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以前的语文老师（怀念一位险些让我抑郁的语文老师）
怀念以前的语文老师（怀念一位险些让我抑郁的语文老师）我爱你庄严的外貌…我爱你彼得的营造涅瓦河的水流多么庄严，大理石铺在它的两岸…他还告诉我说，这是雍容华贵的英雄体诗，是最好的文字。相比之下，另一位先生译的《青铜骑士》就不够好：
王小波在《青铜时代》的序言中说到：
小时候，有一次我哥哥给我念过查良铮先生译的《青铜骑士》：
我爱你，彼得兴建的大城，
我爱你严肃整齐的面容，
涅瓦河的水流多么庄严，
大理石铺在它的两岸…
他还告诉我说，这是雍容华贵的英雄体诗，是最好的文字。相比之下，另一位先生译的《青铜骑士》就不够好：
我爱你彼得的营造
我爱你庄严的外貌…
现在我明白，后一位先生准是东北人，他的译诗带有二人转的调子，和查先生的译诗相比，高下立判。那一年我十五岁，就懂得了什么样的文字才能叫做好。
对于小波同志的这番叙述，我感同身受，因为我也在差不多的年纪认识了什么是好的文字，什么是有力量的文学作品，以及…什么是让我险些抑郁的好语文老师。
❶ 解构
我是怀着激动的心情开启初中第一课的。毕竟从此以后，洒家就不再是该死的小学生了。
上课铃响，缓步踱进来一位古板的老太太，严肃的脸上写满了五千年的历史沧桑，油黑发亮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让趴在课桌上的我不断琢磨两个深邃问题：
① 如果苍蝇落在她头顶上，会不会打个趔趄？
② 这亘古不变的头发长度究竟是咋回事？
我后来得知了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她是在家里自备了全套理发美发设备，每周捯饬至少一次。但前一个疑问却让我抱憾数十年，始终无从验证。
中正平和地迈上讲台，她不紧不慢地把衣角拉得笔直，再用锐利得发亮的眼神扫视全班，抑扬顿挫地自我介绍道：
本人李冬秀，将是你们初中三年期间的班主任。希望你们历经冬天的苦寒后，绽放青春之花。
然后转过身，在黑板上一顿一顿地写下“李”字。因为太用力，粉笔都断了两次。
全班上下鸦雀无声。
接下来，李老师转过身，满意地点了点头说：
言归正题，请大家打开书本，我们讲第一课，《一件珍贵的衬衫》…这是周总理去世一周年时，一位工人的回忆，刊登在当时的《北京日报》上。全文采用的是倒叙的写作手法，以“总—分—总”方式，分为三大段，表达了对总理崇高的品格与人格的敬仰。其中…
你完全可想而知，我的班主任是哪种上课风格了——通常而言，拿到任何一篇课文，她都要求我们：
① 分段（重要段落还要分层）、概括段落大意、归纳中心思想、总结写作手法；
② 分析文章逻辑结构。例如是否存在前后呼应，段与段之间有哪些过渡技巧，段内层与层之间是否构成平行、递进、转折等关系；
③ 阐述全文的写作背景与意义，探讨是如何在短短的文字中完成写作目的传递的；
④ 归纳全文闪光点。例如用到了哪些绝妙的修辞手法和精美词句，有哪些重要生僻字。
重要的是，她会把以上内容辅以类似于思维导图的各种结构，以标准宋体字全文板书到黑板上，让我们全记下来，再不定时抽查大家的上课笔记。一个学期下来，我们的课堂笔记：
足有语文书那么厚。
你敢想象，朱自清746字的散文《春》，李老师都能写出1200字的笔记？完整分析出每层每句所蕴含的情感，表达了作者什么思想…这都属于基本操作；至于结尾部分分号的用法、比喻、拟人与象征的细微区别，那是分析的重点好嘛…
