怡心小学班主任刘老师（我的小学班主任刘贺老师）
怡心小学班主任刘老师（我的小学班主任刘贺老师）刘老师有个儿子小名儿叫小秋，所以平时他也叫我小秋。老师知道我有个性，有脾气，而且挺调皮，有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儿，但遇事儿讲理不乱来。因为学习成绩好，干活儿肯动脑还勤快，老师们也都挺认可，班里的事情也常跟我商量让我去办。当时我个子高，站队排在最后，可却坐在第一桌。老师念课文时，常把近视镜摘下来，我便偷偷戴上显摆，觉得戴眼镜就有了学问。后来俩眼真近视了，就戴上了眼镜。 1974年我上了小学三年级，第二个学期的时候，没想到刘贺老师成了我的班主任。一直到我小学毕业，甚至地震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刘贺老师总是最关心我的老师。 在村里刘老师家住南街，我住西街，而且家离学校很近。老师属鸡大父亲6岁，按照乡里乡亲的辈份，他管父亲叫表弟，自然也是我的长辈。 刘老师是村里的文化人，早年在滦师求学，后到学校教书，在村里有绝对的影响。但他不是身高体阔的样子，而是有些干巴的老头儿。平时戴一顶发白的蓝帽子，穿蓝制服和平底
我的小学班主任刘贺老师
葛昌秋
我的老家是唐山城郊的侯边庄，她在陡河西岸边，是冀东平原上一个普通的村庄。村里有所完小叫侯边庄小学，在那里我度过人生最初的校园时光。
小学的五年中，我曾有过葛秀英、李素莲、刘贺三位班主任，从三年级到五年级两年半的时间里，刘贺老师一直教我管我。他是教我时间最长，给我印象最深，也是感情最好的小学老师。
在村里刘老师家住南街，我住西街，而且家离学校很近。老师属鸡大父亲6岁，按照乡里乡亲的辈份，他管父亲叫表弟，自然也是我的长辈。
刘老师是村里的文化人，早年在滦师求学，后到学校教书，在村里有绝对的影响。但他不是身高体阔的样子，而是有些干巴的老头儿。平时戴一顶发白的蓝帽子，穿蓝制服和平底布鞋，可那副白边的近视眼镜显得挺有风度。他喜欢抽“锥子牌”的旱烟，时常说句玩笑话，给人的感觉挺好。让学生们多了几分亲近感，也多了几分敬重。每天放学了，刘老师和一群学生一样走出学校，抽着旱烟慢悠悠的回家。或许这就是乡村先生的样子，没啥架子，却挺有范儿。
那年月弄不好就被收拾，刘贺老师也曾受到冲击。校方不让他教学而是负责学校的学农基地。他自己“封为”主管农业的“大官儿”，师生们也随着叫他“刘大官儿”，其实那是他自嘲式的减压方式，至于老师内心的痛苦别人无法了解。当时我是班上的体委，因为与体育老师闹了别扭，就改为劳动委员。所以，我跟刘贺老师也有了不少的接触，常在办公室的小黑板上，看到他写的学农活动通知，然后我就去行动。
1974年我上了小学三年级，第二个学期的时候，没想到刘贺老师成了我的班主任。一直到我小学毕业，甚至地震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刘贺老师总是最关心我的老师。
刘老师有个儿子小名儿叫小秋，所以平时他也叫我小秋。老师知道我有个性，有脾气，而且挺调皮，有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儿，但遇事儿讲理不乱来。因为学习成绩好，干活儿肯动脑还勤快，老师们也都挺认可，班里的事情也常跟我商量让我去办。当时我个子高，站队排在最后，可却坐在第一桌。老师念课文时，常把近视镜摘下来，我便偷偷戴上显摆，觉得戴眼镜就有了学问。后来俩眼真近视了，就戴上了眼镜。
许多时候，一拿起眼镜眼前就浮现出过去的岁月，那是老师与我的事儿。
【一】
