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要把戒尺还给老师吗（戒尺不能还给老师）
校长要把戒尺还给老师吗（戒尺不能还给老师）这应该是一种常识！所以，作为权威媒体，引用的这些数据，是否科学严谨，你们有推敲过吗？要知道，屹哥媒体作出的调查，最多只能参考，绝不能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我们知道，观点是否正确，依据的是科学准确的论据以及严密的论证。该文引用了“媒体专门就此做了一项调查”，请问，是哪个媒体？调查取样多少？调查了哪些地方？调查的对象是谁？为何要问这几个问题呢？因为，调查统计本身是一门学问，有严格的要求——三水三心也在文章中作过一些调查，你说，这个调查结论，可以作为制定出政策的依据吗？关于这类问题，要做的调查，应该是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组织或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制定严密的方案，每一个细节都要充分考虑，收集到的数据，才有可参考的意义和价值。比如，同样的问题，你去农村调查和去城市调查，结果绝对相差很大！你在网上调查和在街头调查，结果相差还是很大！
“戒尺”不能还给老师，学校应有“惩戒”——与人民网商榷今天，在上班的路上，读到《人民网》转载《北京日报》一篇文章《把“戒尺”还给老师》。
初读甚喜——终于有明白人了！
再读甚忧——把“戒尺”还给老师，谁还？为什么还？怎样监督？似乎都没有理清。
所以，把手上的所有事情做完，三水三心再次认真研读，并将几个问题列出，与人民网商榷。我相信，真理是在讨论中明白的，如果我们都本着为了教育事业的发展的初心，而不是为了名利，为了博人眼球，那么，一切探讨，都有其客观的积极意义的！
我们知道，观点是否正确，依据的是科学准确的论据以及严密的论证。该文引用了“媒体专门就此做了一项调查”，请问，是哪个媒体？调查取样多少？调查了哪些地方？调查的对象是谁？
为何要问这几个问题呢？因为，调查统计本身是一门学问，有严格的要求——三水三心也在文章中作过一些调查，你说，这个调查结论，可以作为制定出政策的依据吗？
关于这类问题，要做的调查，应该是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组织或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制定严密的方案，每一个细节都要充分考虑，收集到的数据，才有可参考的意义和价值。比如，同样的问题，你去农村调查和去城市调查，结果绝对相差很大！你在网上调查和在街头调查，结果相差还是很大！
所以，作为权威媒体，引用的这些数据，是否科学严谨，你们有推敲过吗？要知道，屹哥媒体作出的调查，最多只能参考，绝不能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
这应该是一种常识！
第二，中国人历来讲求“严家出好儿，严师出高徒”，“严”可谓是对师者的基本“人设”。这依然是论据的问题。文中以中国的文化传统，来论证“把戒尺还给老师”的观点，本身没有问题。但是，这里涉及到的是对传统文化的选择性吸收问题，文中举了一些例子，王献之、莫泊桑、陈景润。这里有一个硬伤：你岂能用莫泊桑来证明“中国人历来讲求”？莫泊桑是法国人好吗？
再说了，你这些论据，马上就会被推翻：就昨天，《安徽歙县一高中学生不幸坠楼身亡！涉事教师已被停职并接受调查！》的新闻，在我们的朋友圈刷屏：老师“手上拿着的笔和纸（笔夹在纸上）沿路拍了几个学生的头部，并训导学生集会时要遵守会场纪律”，然后学生跳楼——这是否可以证明“严师要人命”？还有一些“严师”，一巴掌打出脑震荡，甚至有老师采取了一些侮辱的方式来进行教育——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任何一个所谓的观点，你都可以在古今中外找到相应的论据！
（那里有一个新词“人设”——如果是教育业者，这样的词语，还是慎用，人设的意思是“人物设定”，我倒还是理解，可能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错别字）
校园教育患上软骨病，这是一种客观的描述，事实上确实如此，但是什么原因让“校园教育患上一种‘软骨病’”的？文章的观点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学生和老师之间、家长和学校之间的相互不信任。
这个归因，事实上是将包袱，甩给了学校、甩给了教师、也甩给了家长！几十年前，学校和老师为什么想管愿管敢管，为什么现在不想管不愿管不敢管（这依然不是普遍现象），不是不信任，是导向出了问题：
就以昨天刚发生的高中学生跳楼为例，教师的批评教育有多大的问题（多少有一点，目前看来，“拍了几个学生的头部”），但就因为这，就需要为学生跳楼去接受“停职”（虽然停职并不是处分，但最终的结果，可想而知——太多的例子了），一旦出一点事，家长一闹，媒体一报，有谁给教师一点支持？
长此以往，哪个教师敢管——最后发展到什么地步？有学生公然挑衅，你敢管我就跳楼！
我们很清楚，这是一个“把”字句，“把”字句是汉语中的一种主动式动词谓语句，又称为"处置式"，因为动词所表示的动作对宾语作出了"处置"。
那么，主语是谁？是“jyb把戒尺还给老师”，还是“家长把戒尺还给老师”？这个问题，深究起来，就可能因言犯忌了——学生是一个独立的人还是从属的人？
（某地将戒尺供奉在教室）
批评再多，都抵不上一句没有的建议。三水三心以为，
