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大学生就业形势有哪些（时代变迁与就业选择）
新时代大学生就业形势有哪些（时代变迁与就业选择）时代变迁的节奏逐渐加快，社会环境的变化更加迅速。受到国际经济形势和经济发展转型的影响，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劳动力市场竞争激化、城市房价和生活成本不断上涨、社会文化环境日益复杂，青年人就业面临更多障碍和多重挑战。面对新的形势，新时代大学生在就业意愿上呈现出怎样的变化与特征?如何解释这些变化与特征?本文使用“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Panel Studv of Chinese Universitv Students，以下简称PSCUS)数据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分析。PSCUS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社会调查项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和中国教育发展智库主持实施，在全国范围内选取有代表性的在校大学生及毕业生作为调查对象，旨在全面深入地了解大学生的就业、学习、生活与价值观状况。PSCUS采用了多阶段混合抽样的方法，把“学校一学科一班级”作为三个层次的抽样单元进行抽样，按照学校层级、学科类型和分布地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步入大众化阶段，大学生群体成为我国青年人群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据教育部公布的《2018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8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48.1％，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很快超过50％。与此同时，自高校扩招以来，我国大学毕业生人数快速增长，高校毕业生数量连年创历史新高。严峻的就业形势使得大学生“就业难”已经成为社会公众广泛关注的一个社会问题，高校毕业生也一直是政府高度关注的重点就业群体。青年人尤其是大学生群体的就业状况既是决定社会经济长远发展的关键因素，也会对社会和谐稳定产生极大影响。
近年来，国务院、人社部、教育部等政府部门多次出台文件和相关政策促进大学生就业。就业意愿是大学生择业就业的“风向标”，也是影响国家就业导向和制订就业政策的重要因素。全面掌握和了解大学生的就业意愿对于提供更加完善的就业服务，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政策意义。此外，处于快速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各方面的社会环境都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这些变化无疑对时下青年人就业选择打下了深刻的烙印。认识和了解当前社会转型过程中青年人择业观念转变的一系列特征，有助于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影响大学生就业的因素，更好地引导他们实现职业与人生顺利发展。
就业选择是青年人在成长历程中必须要面对的重要抉择，它反映了青年人对未来职业的一种价值评价和倾向性态度。合理的就业选择既可以为青年自我价值的实现和未来职业发展提供切实的保障，也有利于整个社会人力资源的合理分配。
青年人思想轨迹与价值观念更多地体现着时代变迁的影响。青年人就业选择的意愿或者观念是与社会变迁背景下社会的主导价值取向相吻合的，往往带有时代的印记。我国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与社会流动的加速，使得青年人就业意愿也处于不断流变的过程中，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尤其是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社会的整体活力得到极大程度的释放，市场经济变革下的个体得以摆脱各种社会限制和束缚，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选择就业的方向、自主择业。当然，市场化改革也打破了传统的权力分配与利益格局，冲击着旧有的体制机制和主流价值观念，社会变革的发生势必影响到青年人和大学生的择业理念。杨雄在总结改革时代大学生择业观的变迁时，认为由于社会形势的变化，对比1980年代的大学生，1990年代的大学生的自主择业意识和市场竞争意识明增强，自我创新的风险择业观逐渐取代安稳守成的传统择业观，对物质待遇和经济利益看得相对更为重要，由单纯地追求职业的社会地位与社会声望转向理性与实际，经济价值型的择业观逐渐取代社会价值型的择业观¨。
改革前后大学生择业观体现出的变化正是我国由传统计划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反映。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时代变迁背景下社会变革所引起的社会资源的再配置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等社会制度层面的变化是大学生择业取向形成的主要原因。经验研究表明，我国转型时期劳动力市场存在比较典型的“二元化”特征，制度性分割现象更加明显旧。在主要的分割形式中，所有制分割和地区分割是两种基本的分割形式，也成为影响大学生就业意愿的主要制度性因素。
01 体制内还是体制外?