1975年开春儿，解冻不久的老河滩上，一片泥泞。学校组织开挖学农基地，校长李宝田老师站在高处指挥，全校师生干得热火朝天。在划分的班级地块中，刘老师身先士卒，挽起薄棉裤脚儿就踩进了泥泞中。我们用铁锹挖泥装筐，再抬到老远的地方，堆成方块田。看到刘老师的鞋陷进泥水里，又看到校长指手画脚的样子，我一下火冒三丈，立即冲他大喊：“你瞎指挥啥！你咋不看看这老爷子，也向他好好学学！”我这一喊，全校师生都楞了，停下了手中的活儿。在众目睽睽之下，李校长显得无可奈何，一声不吭地走进了泥水里，跟大家一块儿干起来。
劳动结束后，刘老师和我走了一道儿，一句话也没说。回到教室他留下了我，老师和我隔桌坐着，他卷了一颗旱烟，点着抽了一口，瞅我一眼问：“感觉咋儿样？后悔了吗？”我看着老师，没言语。“敢提意见，敢说真话都没错儿！这也不是坏事，但一定要注意影响，还要看场合和对象！”老师语重心长说：“小秋，不论到啥时候，不能冲动！学会做人做事，就要讲方式方法，保护好自己，不然要吃亏的！”老师又问我这事咋办，我说：“找李校长道歉去。”他点点头。正好李校长从教室门前过，我赶紧请他进来，说了今天在那么多人面前，我不冷静，没注意场合，让你难堪了，下不来台，做得不好，请校长批评！”李校长脸朝南，右手夾着烟说：“昌秋，你说是谁先到那块地儿的？”我说你当然是你呀。“对呀！所以我才让大家这么干的！你说的向老同志学习，这点儿我注意！我也了解你的脾气性格，没事的，别有压力！”等我与刘老师说了之后，他说：“这就对了！一定要客观地看事物，正确对待自己的言行。但要记住教训，人要成长就不能重复错误！”这事儿我记忆犹新。
在老河的北岸边，生产队要建一座新型养猪场，其中一项是深挖猪的圈舍。晚上社员们挑灯夜战，我也扛把锹去义务劳动。几天后挖出来的土让学生们运出来，把一块坡地撤平了种庄稼。各班分地块儿整理，我们班的离拉土的地儿近干得快。高年级的地块儿离的远，坡度大需要的土方多。当时几个男生拉着排子车取土，为了超近儿从我们的地块儿经过，刚刚平整好的地上轧出一道道挺深车轱辘印儿，我跟他们说了两回，还找他们老师提了建议，他们总是一笑而过。三回之后，我追过去帮忙，推起排子车就走，一下推到沟里弄翻了车。这回他们没了话说，也不敢轧我们的地块儿了。刘老师见了没说啥，事后嘱咐我：“先礼后兵的做法对，但过犹不及！遇事把握火候，据理力争，不做亏心事。一定要注意关系，安全第一！”
【二】
课本上说：“庄稼一只花，全靠肥当家。”学校号召每个班都积肥，还要进行评比。一般农家肥有牲畜家禽猪圈粪，还有草木灰炕坯、坑泥河泥，以及高温沤肥等。说实了大家都上马路，哪儿去找那么多牛骡马驴羊粪去，可群众的力量大无边。时间不长，学校操场边上就有了一个个的粪堆。评比的时候，刘老师去公社教育组办事。我把粪堆弄成了梯形，然后利用算术课上学的知识算出体积，再按每亩地施肥的量，估算可以种多少地。我们班积肥不是最多的，但形式最好，老师印象最深，认为最有创意。刘老师回来后，对此非常满意，表扬了我的做法：“干事儿就应与众不同，展示自己的长处！”
学校东墙外是村里的大坑，东坑边上的学农基地里，我们班的麦子长势最好。因为我常淘大粪追肥，顺便打扫厕所，赶上公社教育组组织联查，有几次都是我清扫。当别人午休的时候，我早已到了学校浇麦子。从大坑里提水，一干就是一个中午。年轻的老师们在麦子地里留影，公社教育组要宣传学农的成果，张老师来拍照也选了这块地。那回我同张爱民、葛绍久、张绍钢成为照片中的人物，觉得挺有面子，高兴了很长时间。
秋天在河套的地里种麦子，我用大镐打沟子，还点种使粪，老师在一旁指导。虽然家里也有农活儿，但根本用不着我，都是父亲和哥哥姐姐们干。可庄稼地里的活计我并不陌生，都是在学农基地里干出来的。几位知青到学校当老师，他们看了我干活儿的一招一式，都挺服气。一位叫董玉芬的女老师说：“干农活儿啊，我们还得像小秋学习！”
