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母戊鼎反映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吗(访谈李维明国博对司母戊鼎的改名)
司母戊鼎反映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吗(访谈李维明国博对司母戊鼎的改名)这尊大鼎腹内壁铸有铭文“司母戊”,显示其用作祭祀一位周祭排序在戊日的先妣(多认为是作器者的母亲),参照商代周祭制度研究成果可知,受器人应为商王所奭妣戊,作器者为一代商王,从而决定大鼎体征规格属王室重器。因此,大鼎对于解读商代晚期特定文化遗存的时代、等级制度、周祭制度、宗教意识、历史人物(商王及配偶)等问题可以提供重要的参照和线索。考古发现,商代大型方鼎居当时青铜鼎之首,具有很高的等级,当属王室使用重器,多见于商代都城。如商代早期都城亳(今河南省郑州商城)出土8件方鼎,商代晚期都城殷(今河南省安阳殷墟)出土不少于21件长方形鼎。李维明:以历史、科学和艺术三大价值为标准,可将文物区分为珍贵文物和一般文物两类。中国古代青铜器多属珍贵文物,其中作为一级文物的青铜器应当具有造型、纹饰精美,能代表一个时期工艺铸造技术水平,有确切出土地点可以作为断代标准,铭文反映重大历史事件,具有历史人物或书法艺术,在
1946年11月17日,《中央日报》刊出张凤考释大鼎铭文的文章
张凤认为上一字释“司”,象耜形(锄头),也象织机上放纱的叉形,象征治理意义,代表职司;右下字,释“每”,因字通借作“母”;左下字,像一把长柄大斧,赞同邵氏说法,释为“戊”。因此他主张这件大鼎该叫做“司母戊方鼎”,意为当时某人替他母亲戊造的一件祭器。该文发表日期晚于邵氏文章21天,学术意义在于对大鼎铭文提出了“司母戊”这一新的释读方案。大鼎收藏单位中央博物院采用了“司母戊”这个释读方案,之后收藏大鼎的南京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2010年之前)相继沿用这一称名。
就文字音韵学研究而言,虽然音韵学家已经就以北京话为代表的今音查对以《诗经》为代表的上古音(周秦两汉时期汉语语音系统)韵部、声纽、声调取得了拟音成果,但对于更早的商代语音系统是否适用,无从验证。所以不能确切知道商朝人如何称呼该鼎。
澎湃新闻:司母戊鼎是国博的镇馆之宝,它为何如此重要?
李维明:以历史、科学和艺术三大价值为标准,可将文物区分为珍贵文物和一般文物两类。中国古代青铜器多属珍贵文物,其中作为一级文物的青铜器应当具有造型、纹饰精美,能代表一个时期工艺铸造技术水平,有确切出土地点可以作为断代标准,铭文反映重大历史事件,具有历史人物或书法艺术,在工艺发展史上具有特别重要价值等特点。这件商代大鼎属青铜重器,被定为一级文物,有着极高的文物价值。
20世纪90年代,大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通史陈列”中展出
从历史价值看,大鼎自1959年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至20世纪90年代,一直作为“中国通史陈列”展示商王朝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文物。
考古发现,商代大型方鼎居当时青铜鼎之首,具有很高的等级,当属王室使用重器,多见于商代都城。如商代早期都城亳(今河南省郑州商城)出土8件方鼎,商代晚期都城殷(今河南省安阳殷墟)出土不少于21件长方形鼎。
这尊大鼎腹内壁铸有铭文“司母戊”,显示其用作祭祀一位周祭排序在戊日的先妣(多认为是作器者的母亲),参照商代周祭制度研究成果可知,受器人应为商王所奭妣戊,作器者为一代商王,从而决定大鼎体征规格属王室重器。因此,大鼎对于解读商代晚期特定文化遗存的时代、等级制度、周祭制度、宗教意识、历史人物(商王及配偶)等问题可以提供重要的参照和线索。
从科学价值看,大鼎体量居商代青铜鼎之首。制作这样宏大体量的铸件,其工序流程涵盖当时铸工的各个方面,即设计、模型、备料、铸型、制范、合金配料、熔铜浇铸、修治等,是了解当时铸造工艺的范例。其中有四点工艺具有典型意义。
合金比例:将大鼎耳部取样分析,与商代早期铜方鼎合金比例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大鼎合金中铜的比例略有降低,锡的比例有所升高,铅的比例有较为明显的升高。加锡还可以降低纯铜熔点,提高铜合金硬度和色泽;增加铅的比例可使铜液在浇注时具有更好的流畅性。
熔铜浇铸:殷墟铸铜遗址发现有直径30—108.5厘米的草泥熔铜炉,学者推断铸造875公斤重的大鼎需准备1200—2000公斤左右铜料,用大型熔炉熔铜浇铸。
分铸合铸:鼎体与耳分铸完成,最后合铸一体,这一铸造工艺可以看作周代以后逐渐流行分铸法的先河。
间隔空足:大鼎四足主体为空心,足壁与鼎腹厚度接近,其中留有间隔,有内范填充其中。这是当时最为先进的工艺,既兼顾青铜收缩应力一致,避免足与腹连接处开裂,又增加足部的承重力度。
大鼎间隔式空腔足
从艺术价值看,主要表现在造型特征、纹饰和铭文三个方面。
造型:长方形造型青铜鼎出现于商代晚期。有学者据大鼎腹高与长之比约等于0.6,近“黄金分割”的常数0.618,认为这比古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的认识要早500年。
纹饰:大鼎自耳至足,装饰由云雷纹为底纹、托浮兽面纹样的多层花纹。纵览商代晚期铜长方鼎纹饰,像大鼎这样以单元带状纹样为主题作回形布局,间以局部素地,使鼎体纹饰在疏密中透现空灵,在耳、体、足部按照不同寓意穿插诸多具有神格化的动物形象(龙、虎、牛、羊、人等),这样的纹样布局和纹样特征为其他方鼎少见。
大鼎造型结构与纹饰特征示意
铭文:大鼎腹内铭文是目前所见商代金文字体最大者,辞例为商代文辞首见,笔画波折代表了商代文字一个发展阶段的特征。
澎湃新闻:对于司母戊鼎,您曾说过“越是熟悉的东西越陌生”,为何会有这种感觉?
