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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首任校长叫什么名字(他是北京大学的第一任校长)

北京大学首任校长叫什么名字(他是北京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即使研究严复思想的人,对他的评价也不高。“早年先进,晚年保守”成为流行的定论。所指无非是他早年引进西方思想,而晚年则赞成帝制,提倡读经。颇具反讽意味的是,上述评价的哲学根据,恰恰是与严复有极大关系的进化史观。严复成名以此,严复被贬低亦以此。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严复的命运颇为独特。这种独特的命运,很大程度上与他是《天演论》的译者有关。因为他翻译了《天演论》,他的名字将永远留在中国思想史上;也因为他是《天演论》的译者,他自己独特的思想及其对中国现代思想史的贡献往往被人忘却。人们谈论严复,不是因为他的思想,而是因为他的翻译。对许多人来说,严复只是一个翻译家,而不是一个思想家,他对中国现代思想史的贡献,只是翻译了几部西方学术经典。例如,一九九○年出版的《严复研究资料》,一个部分是“严复生平及文学活动”;另一部分是“严复翻译研究文章”,却没有一个部分是关于他的思想和思想活动的。这种情况表明,钱钟书的

导读:严复早年在天津水师学堂执教时,常抱怨晋升缓慢,他后来因翻译西书名满天下,一些学者便想当然地认为,严复满怀爱国激情和专业知识,只因没有巴结李鸿章,才落得怀才不遇的境地。

严复之子严璩在《侯官严几道先生年谱》中称:“庚辰(1880),府君二十八岁。直督李文忠公经营北洋海军,特调府君至津,以为水师学堂总教习,盖即今教务长也……而该学堂之组织及教授法,实由府君一人主之。”这句话,后来被解释成“事实上他担负了总办(校长)的责任”。

从档案中发现,严复在天津水师学堂的任职是洋文正教习。当时因师资缺乏,洋文正教习要教授全班英语和各项西学基础课程,有点类似传统私塾的授课方法,严复没有担任过总教习。

严璩又说严复于1890年由“直督李公派为总办水师学堂”,也不对。因为从1887~1893年,天津水师学堂总办一直是吕耀斗。几十年来,研究严复的论文连篇累牍,为严复升迁抱屈者也屡屡有之,却从来没有人关注过吕耀斗的身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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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也是官迷,所以他放弃武官官阶,4次参加乡试,只是每次都铩羽而归。他在诗中有“四十不官拥皋比,男儿怀抱谁人知?当年误行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的牢骚。皋比即虎皮。宋代张载曾坐虎皮讲《易经》,后称任教为“坐拥皋比”。旁行书即横写的外文,此处指学西学,缓慢的升迁之路,使他焦虑,心中颇有怨言。

除了严复的牢骚,尚无证据说明李鸿章对他有歧视排挤。欲使吕让位给严,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将吕放实缺,或者平调另外差使;二是新式学堂或机器局,历来担任总办的,都是候补道,严复也必须升至道员。操作第一个条件需要机遇,李鸿章曾对向其请托某人安排事项的工部尚书潘祖荫解释:“此间道班需次者多至二十余人,其问资深劳多,久应委署者亦复不少,经年不见一缺,得之极难。”对于吕耀斗这种老资格官员来说,调动职位需谨慎考虑他本人的感受,和官场内部复杂的人事关系,其中道理,古今皆然。操作第二个条件,则要严复具备晋升条件,他考不上举人,1888年出资捐官同知,李鸿章旋即提携他任知府。吕耀斗要漫长地等待,严复同样也要等待,这是官场的规矩,不会因人而异。

一百年前,一本题为《天演论》的译著出版,标志着现代中国思想的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著作对于中国思想和中国现代化的意义,将会越来越深切地被人感受到。然而,它的译者严复,却无这般幸运。

北京大学首任校长叫什么名字(他是北京大学的第一任校长)(2)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严复的命运颇为独特。这种独特的命运,很大程度上与他是《天演论》的译者有关。因为他翻译了《天演论》,他的名字将永远留在中国思想史上;也因为他是《天演论》的译者,他自己独特的思想及其对中国现代思想史的贡献往往被人忘却。人们谈论严复,不是因为他的思想,而是因为他的翻译。对许多人来说,严复只是一个翻译家,而不是一个思想家,他对中国现代思想史的贡献,只是翻译了几部西方学术经典。例如,一九九○年出版的《严复研究资料》,一个部分是“严复生平及文学活动”;另一部分是“严复翻译研究文章”,却没有一个部分是关于他的思想和思想活动的。这种情况表明,钱钟书的下述观点可能代表了不少人的想法:“几道本乏深湛之思,治西学亦求卑之无甚高论者,……所译之书,理不胜词,斯乃识趣所囿也。”