从就业单位的所有制性质来看，国有单位和非国有单位构成了就业市场上就业单位的两个基本类别，前者由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体制内”单位组成；后者包括了外资企业、私营企业等“体制外”单位。倾向于在体制内工作还是在体制外就业的态度分化与我们国家社会转型的特点紧密相关。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基于所有制性质差别而出现的“单位分割”即“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分化逐渐成为劳动力市场分割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例如，赖德胜认为始于1970年代末期的体制改革使得城市劳动力市场和农村劳动力市场的“老二元”分割演变成了体制内劳动力市场和体制外劳动力市场的“新二元”分割。
概括地讲，劳动力市场上的单位分割主要是指人力资本水平相同或相近的劳动者，由于其就业单位的体制属性不同导致他们在经济收入、福利待遇、社会声望和社会影响力等方面的差异。体制内劳动力市场，占有更多的垄断性资源，享有相对较高的平均收入水平和良好的社会声望，而且具有较大的职业上升空间；体制外劳动力市场的情况则不同，不仅工资水平参差不齐，而且收入增长面临着较大的市场风险，存在着较大不确定性。正是由于存在着市场回报上的巨大差异，因此大学生在就业意愿上更愿意选择去体制内工作，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体制内偏好”。李春玲基于6所“985高校”在校生的分析发现，大学生普遍热衷于政府机构、国有企事业单位等体制内工作，而对民营企业等体制外工作则缺乏兴趣。
02 大城机会还是小城故事?
工作地域选择也是很多大学生在就业选择时面临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去大城市拼搏还是去中小城市过相对安稳的生活?以往多数研究得出大学生在就业地域的选择上具有稳定的偏好：大学生倾向于经济发达或者发展较快的城市，而并不愿意选择相对更安逸、竞争压力更小的小城市。
对于大学生就业意愿的地域偏好，主要存在两种解释观点：一是地域发展差异解释。我国东中西部不同地区发展存在严重的不平衡，改革开放之后，市场机制作用的增强造成东中西部不同地区在经济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工资水平等方面的差距被进一步拉大。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相对发达，这类城市的就业机会比较多，事业空间比较大，大学生更愿意毕业后选择去这些地区工作。二是地域路径依赖解释。这一观点认为大学生更倾向于留在大学所在城市工作，而我国高校尤其是重点高校又多集中于经济较为发达的直辖市或省会城市。而之所以更加倾向于留在大学所在地就业，一方面是由于对大学所在城市的固有偏好，这种偏好在选择大学甚至更早之前就已经具有；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大学生对院校所在城市的劳动力市场比较熟悉，并建立了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人际社交网络，无论是对劳动力市场的适应和熟悉程度，还是对旧有社交网络的情感依赖上，都更偏向于大学所在地。
时代变迁的节奏逐渐加快，社会环境的变化更加迅速。受到国际经济形势和经济发展转型的影响，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劳动力市场竞争激化、城市房价和生活成本不断上涨、社会文化环境日益复杂，青年人就业面临更多障碍和多重挑战。面对新的形势，新时代大学生在就业意愿上呈现出怎样的变化与特征?如何解释这些变化与特征?本文使用“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Panel Studv of Chinese Universitv Students，以下简称PSCUS)数据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分析。PSCUS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社会调查项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和中国教育发展智库主持实施，在全国范围内选取有代表性的在校大学生及毕业生作为调查对象，旨在全面深入地了解大学生的就业、学习、生活与价值观状况。PSCUS采用了多阶段混合抽样的方法，把“学校一学科一班级”作为三个层次的抽样单元进行抽样，按照学校层级、学科类型和分布地域的不同，在全国范围内抽取十余所高校(基线调查为12所高校，2017年调查增加至17所实施问卷调查。从2013年基线调查实施以来，每年开展一期跟踪调查。本文利用PSCUS2018年的数据分析了在校大学生选择的理想工作单位类型与工作地域，并与2013年基线调查结果进行了比较。主要发现如下：
