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习打字一个月可以吗？打字身体与性别

练习打字一个月可以吗？打字身体与性别不同于本文开头所描述的全球基建扩张景象，中文打字机的“猥琐发育”史，恰恰缘起于打字机制造商全球扩张的败局。在英文打字机诞生之后，机智的西方工程师们克服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将便利、快捷的打字机送到了世界各地：他们通过增减按键（key）数量、重新设计键盘，将意大利语、俄语、法语、印地语等拼音文字，纳入了现代打字机的世界版图；通过调整列印杆（typebar）的方向，实现了“从右往左”打字，研发出希伯来语打字机。中文打字机的诞生：源自美国制造商的全球化挫败现任教于斯坦福大学的墨磊宁（Thomas S. Mullaney）教授，于2017年出版的《中文打字机：一部历史》（The Chinese Typewriter: A History The MIT Press），就为读者讲述了打字机（typewriter）进入中国、适应汉字并将中国带入信息时代的被遗忘的历史。或许，今天熟练着使用中文输入法发

很多人都知道，林语堂因为发明中文打字机而破产，但未必知道中文打字机的发明史，源自于美国制造商在打字机全球化生产过程中的挫折败局。如今使用电脑打字的我们，很难想象中文打字机的发明究竟有多难。

随着SpaceX新一批“星链”（Starlink）网络卫星的发射，人类的“信息基建”（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已逐步朝着“全球卫星互联网”的阶段迈进；而另一方面，“中国AI算法”的成功，TikTok在全球范围内的风靡，也令中国成为未来信息技术革命中不可或缺的一员。

但不管是“星链”还是TikTok，它们的“全球”视野和承诺，都遭遇到了地缘政治的挑战。正如研究“信息基建”的学者们认识到的，全球化的“信息基建”，从来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all at once globally），而是不断与本土语境协商的过程，牵涉到技术转移、专利保护、市场准入等挑战。与此同时，历史学者通过检视“信息时代前史”，例如电话、电报的全球史，更进一步瓦解了“信息技术”本身的普适性，勾勒出技术本土化历程中的语言、文化、社会困境。

打字员宣传画

现任教于斯坦福大学的墨磊宁（Thomas S. Mullaney）教授，于2017年出版的《中文打字机：一部历史》（The Chinese Typewriter: A History The MIT Press），就为读者讲述了打字机（typewriter）进入中国、适应汉字并将中国带入信息时代的被遗忘的历史。或许，今天熟练着使用中文输入法发微博、写公众号的年轻人，会冷不丁想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父辈、祖辈是怎么打字的？中文的打字机长什么样？ 当我们早已将多语言操作系统看做平平无奇的“既存事实”，将技术与语言的关系视为“兼容”，我们会很难想象在上一个百年，方块字被排除在打字机技术之外，对现代化急不可待的知识分子甚至要废除汉字。

如果说每一个中国人都熟知四大发明中的“活字印刷术”，也骄傲于今日中国信息科技的成就，在这二者之间的信息早期现代化时期却被遗忘、漠视了。而这一段尴尬、挣扎、充满着昙花一现发明的“中文打字机历史”，却意外地保存住了中国人最大的遗产：汉字。当今天数据科学家（data scientist）、电脑工程师（computer engineer）已成为年轻人就业的不二首选，历史学家也在回望“前技术时代”那些默默无闻的工程师和“数据分析师”，是如何参与到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史、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之中的。墨磊宁的《中文打字机：一部历史》既从科技史的角度，横向地关注了以往“文字改革运动”被忽略的一面，又纵向地弥补了“印刷术”与“计算机”中间遗失掉的一块拼图。

《中文打字机：一部历史》英文版封面

中文打字机的诞生：源自美国制造商的全球化挫败

不同于本文开头所描述的全球基建扩张景象，中文打字机的“猥琐发育”史，恰恰缘起于打字机制造商全球扩张的败局。在英文打字机诞生之后，机智的西方工程师们克服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将便利、快捷的打字机送到了世界各地：他们通过增减按键（key）数量、重新设计键盘，将意大利语、俄语、法语、印地语等拼音文字，纳入了现代打字机的世界版图；通过调整列印杆（typebar）的方向，实现了“从右往左”打字，研发出希伯来语打字机。