学校在西院墙边的一个空闲猪圈里，搭了上下两层10个兔子窝，每个班安排一名小饲养员，刘老师又把这事儿交给了我。别的班都是两个同学，我们班却是一个人，老师说对我放心。所以，挑野菜、喂饲料、打扫兔窝的事儿都由我包了。每个月学校还用杆称称一下兔子的重量，看看增长了多少，自然我们班的也不会落后。后来有了养鸡、养羊的事儿，我又多了不少机会。知道了芦花、九斤黄、莱克亨等鸡的品种。挤羊奶的事儿，我也能手到擒来，干得津津有味。
为了增加学生的学习实践项目，他跟我商量说：“选两三个同学去大队副业学黑白铁加工，一是学习成绩好的，二是心灵手巧的，三是手儿别粘的，不能偷拿东西。”这算学工活动，当然我必是其中之一。
大队副业有黑白铁活、烘炉打铁、米面加工和榨油坊等。因村里的下乡知青大都是来自南厂职工的子女，打铁的夹板锤等机器设备，都是南厂支援的，加工的零件交给他们使用，还挺有效益。当时在副业上干活儿的都是村里挑选的年富力强、有手艺、口碑好的人，或者有一技之长的社员。老师的用心我也明白，等到我毕业了，在农村有门儿手艺谋生也方便。时间不长，我就跟师傅学会了了黑白铁加工打水桶。结束时我用下脚料打了一个盛粮食的半升子，当院的大奶、三奶等都直夸奖。后来在学校的小工厂里，我还跟师傅学习了修电机。
【三】
有一堂室外课让我印象挺深。
算术课上老师讲平方米的计算和亩数的换算。他带我们去了老河边上一块寸草不生的地方，说当年日本鬼子曾在这儿修了炮楼儿，这地儿就种不了庄稼打不了粮食。然后我丈量，再换成亩数，约0.25亩地。按当时亩产粮食的平均数，计算出几十年中少打的粮食，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教育实践课。
那时候学校课的外书很少，老师们的书也不多。刘老师知道我爱看书，常把老师们的“福利”给我。他从学校借的书，都先让我看。《新来的小石柱》《龙泽》《三探红鱼洞》《盐民游击队》等都是那个时候看的。为了怕别人知道，每回我都把书用旧报纸包好书皮，这既能保护好书，还可掩人耳目。
看到其它班布置了教室，刘老师根据当时学校的要求，找来两张大红纸让我裁好，他写下了“农业学大寨”几个颜体大字，要贴在教室后黑板上面的墙上。老师问我怎么贴，我说先贴中间，再贴两边，再贴两个中间。老师一听觉得我挺讲方法，接着说：“先两边后中间，再中间也行。一件事儿有几种方法，达到了目的还有好效果就行。”弄完之后，学校的几个老师都称赞不已。
老师知道我还说笑话，放寒假前的一天，他跟我说了一副对联儿，内容是：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横批是：南北。他让我猜是什么意思。自然我说不出来。他说这是过去事儿，一位老者在过年前，面对当官儿的说的实话。意思是“缺一少十没有东西”。这种讽刺意义，我一下子就记住了。
还有两件事儿让我难忘。
因为我们全家是遣返回户，在老家父亲是“四类分子”，一来运动了就要写检查，在全村的批斗会上常常被拉出来站在大庭广众中，或者被叫到台上挨批。特别是他老人家在台上，我和妹妹在台下，举着拳头一遍遍地跟着喊口号，当时的心情难于言表，受的伤害一般人难以承受。每开一次批斗会，父亲就像得了一场大病，全家人如霜打的茄子，好几天不言不语，在村里抬不起头来。好在我还有点儿反抗劲儿，但也挺受打击。这时候刘贺老师准会给我找点儿事儿，分散一下注意力，再多安慰几句减减压。他不担心我被吓坏了，而是怕我去斗争吃大亏，因为自己的力量太弱小了。
有一年又有了新运动，学校号召进行反“师道尊言”，让学生们给老师写大字报。一时全校的学生都给老师提意见，墙上都糊满了各种批评建议。因为没了纸张，学校又改用旧报纸写。挑选没有敏感人和事儿的旧报纸，我开始写大字报。李宝田校长特意到我们班，鼓励我说：“昌秋多提意见，不要有所顾忌。”等他们看了我写的，没名没姓没事儿没特点，只是说了老师批评学生要注意态度，不能吹胡子瞪眼气势凶凶等。但我从老师的眼神儿中看出来，他觉得我做得对。可在现场他没有明确表态，以免被揪住小辫子，对现象不对人，这是策略。