01 理想的工作单位类型
1．当前大学生在就业意愿上仍旧表现出比较明显的“体制内偏好”。从2013年和2018年的调查结果看，大学生选择去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等体制内单位工作的比例均显著高于选择去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和创业等体制外就业的比例。2013年有超过六成(64.4％)的大学生想去体制内工作，2018年的情况差不多，选择去体制内工作的大学生比例为61.2％。相比之下，2013年和2018年想去体制外工作的大学生均不到四成。2．体制内理想就业单位类型的结构变化。从体制内就业单位的类型看， “公务员热”在逐渐降温。总体来看两个年度选择想去党政机关工作的大学生所占比例并不高，均未超过十分之一，这说明虽然公务员考试报考人数火爆，热度不减，但是在大学生心目中的就业选择上，并未出现对公务员趋之若鹜的情形。而且从发展趋势看，相较于2013年9.6％的大学生想去党政机关工作，2018年做出这一选择的大学生比例已下降到6.0％。“公务员热”的降温说明大学生求职正回归理性。3．体制外理想就业单位类型的结构变化。体制外工作类型的内部结构也在发生变化。首先，一个较为明显的变化趋势是选择毕业后去私营企业就业的比例呈现出明显增长。2013年仅有8.2％的人选择去私营／民营企业工作，但是2018年这一比例已上升至15.5％，这说明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本土民营企业逐渐发展壮大，一些发展较好的私营企业或者民营企业也成为越来越多大学生的就业首选。
其次，把外资企业作为毕业后工作首选的比例在明显降低。相反，愿意去私企／民企和国企工作的比例在增加，把国企作为就业首选的比例明显超过外资企业。这与之前的择业观念形成鲜明对比。杨雄曾提到，在很多调查中1 990年代大学生都把“三资企业”作为最想去的工作单位，赵宏斌在分析大学生择业行为时，倾向于去收入较高、更加体面的外企工作的大学生比例仍居首位。但是现在的情形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与我国这些年经济发展的情况密切关联。国有企业经过多年的改革，经济效益逐渐提升，也改变了僵化不合理的薪酬制度，提高了市场吸引力。与一些垄断性国企相比，外资企业的工资高待遇好的优势已经不明显，而且国企相对比较稳定，面临更小的失业风险和竞争压力。因此，国有企业逐渐取代外资企业成为大学生最青睐的工作单位。
再次，愿意创业的大学生在增多。2014年5月，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多部委出台了 《关于实施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的通知》，从国家层面为大学生创业提供政策支持。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大学生更被视作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力军，大学校园里各种形式的创业培训l班、创业竞赛等不断涌现。虽然数据显示当前大学生的创业意愿比例仍旧不太高，但是已经有所增长，尤其是在高职院校较为明显。有12.2％的高职学生把自主创业作为自己毕业后的首选。
02 理想的工作地域
1．大学生择业依旧呈现明显的地域偏好，主要倾向于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一、二线城市工作。2013年和2018年选择最想去一线和二线城市工作的大学生所占比例分别为84.9％和82.3％，对比两个年份的数据可以发现，大学生在就业地点的选择上总体维持不变，不希望去经济欠发达的二线城市、三四线城市以及小县城、乡镇、农村等地区工作。虽然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也鼓励大学生返乡创业、大学生村官扎根基层，但是大学生愿意去农村工作的比例仍然偏低。
2．经济发达二线城市的吸引力在逐渐增强。“留在北上广”还是“逃离北上广”是近些年来围绕青年人群中的一个争论性话题。实际上，虽然一线大城市房价暴涨、竞争压力大、生活成本高，生活质量低，但是这些原因并未造成大学生在就业选择上“逃离北上广”。2013年和2018年的调查中均有为数不少的大学生对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工作怀揣热情。那为什么“逃离北上广”屡屡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呢?据第三方教育质量评估机构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就业蓝皮书：2019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显示，刚毕业时在“北上广深”就业的毕业生中，三年内离开的比例明显上升，从2011届的18％上升到了2015届的24％。因此，“逃离北上广”主要是发生在刚毕业的大学生身上，很多怀揣着拼搏梦想的大学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奋斗之后，由于不能在大城市扎根，于是选择了离开这些一线城市。
