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十大优秀老师（进大学课堂的几位晋中大家）

山西十大优秀老师（进大学课堂的几位晋中大家）“你会练形意拳吗？”范校长问我。范校长早年拜榆次王村形意拳大师郭维诚为师，终生习武不辍。兼任太行二中校长期间，每天凌晨在漳河边锻炼。一日，我看到他的形意拳练得很好，一句冒昧之言不由的脱口而出：“范校长，你的形意拳套路很规范啊！”听罢郑老师介绍，我不禁喜出望外，几年前想见的名人终于见到了。我边鞠躬边说：“范校长好！”范校长停止了练习，详细询问了我在日伪统治区读小学、中学以及考取太行二中的经过后，对我鼓励了一番。接着，他伸出手指数念道：“范干华（榆次西长凝人）、杨志远（南庄人）、张涛（张庆村人）、要志强（后改名要斌，南要村人），从敌区转入太行山读书的榆次籍学生有五六人了，思想觉醒的青年学生日益增多，形势大好啊！”范校长的记忆力真好，竟能将进入太行二中读书的榆次籍学生一个不漏地说出，并且对每个学生的姓名、籍贯如数家珍，记忆准确，令人敬佩。我对初次见面的范校长，留下了平易近人、博闻强记的深刻印象。

榆次人怀念范新三校长

平易近人 博闻强记

民国年间榆次模范教师中的范新三、郑允文和李斐如，都是太原国民师范学校的高材生，毕业从教后皆为榆次教育界名人，各有建树。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榆次第一高级小学（后改第一新民小学）读书时，郑允文是我们班的体育兼修身老师，李斐如是我们班的地理老师。得知郑、李二位老师与范新三是共谱金兰的结盟兄弟后，我渴望有朝一日能够见到两次荣任榆次（路东）抗日县长的范新三老师。

我从榆次高小毕业后，考入太原师范学校就读，1946年太行第二中学成立后，转入该校。太行二中的首任校长，正是范新三（太行区第二专署副专员兼任），郑允文老师也调入学校任语文教师。

太行二中位于左权县清漳河东蒿沟村，环境幽雅，空气清新，学校师生常在早晨和课余时间到河边散步。学校开学后不久的一日早晨，我在漳河边散步时，看到两位中年人在河边全神贯注地对练形意拳，我看清其中一位正是郑允文老师后，急忙鞠躬问好。郑老师指了一下与他对练的中年人说：“他就是你久仰的范校长。”

听罢郑老师介绍，我不禁喜出望外，几年前想见的名人终于见到了。我边鞠躬边说：“范校长好！”范校长停止了练习，详细询问了我在日伪统治区读小学、中学以及考取太行二中的经过后，对我鼓励了一番。接着，他伸出手指数念道：“范干华（榆次西长凝人）、杨志远（南庄人）、张涛（张庆村人）、要志强（后改名要斌，南要村人），从敌区转入太行山读书的榆次籍学生有五六人了，思想觉醒的青年学生日益增多，形势大好啊！”

范校长的记忆力真好，竟能将进入太行二中读书的榆次籍学生一个不漏地说出，并且对每个学生的姓名、籍贯如数家珍，记忆准确，令人敬佩。我对初次见面的范校长，留下了平易近人、博闻强记的深刻印象。

习武不辍 志在救国

范校长早年拜榆次王村形意拳大师郭维诚为师，终生习武不辍。兼任太行二中校长期间，每天凌晨在漳河边锻炼。一日，我看到他的形意拳练得很好，一句冒昧之言不由的脱口而出：“范校长，你的形意拳套路很规范啊！”

“你会练形意拳吗？”范校长问我。

我对范校长说：“我在太原师范学校读书时，我们的国术老师常教我们学习形意拳，但是我不爱国术，每次上国术课时常是应付，等于没学。”