当然，再灵巧的工程师有时也突破不了机械本身的局限，要和客户“协商”一番：由于双排键盘打字机最多只能容纳72个字母，日常使用74个字母的暹罗国人民不得不“削足适履”，将就将就，少用两个字母，而这两个“被放弃”的字母也果真逐渐退出了暹罗书面语。

美国讽刺漫画：如同太和殿的中文打字机：打字员如同攀上石阶，费力地寻找所需要的汉字按键。

然而，一路高歌猛进、征战世界市场的美国制造商，却在中文面前束手无策了：任何键盘（keyboard）都容纳不了上万个方块字——除非，它足够庞大。这一次，不是工程师，而是美国的讽刺漫画家，想象出了如同迷你太和殿的中文打字机：打字员如同攀上石阶，费力地寻找所需要的汉字按键。

汉字和键盘打字机的“不兼容”，仿佛寓示着传统中国与技术语言现代性（technolinguistic modernity）的不匹配。这时，难免会有人抱怨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发展”出拼音文字：深受达尔文进化论影响的欧洲语言学家断言，汉语很尴尬地卡在了象形文字和拼音文字之间，没有发展成熟（“arrested in the development”）。在“五四”一代反传统、反礼教知识分子眼中，方块字除了不能适应信息时代的新机器，还是“愚民的利器”（鲁迅）、“腐毒思想之巢窟”（陈独秀），几乎面临“不得不废”（钱玄同）的境地。

显然，只有打破“键盘”的桎梏，才能想象出为中文量身定制的打字机。在第四章，我们终于看到了第一款成功的中文打字机：一九二零年代中期，由商务印书馆资助改造的“舒式”打字机。它的确没有键盘，而是由两块平板构成：上面的选字板可以容纳2500个可拆卸字模（slug），用指针下压字模，下面一层打字板就会打印出相应的字。此外，“舒式”打字机还配了三千多个“生僻字”字模，以备不时之需。“舒式”打字机的便捷性，最终受到了市场的认可，此后广泛使用的“万能”打字机、“双鸽”打字机，都没有脱离“舒式”打字机的基本构造。

“舒式”打字机

林语堂发明的打字机：人机交互的先声

然而，“舒式”打字机并不是“横空出世”，它的设计思路要再往前推将近一百年。在第二章《汉字之谜》中，墨磊宁介绍了三种十九世纪“汉字理论”。

第一种“常用字”（common usage）理论认为，日常汉语书写并不需要近万个汉字，而是两千至四千左右。当小斯当东（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的《大清律例》英译本出版时，苦于学中文的外国传教士们，惊喜地发现整部书只有两千多个汉字。如果掌握两千个汉字就能读懂晦涩的法律条文，那么学汉字的负担其实并没那么大。而另一方面，同样有着“识字焦虑”的中国教育家、语言学家们，为了消除文盲、推广大众识字，也纷纷采取统计学方法，分析汉字的出现频率，也将“常用汉字”的范围划定在两千左右，出版了各种识字读本。受“常用字”理论启发，从麻省理工毕业的中国工程师周厚坤，在设计他的圆柱式打字机时，仅仅使用了三千多个字模。

1915年，中国山东留美学生祁暄发明的大字盘中文打字机。

第二种“组合主义”理论（combinatorialism），则受“偏旁部首”分类法的启迪，认为可以通过拼接的方式打印汉字，比如“时”就可以用“日”和“寸”组合在一起，用不着单独设计“时”的字模。纽约大学毕业生祁暄便采取这一方法，将他的打字机字模数进一步缩减到1327个。但这种拼字法，也存在着致命缺陷：尽管“日”和“寺”可以组成“时”，“日”明显比“寸”字窄得多；虽然“旦”和“时”都含有“日”的部分，“日”字的大小、相对位置却不一样。机械式的拼字，固然减少了字符数量，却也失去了汉字的美感与协调性。

最后一种“代理”理论（surrogacy），源于中文电报的设计原理：通过将汉字对应至从0001到9999的列表，数字化的汉字可以通过摩斯码传输，并将中国纳入了现代电报网络之中。尽管日后大为成功的“舒式”打字机并未采用这一理论，诞生于一九四零年代末的“明快”打字机却吸收了“代理”理论。而它的发明人，并不是名不见经传的工程师，而是大名鼎鼎的作家林语堂。