当然通过数据我们也看到，经济发达二线城市的吸引力在逐渐增强，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推力”，这些城市都在严格控制城市人口数量增长尤其是户籍人口规模，外来人口的落户越来越难。另一方面是二线城市的“拉力”，这些城市纷纷放松了户籍限制，不断 降低落户门槛，杭州、武汉、成都等许多发达二线城市陆续出台政策抢夺优质人才 。
3．就业地域选择的“路径依赖”。PSCUS2018年的调查数据验证了大学生就业意愿的地域路径依赖解释。就读于“北上广”学校的学生中有77．4％的人把一线城市作为自己未来工作的首选地，就读于非“北上广”学校的学生中有大约一半的人选择以后想留在二线城市工作。大学所在城市等级显著决定了未来工作的地域选择。
01 就业意愿的多维解释框架
青年人就业选择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Freeman提出了职业选择的经济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影响个人职业选择的因素主要有两个：第一是个人本身的偏好和能力，第二是市场所决定的工资和工作特性。赵宏斌的研究认为，大学生在择业时，虽然会非常看重工作收入，但是也希望能够规避风险，就业意愿是在人力资本投资“收益一风险”约束框架下，受到个人风险偏好影响，综合职业收益和职业风险成本的抉择过程。他认为大学生通常都属于风险规避型的，但是这会受到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即家庭经济条件与风险规避程度是成反比的，弱势群体家庭的大学生比富裕家庭的大学生，更愿意选择风险相对较小的职业。除了经济动因之外，就业意愿还受到其他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赖德胜的研究发现，大学生就业意愿既受到偏好、理想、能力等个人因素的影响，也受到父母职业与教育水平、家庭收入等家庭因素的影响，更受到社会因素如劳动力市场状况、经济景气程度的影响。作者通过分析进一步得出，我国社会经济环境和劳动力市场制度对大学生的择业意识和择业行为产生了很大影响坦J。尉建文则把“家庭”作为主要解释变量，考察了父母社会地位与社会资本对大学生择业意愿的影响。作者认为，家庭收入越高，大学生到企业工作的意愿随之上升，父亲职业地位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大学生到企业工作的意愿下降，但是作者并没有对这一发现背后的原因和机制作出进一步的解释。
因此，单一性的理论视角是无法全面地分析大学生就业意愿成因的。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大学生就业意愿的多维解释框架，如图3所示。大学生的就业取向是嵌入进一定历史时期的宏观社会结构与制度背景之中的，社会变迁和市场化转型导致的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解释了大学生就业意愿基本的分化，即大学生在就业意愿上表现出体制内偏好和发达地区偏好，与此同时，这种社会制度的影响又通过家庭、学校传导给大学生个体，对大学生就业意愿施加综合影响，使得不同背景和特征的大学生在就业意愿上进一步产生差异。
02 大学生就业意愿的多维因素模型分析
根据图3的理论解释框架，本文使用PSCUS201 8年数据，分别构建了就业单位类型意愿模型(模型1)和就业地域意愿统计模型(模型2)。模型1的因变量为就业单位类型，包括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种类型，分别赋值为“1”和“0”。自变量方面，本文选取了家庭、学校和个体三个层面的变量，其中，家庭层面的变量包含了三个：一是家庭收入水平，用父母合计月收入的区间来测量，为定序变量；二是父母较高受教育年限，为定距变量；三是父亲职业性质，是二分类的虚拟变量，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工 作两种类型。本文选取了大学生所在学校类型作为学校层面的变量，学校类型分为高职院校、普通本科院校和重点本科院校三种。个人层面的变量包括了性别、年级、户口类型、政治面貌和英语水平，其中年级和英语水平为连续变量，其余变量为二分虚拟变量。根据因变量的特点，模型1选择了二分Logit统计模型。模型2的因变量为就业地域类型，为定序变量，包括县城及以下、三四线中小城市、二线城市和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四个等级，分别赋值为1～4。模型2的自变量与模型1完全相同，根据因变量的特点，模型2选择了序次Logit统计模型。