满屏的板书与“沙沙”的笔记声，成为灰败不堪的永恒记忆，老传统艺能了属于是。
若干年后，在一部叫做《剪刀手爱德华》的影片中，当男主角强尼·德普运臂如飞、枝叶四溅，剪出一个个惊艳的盆栽时，我不由得内牛满面，第一时间想到了那些让我印象深刻的语文课……
而在当时，我的感受却非常之糟糕：
一篇篇鲜活的课文，如一头头或肥或廋的肉猪，被摆在讲台、挂在黑板上，被李老师娴熟地肢解，再和你娓娓道来，这片肌肉的纹理有多细腻，那块骨头的关节是多么精巧。
你别笑，她还真的兼任我们的生物课教师，植物学中的门纲目科属种、动物学中昆虫的种类划分，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
从这个意义上讲，李老师的语文课教学方式方法，很可能是出于生物学的职业习惯。
❷ 顿悟
1980年，NBA“50大巨星”之一、球风优雅的“手枪”马拉维奇，因为不堪教练的折磨，选择在33岁时退役。面对《体育画报》记者的采访，他忧郁地说：
你不明白，那个家伙（注：指当时的魔鬼主教练比尔·菲奇）已经把篮球从我的灵魂里抽走，我不再喜欢打球。
如同马拉维奇一样，当时的我对语文产生了幻灭般的抑郁。如果全是这样的回忆，后面会发生什么我都不敢想象。
好在经历了大半个学期的屠宰式教学与填鸭式灌输后，在某个下午，李老师一反常态地改变了固定的授课计划，向一脸麻木的我们讲解附录部分“汉字演变与语法结构”。
理论上，这部分是选修内容，虽然在中考时偶有涉及，但绝不是授课重点。但她却把它当成是语文课的精髓，先后用了整整两周时间重点教学。
她先是声情并茂地从“甲金篆隶楷草行”的汉字演变说起，说起汉字的壮丽优美；然后绘声绘色地谈到形声、会意、象形、指事等词汇构成方式，对各种常见词语的来源进行各种解读；再说起汉语中“主谓宾定状补”的基本语法与特殊用法，说明什么是有活力的语言；最后论及段落内部与段落之间的层级关系，对“中文思维”的方式方法娓娓道来…
毫不夸张地说，对“字—词—句—段—文”的完整解析，是整个初中语文课程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生命是一条缓缓的河流，平静之中夹杂着若隐若现的浮冰。之前令人痛苦不堪的语文笔记，缓缓地在我们记忆中升腾，以血淋淋的事实印证着古朴的汉字演化规则，以触电般的速度让人明悟“字、词、句”的错误根源。那幸福的瞬间，让人泪流满面：
不枉我抄写到手抽筋的笔记啊！
我史无前例地融会贯通，体会到什么是通顺、准确的汉字表达，并终身不忘、举一反三。当然，掌握这套范式确实让人受让一生，我对汉字的语感、对文章逻辑与结构的敏锐，大体上得益于此。
所以一直以来，我都认同一个观点：
真正有用的知识，总有一个痛苦的习得过程。这就像拦河筑坝，大量琐碎的积累、各种严苛的训练，才会给关键突破提供充沛的动能。这一点，无论是快乐教学还是碎片化阅读，都是无法替代的。
相比之下，从一开始就讲述原理、按部就班的教学，固然让你省却很多迷惘，但这种“科班教育”会让你一开始就没有动力去思考“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不能那样”，迅速磨灭你在无所适从中对认识规律的惊喜与敬仰。
这种顿悟式学习，很可能是你在量变到质变过程中，能够忍受高原期的痛苦，竭力突破瓶颈、螺旋上升的内在动力。
难怪牛顿的一生之敌、微积分奠基者莱布尼兹说：
产生于过去的现在，孕育着伟大的将来。
❸ 解惑
如果说，李老师通过超大剂量的文章解构，以及对中文语法的精彩讲解，让初中生掌握了基本的汉语表述规范，这充其量称得上是一个优秀的工匠。而一位卓著的语文教师，似乎应该教授点别的东西。