即使研究严复思想的人,对他的评价也不高。“早年先进,晚年保守”成为流行的定论。所指无非是他早年引进西方思想,而晚年则赞成帝制,提倡读经。颇具反讽意味的是,上述评价的哲学根据,恰恰是与严复有极大关系的进化史观。严复成名以此,严复被贬低亦以此。

严译西籍不止一种,但最有影响者,当推赫胥黎的《天演论》。该书一面世,便一纸风行,使无数人血脉贲张,如梦方醒。这倒不是由于严氏文字典雅古奥,“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而实在是因为它使我们这个民族看到了自己真实的生活条件和境地。胡适后来回忆说:“数年之间,许多进化名词在当时报章杂志的文字上,就成了口头禅。无数的人,都采来做自己和儿辈的名号,由是提醒他们国家与个人在生存竞争中消灭的祸害。”《天演论》宣传的进化论观念,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直到现在,它仍是许多中国人基本的思想预设之一。如果说,中国人接受进化史观最初与民族危亡的刺激有关,那么后来更主要是由于它是以现代科学的成果出现,以及进化隐含的进步的必然性。科学既是真理和公理的象征,又是现代化的利器;而进步的必然性则满足了我们对于自己前途的美好期望。因此,进化论迅速成为现代中国世界观的基本成分。这大概是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所想不到的。

但严复更不会想到的是,受到他所介绍的西方思想,尤其是受进化论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恰恰是依据进化史观来看待他和他的思想的。对于他们来说,严复主张只有渐变而无突变,赞成帝制,提倡尊孔读经,凡此种种已足以将他定为保守与反动,是完全过时的人物,根本不值得去认真研究他所留下的思想遗产。即使是他的翻译,也一直受到简单,甚至是粗暴的批评。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严复翻译的虽然都是名著,但“半属旧籍,去时势颇远”。而胡适一方面承认严译《天演论》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却批评严复用古文译书让人“不可猝解”。张君劢则批评严复用了过去与现在的日常观念去翻译西方科学的意思,词章虽美,意思却走样了。总之,是用中国旧有的概念去译西方思想,失去了西方科学精确的精神。他甚至认为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损害了严复的翻译。傅斯年干脆说严复翻译的书中《天演论》和《法意》最差,因为他不对原作者负责,译书是为了沽名钓誉。

这些批评严复翻译的人无不受过严译很大的影响,这样近乎苛刻的批评可说是忘恩负义。但这种忘恩负义却有其内在的理论根据,这就是严译传播的进化史观。既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那么近代中国屡战屡败,濒于亡国;而西方各国则既富且强,为所欲为,足见我们落后,西方先进。再者,如果进化公理是普适的,进化的方向是一致和唯一的,那么当然是今胜于昔,新胜于旧。既然我们落后,当然是昔是旧,而西方自然是新是今。西方的今天是我们的明天或后天。这种逻辑之下,才会有中西文化的差别是新旧古今之别之说。

北京大学首任校长叫什么名字(他是北京大学的第一任校长)(3)

因此,严译与原作有出入,不是翻译技术上的不足,更不是创造性的理解与诠释,而是证明了严复思想的局限与保守,严复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贡献,似乎只是翻译了几本西书,引进和宣传了新思想;但即使是这个工作,他也没有做好,即使在他最先进的文章和翻译里,也是“进步的和反动的思想同时并存。”(周振甫语)在这种思路下,严复及其思想怎么可能得到足够的重视与评价?

当然,也有例外。同样是深受严译影响的鲁迅,却对严复赞佩不已,说:“严又陵究竟是‘做’过赫胥黎的《天演论》的,的确与众不同:是一个十九世纪末年中国感觉敏锐的人。”毕竟是鲁迅,他能觉察到严复思想的深度和独特价值。对于严复“做”赫胥黎的《天演论》,不仅没有丝毫批评,反而给予最高的评价。另外,吕思勉对严复也有独到的看法:“严几道学问的规模,比康长素、梁任公、章太炎都小。然其头脑确是很冷静的,其思想亦极深刻。”陈宝琛在给严复写的墓志铭中说他:“于学无所不窥,举中外治术学理,靡不究极原委,抉其得失,证明而会通之。六十年来治西学者,无其比也。”这绝非过誉之词。细检现代中国思想史,何止是“六十年来治西学者”,六十年后治西学者也少有其比。