“你们的国术老师是谁？”范校长问。

“穆修易。”我答。

“‘穆修易’，知道，知道。‘厚生烟’烟盒上印过他的练功图像，他是山西的一流国术家，知名度很高，你有名师指教，拳术应该是学好的。”范校长微笑着说。

“我从来不爱国术，每次上国术课时我均采取应付态度，曾因逃避练习受过穆老师的严厉批评，怎能学好呢！”我将自己不爱国术、不愿学习国术的思想如实陈述后，范校长的态度突然严肃起来：“不论学文，还是学武，都要服从需要，不应爱什么学什么，不爱什么就不学什么。不爱练习拳艺可以跑步，可以打球嘛，总之，必需有一副强健的躯体，才能学习好，工作好，文弱书生怎能做好工作？怎能救国救民？”

范校长的一席话，使我顿时感悟到锻炼身体之重要，原来范校长每天凌晨坚持习武的前提，是与救国救民紧紧相联的。

关心学生 送衣送暖

蒋介石发动内战后，榆次成为国民党军队烧杀掳掠的重灾区。我与远躲他乡的父母联系不上，有家不能归。1946年冬，太行山的气候很冷，初冬时已是朔风怒吼，冷气逼人，但我仍穿着一身袷衣，难以御寒。范校长得悉后，托郑允文老师将一件棉袄送给我（郑老师给了我一条棉裤）；同时，嘱咐总务主任杨惠人给从敌区去的几个同学每人发了一双棉鞋，使我们度过了严寒的冬天。范校长对学生特别是困难学生的关怀使我铭记不忘。

顾全大局 甘愿冒雨

1947年春，太行区久旱无雨，庄稼难以下种。4月中旬，我因事回榆次，途经太谷县境八缚岭（俗称“南八缚”）下的岳家庄时，天空突然阴云密布，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当我走到村口时，突与太行第二专署公安处干部赵晋鏖（左权县人。建国后曾任榆次县公安局局长。已故）相遇。他对我说：“范专员在村内住着呢，你到他那里避避雨吧！”其时范已不兼任太行二中校长（校长由杨待甫接任），专搞专署工作，但我仍称范校长。当我照着赵晋鏖所指的方向向范校长住地走去时，范校长正骑着一匹马出来。我问他“为什么冒雨而行？”时，范校长坦然地说：“专署等着我开会呢，不能因为我一人而影响会议啊！”范校长抬头向天空扫了一眼后继续道：“‘春雨贵如油’，雨，未必能下成；如果天公作美，喜雨下成，农民得以下种，我挨点雨淋值得啊！”说罢，嘱咐我进屋内避雨，策马冒雨而去。

德高望众 余热生辉

上世纪80年代，全国各地大搞撰写党史、地方志。范校长等几十位榆次籍老革命干部，几次被中共榆次市委和市政府邀请回乡，进行座谈。亲历史料丰富和德高望重的范校长，次次座谈会都被公推为主持人。年逾八旬的范老，除为家乡提供了许多颇有价值的史料外，在其带动下，众多革命老人对自己几十年革命生涯中的所闻所见及亲身经历畅所欲言，为榆次党史及地方志提供了大量珍贵史料，功不可没。

鞠躬尽瘁 革命一生

范新三，名铭晋，以字行，榆次范家堡（今近城村）人，出生于1905年9月。1937年10月参加革命，193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榆次抗日县政府秘书、县长，太行行署第二专署秘书主任、副专员，太行区党委委员、秘书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榆次专署专员、太原工作委员会委员、山西省人民政府筹备处处长、中共山西省委统战部秘书长、省政协秘书长、华北局统战部处长，中共中央统战部副处长、办公厅主任，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馆长、党委书记。1993年9月28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8岁。

郭思俊

祁县人何微在武汉大学的峥嵘岁月

车英

何微(1916.7.23-1999.4.6)，初名何畏，笔名米若、石冷。1916年7月23日，何微出生在山西省祁县的一个中医世家，1937年2月加入“山西抗日牺牲同盟会”;1938年10月徒步渡黄河来到革命圣地--延安，进入抗大学习，同年入党，并更名“何微”;1939年抗大毕业，同白浪(即前任北京市副市长白介夫)、王春(解放后曾任《工人日报》总编辑)和赵树理(著名作家)一起经办《黄河日报》;1940年调任太南《人民报》记兼《光明》杂志编委，8-12月参加并报道“百团大战”;1941年任《太南导报》社长、新华通讯社晋冀豫分社社长;1941年9月任《晋豫日报》社长;1943年任太岳区文委书记、新华通讯社太岳分社副社长兼总编辑等职务;1948年调至华北《人民日报》任战地记者;1949年任《山西日报》副社长兼任新华通讯社太原分社副社长.

