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坦厂高考成绩出炉了吗（亚洲最大高考工厂）

毛坦厂高考成绩出炉了吗（亚洲最大高考工厂）今年过年随孙子回来后，吉芳再没回过老家。老伴身体不好，她挺牵挂。吉芳不识字，在老家种地，识字没啥大用。她现在能做的，是帮孙子洗衣、做饭，孙子说一句“奶奶你也吃啊”，吉芳能高兴半天。毛坦厂的下午是寂静的，静得连风都不敢发出一丝声音。浸堰村油坊街村民组20号的出租房内，方慧和其他几个陪读妈妈在摸牌。旁边的平房里，71岁的吉芳正奋力压着井水，替孙子刷球鞋。位于大别山深处的毛坦厂镇，因这所中学催生出特殊社会生态。从陪读家长的生活点滴、商业形态乃至发展趋势，无不因高考而转；从这所中学走出去的学生们，亦对极为严苛的学习状态诟赞各异。为此，记者近日深度探访毛坦厂镇，试图从小镇的形形色色，来还原一个真实的毛坦厂中学。各人都有自己的辛酸

2018-05-30 07:27 | 浙江新闻客户端 | 记者 黄小星 陈伟斌

再过一周，被外界称为“亚洲最大高考工厂”的安徽六安毛坦厂中学，即将迎来一年一度的高考季。

这座在校学生常年保持在两万多人的超级中学，近年来一直都演绎着高考神话——不仅送考人数保持在万人以上，此前四年间，本科上线人数也接连突破万人大关。

而在高考成绩背后，则是外界对其教育模式的质疑。

位于大别山深处的毛坦厂镇，因这所中学催生出特殊社会生态。从陪读家长的生活点滴、商业形态乃至发展趋势，无不因高考而转；从这所中学走出去的学生们，亦对极为严苛的学习状态诟赞各异。

为此，记者近日深度探访毛坦厂镇，试图从小镇的形形色色，来还原一个真实的毛坦厂中学。

各人都有自己的辛酸

毛坦厂的下午是寂静的，静得连风都不敢发出一丝声音。浸堰村油坊街村民组20号的出租房内，方慧和其他几个陪读妈妈在摸牌。旁边的平房里，71岁的吉芳正奋力压着井水，替孙子刷球鞋。

今年过年随孙子回来后，吉芳再没回过老家。老伴身体不好，她挺牵挂。吉芳不识字，在老家种地，识字没啥大用。她现在能做的，是帮孙子洗衣、做饭，孙子说一句“奶奶你也吃啊”，吉芳能高兴半天。

吉芳和陪读的妈妈一辈说不到一块去，她有时也会很孤独。面对记者，看得出来，她有很多话想说，但她最终嗫嚅着，低头把球鞋擦了又擦。一墙之隔，68岁的赵霞已是第二次陪读。三年前，她在这里陪读孙女。前年，孙子上高二以后，赵霞又回到毛坦厂。虽然和房东混熟了，但不断上涨的房租并不含糊。这一次，赵霞换到一间便宜的房间住。有时，她会踱到斜对角自己住过的那间房看看，房里隔出了独立卫生间，还有空调，不用大白天也开着台灯，但租金一年贵4000元，那是打工的儿媳一个月的收入。

毛坦厂是个浓缩社会，各人的贫富辛酸一目了然。有老人80多岁还在陪读，有人挤在住了28户的四合院，有人同时带着还上小学的孩子。

他们围着子女的三餐打转

对于毛坦厂几乎所有的陪读家长来说，三餐，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事。他们的一天通常是从早上5点开始的，孩子6点10分前要到校，他们得估摸时间，给孩子做好早饭：既要吃得饱、有营养，又不能太烫，这样才能让孩子多睡5分钟。子女到校后，毛坦厂唯一的菜市场被挤得水泄不通。大树下，当地的农民挑来新鲜的土菜，家长们挑挑拣拣。