严复作为一个重要思想家的地位,在西方学者对他的评价中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印证。美国学者路易斯·哈茨给严复对西方思想的阐述与评论以极高的评价。他认为严复在一些方面对西方思想与社会的误解甚至歪曲“是为了获得一种新的洞察力而付出的无害的代价”。他认为严复站在尚未经历近代化变化的中国文化立场上,一下子就抓住了近代欧洲思想中体现了欧洲走向近代化运动的“集体能力”这一主题,并将其与阿累维对英国思想文化和托克维尔对美国社会文化的研究相提并论,认为他们母国文化提供的对照恰恰使异国社会生活中蕴藏着的思想清晰可见。“西方思想的西方评论家告诉我们较多的是我们已知的事情;而严复进一步告诉了我们一些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因此,“严复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最终会成为我们的看法。”但问题还不止于此。严复的价值还不仅仅在于帮助西方人发现“西方”和了解自己。真正重要的是:“西方本身已卷入了严复阐述的世界,因此西方根据它自己的经历不可能回避严复提出的看法。”

北京大学首任校长叫什么名字(他是北京大学的第一任校长)(4)

严复思想中的不可知论因素使他对进化论远没有后来的人们那样独断和绝对。正是对于进化论的复杂理解,使他的许多思想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和价值。历史助成了进化论的流行于接受,历史也越来越多地揭示着进化论的错误。严复和《天演论》宣传的的进化论将会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和质疑,但严复进化的不可知论的态度,将会与他伟大的名字一起,越来越多地被人们记起。

汴京元夕

朝代:明代 作者:李梦阳

中山孺子倚新妆,郑女燕姬独擅场。

齐唱宪王春乐府,金梁桥外月如霜。

北京大学首任校长叫什么名字(他是北京大学的第一任校长)(5)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中山来的戏子服饰鲜丽,郑燕来的的女姬则各有高超的技艺。他们从不同的地方汇集到汴京来.都唱着周宪王编著的剧本。她们唱着唱着,从白天演到晚上,月亮出来,银光倾泻,似在金梁桥的大地上铺了一层自霜。人间的灯火与天上的明月交相辉映,盛况空前。

北京大学首任校长叫什么名字(他是北京大学的第一任校长)(6)

注释

①汴京:汴京:今河南开封市。五代的梁、晋、汉、周及北宋皆定都于此,故称汴京。

②元夕:元宵,农历正月十五夜。

③中山孺子:泛指中原地区的青年。中山,古国名,在今河北定县,唐县一带,后被赵武灵王所灭。见《史记.赵世家》。

④郑女燕姬:泛指北方少女。燕、郑。皆春秋战国时国名。燕的辖境在今河北省北部,郑的辖境在今河南省郑州一带。

⑤擅场:压倒全场,指技艺高超出众。

⑥宪王:指周宪王朱有炖(1379-1439),周定王朱捕的长子,明太祖朱元璋之孙,精通音律,号诚斋,自称全阳子、老狂生、锦窝老人,所作杂剧《曲江池》、《义勇辞金》等三十一种.今俱存。又有《诚斋乐府》行世。是著名的戏曲家,见《明史·诸王传》。

⑦金梁桥:汴梁桥名

【作品鉴赏】

《汴京元夕》李梦阳诗中描绘了元宵夜汴梁的繁华,反映了汴京元夕戏剧演唱的热闹景况

这首诗是作者在汴京观看元宵佳节的盛况时所作。以形象精彩之笔,描写月夜歌唱的场面,十分生动而又韵味悠然,全诗没有一句正面描写歌声,但又句句关涉歌声,在委婉的措辞中,把歌声表现得十分动人 。

这首诗开始两句,先从来自各地的伶人粉墨登场写起。先写北方的男性青年——“中山孺子”,这些挑选出来参加歌唱的男青年本来就已经标致,再穿上入时的新装,打扮起来,变得更加帅气。再写北方女子——“郑女燕姬”,这些参加演唱的女子当然也是挑选出来的美女,她们胜过众人,压倒全场。中山少男、郑燕少女都善演戏曲,说明当时杂剧传布的盛况。

