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g对国际的影响（5G冲击国家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论场）

5g对国际的影响（5G冲击国家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论场）首先，就时间维度而言，5G时代信息收发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这要求政府更快地做出回应。根据2016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通知要求“对涉及特别重大、重大突发事件的政务舆情，要快速反应、及时发声，最迟应在24小时内举行新闻发布会。对其他政务舆情应在48小时内予以回应，并根据工作进展情况，持续发布权威信息。”[8]可到了同年11月，要求则改变为“最迟在5小时内发布权威信息，在24小时内举行新闻发布会”[9]。然而国家重大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舆论传播近于即时，5小时、24小时等标准已经不适用了。政府能否第一时间介入，受制于政府的决策机制。在当前的层级结构中，处理意见和领导反馈在内部需经过层层传递，决策权的集中以及舆情事件本身的分散性是一大矛盾，而回应效率低和信息传播效率高又是一大矛盾。现如今，互联网已经从信息科技时代进入数字科技时代。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89亿，互联网普及率为70.4

国家重大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网络舆论：基本特征、本质属性与引导原则——以新冠肺炎疫情网络舆论为例

[摘 要] 国家重大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关乎公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针对由此产生的网络舆论进行治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以新冠肺炎疫情为案例，从国家层面，系统讨论了互联网进入数字科技阶段后，国家重大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网络舆论的一般特征、本质属性及引导原则。结合网络大数据分析，文章提出，国家重大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引发的网络舆论，具有爆发突然、规模超常、极化明显和演进跌宕等一般特征，其在本质上是恐慌情绪的弥漫，因此舆论引导的战略目标应是消除恐慌，在实践中宜遵循治本、公开、底线、权威、柔性五个基本原则。

[关键词] 重大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网络舆论；新冠肺炎疫情；舆论引导

一、文献回顾：国家重大突发公共安全事件中的网络舆论

对国家重大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网络舆论及其引导的进一步思考（一）

二、数字科技时代的网络舆论治理

作为重大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新冠疫情，带来的挑战远远超出某个部门或地方政府的应对能力。此外，数字科技时代的到来，已成为影响网络舆论形成、演化与治理的关键变量。故对于相关网络舆论的引导，应该从国家层面予以考量，相关治理活动亦需要在国家层面予以统筹。

（一）公共领域与网络舆论场

在中文语境中，舆论是“舆人之论”的简称。舆人起先指造车匠，后来又泛指与车有关的各色人等。所谓“舆者，众也”。因此舆论一般指老百姓的言论，或曰民意[1]。现代意义上的舆论与公共领域的概念紧密联系。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提炼出一个关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理想类型，并认为“这种公共领域为公共交往的现代形式铺垫了历史背景。”[2]所谓“公共交往的现代形式”，主要指兴起于英国的咖啡馆、法国的沙龙、德国的读书会，然后又进一步发展到议会及资产阶级报刊的关于文学、社会与政治等诸多公共事务的公开讨论或称公共舆论。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专门强调了传媒力量之于公共领域的重要作用。“大众传媒影响了公共领域的结构，同时又统领了公共领域。”“通过电子传媒，事件在全球变得无处不在”“游行民众在广场和街道的真实在场变成为无所不在的在场”[3]。

今天，在互联网高速发展和迅速普及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信息传播和意见表达在互联网平台上进行。由普通网民自发形成的“非正式”公共舆论和由大众传媒建构的“正式”或准“正式”公共舆论之边界日益模糊，“公共舆论场”基本上等同于“网络舆论场”。如果将网络传播理解为不仅仅是利用网络技术，而更多是在网络空间中进行的社会互动，那么特定的网络传播活动就具有某种社区性和场域性[4]。与“公共领域”所隐含的意见表达范围的有限性和封闭性相比，网络舆论场更具有开放性和无限可能性。按照布迪厄(Bourdieu)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场域论（field theory），“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5]。作为社会关系的网络或者说社会关系的集合，互动关系是场域最重要因素。以网络为媒，人际间的社会互动不仅可以跨越时间和地理障碍，而且可以跨越现实中的诸多社会分层和心理障碍，实现以各种技术手段为支撑的具有多选择性和非固定性的社会互动。

基于此，我们似乎可以将公共舆论场贯通地理解为：在一个非封闭平台中所有指向性信息的集合。其中，非封闭意味着空间的公共性和可共享，在开放空间中信息的生产、传播有多个主体的参与；指向性意味着信息并非静态的，而是流动的，是主体有意识地生成和表达[6]，尽管这些表达未必能算是明确的意见，也并不必然形成共识；而多指向信息之间不断碰撞交变，恰如众声喧哗，汇为潜力巨大的洪流。