“我的红烧肉怎么颜色不如你们的？”一个陪读妈妈铲了几下锅底，有些发愁。接近午餐时分，油坊街17号的七八个灶头里都烧的红烧肉，空气中弥漫着脂肪和焦糖的香气，“快考试了，给孩子补补。”一个家长说。

5月16日，气温忽然升到35摄氏度。这天中午，方慧的儿子王鼎没吃多少，说天气热没胃口，想吃凉面。下午5点，同屋的家长招呼她一起上街，方慧拒绝了：“面泡在汤里久了就不好吃了！”三分钟后，方慧像听到冲锋号角，快步走到小吃摊，花5块钱买了一碗凉面。

5点20分，王鼎走回出租屋，方慧已经提前开好23度的冷空调。记者的到来让方慧很高兴，她对儿子说，“刚才来采访的小哥哥是山东大学的，你看他多厉害啊！”王鼎闷头不语，埋头吭哧吭哧扒着凉面。方慧用汤勺舀起中午剩的丝瓜蛋汤，也大口喝起来。

另一些住得远的家长，则成了“送饭大军”。每天中午和傍晚，他们提前来到学校各个门口守着。张娜一手拎着保温饭盒，一手提着板凳，腋下还夹着一把蒲扇，沿着曲折的田间小路，快步走向15分钟路程开外的东门，这里离女儿所在的“复读楼”最近。

一边陪读一边打工

对于方慧来说，孩子吃好晚餐，这一天最重要的事情结束了。黄昏时，几个“毛友”叫她一同去跳广场舞。方慧拒绝了，“快考试了，嘴上说不紧张，但没心思跳了，”方慧独自沿着河边，漫无目的地走了几圈。

黄昏也许是一天中，毛坦厂的陪读家长最惬意的时间。她们呼朋引伴，三三两两出现在毛坦厂的街道上。还有人养了狗，小狗汪汪吠叫，欢快地穿行在人群中。广场上跳舞的家长都有固定的舞伴，还有些人在镇商业区新开的健身房挥汗如雨。

与此同时，胡仁荣像打仗一样，匆匆扒了几口饭，就换上灰色制服出门了。她赶着去街面上的服装厂车衣服。这能为她带来一个月千元左右的收入，差不多把房租抵扣掉。

一些妈妈们在街上的旗袍店试衣，挑选寓意“旗开得胜”的旗袍时，另一些妈妈和胡仁荣一样，在高瓦数日光灯的光线下，踩着缝纫机。街上随处可见短期招工小广告，写明“适合陪读家长”。有数据说，整个毛坦厂中学的学生80%都是农村生源，家长们需要在陪读同时兼顾生计。

高中3年花了20多万元

中考结束，王鼎只考了400多分。那是个重点初中里的重点班。方慧愤怒不已，她不止一次去网吧揪回沉迷游戏的儿子。

30岁那年，中学文化、分配进国企上班的方慧下岗了。她不服输，摆过小摊，也一天打过五六份工，最困难时还帮啤酒厂刷过瓶，手指都泡白了。凭着这股子劲头，方慧有了份在县城月入过万的工作。

毛坦厂成了方慧和儿子的最后一根稻草。“依我们家的条件，他以后什么都不做，也吃喝不愁，”方慧只担心，儿子还这么小，学坏怎么办。来毛坦厂那天，一家人开着车在镇里转了个遍，也没看到一间网吧，方慧满意了。严苛而高强度的学习，让儿子也根本没空“瞎玩”。方慧也惊喜地看到，儿子坚持下来了，“我们寿县来毛坦厂上学几个，受不了就走了。”儿子上高三后，方慧索性把工作辞了，全心陪读。现在，虽然儿子几次的模拟考成绩显示只能考上二本学校，算下来，高中3年花了20多万元，方慧却觉得值得。

