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大学室友征文（我的大学梦与友人的通信）
我和我的大学室友征文（我的大学梦与友人的通信）我没见过祖父，但在父亲身上看到了他的影子。从记事开始，我就看到父亲下班回家后唯一做的事就是看书。妈妈没有文化，家务事全包。父亲从不打骂孩子，也不管我们的作业，只是自己看书。说不管，他的行动比管还厉害。邻居都知道，张家的孩子放学就回家看书，从不同别家的孩子游玩、嬉戏、打闹。我们从小就怀抱“当科学家”的志向。上小学第一天，有大朋友开玩笑地问我将来上哪个大学，我大声地回答：”清华！“可能这话是大人教的，但上清华的念头也从此深深地植入我的脑里。在父亲严格的家庭教育下，我们兄妹都是拿分高手，每到周末，当我们兄妹三人一起步出重庆一中大门时，总有人投来赞许的眼光。重庆一中，不仅是重庆名校，而且是清华、北大的摇篮，我们兄妹三人当年就是揣着“前脚跨一中，后脚跨清华”的大学梦进入一中的大门的。 我祖籍宁波，你知道宁波有个“天一阁”吗？那是宁波人敏而好学的象征。我的祖父是中国农民银行高管，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
重庆一中大礼堂
文/张莘如
第一封信
马兄：你好！
记得我曾向你提过“我的大学梦”，今天我想展开这个话题。
应当说，我的大学梦并非某天的南柯一梦，而是贯穿我青少年时代的一条主线，这个梦是我学习和生活的原动力，曾给我的青少年时代带去许多美丽动人的憧憬。这个梦可以追溯到我的幼年时代，并在我的DNA中读到相关的遗传信息。
我祖籍宁波，你知道宁波有个“天一阁”吗？那是宁波人敏而好学的象征。我的祖父是中国农民银行高管，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推翻满清王朝失败后流亡日本，受明治维新影响，走上教育救国之路。回国后，他资助宁波中学改善教学环境，陆续把自己的七个子女送进大学。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我的姑姑也上了音专（大专，姑姑在百岁生日宴上还能为宾客演奏波兰音乐家巴达捷芙斯卡的钢琴曲《少女的祈祷》）。我的父亲在上海唸大学，每天要过一座桥，日本人占领上海后，他不愿向桥头站岗的日本兵鞠躬，辍学到重庆。到重庆后，没有了生活来源，也不能再唸书，便在重庆的“中国化学工业社”打工。攒了一点钱后，他报考浙大化工系（浙大已迁到遵义），被录取后，爸爸带着妈妈和初生的哥哥到遵义读书，那时年仅20岁，生活学习之艰辛可想而知。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大学毕业。按照祖父的安排，我的父辈都上了大学，后来成了学术界的翘楚。
我没见过祖父，但在父亲身上看到了他的影子。从记事开始，我就看到父亲下班回家后唯一做的事就是看书。妈妈没有文化，家务事全包。父亲从不打骂孩子，也不管我们的作业，只是自己看书。说不管，他的行动比管还厉害。邻居都知道，张家的孩子放学就回家看书，从不同别家的孩子游玩、嬉戏、打闹。我们从小就怀抱“当科学家”的志向。上小学第一天，有大朋友开玩笑地问我将来上哪个大学，我大声地回答：”清华！“可能这话是大人教的，但上清华的念头也从此深深地植入我的脑里。在父亲严格的家庭教育下，我们兄妹都是拿分高手，每到周末，当我们兄妹三人一起步出重庆一中大门时，总有人投来赞许的眼光。重庆一中，不仅是重庆名校，而且是清华、北大的摇篮，我们兄妹三人当年就是揣着“前脚跨一中，后脚跨清华”的大学梦进入一中的大门的。
今天先聊到这，你该休息了吧？
愚弟
六十年代的重庆一中大校门
第二封信
马兄：你好！
不知你对我的话题这么感兴趣，你说你想接着听，我就把“我的大学梦”继续往下讲。
高中三年寒窗，我唯一的目标是清华。因中考成绩好，还没进校就被一中指定为班团支部书记。我怕社会工作影响学习，坚辞支书职务，结果档案里留下“只专不红”的评语。三年后，顺利通过高中毕业考试，进入填写升学志愿阶段。学校三、四号教学楼的墙上貼满了全国高等院校的介绍资料，一中学子最关注的当然是清华、北大、北航、科技大、哈军工等“名校”。我把清华大学的资料全文抄下，另外还选了第二志愿。从不到学校来的父亲这时来了。父亲通晓英语，家藏很多化工英语书，我们四兄妹中只有我学英语，其他都学俄语。哥哥前几年私自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父亲希望子承父业，当然不愿历史重演。他来学校的目的是向学校表明家长的坚决态度。我不敢违反父命，在高考升学志愿中填上了“浙江大学化工系”。
不久，文革开始了。高分贝的喇叭声打破了校园的宁静，街上的标语越来越多，报纸的标题越来越大，老师的会也多起来，自习课上不太容易见到老师的身影。对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我们没有思想准备，不知它同我们有什么关系，更不知它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高三年级学生的前途和命运。当我们像往届高三学生一样，以临战状态投入高考复习，为即将进入各自憧憬的大学而激动时，突然接到暂停高考的通知，顿时楞住了：以后升学，须“根据表现”，经“群众推荐”，分数已不重要了，那我能被“推荐”上吗？我有一种灾难临头的预感。