1950年1月奉调专任新华通讯社山西分社社长;1952年任新华通讯社华北总分社副社长兼任北京分社长，1954年总分社被撤销后专任北京分社社长，期间于1954年12月初-1955年3月底随新华通讯社代表团赴苏联学习并访问塔斯社;1956年10月任新华通讯社江苏分社社长;1962年任西北政法学院副院长，创办了我国西部的第一个新闻系。1974年年初任《陕西日报》总编辑;1982年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同年领导成立该院的新闻研究所并首任所长，创办全国第一家新闻学术理论刊物《新闻研究》并任主编，同时兼任陕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陕西省考古学会会长等.

1984年盛夏任武汉大学新闻系教授，创办武汉大学新闻研究所并首任所长;1992年6月离休回西安，但他离休不离教，离休不离研，仍然担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陕西省委党校兼职教授。生命不息，笔耕不辍，一直到1999年4月6日逝世。时至今日，何微先生已经离开我们有近17年。而今年恰逢何微先生诞辰百年。每当我想起何微先生对武汉大学新闻教育所做出的卓越贡献，总是充满无限的崇敬。

何微铜像为西北政法大学第一个校史人物雕像，何微纪念馆为纪念专题纪念馆

一

何微教授在武汉大学工作了整整八年。

1983年8月，武汉大学新闻系挂牌成立。时任武汉大学校长(全国最年轻的重点大学的校长)、著名教育家刘道玉教授，为了武汉大学的发展和新闻教育事业在祖国的中部崛起，亲自写信、发电并多次派人赴西安请何微南下执教。于是，这位历尽人间沧桑、南征北战的老抗大、老延安，曾在50年代与吴玉章、徐特立、田家英、郑振铎、华山、叶圣陶、魏巍、丁玲、刘白羽等共同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青年报》新闻班、在20世纪60年代领导创办我国西部第一个新闻系、年届七旬的副省级老人，不顾家人和亲人们的劝阻，为了自己毕生的事业，毅然于1984年盛夏离开西安只身南下武汉大学执教。他很快地创办了武汉大学新闻研究所并首任所长。

2009年3月，刘道玉校长听说我要来西安参加何微先生新闻思想座谈会，他对我说:“改革者就是知音，我与何微先生是在改革中相识、相知的。我为了创办新闻系，特邀请他到武大执教，而他为了支持我所推行的教育改革，义无反顾地来到他生活并不熟悉的南方。他在珞珈山工作了8年，奉献了他的学识、智慧和全部精力。”并欣然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每当我回忆武大新闻系成长的历史，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何微先生的巨大的功劳，他以精湛的学术、严谨治学的态度和忘我的奉献精神，给我们武大新闻系的师生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这是他留给武汉大学的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耕耘就得辛勤，执教就得认真，研究就得深入，探索就得出新，这是何微的历来风格。再度出山新闻界时的良性回归又经不断深化，此时则演变而成了奋发向上的良性循环。他勇于创新，勇于探索，勤于思考，勤于钻研，这一切都使他的新闻思想不断升华，而且更加成熟，从而确立了他在当今中国新闻学术界的崇高地位，堪称“两巨头”(中国新闻学术界“两巨头”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甘惜分教授和武汉大学何微教授。这“两巨头”又称“北甘南何”。)之一;也有人称“三剑客”(“三剑客”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甘惜分教授、武汉大学何微教授和复旦大学王中教授。又称“北甘南王西北何”。)之一。

二

在武汉大学，一提到何微教授的名字，不少人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何微，何为呢?偌大的年龄，偌高的资格，偌深的学识，偌长的经历，离开夫人来到武汉大学当个小小的新闻研究所的所长，何苦来着?