不同于外界对毛中“压榨学生”的诟病，家长们普遍都对毛中的教学管理很满意。也因此，他们并不介意学校的一些“非常”手段。“孩子吃不了苦，趁早不要送到这来，”有家长说。

临走，我们打上一辆“三蹦子”去客运站，开车的是个中年女性，烈日下，帽子和墨镜把她的脸遮得严严实实。

下车时，记者问她：“你也是来陪读的吗？”

“是的，”她黝黑的脸上浮现一丝笑意，“快能回家了。”

分数是一切，青春放一边

张旭的奔驰E级轿车停在位于上海安亭的厂子门口。张旭走进厂房，小心地迈过地上堆积得小山一样的亚克力板，飞扬的木屑让他忍不住皱眉。

工人们正在赶工的，是一间银行的吸塑字。张旭的父亲就是靠这个起家的，如今，张旭把父亲的小厂子拓展为一间综合型广告公司。

控制机器的，是一台市面上早已看不到的三星台式机，张旭开玩笑，“这比我上中学时用的电脑还烂。”作为曾经的毛坦厂中学毕业生，张旭已经不想多谈毛坦厂岁月，他也拒绝承认这对他拥有相对优越的生活有所帮助。

当承受极端严酷的压力跨过独木桥，毛坦厂中学给他们的人生打上怎样的烙印？记者访问了多位毛坦厂中学历届的毕业生。

一切都以分数论胜负

2004年，由于中考失常，尹睿最终没能进入六安市著名的一中。依她当时的成绩，毛坦厂中学是唯一选择。

在尹睿看来，被送到这所学校的只有三种学生——自己考上的、家长管不了的以及复读的，“那里并不适合自制力强、自学能力好、天资卓越的学生。”

尹睿的回忆自此陷入真空。她怎么也想不起，自己除了日复一日的埋头学习外，还有过别的什么波澜，“可能连一个水花都没有。”

尹睿的弟弟尹柯后来也在毛坦厂中学复读。他所在的高四班有180多人，所有人都是抱着孤注一掷的勇气前来的。每天都被压缩得很紧，晚上回宿舍，抽十几分钟洗衣服，几乎是唯一的“课外活动”。

一切都服务考试，一切都以分数论胜负。张旭记得，他们是在教室安装高清监控摄像头的第一届。有次，张旭偷偷拿了一台最新款的摩托罗拉手机来学校，班主任看到了，“借”去玩了三天才还给他。张旭所在的班级，是年级四个重点班之一。有次月考，班级总成绩在年级垫底，班主任大发雷霆，留堂到晚自习前最后一刻才放他们出去吃饭。当天晚上传来消息，之前的排名错了，他们班应该是第一名。班主任转怒为喜，招呼张旭出校门给每位同学买两根烤肠。

孟静是张旭的同班同学，也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女生。她记忆里的毛坦厂，没有丝毫温情色彩。

寝室里，有女孩背着背着书就崩溃大哭；因为一道题做不出来，揪自己的头发，把大腿掐得乌青。孟静心里说，我绝对不要变得和她们一样。不久，孟静买了一本《青年文摘》带到课堂上，教语文的班主任看到了：“你怎么有心思看这个？！”那眼神里有痛心，有奚落，刀子一样刻在孟静心里。

有次，班主任找张旭谈心，意味深长地说：“你家长都不关心你的学习吗？”张旭读懂了他的弦外之音。他让父亲请班主任和代课老师吃饭，不久之后，班主任找到因为个子高一直坐在后排的张旭：“你要不要坐前面一点？”张旭拒绝了，他觉得坐后排自由。