【四】
记忆中有几件惹老师生气的小事儿。
在算术课上，老师讲评作业，教大家怎样求算圆柱的表面积，可是不管怎么说，大家就是没理解到位。于是，老师看到教室左墙角放着的小水桶，一把抓起来演示圆柱表面积，同学们一下来了兴趣，都认真地看着听着。不成想老师却发了火，一下把小水桶扔到了墙角。原来课间休息的时候，我把桶边弄上了脏东西，让老师抓了一把。弄得同学们莫名其妙。
老师桌子上有个白瓷盖杯，他挺喜欢。我去取全班的作业本的时候，看桌子上放着毛笔和墨盒，想到曾经见过的评先得奖的杯子上，都写着一个大大的“奖”字。我拿起毛笔蘸墨写上了“奖”字，围着“奖”字还写了“侯边庄小学优秀教师”。因为在我心目中，老师是最优秀的人民教师。铃响后老师来上课了，我发现他的下嘴唇上有淡淡的墨迹，一下就明白了。下课了赶紧去办公室，见杯子已经涮干净了。好心给老师的“颁奖杯”，却给老师“抹了黑”。这事儿一时成了笑谈。
夏季农村人下地干活儿，都戴一顶蘑菇状的叫酱蓬楞的草帽儿。谁有一顶麦秸编的草帽儿，那便是希罕物，如果是竹编的斗笠，还印着红五星或为人民服务等大字，走在村里一定是满脸的神气。大哥的朋友给了一顶麦秸草帽，我挺喜欢就归了我。
一天在学校劳动完了，看到刷有明漆的碗里还有剩余，我想把草帽刷上一层，那就不怕风吹日晒了。正巧刘老师看到了，听我一说他马上摘下那顶人称“巴拿马帽”的好草帽儿，让我油一下。为老师干事儿我很高兴，三下五除二就油完了。这时发现碗底有黑油漆，就想把帽子中间油个黑箍儿做装饰，没想到刷子大毛又硬，黑漆油不整齐，越弄越大越不好看，最后把整个帽子都油成了黑色。拿给老师一看，我说变礼帽儿了。老师差点儿没把鼻子气歪了，冲我喊道：“这跟小鬼儿似的，谁敢戴呀！”
我把自己的草帽儿拿来，老师说：“不用了，留着你戴吧！”多少年后，一想起这事儿来，笑过之后总觉得欠老师一顶巴拿马草帽儿。
【五】
一次，全校学生停课，因为第二天老师们去外校参观学习。那天放学后刘老师叫住我：“小秋，明天去姥家吧！”他知道我姥家在哪庄。老师说他们去王盼庄小学，正好可以带我去看看姥爷姥姥。我听了之后非常高兴，一蹓小跑回了家，赶紧告诉了母亲。
第二天，在老师们的自行车队伍中，刘老师的后驮架上多了一个学生。骑到曹庄子北边的的扬水机站，那是一段坡路。，老师们都下车推行。我从刘老师后边跳下来，用力推着老师自行车前行，老师也不再蹬车，高兴地大声说：“我这是人力摩托！”引出校长和老师一阵笑声。
到了现场，我躲在老远处看了小学校的课间操，还见到了舅舅家的同龄表兄。打小儿我只听说过爷爷奶奶，隔辈的年纪人中，只有姥爷和姥姥。我跟姥姥最亲，总想着去姥家，姥姥也特别稀罕我。但她根本想不到那天我会去，姥姥见了我挺高兴，中午特意给我包了素馅大蒸饺子。
下午回到家里，我心里却装了一件事儿。
没过两天，刘老师跟我说：“你别当劳动委员了，还是当体委吧！咱们班这方面弱。”就这样我改回当体委。
说到当体委，自己也算轻车熟路。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成了班上的体委，跟老师一起组织体育活动。学校有春、秋两季运动会，因年级不同而分为甲、乙组。我曾参加过100米、200米、400米、800米、跳高、跳远和接力的比赛。其中100得过第一，800拿了第二。初中班时跳高、跳远都是第一。平时我喜欢体育，在陡河大坝上跑步，我总是在班级的前面。
提起我跟体育老师之间的事儿，刘老师说：“要学会放下，才能轻装上阵。老师不会跟学生过不去，而是你心里过不去，这怪你自己！”后来我跟体育老师处的非常好，还参与了许多学校的体育活动。