林语堂指导女儿林太乙演示“明快”打字机

林语堂的“明快”打字机，不仅吸纳了以上三种理论，还融入了当时得到极大发展的索引“捡字法”，创造出具有跨时代意义的“输入”界面：与迄今为止提到的所有中文打字机都不同，“明快”打字机是历史上第一部带键盘输入的中文打字机。键盘上的七十二个字符，对应着汉字不同的“偏旁部首”，操作者只需同时按住两个键，打字机内部就会选出一行八个备用字，接下来再“enter”要选的字。

遗憾的是，由于当时中国陷入内战，美国制造商担心技术专利无法得到保护，放弃了对林语堂打字机的资助。而林语堂本人也因为债台高筑，放弃了进一步推广“明快”打字机的计划。尽管林语堂打字机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没有得到推广，他的“输入”（imput）理念却意外地与今天的中文输入法（尤其是五笔输入法）相一致：第一步检索汉字、缩小选择范围，第二步再打字。正如墨磊宁所指出的，林语堂打字机可谓人机交互（human-machine interaction）的先声。

打字、身体与性别：从“打字女孩”到“技术直男”

墨磊宁敏锐地注意到，打字员的身体也成为了中文打字机升级完善的一部分。由于中文打字机需要打字员从数千个字模中逐一选字，这一过程非常耗时、耗力，最初只能做到一分钟打二三十个字。尽管机械设计上有着“先天不足”，打字员们却通过重新排列、组装字模位置，极大地提升了打字效率。

例如，将“革”与“命”两个字模放在一起组成“革命”，减少了单独找“革”字和“命”字的时间。而“革”字的左边可以嵌入“变”字组成“变革”，下边还可以嵌入“新”字构成“革新”，“新”字右边又配套着“华”、“社”形成“新华社”。原本杂乱无章的、望之生畏的选字板，便被打字员们改造成了汉字拼图，打字效率因此提升到了一分钟八十个字。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打破一分钟打字记录的打字员，甚至被授予“劳动模范”称号，并在全国宣讲、出版自己在组合字模上的经验。

当然，除了新颖的改装字模方式，打字本身也是一个熟能生巧的身体过程。当经验丰富的打字员已对各个汉字的位置烂熟于心，英文键盘式的“盲打”似乎也不再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尽管中文打字机操作起来远不如敲击英文二十六个字母那么简单，中文打字员们却借助各种各样的记忆术、熟练度和个人化的拼字方法，将中文打字的速度提了上来，让中文打字机获得了“存在的理由”：使用打字机至少比手写中文快。

清朝时电报员接收电报的场景。

这种以身体弥补技术差距的思路也有其历史前缘：晚清时期的电报员同样冥思苦想出一套提升电报输入的方法，他们重新排版了代码手册，每一页显示99个代码，比如要寻找“1259”所指代的汉字，电报员只需要翻到第12页，再找到第59个汉字即可。这些辅助性手段看似只是“权宜之计”，实际上如墨磊宁所言维护了中国的“符号主权”（semiotic sovereignty），将原本没有考虑汉字操作性的西方机器和技术进行了本土化改造，将中国重新嵌入了全球信息基建之中。

从另一方面讲，无论电报还是打字速度的提升，都不完全是“由上至下”由国家推动的，离不开个人身体实践、各种培训学校的探索和技术职业本身的发展。是这些“由下而上”的民间力量，无意间维护了国家的“符号主权”。而笔者在读到这些“记忆术”时，也不禁回想起曾经背诵的数理化口诀（“奇变偶不变，符号看象限”），汉语的口头押韵和眼前x、y轴的“西方数学”仿佛没有任何壁垒，这不仅仅是知识内容上的文化翻译，也是身体、记忆、语言层面的转译。

女性打字员

此外，墨磊宁也注意到性别与技术的关系：尽管民国时期的打字员培训学校不乏男性毕业生，“打字员”在大众媒体的想象中却几乎都是女性文员的形象。当林语堂向美国制造商展示他新研发的“明快”打字机，夸耀“每个人不经培训都可以上手使用”，他也特地挑选了一位女性——他的女儿林太乙——作为“打字女孩”（typewriter girl）演示打字，还被不知情的纽约媒体误认为是林语堂的私人女秘书。