（二）数字科技时代：前所未有的挑战

现如今，互联网已经从信息科技时代进入数字科技时代。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89亿，互联网普及率为70.4%，与1997年首次统计网民人数仅为62万，普及率仅为0.05%[7]相比，这样的规模增长是惊人的。目前，移动通信技术已历经1G到5G五个阶段，5G将以一种全新的网络架构，提供峰值10Gbps以上的带宽、毫秒级时延和超高密度连接，实现网络性能新的跃升，并将给网络舆论治理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首先，就时间维度而言，5G时代信息收发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这要求政府更快地做出回应。根据2016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通知要求“对涉及特别重大、重大突发事件的政务舆情，要快速反应、及时发声，最迟应在24小时内举行新闻发布会。对其他政务舆情应在48小时内予以回应，并根据工作进展情况，持续发布权威信息。”[8]可到了同年11月，要求则改变为“最迟在5小时内发布权威信息，在24小时内举行新闻发布会”[9]。然而国家重大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舆论传播近于即时，5小时、24小时等标准已经不适用了。政府能否第一时间介入，受制于政府的决策机制。在当前的层级结构中，处理意见和领导反馈在内部需经过层层传递，决策权的集中以及舆情事件本身的分散性是一大矛盾，而回应效率低和信息传播效率高又是一大矛盾。

其次，就空间维度而言，5G媒介系统将进一步打破空间距离和地域限制，远程交流的范围会更加扩展。网络舆论场近乎没有边界，与现实社会的行政区划不匹配。政府在线下的联动面如果没有足够的覆盖规模，则无力也无法跟上网络舆论的快速传播。同时，信息本身的空间传播能力也将大幅增强，信息全球化的流量加大、流速加快，对境内的网络舆论场产生更大的冲击。

第三，就形式维度而言，即时的网络直播正在成为主流的传播形式，视频内容呈几何式增长，并带来更强烈的情绪刺激、感染或爆发。现在短视频由于形式直观立体，发布门槛较低，与当下网民普遍利用移动端快节奏地获取信息的模式一致，已经成为相当数量舆情事件的源头，极易左右舆论风向，推动舆情迅速发酵和广泛传播。而且，在5G网络传播条件下，信息审核窗口期缩短，“把关人”作用极易弱化和缺失，网上虚假信息、虚假视频增多，“新闻反转”“舆情反转”现象频发。短视频和视频直播将从根本上冲击到网络舆论生态。在这样的网络舆论环境中，一个看似微末的信息很可能就成为引发舆论爆炸的导火索。

数字科技时代，网络舆论场规模空前膨胀、舆情发展空前复杂，政府既是信息发布主体之一，又肩负着信息场域的治理职责。一旦出现像新冠疫情这样的国家重大突发公共安全事件，政府在互联网治理和网络舆论引导上面临的形势就会格外严峻和困难，挑战前所未有。

（三）“危机历史”：难以承受的失败

在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前，政府承受的是不允许失败的压力。库姆斯（Coombs，2007）在情境式危机传播理论中，引入了“危机历史”的概念，这一概念旨在强调任何一次危机的处理过程和结果都会对将来的危机产生深远的影响，并且，新的危机过程往往会唤起人们对历史危机，特别是失败的危机处理过程的记忆[10]。因此，网络舆论引导的结果是累积性的，具有长尾效应。如果不能在一次重大公共安全事件中稳定舆情，消除恐慌，不仅不利于此次事件的顺利处置，而且相关负面印象会延续到下一次事件[11]，甚或加倍放大。

我国网络舆论引导二十余年的实践经验已经证明：假如政府或其他主体在危机事件中处理得当，则积累起来的声誉和经验可以帮助减少新危机中社会对事件责任的归因，反之亦然。这也意味着，对于政府而言，新冠疫情的网络舆论引导一旦失败，未来的代价或将难以承受。

后文将继续分析重大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网络舆论的典型特征及引导原则。更多内容敬请关注头条号“进击的火车”！

---

[1] 许静：《舆论学概论》（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第2页。

[2]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1990年版序言，第6页。

[3]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15、32页。

[4] 许静、夏少昂、李彤：《网络传播中场域性互动对社会舆论的影响》，《中国网络传播研究》（第三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8页。

[5] 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

[6] 目前网络上也存在大量机器写作和随机生成的信息，不过如将这些信息视为公共舆论场的组成内容，它们必然满足指向性，仍然体现或折射出背后的人的意志，否则只能视为弥散信息，可以忽略。

[7] 资料来源：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2102/P020210203334633480104.pdf，2021-02-03。

[8] 资料来源：http://www.gov.cn/xinwen/2016-08/12/content_5099154.htm，2016-08-12。

[9] 资料来源：http://www.gov.cn/xinwen/2016-11/15/content_5132853.htm，2016-11-15。

[10] Coombs W. Timothy. Protecting Organization Reputations During a Crisis: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Situational Crisis Communication Theory 2007 Volume 10 Issue 3 pp 163–176.

[11] 张权：《网络空间互动与政治信任流失:主体 过程与机制——基于"需求—转化"视角的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9年第1期，第174-186页。

文章节选自学术论文《国家重大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网络舆论：基本特征、本质属性与引导原则——以新冠肺炎疫情网络舆论为例》，系作者原创，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挪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