全校每班体委都发给一个哨子，那是学校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挂在脖子上跟体育老师一样挺神气。这事儿或许也与我有点儿关系，重当体委后，有一天跟体育老师念叨了一句：“体委们也有个哨子多好呀！”
学校挺重视课间操，每天安排老师和同学打分，开展了争夺“流动红旗”活动。各班暗下决心，铆足了劲儿想夺旗。我们班原来没有得过头名，我当了体委之后，时间不长就把流动红旗挂到了班里。特别是只要刘老师外出办事，那天的红旗准是我们班的，因为我和同学们共同努力，自我管理好自己，一定让老师放心。
【六】
快入冬了，各班开始安装炉具。刘老师知道我有点儿经验，还是让我去张罗。打小学一年级开始，我把着班里的门钥匙，一直为大家生炉子。赶上我病了，母亲就替我，从没让同学们挨过冻。
那天我带几个同学从学校领回炉子和烟筒，马上安装好了。为了安全，用铁丝把烟筒固定住，然后把桌子板凳摆放整齐，教室里掸水收拾干净，老师看了觉得这活儿干得挺漂亮。最后就剩我们俩了，老师掏出二两粮票和5毛钱：“小秋，我饿了，去合作社买点儿点心吧。”买回来以后，老师拿了一块，剩下的包好了递给我：“快回家吧！”开始我挺不好意思，后来老师硬塞到我书包里，我心里好一阵温暖。
以后的日子里，老师还让我买过几回点心。当时点心是稀罕物，一般时候只有过年了才可能吃到一块。因为我们家里困难，能吃饱饭就是最大的满足，哪有条件吃点心呢。
天冷了，学校安排生产队的马车去城里拉煤，为了煤的质量，每个班派两个学生随车挑捡石头老碴等杂质，老师又安排我去。这活脏点儿但不累，更重要的是可以打尖，有一包小点心为犒劳，这自然是好事儿了。每到这时候，刘老师总是想着我，让我心里热乎乎的。
1976年7月，我小学毕业了。本应该去乡中学读初中，因为当时搞了“戴帽中学”，村里开办了初中班。虽然是小学老师们教我们，但不出村就能上中学，还是挺方便的。我高兴的是，又可以跟刘老师在一起了。
【七】
万万没想到刚刚放假，7月28日凌晨就发生了大地震。顷刻间毁灭了一座城市，24万同胞罹难，人们失去了家园和亲友。侯边社地处市郊，是重灾区，全村震亡200多人。我被母亲从倒塌的老草房的窟窿中推出来，在废墟上见证了一个个生死场面，不少小伙伴儿一夜间就成了阴阳两隔。我们家姥姥姥爷遇难了，父亲受伤了，二哥在矿上生死未卜，一家人忧心忡忡。
刘老师的大儿子不幸遇难，对他的打击非常大。学校也是一片瓦砾，校长李宝田老师没有逃过这一劫，砸在了学校里。学生们也失去校园，没了课堂。
没过多久，学校组织开学。在学校的几棵槐树荫下，搬几块砖头儿当座，简单的露天课堂开课。因条件所限，不能正常上课，老师们还要重建校园。除了震亡和受伤转院的，所有的老师都投入重建中。我主动到校参加劳动，跟在刘老师的身边干活。当时缺少材料，为了搭建教室，学校安排老师们去陡河大坝上砍一些震倒的杨树。我从家里带上一把斧子，和刘老师搭伙干。那把斧子挺顺手，是大哥学木匠时三舅送的礼物，几乎没舍得用过。砍完了我们再抬回来，盖教室就有了檩子和椽子。老师几次劝我不用来了，我说这也是我的学校，出一点力也应该！因为全校就我一个学生，整天跟老师们一起盖简易房。
对盖房子老师还挺有办法，一面坡的简易房先弄好地基，前高后矮的柱脚埋实，把主檩搭在柱子上，笆锔子两边左右钉牢，再钉椽子、铺苇帘和秸杆、上笆泥，然后是苫盖油毡，扒拆些砖头儿压上。而垒墙确实有些讲究，弄不好鼓了歪了斜了跑了，特别是拐角接茬对缝上都是门道，是瓦匠的技术，不然就没了安全感。我们从废墟中找来可用的材料，在竖起的木杆上勒高粱秸，然后再抹好麦秸泥，把破旧的窗户拼凑起来，钉上塑料布就是震后出色的工程。
