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入学最亟待解决的教育问题（事关您家孩子的教育成长问题）

孩子入学最亟待解决的教育问题（事关您家孩子的教育成长问题）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提到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从失业保险基金结余中拿出1000亿元，用于1500万人次以上的职工技能提升和转岗转业培训。改革完善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办法，鼓励更多应届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报考，今年大规模扩招100万人，不仅要扩大高职院校奖助学金覆盖面、提高补助标准，设立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就在今年1月，人社部印发了《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2019—2022年)》，提到要大规模开展多种形式的职业技能培训，支持岗位成才，促进转移就业。全国人大代表王树华说：“我们企业有11000名员工，发展更绿色化，装备大型化更低的能耗，包括以后产品高端化，普通蓝领的技术岗位工人，原来30%的比例可能要达到60%、70%或者更高，我们需要大幅加强职业培训。”目前，我国农民工约有2.88亿人，其中外出民工约1.72亿人，但是他们接受培训的覆盖面比较低，大约只有3

民生领域的各项举措，直接影响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也是代表委员关注的热点话题。教育，关系亿万家庭。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提到了两种教育，一个是职业教育，一个是学前教育，这两种教育，一个关照的是推动国家经济发展、为美好生活而努力奋斗的人们;另一个，则是既关乎家庭，也关乎国家明天的栋梁。如何办好这两种教育，代表委员们有话要说。

苏荣欢是来自广东的基层代表，虽然已经是公司的技术负责人，他还是称自己是农民工代表，这两年，他关注的议题都跟提升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有关。

苏荣欢说，包括自己公司在内，一些企业有时会为员工组织相关的培训，但是基本都局限在自己公司的业务范围内，许多年轻工人希望能够获得更多元化的职业培训和技能提升。

同样关注农民工技能培训和提升的还有来自企业的代表王树华，他的企业近几年在转型升级的过程中，经历了新旧产能转化阵痛后，又面临人员结构调整的难题。

全国人大代表王树华说：“我们企业有11000名员工，发展更绿色化，装备大型化更低的能耗，包括以后产品高端化，普通蓝领的技术岗位工人，原来30%的比例可能要达到60%、70%或者更高，我们需要大幅加强职业培训。”

目前，我国农民工约有2.88亿人，其中外出民工约1.72亿人，但是他们接受培训的覆盖面比较低，大约只有33%接受过农业或非农职业技能培训。因为没有一技之长，许多人只能从事简单的流水线作业，收入水平也很难提高。

全国政协委员朱永新说：“我们在调研职业教育的时候就发现，因为现在产业发展很快，农民工如果不具备好的职业技能的话，流动性也很大，有一些企业流动性要超过30%甚至40%。”

就在今年1月，人社部印发了《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2019—2022年)》，提到要大规模开展多种形式的职业技能培训，支持岗位成才，促进转移就业。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提到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从失业保险基金结余中拿出1000亿元，用于1500万人次以上的职工技能提升和转岗转业培训。改革完善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办法，鼓励更多应届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报考，今年大规模扩招100万人，不仅要扩大高职院校奖助学金覆盖面、提高补助标准，设立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

目前，中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每年的新增劳动力中，职业院校毕业生占到70%，但是毕业的学生即使有技能并不一定能顺利上岗工作。今年2月，教育部出台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强调产教融合、校企联合仍然是职业教育发展的一个重点。

全国人大代表蒋昌忠说：“比如说我到我们省里面有一个职业学校调研的时候，发现知名的企业，把它最新式的设备放在学校建的车间里面，甚至有一些企业把自己的生产线都放在学校里去建，这样的话，学生的实习实训、它自己的员工培训，都可以在这里面完成。”

在一些代表们看来，成熟的职业教育，不仅要为经济发达地区提供技能人才，更要服务于本地经济的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潘鲁生认为：“包括东部中东部，包括我们的西部地区，它的教育应该是和我们国家的产业布局相对应的。比如说我们从上世纪70年代工艺美术产业在世界上已经是发展得非常好，在国际上占有的份额是非常高的，但是过去是搞低端的加工，我们缺乏设计师。可以做成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