开始这两句虽然旨在点明演唱的人员,但又并非是纯乎客观的介绍,诗中“倚新妆”、“独擅场”应是互文见义,“倚新妆”的“倚”字,“独擅场”的“独”字,都暗含着一种互相比赛,争妍斗艳之意,男女的情态得到了生动的表现,那种热烈、欢乐而又兴奋的场面,也凸现出来。这时虽然还没有写到他们的歌唱,但人们可以想见,这些英俊的男子、漂亮的女子的歌声,应该十分美妙。而少年男女争扮周宪王剧中人物,也使读者对当时剧界的风气颇有所领会。从侧面反映了汴京作为古时都会,在历受金元劫难之后,经明初的休养生息而恢复生机,重现繁华,其民俗风情,也通过这两句表露出来。

北京大学首任校长叫什么名字(他是北京大学的第一任校长)(7)

《汴京元夕》李梦阳再现汴京元宵之夜演出戏曲时演员擅场,众人齐唱的欢乐场面

第三句是前两句的拓展,“齐唱宪王春乐府”作为全诗的中心,终于写到了歌唱,主要表现男女声齐唱时的情形。不过诗句中也并没有写到歌声如何,只点明歌唱的形式是“齐唱”,歌唱的内容是“宪王”的“春乐府”。据《明史·诸王传》,宪王即朱有墩,世称周宪王。他能诗善画,谙晓音律,是明初影响较大的散曲、杂剧作家,剧作达三十一种,总名《诚斋乐府》,这里演唱的是他的乐府中的一种。地位这样显赫、成就又很高的人物的乐府,自然是十分美妙的了。用男女声“齐唱”的形式来演唱,不仅声音宏大,而且刚柔相济,雄浑中有清脆。“齐唱”二字,刻意渲染出元宵欢庆,万民同乐的情景,给人的感觉是舞台上伶人的演唱与舞台下观众的和唱一起进行,场面肯定是热闹之极。这里仍然只是暗示,没有正面去写歌声,但却使人有如闻其声的感觉。

直到最后一句,不仅没有写到歌声,反而宕开笔端,写起了戏曲表演场地旁金梁桥外的夜景和天上的月色。“金梁桥”在汴京,从桥上望过去,那一轮明月正遥挂天际,洒下如霜的清光,给整个汴京城披上了一层薄薄的轻纱,全城变得朦胧、幽邃,更加显示出动人的韵致。“月如霜”之清冷幽静,与前面所描绘的欢庆热闹情景似乎不相吻合,然而这一句实际上却是诗人的神来之笔,以淡墨衬浓彩,余韵宛转,余味曲包,深得唐人竹枝词之妙。此时,那男女齐唱“春乐府”的歌声,不仅响彻全城,而且在月光中也更加清亮,仿佛从地上直飘向月宫。这一句,作者是以景衬声,在诉诸视觉的月色中,暗暗包含了诉诸听觉的歌声,这样一衬,歌声似乎显得“形象化”了,好像看得见,摸得着,更给人以清晰、深刻的印象。作者巧妙的安排,使得诗歌最后更加耐人含咀,神味隽永,情韵不匮。

《汴京元夕》寥寥四句,再现了汴京元宵之夜演出戏曲时演员擅场,众人齐唱的欢乐场面。流畅自然,清丽可喜,颇有唐竹枝民歌风味,为其集中七绝之佳作 。

【名家点评】

《皇明诗选》:明代诗人陈子龙:汴城风月,遂不可问,读此作转觉凄然。

《明诗三百首》:当代文学家羊春秋:写汴京元夕的欢乐情景,男倚新妆,女唱乐府,彻宵达旦。乐此不疲。不但保存了汴京的民俗资料,也为宪王乐府的流行汴京,提供了历史的见证 。

《中国古代诗歌欣赏辞典》:当代剧作家、教育学家刘明今:此诗意蕴很丰富,前三旬都是实写,写汴京杂剧演出的场面,末一句独能一笔宕开,专写月色光华,这样既扣紧诗题“元夕”二字,又使前三句的实况描写空灵起来,有了神采。读到这里,诗的境界豁然开朗,一幅元宵节月光下,许多台杂剧争妍斗丽的感况顿时浮现在读者眼前了

作者介绍

李梦阳(1472-1530),字献吉,号空同,汉族,庆阳府安化县(今甘肃省庆城县)人,迁居开封,工书法,得颜真卿笔法,精于古文词,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强调复古,《自书诗》师法颜真卿,结体方整严谨,不拘泥规矩法度,学卷气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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