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六年时光回忆录（回忆录小学）

小学六年时光回忆录（回忆录小学）报名之后我正式成为“标小”的一名学生，上的第一堂国文课是：“来来来，来上学；去去去，去游戏。”总字数12个字，有些早已认得，学起来不感到困难。因为在这之前得到一位拜为干爹的中年人指点，已能认识一些文字和数字。到了一年级下学期，国文的第一课是：“开学了，大家都来上学……”，生字也不算多，学起来也觉得顺手。所以，一个学年学完，我的成绩还不错。校园由三部分组成：主体是文庙，右侧是由火神庙改建的教室和操场，左侧是清协台衙门留下的旧建筑，中向隔着一条取名“长江路”的小路。学校实行六年制，春秋两季招生。报名地点设在由棂星门至中心广场的过厅里，也是老师们平常备课的办公室。父母由农村搬进县城，从打工到做小生意，生活渐有着落。到我出生时，收入比较稳定，家境较好，子女的前途成为他们考虑的大问题之一。“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是旧社会用来勉励学子读书的老话。在我们家的亲戚和邻里中，有点钱的都是要送

作者：姜福远（四川）

解放初期的大方一小一角

“来来来，来上学”

1943年下半年，我满六岁，家里开始讨论我的读书问题。我比姐姐幸运，尽管她聪敏过人，但父亲认为女孩子会做针线会持家就行了，不必读书识字。吵啊，闹啊，直到12岁才让她进城区女子小学读书。姐姐读书期间，偶尔带我去学校玩，只是人小，没留下啥印象。

父母由农村搬进县城，从打工到做小生意，生活渐有着落。到我出生时，收入比较稳定，家境较好，子女的前途成为他们考虑的大问题之一。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是旧社会用来勉励学子读书的老话。在我们家的亲戚和邻里中，有点钱的都是要送孩子读书的，我们家不算有钱，但也不能落后。所以，在我达到读书年龄的时候，父母便毫不犹豫地把送我读书提上日程，只考虑选什么时间为好。那时民间流行一种说法：“六岁读书，绿眉绿眼。”即认为六岁孩子脑子未开窍，懵里懵懂，不适合读书。于是，父母决定翻过年才送我去学校读书。

1944年春天，我穿着洗得干干净净的衣服去姐姐读过书的学校报名。这时的女校与紧挨着的男校合併，取名为“大定县大方镇标准中心国民学校”，简称“标小”，是当时县城唯一的公办小学，为居民送孩子读书的首选。

校园由三部分组成：主体是文庙，右侧是由火神庙改建的教室和操场，左侧是清协台衙门留下的旧建筑，中向隔着一条取名“长江路”的小路。学校实行六年制，春秋两季招生。报名地点设在由棂星门至中心广场的过厅里，也是老师们平常备课的办公室。

报名之后我正式成为“标小”的一名学生，上的第一堂国文课是：“来来来，来上学；去去去，去游戏。”总字数12个字，有些早已认得，学起来不感到困难。因为在这之前得到一位拜为干爹的中年人指点，已能认识一些文字和数字。到了一年级下学期，国文的第一课是：“开学了，大家都来上学……”，生字也不算多，学起来也觉得顺手。所以，一个学年学完，我的成绩还不错。

蕴生爷爷的“降魔杵”

“标小”的老师以男性为主，年轻的居多，也有白胡子老爷爷，不过很少来上课。授课老师的姓名大多记不得了，教过的东西也基本忘却了，只留下的是一些模糊的印象。

那时的老师上课，除了带教材教具外，还会带上一块木板或一根竹条。上课时发现谁不专心听讲，或回答问题错误，轻则罚站，重则打板子。有些同学被打得叫苦连天，未挨打的也被吓得惊恐不已。

有些学生挨打多了，学到一些对付老师的办法，比如不管打得轻与重，都大声喊痛；再是当板子打下时，手顺势向下收缩，或在屁股部位垫一块破棉布垫子，以减轻打击的痛苦。这些小把戏被老师看穿了，老师便改变打板子的方法，如让你把手伸到讲台上，打击时要是缩手就会碰到讲台，两面挨打，同学们把这种体罚戏称为“蒸烙粑”。