这方面曾长期困扰我，因为我一直看不透李老师的汉语造诣，正如我看不懂她这个人一样。
作为班主任，她反复强调一点：早自习朗读课文时，要抽出15分钟反复朗读课本后面的古诗，不只是背下来就完事了，还需要反复读，每一遍都读出新感觉来。
因为这是汉语中最好的，是中文的精华。
事实证明，这一点她说得没错，小学、中学阶段选出来的古诗词中，除了个别意识色彩过于强烈的单篇，几乎所有的诗词都是最好的，没有之一。
而她推崇的反复朗读，不只是培养语感的功利需要，还包括对汉语言文学的欣赏。因为她有一个朴素的观念：
时时接触最好的中国文字，即使不能成名成家，至少也能鉴别出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
这正是让我疑惑不解的一点，您都知道什么是好的，为什么非要用屠夫的手法把它们拆解得七零八落，让人感受不到任何美呢？甚至于，这种过度解构发展到巅峰造极，居然是对作文的大砍大合。
基本上，一篇作文经过密密麻麻的各种批注修改，除了基础的错别字、语法圈注，李老师还会特别强调中心思想、前后呼应、过渡段，以及重点段落中的细节描述。例如雷打不动的判断标准就包括：
① 中心思想不符合要求，价值为零。
② 记叙文必有前后呼应，平铺直叙者扣重分。
③ 全文结构一定是3-4大段，每个大段之间必须有过渡段，每个自然段必须有起承转合的过渡词。
④ 一篇记叙文中必须出现至少一次细节描述，否则以流水账论处。
然后，在批改我们的作业（尤其是作文时），她的第一习惯是把每位学生的错别字都用红笔圈出，以正楷宋体写出标准字形。然后看到大段文字后，一定会修正标点符号错误，有且不限于：
一句话完了用句号，句意层级用分号，逗号顿号别乱用，叹号一定是强调。
在李老师的作文批改法则里，作文是用来做减法的。每一篇文章，都是写作流水线上的产品，经过一道道工序，一项项的扣分下来，剩下来就是你的真实得分。
若干年后，关于素质教育与小镇做题家的讨论，激起了这些点点滴滴的回忆，就如同在照一面会说话的镜子，我已经完全明白：
在上个世纪的乡镇中学，文字首先是应试教育的敲门工具，然后才是一门艺术或生活方式。这是一名乡镇基层教师的义务与责任。
理解这一点，就理解了当时的乡镇教师为何再也不会偏离这一主线。
长期以来，爱尔兰有句口口相传的谚语：
世界上只有两样东西开不得玩笑，婚姻和土豆。
作为土生土长的都柏林人，萧伯纳对爱尔兰是有着深厚感情的，他曾经绝望而愤怒地评述道：
因为遭遇了无穷的苦难（注：指与英国的长期抗争，以及数次史诗级的大饥荒），解构这种苦难成了爱尔兰作家唯一的任务…啊，一辈子都在耕耘这该死的土豆、直到死去的爱尔兰人，最后连脑袋都变成了土豆。
但爱尔兰文学是自愿走上这条道路的吗？爱尔兰作家就真的没有火山般的才华了吗？
这显然不是事实。例如爱尔兰作家王尔德，可以在咖啡馆内随手吟出这样的唯美诗句：
我感觉大簇大簇的郁金香，就在我脚边挨挨擦擦。
但最终，这位19世纪爱尔兰最伟大的艺术家，却受到残酷压迫，一生漂泊。这样的生活经历，不是常人所能理解的，也不是一位乡镇语文教师应该传达给懵懂孩童的。
为了让乡下蒙童进入更大的发展平台，在未来获得更多选择机会，李老师宁可把优美的文字解构为人憎狗嫌的知识点，这对于一位优秀的语文教师而言，蕴含着多大的痛苦与孤独？
然鹅，这种理性而痛苦的选择，过去不曾，将来也永远不会改变。忽视了这一规律的人们注定经受百年孤独，不会有第二次机会在起跑线上出现。
❹ 纠错