在这过程中，搬砖、挑水、和泥、供作的事儿，我都干了不少。看到教室里没有课桌，刘老师带着我们扒出来一些老椽子，用斧子砍个尖头钉进地面，找几块长木板放上钉好，就成了震后最及时最好的课桌。没有黑板，老师和我找了一扇门板，我刷了墨汁，两边用大笆锔子的钉住，一块黑板就有了。
正式上课后，因为是两个班合为初一，教室太小容不下，只好又接出半间。这回好多活儿我都可以干了，老师说：“小秋出徒了！”可黑板换成了一块铁板。到了冬天生炉子，又是我的事儿了，对这个特殊的教室，我也有了特殊的。简易的教室却不简单，夏天热还漏雨，冬天冷还透风，就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开始了初一的学习。
在震后教室里的第一课，刘老师联系抗震救灾的实际，讲到了李宝田校长为学校的工作，放假没有回家，却把生命留在了校园里。老师选择了《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摘掉了眼镜读课文，戴上了眼镜讲课文。老师饱含深情的说：“李宝田老师就是为人民利益而死，他重于泰山！”那一刻，老师转过身子，抹了抹眼角儿。教室一片寂静，这堂语文课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有一天放学以后，突然狂风大作，顿时校园里满是飞沙走石，教室上的油毡也被掀开，如果不马上压好，可能会把房上的油毡撕开刮跑。在这关键时刻，又让我赶上了。我当即喊住张绍钢、葛昌文，顶着大风上了房。找砖头、递砖头、压砖头，我们三个好一阵忙活。最后，大风没把一块儿油毡弄坏了，可是却把我们吓坏了，真正体验了一回“上房容易下房难”。
第二天，教室外面的西墙上，贴出了大红纸的“表扬”，对我们三个昨天大风中的所做所为予以表扬，也让我着实风光了一下。这也是震后学校里第一次上墙的“大字报式”表扬。刘老师看了之后，认为应该做。
没过多长时间，我们换了班主任。因老师劳累过度，再加失去儿子的悲痛，几次晕倒在课堂上，身体不允许他再教课了。之后他不来学校了在家休养，我跟老师的接触少了。
到了初中二年级，我又经历了新的班主任，自然又有了不少的非凡经历。升入初三后，我终于到了乡里的中学。一年后，我入了团，考上了唐山二中，老师还捎话儿嘱咐我努力！
不久，我们全家落实了政策，从老家返回城里。打那以后，与刘老师没了联系。
【八】
我工作后换了几个单位，巧的是最后遇到了刘老师的外甥，又知道了老师的一些消息。
老师是乡贤，总是乐于助人，热心乡亲们的大事小情，岁数大了还老给人家帮忙。一次帮人忙完喜事儿，他骑自行车回家，在路上被人撞倒摔坏了腿，之后老师又患了老年白内障，眼睛也不好使了。
他老人家82岁生日的时候，我特意回到老家，为老师献上花篮。当我们爷儿俩坐在一起，说起件件往事，都成了人生中美好的回忆。看到老师的手指甲长了，我赶紧帮他剪了，他说：“闲人长指甲！”我拨通了父亲的电话，老哥儿俩聊了老半天，说了好多过去的事情。
那天老师没想到我去，见了面非常高兴。
2006年，86岁的刘老师走了，我觉得失去了很多！
老师不仅传道授业，其影响人的一生，他一言一行都可以沁入血液。一辈子能有一个好老师是幸运，但遇到一个好老师却不易。刘老师用自己的言行诠释了“教书育人”，教师不愧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多少年后，作为唐山市讲师团成员，我到迁安、遵化教书的时候，刘贺老师常常“出现在眼前”，他的师徳风范一直影响着我，使我出色地完成了支教任务，被称为“辛勤的园丁”。
刘贺老师是我上小学的班主任老师，是我终身难忘的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