学生要是在冬天挨板子，那痛苦会增加几倍。大方的冬天气温很低，寒风侵骨。那时的学生大都穿得单薄，经常是手冻脚僵去上课。学校采取的保暖措施就是将窗户糊一层白纸，在教室中间烧一盆炭火。一些学生挨打后，原本冻僵的手因麻木还不感到太痛，要是去火上烤，两手充血，便会产生钻心的疼痛，叫苦不迭。

我至今尚记得两位老师打人的情景。一位是教体育的老师，姓焦还是姓符记不得了。只记得他一副军训教官打扮，上身穿灰白色短袖衫，下身穿黄色马裤，手里拿着一根一米多长的竹条，站在操场中央指挥学生跑圈。学生跟着他的口令不停地跑，有的跑慢了，或停下来喘气，他就抡起竹条朝着屁股打过去，毫不留情。

另一位就是杨蕴生，是位年长的老师，蓄稀疏的胡子，穿件较破旧的长衫，同学们习惯背后喊他“蕴生爷爷”。

族兄姜维远曾撰文这样描述杨老师：年约五十，戴顶反沿帽子，穿件长衫，外罩短褂，留一络小胡子，神情严肃，说话冷漠，像个法警。他用烧的园干石磨来批改本子，写出的蝇头小楷，字字珠玑、个个俊秀。但先生教语文却不能突出重点，对每个字的造型、结构、出处、演变等必追本溯源，尽情咀嚼，日、月、水、火等表形字几乎每节课都要搭车，把分析课教成了识字课。

蕴生爷爷没有单独教我们班的课，但带过课。有次他来上课，手里拿着一块约一尺长的木板，那木板的一面漆为红色，一面漆为黑色，被称为“降魔杵”。他在讲台上站住，把“降魔杵”放在一旁，摆出一副威严的样子，还未开讲，就令学生生畏。

他那次代课也没正儿八经讲课，而是轮番叫学生去黑板上书写一个“真假”的“假”字。上去的同学不管如何写，他都说“不对”，一个个被牵着手打板子。打了十几个人，同学们都傻了眼，不知道哪里写得不对。这时他才解释说：“假”字右上方的两笔，不能写成口字缺一竖（即现在通行的“假”字写法），而应写成一横钩“乛”加一点“丶”，像“甬”字的上半部那样。他这样咬文嚼字，对于十岁左右的孩子来说，简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啊！

几个难过的关口

在“标小”读书期间，我自认是个上进学生，学习成绩居中上，很少受老师体罚。但由于多种因素，有几门课确实吃力。

一个是古文。进入三年级后，国文中增加了古文的篇幅。每一篇读起来都觉得拗口，意思也不懂，背诵困难。

记得有篇《苛政猛于虎》的文章，出于《礼记·檀弓下》，全文是： 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使子路问之 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于焉。”夫子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

课文字数不多，我许久背不下来，不懂课文讲的意思。“苛政”是什么？是人还是动物？为什么比老虎还凶恶呢？我当时就是理解不了。

再是美术劳作课。这门课要教画画，我很喜欢，画得虽不算好，但不觉得是负担；用彩色工艺纸剪各种图案，也还将就。最感劳神费力的是雕刻。最简单的劳作是用竹片制作叉凉粉的叉子，最费工的是做笔筒，要在竹筒上刻简单的图案和字。由于体力单薄，家里又找不到凑手的工具，莫说做笔筒，就是做叉子也深感力不从心。有一年学校办成绩展览，规定每个学生都要交份劳作。我只能选做叉子，可是翻遍家里的旮旯角落都找不到一块合适的竹片。经过一番撒娇、吵闹，逼迫父亲到外面找来半截竹筒，由他划成竹片，并基本做成叉子样子后，我才接着做刮削磨平磨细等劳作，然后拿到学校交差。

再是地理课。从文字方面讲，学地理并不难，难的是不会认地图。那时我对县城之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不清楚，对书上画的地图不能理解，也记不住。所以有次期末考试，叫画出“河套”的地图时，由于事前没有复习，脑子里完全空白，只得胡乱画些曲曲弯弯的线条充数。

教师内讧，学生遭殃

进入三年级后，“标小”分成“大方一小”和“大方二小”，两校之间隔着一道小门相通。两校出现矛盾时，一小这边开会，会看到二小一些学生站在门道上大喊大叫，故意捣乱干扰。