毛坦厂校方回应，从未听说过有关老师暗示学生家长送礼的现象。孟静则说，她后来才知道，父亲也给班主任送过礼。

高考前一两个月，孟静打开试卷，吃惊地发现，生理和心理混合而成的厌恶，让她“想吐”。

高考成绩揭晓，她离一本分数线还差一分。这个结果却让孟静如释重负。她像个被突然赦免的囚徒，只顾跌跌撞撞地奔出去。她无比确定，她自由了。

那里耗尽了我的青春

张旭考上合肥一所二本院校的计算机专业后，一度有过一段灰暗的自卑期。盯着Windows操作界面，他发现自己一无所知。班上不少城里来的孩子，电脑已经操作得很溜。

大学期间，每当稍有松懈，尹睿的脑海里总会不自觉地浮现出毛坦厂的日日夜夜：容纳近百人的大教室里，励志口号激情燃烧，“空气都是凝固的，没有任何一分钟被浪费。”大学毕业前，尹睿拿出高考前的劲头，考上了公务员。

但像一根被绷紧得太久的弦突然迸裂，张旭对大学自由宽松的学习环境无所适从。几个同学小范围聚会，有曾经非常刻苦的同学和张旭说，觉得当年真是傻透了。那位同学后来沉迷网游，频频挂科，没能毕业。

高中三年几乎消耗了孟静此生所有的学习热情。她选择本省一所医科大学，寝室6个女生中，多数女孩毕业后都继续深造，孟静果断放弃了。她不想再回到毛坦厂岁月。

张旭觉得他的毛坦厂岁月“一点美好都没有”。

“但或许还是有收获的，”转念一想，张旭笑起来：有次班上搞民主测评，他出乎意料地收到唯一一张反对票，来自一个文静的女生。张旭百思不得其解。多年以后，那个女孩成为他的妻子。

大学毕业之后，张旭和孟静回过毛坦厂聚会几次。他们第一次发现，毛坦厂所在的大山，其实风景秀丽，一个知名景区近在咫尺，他们却从来没有去过。如任何一个普通中学的班级一样，同学们各自奔赴不同前程：有学霸出国深造；有人在外地赤手空拳打拼，有的已经拥有一片天，有的还在为三餐发愁；有人留在老家过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小日子，还有个同学，回到毛坦厂中学当老师。张旭听说，他忙得“连和老婆生孩子的时间都没有”。

毕业后，孟静随老公来到上海，在社区医院当保健医生，工作清闲稳定。她一直觉得，毛坦厂的“魔鬼”三年，让她活成了一个无趣的人：“高中三年本该是一个人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吧，但我觉得我好像是没有青春的。”

那段经历让他们的人生变好了吗？张旭和孟静都斩钉截铁地说“不“，他们也坚定地告诉记者：“我绝对不会让我的孩子再上毛坦厂中学。”

对于曾经的我，是一个好学校

在外人眼中，“毛坦厂中学”呈现迥异面目。一方面，毛中毕业生受到群嘲，“都学习成那样了怎么还那么少人上一本”；另一些自称为毛中毕业生的网友，则把这里捧为“逐梦者的天堂”，“第一年三本，第二年985”的“神话”确实存在。

毛坦厂中学第一个考上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徐鹏，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于曾经的我来说，它是一个好学校。”

一位网友写道：“去了毛坦厂，周围都是农村孩子，他们读书真的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父母的命运，和梦想相比，复读的苦真是微不足道。”

尹柯第一年只考取了三本，带着使命感来到毛坦厂中学。“锻造”一年后，迈上一本，并被一个前景看好的专业录取。他觉得，这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

“挺值，”他告诉记者。就像曾经那条著名的标语，“没有高考，你拿什么跟某二代拼”，尹柯觉得，这至少让他拥有学历优势，将会带来更多机会。央视主持人白岩松曾在节目里说，当看到毛坦厂中学万人送考的照片时，他差点落泪，“高考依然是这些非常贫寒甚至普通的家庭当中最大的希望。”

而在知名教育学者熊丙奇看来，毛坦厂中学的存在，启示高考改革和高考公平的道路任重道远。“现在我们也有一些学生在高考之外有选择，但是往往是无奈的选择。”