将打字机与女性联系在一起，有其特殊历史原因：西方打字机广告的“打字女孩”形象早已深入人心，要跟世界接轨的民国中文打字机厂商，不免连广告营销一并照搬。另一方面，民国打字员培训学校也瞄准了女性文员劳动力市场，特地在女性职业杂志上投放广告，仿佛开办的是“打字员女校”。然而有趣的是，到了新中国初期，著名打字员“劳模”张继英却是位男性。此时，打字这一身体过程不再强调“细致”、“耐心”等所谓“女性化特质”，而是着重于提升打字技术，为祖国快速工业化做贡献。打字员从“文员”也转变为了“工人”，从白领丽人变成了“技术直男”。

尽管这两种对“打字员”的性别想象大相径庭，它们的内在性别话语逻辑却是一致的，低估了女性对高难度科技的掌握、改进能力：当打字机厂商想要暗示打字机技术的“轻松上手”时，他们的宣传理念往往是“女性也可以掌握（技术）”；当整个社会氛围强调“苦练技术”时，“技术直男”的形象就登场了。而到了今天，我们已经不会再把“打字”这个行为跟性别再联系起来——确切说，“打字”已经不再被当成“技术”，电脑输入也不像中文打字机那样需要专业性，“打字”转化成了所有人必须掌握的能力（technoliteracy），性别刻板印象与劳动分工的关系也随之消弭。

中国信息化历史：从中文打字机到中文计算机

作为一本典型的科学技术史（science & technology studies or “sts”），《中文打字机：一部历史》对我们熟悉的“百年汉字改革运动”话题提供了不一样的视角。在序言中，墨磊宁不无惋惜地写道，学术界在处理百年汉字改革历史时，过于关注那些姿态激进、宣扬“废除汉字”、“汉字拉丁化”的反传统者（iconoclasts），却对真正将汉字在信息时代保存下来的技术先驱者毫不关心。正如墨磊宁所说，这批“技术员”的激进、创新、反传统程度，完全不亚于那些振臂高呼的人文知识分子，值得一部历史书写。除了打字机和电报，速写法、盲文、莱诺铸排机（Linotype）、莫诺铸排机（Monotype）、图书馆卡片编录等新信息技术，都需要对旧汉字传统进行一番改造。

中文为何从“由上至下”转变为“从左至右”，阿拉伯数字和标点符号如何成为中文书写的一部分？这些技术问题看似琐碎，实际上为保存中文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除了鲁迅、陈独秀、钱玄同等我们熟知的名字，墨磊宁也从历史的尘埃中擦亮了周厚坤、祁暄、张继英这样不为人知的姓名，也梳理了民国政府办公“信息化”、大众识字运动、印刷资本主义发展对打字机技术的推动。对科学技术史的检视，也令我们跳出了以往“语音中心主义”和汉字间的二元对立，从技术的角度考虑如何超越或规避语言和历史上的对立。

中文打字机

正如墨磊宁在本书开篇中提到的，《中文打字机：一部历史》仅仅是他“中国信息化历史”写作计划的前半部，而后半部的内容正是中文计算机的历史。然而，笔者认为，这部“前传”有着更深层次的意义：中文打字机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它也从未像个人电脑那样普及从而留存在大多数人的记忆之中，但它却起着对中国信息化“承前启后”的作用。

不得不说，中文打字机的历史是一部狼狈、磕磕绊绊、“上不得台面”的历史，墨磊宁也记述了不少这样的“狼狈时刻”：当民国驻纽约领事在剪彩仪式上向媒体展示祁暄发明的打字机，他用了两个小时才慢慢吞吞打了一百多个字，也让祁暄的推广计划彻底泡汤。而林语堂在让林太乙第一次展示“明快”打字机时，也不巧遇上了机械故障，一个字都按不出来。这种种“昙花一现”、“贻笑大方”的科技发明，虽然被埋在了某个垃圾填埋场，却又偶尔在另一门新技术上寄身再生，延续着百年中文信息化的接力——毕竟，曾经中国人因为无法用键盘打字，甚至要废除汉字、改用拉丁字母——而种种弥补技术不足的本土化“辅助手段”，也无意间促成了信息技术的全球化，让中国人好歹将就着，平安无事度过了打字机传输信息的时代。

中文打字机的发育史，并不如“爱迪生发明了白炽灯”这个九个字这么逻辑清晰、简洁明快，而它的曲折、狼狈、古怪，却留存住了汉字和延续了几千年的人文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