从1946年起，我家不断遭到厄运的打击。一是姐夫因参加反蒋斗争，几次被关进监狱，为了营救他，家里花了不少钱。再是家人先后患病，其中两个弟弟一个妹妹被夺去生命。父亲因为生病不能打理生意，家庭经济生活陷入困境。

家庭遭到的厄运固然对我的身心造成一定影响，但最刺痛我的，是遭遇一次完全无辜的迫害。

大约是读三年级时，担任级任老师的是一个名叫“雷永钧”的年轻教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和教算术的老师闹了矛盾，便处心积虑要把这位老师赶走。为了达到目的，他利用年幼无知的学生来做他打击对手的工具。

一天，他利用上课之机对学生进行煽动，先是讲算术老师如何不好，声称为了给大家另找好老师，要想办法把他轰走。然后就讲了如何把算术老师轰走的办法。交代大家在上算术课的时候，先让一些学生故意缺席，在算术老师清点人数时，又让另一些学生借口去找缺席者离开教室而不返回，如此反复多次，使教室里的学生越来越少，让算术老师无法上课。由于他是级任老师，较多学生听了他的话，更有少数学生认为这件事很刺激，便跃跃欲试；也有不少学生（包括我自己）感到困惑不解，没有参与其中。

事犮那天上午，当算术老师走进教室发现人少了时，先是通过点名把缺席旷课的人记在一张纸上，然后让一些人出去寻找。当发现出去找的人没回来，教室里的人越来越少后，知道出事了，便将那些不返回的学生的名字也记下来，一并交给学校领导处理。

中午散学的时候，按惯例学生要在中心广场按班级排队，等老师训话、交代事项后才能分别离校。那天教导主任当众唸了无故缺课的学生名单，其他班的学生感到诧异，议论纷纷。站在我身边的别班同学一再打听是怎么回事，本班姓熊的同学忍不住回答说：“他们想抬（轰走）老师”，我也帮腔说了类似的话。站在一旁的同班同学萧某某马上叫道：“雷老师喊不说，你们说了，我要告你们！”

这个姓萧的学生平时就不安分，参与轰抬算术老师很积极，放学后他就向雷永钧告发了我们。

下午上课的时候，雷永钧拿着一根木质报夹走进教室，板着脸把教室里的人扫了一遍，然后高声训斥。说他如何为大家好，又如何操碎了心，居然还有人辜负了他。讲完话怒目圆睁，先把熊同学叫到讲台前打手板。然后把我叫上前去，不由分说就按倒在讲台边上痛打……我被吓坏了，不知道挨了多少打，只感到天旋地转，脑子一阵阵发黑。

我晕晕糊糊回到家里，没有对父母说此事，胡乱吃点饭就早早上床腄了。

第二天早上照常起来，照样背着书包上学。但不是向学校走，而是朝反方向走到核桃湾，在一处较空旷的地方停下来。在那里能看到学校的升旗杆，还能看到街道上行走的人群。我就蹲在那里，呆呆地望着前方，让时间慢慢耗去。到了中午，见街上有背书包的学生走动，知道放学了，我便回家去，吃了午饭稍事休息，又去核桃湾继续蹲守，直到太阳快落山，见学校旗杆上的旗子降下来了，我才背着书包回家。

这样过了几天，班上同学见我没去上课，就委托人来家讯问：“姜伯伯，你家孩子为啥不去上课？”父母问答：“天天都去学校呀。”同学说：“没有看见。”待我回家后，父母问是不是没去学校？我就照实讲了事情经过。父母知道了实情，又心疼又气愤，当天就去学校交涉，至于是如何交涉的，结果如何，我一概不知。

接着我生了场大病，等病好重回学校，已是秋天。上课的地方由拜台旁边的小教室搬到大成殿东侧的大教室，坐在里面，感觉教室空空荡荡，冷气袭人。此后姓雷的教师再没见到，不知学校是如何处理他的。

参加祭孔，当乐舞生

孔子作为大教育家、大思想家，在旧社会被尊为“至圣先师”，备受推崇。每年农历8月27日是孔子诞辰，各地的文庙都要举行祭孔大典。民国期间，把这天换算为阳历9月28日并定为教师节。