通知说暂停三个月，结果三个月过去了，半年过去了，一年过去了，仍然没有恢复高考的意思。经历1967年的武斗后，我再看不到读书的希望，专心办起红卫兵小报，一中八.一五的《横站》在社会上颇有影响。这时驻守杨公桥的7807部队派人找到我，把我带到部队，面见首长，动员我参军。当晚留宿部队招待所，由一个成都入伍的学生兵给我做工作。第二天再次与首长见面，我出于对54军和红二连的爱戴，表示同意参军。当天发军装，手续后补。当穿着军服戴着帽徽领章的我出现在妈妈面前时，妈妈吃了一惊：那些年抢军装穿军装的多，但没有敢佩戴军队帽徽领章的。妈妈知道我参军后，没有表示同意，当然也不会反对，只说了一句：“本来还可以考大学的”。
入伍一月，部队接到成都军区命令，清退重庆兵。我如果赖一下，也可以不走，但“考大学”的幻想让我做出了回校的决定。部队让我把档案帶回家，调防到昆明军区后可以再来。就这样，一个月的军人生活，以特殊的形式开始，又以特殊的形式结束。
今天先聊到这里吧。
愚弟
第三封信
马兄：你好！
我接着上次的话往下讲。1968年12月22日，电台传来了最高统帅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第二天，我拿着套红的报纸，对最新指示一个字一个字地研究，看有没有不下乡的可能。几个月前一个干部下放参加劳动的指示，就有“除老弱病残者外”这样的句子。结果领袖的严密思维让我失望了，不仅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而且没有任何回城的影子。那些天，《人民日报》的文章《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天天用大喇叭播放，吵得人头昏，满脑子空白，只有“吃闲饭”、“吃闲饭”，“下乡”、“下乡”几个字。我知道考大学是绝无可能了，而且完全可能要在农村呆一辈子。
当时我和女友正在热恋中，我能做的选择只有两个，一个是与女友一起下乡，当一辈子农民，一个是我参军，两年后回城当工人。我当时想的是，如果有一个人回城，另一个总有回城的希望，哪怕她没有户口，没有工作，我也要养她，让她过城里人的生活。我当时对文革灰心到极点：文化大革命，为什么总拿文化开刀呢？文革让斯文扫地，学子蒙羞。什么时候我们成了“知识青年”呀，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一旦同“知识”沾边，就会运交华盖，倒上大霉。出于一个男人对未来家庭应有的担当，我选择了第二次参军，并作了两年后复员回重庆当清洁工扫嘉陵江大桥的准备。
但是，第二次参军时我面临了以前不曾有的问题：一是我有了女友，“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我必须忍受远别离的煎熬；二是我父亲从当年的“革命干部”一个晚上沦落为“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被关进“牛棚”，停发工资，只给“生活费”，这种家庭的子弟部队还会收吗？尽管未来有很多不确定因素，我还是选择了云南投军的路。1969年1月13日，我和同校的陈善富一起登上了开往昆明的列车。
因我带的入伍手续是上一次参军时办的，资料齐全，政审也合格，退伍时没有办退伍手续，原入伍手续继续有效，第二次入伍很顺利。穿上新军装的当天，分配我到永平县革委会支左，我们的团政委在那里担任县革委会主任，我的任务是写报道。所幸重新入伍部队没再对我进行政审，我的编制所在连的连长，其妻在我父亲所在单位工作，他完全知道我的“家庭问题”，他也知道这根本不算“问题”，好心地把 “问题”隐下了，这才避免了被部队发现取消军籍的厄运。
1970年，我的女友招工回城，我们商议待我提干后再转业回城。在部队期间，没有想过上大学的事，77、78年两次高考，均因我处于转业待安置期，与之无缘。1978年10月转业到重庆市委机关党委，曾用业余时间上过几年“职工夜大”，每周三次，从曾家岩的家走到桂花园，来回一个半小时 ，课目是许国璋英语（精读）。虽然是山寨版的“大学”，也是对我的大学梦的安慰。
1983年夏天，单位领导告诉我，省委将从全省各级机关中选调干部报考四川大学哲学系，问我想不想去。当时我已经36岁了，女儿也到了上学的年龄，但我没多考虑，立即表示了同意，虽然川大并不是我心仪的学校。接下去是考前复习，只考四科——政治、语文、数学、史地，但考试范围涵盖现行高中教材，这就是说，我不仅要把17年前丢下的代数、三角函数、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和解析几何全部捡起来，还要从头学习以前没开过的微积分。史地总分100，包括中外历史、中外地理，时空跨度大，要背的内容多。复习时间只有一个月，白天要上班，只得利用晚上。天热得像火烤，人却难得地兴奋，像回到了当年的高考备战期。经过一番准备，我最终以全省最高分考进川大哲学系，算是没给重庆一中高66级同学丢脸。
还没进校，系里就安排我任学生一班党支部书记，九月入学，开始了正规的大学生生活。开学第一天，听到熟悉的上课铃声，看见老师走上讲台，随着班长“起立”的一声口令，同学们齐刷刷起立，高呼“老师好！”，我流泪了。这泪是甜蜜的，也是苦涩的。至此，我多年的“大学梦”才变成了现实，虽然这个现实迟到了17年。
愚弟
四川大学教学楼，我们曾在此上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