每当听到这类问题，何微总是这样回答道:“我来武汉大学，一不为官，二不为名，三不为利!我为的是把武汉大学新闻系办成全国第一流的新闻系，为的是把我们的学生个个都培养成合格的新闻人才!”

何微认为:要办好新闻教育，其首要关键在于抓好师资力量的培养工作，需要一批德才兼备的“名师”，促使“名师出高徒”;办好新闻教育的第二个关键就是抓好新闻专业学生的培养工作，“应以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的标准要求新闻专业的学生。今后新闻专业的毕业生要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素质，有驾驭全局的能力，思想敏捷，知识储备充足，写作技能娴熟，能直接阅读外文报刊”等等。

1984年9月，刘道玉校长主持召开学校党政联席特别会议，专门研究“如何办好新闻教育”的问题。何微在会上重申了上述观点，提出了六点意见:一是要把武汉大学新闻系办成全国第一流的新闻系。二是提出新闻系要创造条件开办微电子新闻学(即今日之网络新闻学)专业，广播电视专业要创造条件开办广播电视编导和主持专业;三是要建立一个点，即硕士学位授予点和博士学位授予点。三是要建立一个点和一个刊。一个点，即硕士学位授予点和博士学位授予点;新闻系的学生要实行“双学位”制，尽快培养出一专多能的合格新闻人才。何微同时又指出:新闻系可在正常招生的同时，在全校范围内招考学生攻读新闻学作为第二学士学位，充分发挥武汉大学学科齐全、实力雄厚的优势，一旦时机成熟，则应立即增设更高层次的“双学位”制，以适应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需求。四是要办好一个刊，即新闻学术期刊。让教师、学生们的科研水平得到充分发挥，并使之影响全国。五是武汉大学要有超前的眼光与胆识，其新闻学研究与教学要面向未来，新闻教育面向未来重组新闻教学科目，增加几门新闻学的新学科，如新闻管理学、比较新闻学、尤其是要重视微电子新闻学的教学与研究;六是要在新闻学研究所要建立新闻文献资料分析与检索系统，建立图书管理、资料管理、电脑数据、信息传播研究四结合的智据科学，运用电传及计算机进行信息储存、分析与检索，成为与现代化新闻教育相配套的新闻学研究机构。

何微教授的这些新闻教育思想当即受到与会各位领导的赞许。20多年来，尽管历经了不少风风雨雨，但何微的新闻思想在武汉大学延续着，何微的新闻教育思想在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这块“实验田”里正在逐步地实现着。正如刘道玉校长后来对我回忆道:“1984年秋，何微先生以六十有八的高龄只身南下，领衔创办武大新闻系。在他的领导下，制定了新闻系发展的目标:力争3年内，实现三个一，即一个新闻研究所、一个硕士学位培养点、一个《新闻评论》刊物。由于他卓越的学术水平和领导才华，武大新闻系的学术水平和知名度迅速提升，从较晚起步的一个新闻系，一下进入全国大学新闻系的前三甲。过去，在我国新闻界有“北甘、南王、西北何”之说，后来就变成了“北甘、南王、华中何”的三足鼎立之势，至今这种地位依然保持不变。”刘道玉校长1996年4月诗赠何微曰:“过古稀南下执教，创新业老当益壮;珞珈山培桃育李，德劭业伟日明昭。”这就是武汉大学人对何微教授的中肯评价。

国内首个传媒法与法治新闻学界及业界的专门性新闻奖——“何微法治新闻奖”诞生时

三

任何一件事物都有其两面性，任何一项新的事物和成就的出现，有人会说好，有人会说不好，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然而，在中国历史中却总是把正常的事情变得反常。恕不知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何时形成的这种“怪圈”:那些不学无术又不干正事的人却能指手画脚，而那些埋头苦干又有真才实学的人却总是受到非难。

武汉大学并非真空世界。在一场“动乱”之后，有人便借口批判前任校长刘道玉的“晶核论”进而株连一大批颇有成就的专家、教授。因何微是刘道玉请来的，自然也在株连之列。

顿时间，无中生有的诽谤、阴险恶毒的攻击、无边无限的上纲上线铺天盖地而来，就好像“文革”又来了似的。经过无数次战争考验、又经过十年与“浩劫”抗争的何微，面对这一切，他镇定自若，如同当年在战场上作战一般，有理有节地对此进行了无情的回击。

诚然，好人总是有的!此时，曾在审判林彪、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中做出卓越贡献而名扬中华的大律师、著名刑法学家马克昌教授勇敢地站了出来，义正严辞地说:“刘道玉的‘晶核论’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不能批!何微是一位老革命，又做过政法教育工作，也是批不倒的!”