政府工作报告中还提出，要改革高职院校办学体制，支持企业和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

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指出，要加快学历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互通衔接。在代表委员们看来，这不仅能够改变现在职业教育普教化的现状，真正专注于职业能力的培养，更能推动职业教育助力创新发展。

职业教育让人生有更多选择，而随着二孩政策放开，学前教育更是成了一个广泛关注的话题，也是许多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

教育部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共有幼儿园26.67万所，比上年增长4.6%。其中，普惠性幼儿园18.29万所，比上年增长11.14%，普惠性幼儿园占全国幼儿园的比重为68.57%。尽管普惠性幼儿园的数量在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但是还存在一些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杨善竑说：“学前教育入园难、入园贵，还有监管弱，这三个方面的问题一直是这几年阻碍着，或者困惑着学前教育健康发展，也是学前教育发展过程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还有一些代表在调研过程中发现，除了幼儿园以外，许多家长对0-3岁孩子的托育需求更是给学前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

全国人大代表吴明兰关注的是0到3岁婴幼儿的托育问题，这也是很多家庭所面临的实际问题。

从事教育工作的全国人大代表缪国乐是一家民营教育机构的负责人，多年来，他们在进行从幼儿园到高中阶段的教育，但是，0到3岁这个阶段的教育，他一直没有尝试。缪国乐说：“我一直在谋划，但是还不敢进入，不敢进入是因为社会的乱象太乱，我们国家对幼托的标准还没建立。”

同时，孩子在婴幼儿阶段生长和发展的特殊性，对托幼机构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全国人大代表阚全程说：“特别是它的标准规范要达标，另外托幼机构的管理上我觉得应该是除了正常的托养以外，还要注重婴儿的健康，特别是婴幼儿的疾病筛查。”

全国人大代表陈玮说：“0到3岁的小孩，他们这个时候刚刚断母乳，免疫力较之前吃母乳的时候会下降，幼托机构会需要有更严格的要求，要实时有一个动态监测。”

托幼机构发展不易，但是民众又有这样的需求。民有所呼，政有所应。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提出：婴幼儿照护事关千家万户。2019年的工作任务中，要针对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的新情况，加快发展多种形式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支持社会力量兴办托育服务机构，加强儿童安全保障。

目前，一些地区也在探索一些方式来给养育婴幼儿的家庭提供支持。上海通过构架政府引导、家庭为主、多方参与的托育服务体系，建设了一批社区幼儿托管点。社区的托管点方便了附近居民，可以在家门口的机构看护婴幼儿。而一些企事业单位也在尝试把托管点引入公司，在工作地点方便员工。

在一家企业大楼的婴幼儿托育机构里，2到3岁的孩子在这里接受早教，而更小一点的孩子有专门的保育员负责照顾看护。午休期间，婴儿的妈妈还能到育婴室进行哺乳。

在一些代表委员看来，通过与专业的托育机构合作，企业把这样的机构引入公司大楼，方便了职工，也不失为一种社会参与托育模式的探索，但同时更需要政府部门制定标准并加强监管。

全国政协委员栾新说：“以前的管理也没有那么规范，相应的主管部门可能没有制定相应的标准，如果现在把整个标准制定得更加清晰一些，比如(企业)就要达到什么样的资质，有什么样的人员力量，才允许你办这样的托幼机构，把这些界定清楚，加强管理和规范化，可能能解决这个问题。”

扩大职业教育和重视学前教育，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却都和人们的幸福感紧密相关。好的职业教育，能让更多青年凭借一技之长实现人生价值，让三百六十行人才荟萃、繁星璀璨;而合格放心的学前教育，既能让孩子健康快乐成长，也能让孩子家长更放心地投入工作，更好地平衡工作与生活。除了教育，报告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社会治理、文化生活、就业等各项民生领域，都提出了很多务实举措。而这些，最终都是为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你我他都过上美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