天堂还是地狱的争辩，王鼎无暇顾及。再过一周，他将和毛坦厂中学上万学生一道，步入高考“战场”。

他在出租屋的墙上用铅笔写下：“胜负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铁打的毛坦厂，流水的考生

从安徽六安市客运中心站通往毛坦厂镇的道路只有一条，五十多公里的行程间，围绕着毛坦厂中学的各类商业广告和租赁、培训信息，一路在路两边蔓延。

对于有着上万学生的毛坦厂中学，以及同等规模的陪读家长而言，考上大学，是他们来这里的唯一目的。

这种刚需，也催生和影响着毛坦厂镇几乎所有的商业行为——一切都围绕着这个被外界称为“高考工厂”的超级中学运转。

三面环山的毛坦厂镇

每天早上六七点至傍晚五点半，往返于六安客运站和毛坦厂镇的班车从不中断。

中巴车车厢里，租售毛坦厂中学周边房源的中介广告占据着最醒目位置，最核心的优势，就是“距离毛中东门50-150米”。

通往紧邻大别山的毛坦厂镇只有一条路，从客运中心出发，中巴车在山陵和村庄间颠簸穿梭。

毛坦厂镇三面环山，可以说算是这条路的尽头，不少家长将孩子送到毛坦厂中学，除了学校以严闻名，也是看中了这所中学的地理位置，“有点与世隔绝的味道，不受外界干扰，才能专心考大学。”

和通往这里的道路一样，毛坦厂中学的学生们，要告别这里，几乎只有高考这条路。

对于有着数以万计学生的毛坦厂中学以及同样规模的陪读家长群体而言，考上大学是他们来这里的真正刚需，而这种刚需也催生和影响着毛坦厂镇几乎所有的商业行为。

中巴车一路飞驰，距离毛坦厂镇还有十几公里，路边墙上刷着“跟着毛中赚大钱”的大字，也显现着毛坦厂中学给当地带来的并不只是书卷味，还有浓郁的商业味道。

一小时后，车子驶过毛坦厂镇界碑，前方豁然开朗。

远远望去，这座小镇中央有着连片的住宅小区和一个高层高档社区，剩下的，便是围绕着毛坦厂中学的老民房。

中巴车停靠在镇外的临时停车场，乘客还没下车，红色电动“三蹦子”已经停靠过来招呼乘客。

三元钱，他们就能把人送到这个镇子的任何角落。

下午两三点钟，“三蹦子”慢悠悠地载着记者穿过一座小桥进入镇子。街上不论是水果店还是书店的招牌，大多都与“状元”、“功名”、“夺魁”等字眼挂钩。

毛坦厂中学在镇上最核心的位置，几个校门正对着的街道，商家栉比，却有点冷清——街道上鲜有行人，餐饮小吃摊上空荡荡的，老板都在午休，有的索性拉下了卷帘门。

稍有响动的，是一些围坐着打牌、择菜或织毛衣的中年妇女们——其中多为陪读家长，他们三五成群聊着家长里短，看到记者到来，她们说：“学生还没放学呢。”

房东、中介与“黄牛”

和陪读家长们坐在一起的男子费佳，是这些家长们的房东。

他有点胖，左手戴着一条粗金链子，他是毛坦厂镇原住民，房子就在学校东侧围墙外，这十来年，他把家里的三层楼房隔成二十多间用于出租，每年都有稳定可观的收入。

年轻时，费佳曾在江浙一带打工，那时毛坦厂中学的名声和规模还远不如今，陪读家长寥寥无几，“一间房子每月就租三百块钱。”

随着毛坦厂中学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学生被送往与费佳家一墙之隔、连教室窗户上都装着铁栏杆的中学。

陪读家长随之而来，房租逐年上涨，特别是距离学校较近的房源。

“四五年前，每间房子每年（十个月）租金普遍都在一万二三。但这几年镇上开发了新小区，我们每间房租每年要跌两三千块钱。”