从该模型1的分析结果看，首先看个体因素的影响，与男大学生相比，女大学生更愿意选择进入体制内工作。与城市户口的大学生相比，农村户口的大学生更愿意选择进入体制内工作。与非党员大学生相比，大学生党员更倾向于体制内工作。英语水平越高的大学生，越愿意去体制外工作。在学校类型的影响上，不同学校类型的大学生在选择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工作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在家庭背景的影响上，家庭收入越高，大学生越倾向于去体制外工作；如果父亲也在体制内工作，那么大学生选择去体制内工作的可能性相对更大。
上述统计结果表明，大学生理想工作单位类型的选择受到多重因素的作用，既有个体性的原因，也受到了家庭层面的影响。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处于相对劣势、人力资本较差的大学生，比如女大学生、英语水平较差的大学生，以及家庭资本相对较小的农村大学生、家庭经济水平较低的大学生承受的机会成本也相对较高，往往会选择相对稳定、风险较小的体制内工作。此外，个人以及家庭的职业价值偏好也会影响大学生个体的选择，比如党员大学生愿意去体制内工作，而如果父亲在体制内工作，其子女也较容易通过家庭社会化习得这种偏好。
从该模型2的分析结果看，在个体因素影响方面，男大学生、拥有城市户口的大学生、党员大学生、人力资本较好(英语水平更高)的大学生倾向于选择去大城市工作。在学校影响方面，本科生比高职生更愿意选择去大城市工作。在家庭背景影响上，家庭收入越高、父母教育水平越高的大学生更愿意去大城市工作，从而降低职业风险和机会成本。
以上统计发现说明大学生理想就业工作地域的选择，同样受到个体、学校特征和家庭背景的影响。我们依然可从风险偏好程度和机会成本大小的角度去解释这一发现。处于相对竞争劣势、人力资本和家庭资本等竞争资本状况不佳的大学生，比如女大学生，英语水平不好的大学生、农村大学生、家庭经济水平和父母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大学生往往更愿意选择去小一点的城市工作，这样面临的职业风险和机会成本也会相对较低。
青年的个体发展总是体现着时代的特征。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认为，社会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迈进过程中，集体导向的行为越来越多地为个体导向的行动替代，人们将越来越多地根据个人的理解与价值体系做出自己的选择，并据此付诸行动¨。处于转型时代进程中的青年们，其就业意愿典型体现着市场经济色彩， “哪里需要去哪里”的传统择业观显然已经不符合社会现实，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择业观更加体现自主意识、竞争意识和个人发展意识。这种就业价值标准又脱离不开社会制度、就业形势、家庭背景以及个体特征等多重的影响。虽然大学生相比以往更富有竞争意识，但是严峻的就业形势又会让大学生充满务实和理性。
作为一种价值观念，青年人的就业意愿高度嵌入于制度化的社会结构之中。随着我们国家市场化转型进程的进一步推进和社会变革引发的新形势，青年人的就业意愿总会处于不断流变的过程中。因此，新时代大学生的就业意愿同时体现出了“变”与“不变”的双重特征。把握大学生择业意愿转变的新特点，有助于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当前大学生在就业意愿上反映出的新问题，并进一步分析影响大学生就业的因素，为大学生就业提供更有效的指导。
第一，完善劳动力市场建设，减轻和消除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对大学生择业意向的消极影响。加快创建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统筹规划城乡、区域之间大学生就业工作；规范收入分配，逐步缩小行业、区域之间的收入和福利差距；加大针对中西部地区就业大学生的政策支持力度，缓解大学生就业的区域结构失衡。
第二，促进大学生转变就业观念，进一步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的创业意识。首先，高校就业指导部门应引导大学生转变观念，进行恰当的自我定位，适当调整、合理设定就业预期与择业偏好。其次，政府部门出台有针对性的转向政策，鼓励并为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搭建平台，拓展求职空间。再次，加强大学生创业教育，培养大学生的创业意识、创业精神和创业能力，为高校毕业生创新创业营造良好 的社会环境。
第三，开设职业生涯规划相关课程，加强大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教育部门和高校要完善职业发展和就业指导课程体系，让学生深入了解自我个性特征，以及与自身所学专业相关的职业特点，树立更加正确的择业观，自主、理性地规划未来职业发展的道路。
（本文选自《青年探索》2020年第1期，作者刘保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