上个世纪的时候，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物质的事情不好解决，文化生活倒是可以靠报刊杂志续命。
李老师的丈夫是学区书记，家里报纸极大丰富，其中就包括我的最爱：《参考消息》、《光明日报》、《文汇报》等。当时住校的我，一有时间就去蹭报纸看。
而她对我无疑是偏爱的，但还是有着特殊要求：
例如我每次都必须精读她圈出来的2篇美文（她本人也是勤读报纸，觉得好的文章就标记出来，非常优秀的稳重带到课堂上阅读，下面还要提及这一点），标出分段、归纳大意、中心思想，有哪些实用的写作技巧…然后才能自由阅读其他报刊杂志。
这逼着我养成了快速阅读的习惯。为了追求速度，我阅读时从不用笔尖或指头划行，绝对不能嘴巴念念有词，习惯于用眼睛一块块地扫描、而不是一行行地看文字……
我曾以为这是正常人阅读的常态，但后来才发现，这样的阅读速度起码是别人的2倍。
闲暇之余，我与她激烈地讨论关于散文的“形而上”问题，什么是形散而神不散？生活之间的小顿悟究竟值不值得读？没有神的散文能糟糕到什么程度？
我以为很难说服她。结果某一天，李老师冷不丁问我另一个问题：“你还记得初一刚开学时的早自习，我让你们自由阅读课后的古诗，然后在作业本里记下读起来最顺口的那一首吗？”
“那当然记得啊”，我迅速回复道，“选第一篇《蒹葭》的最多嘛，然后还有女同学选《上邪》，我选的，是《无衣》”。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冷场了好大一会，李老师慢悠悠地说：
第一印象之下选出来的古诗，往往说明了一个人的审美倾向。你有些不安稳，以后容易吃亏。所以我希望你多读点散文。
我张了张嘴，却什么也没有说。
我能怎么办呢？难道我告诉她，我其实更喜欢初二课本后面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那不得被当场扭送有关部门啊…
所以你得理解，为什么我年纪轻轻，写散文就歪得一塌糊涂。
例如网上有个“竹子定律”的段子：
竹子用了4年的时间，仅仅长了3厘米，在第五年开始以每天30厘米的速度疯狂地生，仅仅用了六周的时间就长到了15米。其实在前面的4年竹子将根在土壤里延伸了数百平米。做人做事都是如此，不要担心你此时此刻的付出得不到回报。因为这些付出都是为了扎根…等到时机成熟，你就会发现。你，终究是个扎不下根的土豆。
其实，这个段子的前半截出现于上个世纪，是一篇散文（到“为了扎根”止，当时《文汇报》曾刊登过）。而我的作文中就引用并写道：
（这些付出都是为了扎根）。但每年我都和爷爷挖笋，深知很多竹子是长不到3厘米以上的，如果不挖掉也会烂在土里——它们叫做冬笋。
因为这种“瞎引用 皮到死”的写作手法，我被李老师叫到办公室，好好地接受了一个多小时的应试与思想教育。
可见，和王小波一样，我成功地证明了自己骨子里是个：
天生的坏坯子。
但无论如何，我非常感谢李老师试图挽救并改造我的善意，哪怕我始终坚持着无可挽回的叛逆。
❹ 怒放
当然，散文这种文体，并不是中考最常见的作文体裁，因此李老师最重视记叙文。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那个年代里，记叙文不“虚构写作”简直没法玩（至于现在情况是否有改善，我不太好说）。但她除了强调“一篇文章至少有一个细节描述”外，还包括一条不容违背的金科玉律：
言之有物、言之有序。