真金不怕烈火炼，何微的思想更加坚定。他身体力行，教书育人、严谨治学、勇于出新的精神深受同事和学生们的爱戴和尊敬。他寄希望于年轻一代。因此，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冰天雪地，或是在疾病缠身之时，何老上课无一次迟到或缺课。

值得一提的是，何微不论是在冰冷刺骨的严冬西安，还是在赤日炎炎的盛夏武汉，他呕心沥血，辛勤笔耕，他不仅完成了一部总结党的新闻工作传统的专著《新闻科学纲要》(30余万字)，而且完成了500余万字的《中国新闻思想发展研究文集》巨编和20余万字的《中国新闻思想发展研究专论》，较为完整地勾画出了自远古时代起一直到现代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在内的我国新闻思想发展的大致脉络。这两部书开拓了我国新闻学研究的崭新领域，填补了我国新闻学研究的一项大的空白。他在《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上发表题为《关于中国古代新闻思想发展研究》的论文，第一次提出“自有人类以来，就产生了新闻思想和新闻传播活动，而且人类的新闻从未停止过，它是由低级到高级发展，受到新闻思想的支配”;第一次提出“在三千年前，关于新闻记述的要求和思想已基本形成”;第一次提出了《春秋左氏传》是我国第一部新闻作品选集，之后又撰文更全面详实地专项对此进行论证。

何微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不断探索，精益求精。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何微先生历经如此的艰难，如此的坎坷，是一般人所难能想象和承受的，实令后生所折服:一位七八十岁的老人，超越时空与年轮，以非凡的毅力、精神和胆识去追求与摸索，如此的激人奋进，如此的催人泪下……

1996年，我国著名哲学家陶德麟教授诗赠何微教授曰:“鸿文掷地有金声，笔走龙蛇几度春;百战征袍终不卸，黉宫挥麈育新军。”并附言道:“何微同志早岁献身党的新闻事业，建树甚丰;晚年在武汉大学新闻系执教，擘画之功亦钜。……”

何微教授在武汉大学整整工作了八个春秋。这八年，是何微教授带领武汉大学新闻系艰苦创业的八年，每走一步都要付出辛劳的血汗和泪水;这八年，是何微教授拼搏进取、孤军奋战的八年，其艰难程度不亚于战争年代那种经受枪林弹雨的考验;这八年，是何微教授勇于开拓、锐意进取，开辟了新闻理论研究的新的领域;这八年，何微教授结交了不少新老朋友，在科学研究领域，共同探讨，肝胆相照;这八年，何微教授带出了不少前途无量、学有成就的研究生和本科生，这些学生们在以后的岁月里再铸辉煌;这八年，也是何微教授事业辉煌、著述甚丰、春风得意的八年。每当何微回忆起在武汉大学工作的这八年光景，他老人家总是说:“这八年，我今生无悔!”

四

我是何微先生的学生，又是何微先生的同事，更是何微先生的忘年交的朋友。何微先生不论在学业上还是在生活上对我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使我终生难以忘怀。1996年春天，何微先生给我题写了“野物不为牺牲，杂学不称通儒”书法条幅，我一直都挂在客厅的正中央，作为我不断进取的行动指南。

2000年我曾主编《何微新闻思想与与实践》一书，当时向甘惜分先生约稿，甘惜分教授欣然为之题写了一副对联:“发愤读书三万日古今学术满纸，艰苦耕耘六十春学子遍布中华。”应该说，这是一位老战友、老朋友、老道友对何微先生最中肯贴切的评价!我国法学泰斗、著名国际法学家、武汉大学资深教授、时年91岁高龄的韩德培先生，读了《何微新闻思想与实践》一书后，欣然题写:“赞何微同志:求索不止，一身正气;树华夏传媒，不朽丰碑，光辉楷模。”应该说，这是全体武汉大学人对何微先生最恰当不过的称赞与“口碑”!