即便如此，费佳依旧有着独特的自豪感，他绘声绘色地讲述毛坦厂中学的历史，并有些夸张地告诉外人：“我们这里的租房市场和菜价跟北上广一样。”

这是当地人最普遍的谋生方式——学校周边步行距离在半小时左右的房子，都被隔成每间二十平方左右的单间。根据距离远近、房间大小、是否带独立卫生间等因素，浮动价格。而沿途每条街道上都喷绘着租房、全托陪读辅导的联系电话，就连毛坦厂中学老大门保安室的窗户上，都贴着出租信息。

六安人周元就是费佳口中那个“新小区”的租房中介，他的中介店在毛坦厂中学东门外，店内摆着三张麻将桌，墙上悬挂着镇上最高档小区的房屋结构图以及房源出租量。房租价格从每年一万到三万不等。

周元说，租房生意越来越难做。目前周边小区里已无可租房源。

除此之外，周元似乎还有另一个副业——他告诉记者，自己手机里就有毛坦厂中学校长、主任的电话，如果有人要入学，他只需打个电话，根本不用找“黄牛”。

与周元的中介店相隔不远的一家“精英托管中心”，老板来自广东。他自称，有数位亲戚在校执教，不论是联系入学、择班择师，都没问题，“只要你在我这里租房就可以了，每年两万六，所有事情我搞定。”

一些家长说，数年前，如果有外地学生想要入读毛坦厂中学，很多人还得找“黄牛”，花一两万元“介绍费”。并且“黄牛”都是半公开的，每当开学就在校门附近招揽生意，后来随着毛坦厂中学放开招生，才少起来。

而对于外界“黄牛”收取中介费，毛坦厂中学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也表示，毛坦厂中学对转学和复读考生都是不收任何额外费用的，对校外“黄牛”情况并不了解。

小吃摊和学生们的“快闪”

“这些年，做生意的越来越多，生意也越来越难做。”毛坦厂中学东门外，不少店铺的老板都这样说，他们有的已在这里经营十余年，“只有卖小吃的，生意一直好。”

毛坦厂中学的学生们会在中午十一点半、傍晚五点多以及半夜十一点左右休息或放学。整个镇子的作息，几乎也踩着这几个时间点。

放学时间，几个校门外的快餐铺、小吃摊和饭馆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尽可能多地准备好给学生带走的食物。准备得越好、动作越快，生意越好。

放学前半小时，骤然间，校门周边的每条街道都油烟弥漫，燃气灶的火焰声、热油的滋啦声和铁勺碰击锅底的金属声混合交响，老板和伙计们同时上阵，要不了一刻钟，原本空荡荡的台面上很快就摆满了各色盖浇饭、炒面、包子煎饼、烧烤馄饨……

学校的放学铃声，是让这个小镇活起来的信号。商家们一边吆喝一边出餐，唯恐错过生意。

一拨拨学生走出校门，原本冷清的街道上，很快摩肩接踵，留给学生的时间也不多。面对摊贩们琳琅满目的快餐，很多学生们三俩成群地聚到食摊前面，挑选、付钱、取食、站在路边吃完，一气呵成。

“每天都是稳定的现钱进账，比干别的强点。”熟练地拌好最后一碗凉面，递给一名着急回校的学生后，一位面档老板这样对记者说。

匆匆出校门的学生们解决完吃饭问题，匆匆返回学校，顶多匀出十几分钟，到校门外的淘宝代购店里，网购点日用品——毛坦厂没有网吧，学校也不允许学生带手机，于是催生了在其他地方难得一见的淘宝代购店。店里有十几台电脑，只有浏览器、淘宝网和京东购物。每代购一笔，学生要付给店家五元钱。

这场喧嚣从开始到高潮再到落幕，不过四十分钟。学生们转身离开，商家们收拾利索，街道再度平静，等待下一次放学。

日复一日，如同一场每天都会上演的快闪。

年复一年，铁打的毛坦厂，流水的考生。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