也就是说，记叙的事件有没有趣不重要，有没有真情实感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意义。在此基础上，文章的所有内容都必须围绕着这个目的展开，一层层地、有规律地突出叙事的核心。换而言之：
她并不在乎“一等文章放狗屁”的尴尬，甚至于能够忍受“二等文章狗放屁”的无奈，但她无法接受“三等文章放屁狗”的原则性问题。
我毫不怀疑，她理想中的作文模式：
最好和洋葱一样，一圈圈剥离鳞茎，到最后看到小小的白芯，然后把所有东西井然摆放，让人看到就能回忆起复原过程。当然，如果这个过程还能让人落泪，那就是最好的文章——能让人感动的文章才有力量，最有力量的文章就是伟大作品。
什么是李老师认为的伟大作品？我是记得初二的某一天下午，她冲进教室，打断了我们的自习课，声情并茂地诵读了一篇文章。
流血流汗砍回一担柴，他竟抽出一根最粗的给邻居的几个小孩削陀螺。我没好气地说：“你干脆削我的皮！”
他瞪了我一眼，斥道：“小孩子要玩就让他们玩，一根柴要什么紧？”
要什么紧？你驼起一个背，拼命也捡不回一根。
我讨厌他，恨他。别瞧他一副病腔腔，驼得像一把弓，又弯又单瘦，却威得很。读二年级的时候，我打同学，他竟暴怒地倒提我，狠摔两下，我永远记得！
几个小孩“呕”地散开，啪啪地抽起陀螺来。
“幺公，陀螺一抽怎么就旋呢？”
“嘿，小家伙问得有味。”他只能这样笑一声，回答不出。一个高小水平而已，他却教书，一教就是26年。而且做了18年的校长，颇令其他教师羡慕地出席了县、地先进代表会。
但我瞧他不起。他家里事从不沾手，整天只晓得驼着背在学校里颠来颠去，有时连早饭也要小妹送，晚饭要到学校叫；很能叫人觉出他似乎繁忙，似乎干着一番事情。但是，这样忙了26年后还是一个民办教师。
（略）
今天，他从联校开会回来，喜洋洋地对娘说：“我能参加转正考试了，全乡只18个，老恒都没有资格。”
老恒是我叔，吃商品粮，但没转正。这次转正的条件之一是教龄须达23年，恒叔没有。他高兴得不得了，似乎这26年非常划得来。于是，我便想到了阿Q。
“晓得你转不转得成？还要考试！我看你还是把家里那只大白鹅和两块腊肉背起，找大姨夫去，他的老哥在县里。”
“嗯，行是行罗…”
“什么行是行？我说，“只能这样，从自身利益来说，是不存在什么后门的。况且你明年就是60岁，他们若良心有所发现，也该可怜可怜你了。”
他却嗯了一声，也没有看我一眼，十分平静地对娘说：“我干脆不考了。”
有一天，他回到家，忍不住对我们说：“这次转正，黄书记说我希望很大。我也是这样想的。”
真是可怜，我出于一种复杂的心情对他说：“不去希望便没有失望，希望的越多失望便也越多。你不要对这件事抱太大的希望，如果没有转成，对您的打击会少些的。”说实在的，我一见到他那驼背，心里还会生出同情的。
他终于转了，但是，就在通知书来的那天，他却死了，是给学校捡瓦从房上摔下来死的。
当我回到家，他已装进了棺材。我久久地凝视着他，脸面非常平静；有一道皮肉陷下去的伤口，伤口周围肿；胡子很长了。背腰还是那样弓，头露出了浅浅的棺口。
我没有哭，只是心里难以抑制地难受，喉头哽滞。
大伯和二叔走进来，对我说：“出去走走吧。”他们的眼里现出悲痛的混浊。
当我走到祭幛外，听到大伯说：“老幺，忍一下吧。”接着，便响了几声咔嚓声…
我的头一阵晕眩，心脏在剧烈地颤动……我知道，大伯和二叔把他压到了棺底！压断了他脊骨，压直了他的身体。
他直了，终于挺直了！
这篇文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到现在我都记得大致梗概，并很顺利地在网上搜索出了全文。
需要说明的是，西早先生的这篇《驼背的父亲》，其实还有一个抒情的结尾。但李老师凭借着她独特的审美，读到“他直了，终于挺直了”就戛然而止。