大方“标小”设在文庙，也会举行庄严的祭孔大典。大约四年级时，我被选做乐舞生，亲历了一次祭祀大典。

祭孔的一个重要仪式是跳八佾舞。史料记载，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诏定祭孔升为“大祀”，“改八佾舞，行帝五礼”。于是“八佾舞于庭”一直流行到1949年前。

按照礼制，祭孔乐舞由舞生64人、乐生45人组成。舞生左手执龠（音“乐”，像竹笛），右手执羽（又称“翟”，在木制龙头上插野鸡毛）。乐生负责演奏古筝、古琴、笙、笛、箫等乐器。舞生的预备姿势为双手在胸前相交，合成“十”字形。仪式进行中，要根据进程和音乐做各种舞蹈造型，还要唱歌。如《迎神》的歌词是：“大哉孔子，先觉先知，与天地参，万世之师”云云。

我被挑选作乐舞生后，首先接受训练，教授老师就是杨蕴生。八佾舞的动作是一个个比较固定的动作，类似团体操。学习基本动作较容易，但要64人动作整齐就难了。这让杨老师费了许多苦心。

祭孔要用猪牛羊三牲。举行大典的头一天，我们去学校排练，见古老的柳树下栓着一头黄牛。我们围着它看，惊奇地发现牛在流泪，觉得它蛮可怜的。

祭孔那天，我天不亮就起来了，在老师指导下做各种准备。

祭孔由主祭官主持，陪祀官、分献官、通赞、引赞、鸣赞，以及县里的政要、社会贤达和各界人士分别站在广场前面，其他参与者和观众站在靠后的地方。

我们舞生按纵横各8人的队列整齐地站在大成殿下面的拜台上。拜台上还摆放了三牲和其他供品。

整个祭祀过程按既定的程序进行，场面隆重，气氛肃穆。我那时人小，听不懂大人们念诵的词，也记不住表演的名目，只是拿着羽和籥两样东西，跟着乐曲和老师的指挥起舞，顺利完成八佾舞的表演。

庆典结束后，主办方给每个乐舞生发了一斤牛肉，算是奖赏。这次活动成为我久久不忘的纪念。

现今的大方一小

乡下避乱迎解放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佔领南京，宣告蒋家王朝的垮台。但地处西南部的贵州仍处于国民党的统治之下，普通百姓仍然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

我当时是六年级学生，每天照常去学校读书，除了学习新课程外，天天都要念“反共”纲领，还不时见到举行“反共”游行和杀人的场景，感觉时局越来越紧张。

春末夏初，我姐夫通过关系，以国民党19兵团新兵营营长的名义在城关财神庙挂牌子公开招兵，暗地里是要组织游击队迎接解放。事机暴露后他逃到乡下躲起来了，姐姐留在城里，度日如年。

到了秋天，局势更紧张，学校处于半摊痪状态，姐姐就带着我和她的女儿去乡下姐夫的家。

姐夫家在百纳新寨（今大方凤山乡），距离现在出了名的百里杜鹃风景区不远，有正房和厢房，也有喂牲口的圈舍等。屋子后面是一片森林，环境幽静隐蔽。屋子多年无人住，相当杂乱，经过一番收拾，我们在铺有地板的房间住下来。

俗话说，山高皇帝远。在乡下，姐夫真正成了自由人，没有人管得了他。乡民们尊敬他，都按排行喊他“七叔”。我亲眼见他带一些人在树林里练枪法，也见过他把农民请到家里来，把收藏的共产党书报念给他们听，宣传解放军的口号和政策。

到了11月份，闻讯解放军进入贵州，不久又听到解放大定的消息，各种谣言也随之而起。为了弄明情况，姐夫只身进入县城，与新成立的县政府负责人见了面。据姐夫后来回忆：“在县人民政府成立的第三天，县长蒋彤分批接见各族各界代表，和蔼可亲地表示对全县人民的慰问和关怀。作为首批代表，我把国民党野蛮镇压和残酷剥削各族人民的情况及少数民族盼望共产党、盼望红军的心情，作了如实的反映。蒋县长很高兴，叫我分别通知各界知名人士来与他会见。12月10日，蒋县长和张晓光副政委又召见我，他们说，县委研究决定组织情报站，派我任情报站站长”。继后姐夫被任命为县人民剿匪指挥部副总指挥，参与了建设人民政权和剿匪的工作。

