有3个，我夸奖了他一番。以后，这个地道我们曾钻过多次。

八、战略转移，坚持战斗

反“扫荡”过后，进入了非常艰苦的阶段。大片敌后抗日根据地被敌人占领、蚕食，当时称为.“地区变质”。这就是说，冀中抗日根据地发生了质的变化，损失很大，工厂、枪厂都“坚壁”了，主力部队也都转移出去了。随着根据地变质和地方党委、政府人员骤减，我们实行战略转移，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各项斗争。虽然单从表面现象看，我们的机关、部队人数是大大减少了，但战斗力却大大增强了，并且大大锻炼了抗日军民，提高了觉悟，活动能力更机动灵活，打击敌人的办法更多了。

我们终于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摘自《纪念冀中军民“五一反扫荡”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