阅读结束，全班哑然。眼圈红润、泪光闪闪的李老师嘶哑着说：
我不要求你们写出这样的文章来，但你们要知道，什么才是好的。
她的目的达到了。这篇文章如大锤砸核桃一样力量十足，直接给我的个人审美造成了粉碎性打击。在很长时期内，它就是我对记叙文的追求。
也因为如此，我一直写不好记叙文。
哪怕高中时候，议论文让我获得了新生。但其实它并非我特别喜欢的体裁，只不过一方面，高考作文体裁以议论文为主；另一方面，我已经对记叙文产生了发自肺腑的敬畏感。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隐秘的原因：
真正符合这种审美标准的、力量磅礴的作品，往往涉及到激烈的个人情感。
而这一点，我并不乐意让人窥探到。
杜甫说：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穿越千年的历史，这种严肃的创作态度，古今无不同。
❺ 自由
很多年后，我才明白，现实主义是当时文学的主流评判标准。从八十年代起，梁晓声等人的知青伤痕文学、韩少功与莫言等人的魔幻现实主义（受马尔克斯影响，这玩意是八十年代中国文坛中的显学），或记载苦难辉煌的亢奋，或让人产生泪流满面的错乱，这是对特殊时代最沉痛的反思与探索。
这种创作的精神溯源，古今无不同。
大体上，我并不认为这是错误的审美，但我总觉得哪儿不对头。俗话说“吃了盐才有力”，但盐吃多了不嫌齁得慌么？
这种糟心的感觉，古今无不同。
直到我国第一个“十一黄金周”时，我以猎奇心理阅读《黄金时代》后，才真正意识到这个问题的矛盾在哪里：
如果这是唯一的评判标准，那文学就显得太无趣、太不自由了。
法兰西科学院首位女性院士玛格丽特·尤瑟纳尔，曾被文学批评家誉为“最不像女作家的女作家”。无论是厚重的历史小说《哈德良回忆录》还是自传体性质的《北方档案》，都反映出她冷峻、厚重的创作态度。
她曾公然宣布：
有些书，不到40岁，不要妄想去写它。年岁不足，就不能理解存在，不能理解无限差别的个体。
但我依然在她的《东方故事集》中看到了蓬勃的机智与汪洋恣肆的有趣。例如为了适应粗粝不平的石头而进化出粗大的脚掌、刀刃般脚后跟的地中海民族；例如因纯洁的头颅被接在娼妓身躯而痛苦不堪的女神；例如被画家巧夺天工的技法所吸引而走火入魔的大汉皇帝：
一个疯疯癫癫的画家将混乱的色点投掷到空中，然后不断被我们的眼泪冲刷成一团混沌，这就是世界。大汉帝国不是最壮美的，我也不是皇帝。老王浮，只有你通过千种线条、万种色彩进入的那个帝国，才是唯一值得统治的国度。你独自一人平静地统治着积雪永不融化的高山，水仙永不谢的田野。
尤瑟耐尔坚信，作家应该不断挑战自己的能力，因为写作的目的是为了获得自由。我据此推想，有力量的东西不一定非要傻大黑粗，它本身也可以美得轻盈而自由。
这个想法更接近于个人怪癖，是因为在我内心里，始终存在着这么一条特殊的文学启蒙小径：一方面，我竭力以直觉的写作本能对抗李老师的炼痕；另一方面，倘若写不出有力量的文字，我倾向于不写出来，免得污染了他人，也恶心了自己，还对不起尽职尽责的语文老师。
当然，我之所以坦诚我的师承，并不是因为我已经有能力写出伟大作品，而是想告诉大家：
时代在向前发展，事物正在发生变化。但在文字一途上，我们依然有责任向外界传达出，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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