工作有着落后，他派人带信到乡下，要我们快回家。

回到县城后，见街上的店铺大部关闭着，市面比较冷清。又不时见到解放军队伍从大街通过，市民自发向他们送食物和茶水，我也曾提着煮熟的鸡蛋卖给解放军。又过一些日子，社会秩序大为好转，大街小巷都传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等革命歌曲，感到国家真的变了，好日子真的来了！

小学复课复读，享受阳光

县人民政府成立后，指示城关的中小学迅速复课。我接到学校的复课通知，再次背着书包去上学。

复学约一个月就结束了，感觉没有学啥东西。印象深刻的是组织学生去县政府参观，见院子里很凌乱，一些书报、纸片之类的东西胡乱弃置在房间和过道上，是旧政府官员逃跑时留下的。但有几个房间收拾得整齐干净，每个房间放张行军床，床上的床单干干净净，一头放置有折叠得方方正正的被子，房屋一角摆放脸盆、搪瓷盅等漱洗用具，给人一种朴实、整洁的印象。同学们都暗自感叹：共产党的官员就是不同，生活简朴，不摆官架子，难怪被称为“人民的勤务员”。

读了六年小学毕业，算是一件喜事，按惯例学校要举办毕业典礼，放鞭炮，唱毕业歌，毕业生要在校园转一圈，与在校生告别。轮到我们这一届毕业，这些仪式和过程都免除了，只是由校长出面招待吃一顿饭，就算送别了。饭后，我和几个同学感觉不尽兴，便在校园内追追打打，竭力闹腾到天黑才各自回家。

翻过年是1950年的春天，家里家外都露出新气象。姐夫忙于县里的公事，姐姐在卫生院找到一份工作，父母成了街道上的积极分子，也是整天忙个不停。我则面临新选择:复读还是升学。不知怎的，那时对升中学没兴趣，一家人商量后，认为年龄还小，就小学复读半年吧。

这时“一小”与“二小”合并为城关小学，地址仍旧在文庙。于是我重新去学校读“六下”，年级没有升高，教室却上升到学校的最高处，即大成殿后面原供奉孔子父母牌位的地方。我们这一班佔了左侧一间，黄希虞当了我们班的级任老师。在这个新的班级，我与刘光霁、熊绍继、张盛贵、钱旭风等先后结识。从此，我们由小学到到中学，再到大学，甚至到老一直保持联系，成了莫逆之交。

新学期学习的课程没有改变，但教育方法变了。首先是废除体罚和打骂，师生间关系平等；同学间相互尊重，能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共同进步；再是开展多种多样的活动，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

有两件事让我至今不忘。一是把教室前面的花园开辟为菜地，种上菠菜、白菜等时令蔬菜。两三个月长成后，我们班的同学各自分得一大把带回家，与父母共享劳动果实。二是参加校际演讲比赛。

这项活动由县文教局发起，县里的公立私立小学都选学生参加。大概是因我平时在班会活动中肯发言的缘故吧，黄老师就选中我去参加演讲比赛，帮我拟演讲稿子。同时被选中的还有其他班级的同学，学校派老师指导我们作演讲练习，提高能力和胆量。

母亲也为我上台演讲做了努力。我平常穿的是件破旧衣服，不好上台面。为了在演讲时形象好一点，母亲就去黄正芳家借衣服。黄正芳曾担任“一小”校长，与母亲是家门关系，他儿子与我是同学，个头大小差不多。黄校长家人也乐意借，于是我穿着借来的学生制服登台演讲，居然得了第二名。（第一名被同校一位姓蒋的女生拿到）演讲获奖名单在县文化舘临街一面公布，姐夫看见了回家来讲，一家人都感到高兴。

到了1950年7月，我又一次小学毕业。这一次学校以开座谈会的方式把我们送走。我要感激的是，解放后的新式教育就像春天的太阳，把我的身心照得暖暖的，使我由一个沉默寡言的小孩变成较为开朗的阳光少年，全家人都为我祝福，支持我把书继续读下去……

2021年11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