李维明:人们常说的“熟视无睹”就是这个意思。司母戊鼎连中小学生都知道,我原以为有关这件大鼎的基本信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直到国博对大鼎更名引发社会关注与讨论。我是研究夏商周历史与考古的,所以学界朋友就此询问我的意见,这才促使我开始关注这件大鼎。然而每当我走近这件大鼎,都会感到对这件大鼎内涵知之甚少。虽然有关大鼎的介绍材料数以百计,但有些信息之间存有明显的差异,疑惑由此而生。从2012年起,我开始系统地收集相关材料,经常带着单位介绍信和干粮到国家图书馆查阅1949年以前的报刊和台湾出版的学术刊物。往返途中经历的烈日与寒风、春节期间图书馆少有寂静,这些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历经四年多的时间,我对大鼎内涵做了较为全面的学习和研究,涉及出土、流传、纹饰、铸造、铭文释读、学术史、文物价值等多个方面,最为深刻的感受是,探究其中仿佛置身于小宇宙大乾坤中,虽倾力而为,但仍有许多问题不得其解,有待后学继续探讨。以大鼎出土具体地点为例,20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相传大鼎的出土墓进行了钻探。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发掘了这座墓,编号84AWBM260,有学者甚至称其为“司母戊”墓。这是不是定论呢?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对殷王陵14座大墓材料进行学习,结果却是“不一定”。因为传出大鼎的这座墓,面积在殷王陵区诸大墓中排序约在第11位,其一条墓道等级也低于四条墓道大墓和两条墓道大墓,作为商代第一大鼎与这座墓所居等级不甚相称。在没有确证该墓出土大鼎的情况下,大鼎有无可能出自其他大墓?我觉得该墓北部一座四条墓道的大墓(编号1400)值得注意。
李维明关于司母戊鼎的卡片
澎湃新闻:国博改“司母戊鼎”为“后母戊鼎”的依据是什么?在您的研究中,您认为国博“只是更名、不是正名”,这句话该如何理解?
李维明:更名前,馆内部分主“后”者认为,称“司母戊”是不对的,称“后母戊”是对的,由此看来更名动机是为大鼎正名。理由主要有三条:第一,“后”是指母戊的身份,称“后”代表她为商王之后;第二,以20世纪70年代安阳五号墓(妇好墓)出土部分铜器铭文、石文,有释“后母辛”“后辛”例证,支持“后”说;第三,商代文字的写法有时向左向右可以相通。
国博将馆藏大鼎更名为“后母戊鼎”,我注意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常玉芝研究员、考古研究所曹定云研究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葛英会教授相继发表学术论文、表达不同意见。这几位学者是商史、商代考古学、甲骨文研究领域的专家,文章涉及大鼎称名问题。综合诸文主要论点:
1、商代无“后”字。商代卜辞中有“毓”字,本意指生育,引申义指先公先王或後。“后”(王后意)字的出现,时在周代。
2、如释“后”(王后意)则有些辞例讲不通,如“后父”“后犬”“后羌”等。
3、商代卜辞、金文中出现的“”“”是一个字。从字形结构、造字本义、辞例分析,当释“司”。在相关辞例中主要用作祠、祀(祭祀)或嗣意。
馆内部分主“后”者给出的理由也需要再推敲:虽然20世纪70年代有学者将安阳五号墓出土部分铜器铭文、石文释“后母辛”,“后辛”,但也有学者释“司母辛”“司辛”;还有学者对该墓相类金文辞例中出现的“”“”,左向者释“司”,右向者释“后”。显然,学者对该墓出土金文中的“后”“司”之辨,至今仍属学术讨论范畴。另外,虽然商代部分文字写法有时向左向右可以相通,但并不限于“后”字,也适用于“司”字。
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就是在国博将“司母戊”更名为“后母戊”之前,未见馆内学者就该鼎称名有研究专论发表,有迹象显示部分主“后”者主要是信从部分名人之说,受他人影响,如20世纪60年代,有台湾学者对“后”说作进一步论证。主要论点是,卜辞有“后”,卜辞、殷周金文或有写作“”形,是正反书之证,实为一字。据传世文献(如《尚书》《左传》《礼记》)记载,认为借“后”为皇王帝后之称,遂借为皇妃之后。70年代,有学者将安阳殷墟五号墓(妇好墓)出土部分铜器铭文、石文释“后母辛”“后辛”,并引春秋时叔夷镈讲成汤伐夏后,“后”字也写成“司”,古文字没有左右向的区别为据。认为“后”字专属于王后,或为武丁之后。
事实上,学界对这件商代大鼎的铭文释读,在字数、字序、字意等方面均存不同认识,可见多种释读方案(如后妻戊、后戊妻、后母戊、母后戊、司母戊、妻戊、姤戊、后戊等),涉及大鼎铭文的“后”“司”“母”“女”三字或两字释读方案等问题,至今仍属学术讨论范畴。据此判断,国博以“后母戊”替代“司母戊”称名大鼎应属更(择换)名,尚无确证为正名。对于这个问题,我专门写了《“司母戊鼎”更名现象观察》一文,2016年发表在《古代文明》第10卷,欢迎专家学者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