最后，我的建议：教育需要“戒尺”，但“戒尺”不能交给教师事实上，拿掉教师手里的“戒尺”，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因为，戒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与“体罚”联系起来，而体罚“漠视学生人身权利”“表明教育手段的匮乏”“多在情绪失控的状态下发生”，甚至有的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但时移世易，世易时移，人们逐渐发现，现在的学生，已经开始不受管束了——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老师上课学生喝酒聚餐事件、四名学生围殴英语老师事件，包括刺死班主任事件以及在全国引起广泛关注的各种校园暴力事件，人们发现，单纯的说服教育，温情教育，对于一些比较极端的学生，作用越来越有限，于是，开始有人提出“教育需要惩戒权”，也就是通俗说的“把戒尺还给老师”。
我以为，这个权利，不应该交给老师，而是交给学校，由学校的专业部门来负责惩戒——这就可以避免教师在情绪不受控制的状况下伤害到学生。比如，小学都有教导处，中学都设有德育处，由这些专门的部门来负责惩戒。
1.惩戒的规则，需要由各利益攸关方（学校、教师、学生、家长、社区、法律工作者等）一起来制定。然后，结合各方的意见吗，制定惩戒条例草案，经广泛讨论后形成定案。也就是说，这一惩戒方案，是大家制定的，大家都应该遵守，违反了，就应该受到相应的处罚，你不能有不同的意见（当然，以不能违背人的基本权利为前提，不然，就会形成多数暴力，要有法律工作者参与，就是基于这一原因）。
2.应科学设置惩戒条例的主要内容。我认为，应该针对不同的年龄阶段认知水平不同的特点，加强针对性。惩戒可以从学习、纪律、卫生、交往等方面制定，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做了什么应该怎么办，都应具体。举个例子，不完成作业，这在各阶段的学习中都存在，一次不完成，在惩戒书中写出有说服力的理由，要求书写工整，没有污迹（起码，算是练练字嘛！）；某一段时间内，两次不完成作业，到办公室接受老师的批评，并写出保证；三次呢？接受全班的批评一次，和家长一起写出保证；哪有朋友会问，四次五次呢？（这种情况也不是没有，本人曾经遇到过一个从来不交作业的学生，但好在我布置的他都会写，只是没有效果。）
再比如，打架（现在往往成为“校园霸凌”，这种说法是很不严肃的，想想，有几个人读书的时候没打过架？反正我打过，并且不止一次，我只知道，那时打架的，现在都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打架，一点都不可怕，可怕的是打成了习惯，可怕的是纠集团伙肆意欺凌。所以，根据打架的性质，制定惩戒条例，实施惩戒。如果是比较严重的，打人的人，就应该受到惩罚。现在的处理一般是赔钱，我以为，那是应当的，但不能赔钱了事。你想想，你打了别人，别人的身体受了痛，尊严受了损害，钱能解决问题？所以，在某种程度下，就应该由专门的机构（学校教师、家长以及其他有关人士组成）予以私下的或者当众的惩戒，比如，用某种工具，打屁股3下，或者打手板5下之类的。
这不叫“以暴制暴，以牙还牙”，这需要让他明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像惩戒的英文意思所说，“惩罚他以给一个教训，让他明白某个道理”。
当然，说起来容易实行起来难，特别是在法律明确禁止的背景下，如何开展惩戒的工作，还需要凝聚社会更广泛的共识。
你赞同学校有惩戒权吗 单选
0人 0%
无条件赞同
0人 0%
赞同，但应通过各利益攸关方一起来制定规则
0人 0%
坚决反对
0人 0%
不知道
附：把“戒尺”还给老师
人民网（来源：北京日报） 09-19 07:56
老师该如何管学生？近日，有媒体专门就此做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77.9%的受访者支持教师用适当的方式管学生，私下批评、适度当众批评和通知家长是接受度较高的的方式。
中国人历来讲求“严家出好儿，严师出高徒”，“严”可谓是对师者的基本“人设”。漫漫人生路，道路多险阻，遇见一位负责任的好老师，实乃一大幸事。古今中外，那些在各自领域内有所作为的佼佼者，多有“严师”相伴。在王羲之的鞭策下，王献之练字磨尽18缸水，终成书法名家；在福楼拜的严格要求下，莫泊桑苦练小说基本功，终成一代文豪；在华罗庚的朝督暮责下，陈景润潜心钻研，终成数学大家……师者的严格，增强了学生的自制力，也释放了学生的潜能，所谓“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
但反观当下，我们的校园教育似乎正患上一种“软骨病”：对学生罚站不敢罚久，批评不敢说重；只要家长一来闹，学校多半处于弱势，接着老师被要求写检讨、扣工资……现在，甚至连“老师管学生”这样天经地义的事都要搞个调查来寻求舆论“支撑”，足可见问题的严重性。俗话说“严是爱，宽是害”，在教育上宽容放纵，只能让孩子愈发放飞自我。一方面，家中的“小皇帝”“小公主”倘若在学校还不受管，势必愈发乖张任性；另一方面，学生如同树苗，如果没有必要的惩戒示其规矩和底线，极易长成“歪脖子树”。校园教育的“软骨病”，看似是对孩子的“呵护有加”，实则是另一种不负责任。
“教不严，师之惰。”管学生，是老师的权利，更是义务，“不了解惩戒，老师就放弃了一部分自己应尽的职责”。可现实中，老师一而再再而三地放下手中“戒尺”，化身不得罪学生的“好好先生”，显然有着更深刻的社会原因。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学生和老师之间、家长和学校之间的相互不信任。一些家长对孩子过分溺爱，以至于养成了玻璃心：似乎自家的孩子谁也碰不得说不得，语气稍重就是“变相体罚”。家长杯弓蛇影，老师如履薄冰，这种信任感建立不起来，管学生就会成为一种心理负担，成为老师“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无奈借口。
教育不能“一味发糖”，也不能仅是“辞严色厉”，摒弃这两种极端思维后，或许还有一条“中间道路”，那就是把“合理惩戒权”还给老师。保证老师“戒尺拿得稳，腰杆挺得直”，加强师生、家校之间的信任感，应成为整个社会努力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