何微先生逝世后，我曾三次凭吊过何微先生的墓地，缅怀何老为我国的新闻事业及新闻教育事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2006年春天，在我凭吊何老时偶发感叹，写下一首诗，以表我继承何老之志。诗曰:“新闻巨擎西北何，无私奉献著述多;晚生勤奋不负望，满怀豪情写新说。”

2015年12月12日于武汉大学

何微新闻思想研讨会暨何微百年纪念会2016年5月14日在古城西安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专家、教授及何微先生生前的亲朋好友与学生百余人出席了研讨会。这是会后与会代表合影留念。前排系领带者为作者。

榆次人王孝鱼北大讲孔孟

王孝鱼先生是一位外聘的老先生，时年已过七旬，头发又白又少，牙齿几乎脱光，但他精神矍铄，旧学熟稔，学问根底深厚。关于王先生身世、著述，我们知之甚少。据云他是一位研究经学尤其是孔孟的老学者，沦陷时为日本人做事，做文化教育工作，被认作“汉**文人”。他与周作人过从甚密，因而为日本人做事。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他便没有工作。因他学有专长，经人介绍，齐燕铭首肯，便安排来北大为我们专业讲授专书选讲中的《论语》、《孟子》二书。

1962年秋季学期(3月7日开始)王孝鱼先生讲《论语》，1963年春季学期至5月17日讲《孟子》，前后两学期，为时一年，他比较详尽通讲了这两部儒家的基本著作。

王先生讲《论语》，先有“绪论”，再分篇作“正文讲述”。“绪论”介绍孔子生平、编著、孔子以“仁”为主的哲学思想，说明孔子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古籍整理学家；其次讲了《论语》的版本问题，历述版本源流及研究著述；其三是《论语》的编纂者、编纂目的、排序意义，他认为《论语》作者是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集大成者应是子贡；其四是《论语》历代注家、考辨研究家，从何晏、皇侃、邢昺至吴承仕、刘宝楠、潘惟诚等，进行了评述；其五是讲如何学**《论语》，要通读，更要分类、纵横比较，抓住“仁”这个主导思想，再分类对修身、论学、论政、论史、论人、论礼等进行研究，而孔子弟子颜渊、子路、子贡、子夏、子游、曾子、子张等七人最重要，亦可分别研究。王先生讲的是“朴学”，又有新思想研究，讲得头头是道，很有指导意义。

附：

《北大从师记》是作者黄葵记述他在北大亲炙学术名家的实录，所记述的学者，有赫赫有名的马寅初、顾颉刚、张政烺，也有由于某些人所共知的原因而声名不彰的、有真学问的大师。今特录出《王孝鱼讲孔孟》一节，供读者参考。

王孝鱼（1900—1981) ，原名永祥，山西榆次南庄村人。哲学史家，中国“船山学”的开拓者。1925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哲学系，后任东北大学教授，与胡适、周作人、金毓黻等相交甚笃，1958年至1966年任中华书局哲学组“编外”编审，其间曾在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人民大学哲学系讲学。王先生的学术水平，在哲学史领域，是第一流的，但由于一些显见的原因，建国后王先生长期没有正式工作，数万册藏书全部于抄家时被没收，最终荡然无存。

1979年，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聘先生为研究员。一生专注于王夫之的研究，对《老子》、《庄子》的研究皆有振聋发聩的大发明。著有《船山学谱》、《焦学三种》、《周易外传选要译解》、《庄子内篇新解》、《庄子通疏证》、《老子衍疏证》、《老子微》；译有《现代文化史》等，参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续编》；古籍整理点校著作有：《庄子集释》、《叶适集》、《二程遗书》、《陈确集》、《春秋繁露》、《王廷相全集》、《朱子大全集》；整理王船山著作有：《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诗广传》、《庄子通》、《老子衍》、《读四书大全说》、《读通鉴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