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北大教授刘云杉:教育不应异化为逆袭的杠杆（北大教育学院刘云杉）
专访|北大教授刘云杉:教育不应异化为逆袭的杠杆（北大教育学院刘云杉）这本书的作者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指出：人们曾经相信经济增长的大潮会让所有的船只都扬帆远航、所有的群体都能共享增长的红利。然而，更长时段、更多类型的研究却发现，事实不是这样，劳动收入的不平等只是温和的不平等，资本收入的不平等才是极端的不平等。财富阶层已经清晰地出现，“靠工作还是靠遗产”成为新的纠结，这是“拼爹”现象的经济逻辑。另一个因素是二代崛起，这不再仅是中国现象，而是一个全球问题。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年轻人手持《21世纪资本论》，高喊：我们就是99%！《21世纪资本论》的研究指出：最富裕的10%人群占有总财富的60%，他们拥有的财富是社会平均财富的6倍，如果每个成人的平均财富是20万欧元，那么最富裕10%就有人均120万欧元；这一群体内部也极端不平等，最上层1%的人均财富是500万欧元，其余9%的人均稍低于80万欧元。刘云杉表示，之所以出现
今年五月，美国司法部曝光了美国名校招生贿赂丑闻，指控50人涉嫌参与“购买”耶鲁、斯坦福等大学入学资格，行贿者多是富商、高官、明星等社会名流。美联邦检察官称这是“司法部起诉过的最大规模入学舞弊案”。其中，中国山东步长制药的董事长赵涛支付了650万美元的贿款，为女儿赵雨思打开了进入斯坦福大学的后门。这是迄今为止，美国大学入学舞弊案中，涉案金额最大的一笔。
《华盛顿邮报》认为，这是一个关于财富带来特权的故事，但故事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这些顶级富豪仍然担心自己的财富不够多，他们需要通过将子女送入名校以维持身份和地位、获得更多财富。该报称，说到底，这是一个赢者通吃社会带来病态恶果的故事。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副教授劳伦·A.里韦拉的《出身：不平等的选拔与精英的自我复制》一书认为，教育已经成为精英群体自我复制和再生产的路径。富裕家庭的孩子依然是高校生源的主体，有更多经济资本的家长可以较容易地让孩子接受高质量的教育，打造大学录取委员会青睐的学业和课外活动简历，也能让孩子拥有与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相关的互动方式，从而让他们在高收入职位的招聘当中胜出。作者认为，虽然在现实当中，还有少量人流进或者流出精英群体，但从社会最底层一步步登上经济阶梯最顶层的情况越发少见。
在中国，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刘云杉也看到了类似的情形，日前她接受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的采访，分享了多年来对于教育行业的观察，也谈及中国家长愈演愈烈的教育焦虑背后透露出的种种问题。在刘云杉看来，教育已经变成了布尔迪厄所说的“社会炼金术”——成为以家族为单位的积累、传承与努力的结晶。今天中国的社会结构开始日趋稳定，教育作为传统的上升通道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它不仅关乎个人的命运，更影响着整个家庭的运势。刘云杉告诉界面文化，“教育当中，既有底层的平等诉求，也有中间阶级经营、投资的策略，还有隐秘的财富阶层对继承人的传承和庇护。教育变成了一种赌博，成为各种力量的博弈。”
除了阶级固化的因素，这些年的教育改革过程，反而更加重了家长的教育焦虑。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曾经指出：今天教育最大的问题是，国民教育里最好的资源都退出了教育，每个家庭因此而为市场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和代价，“孩子从小就明白，拿高分是用资源换来的。”汇丰银行2017年公布的《教育的价值：登高望远》全球调查报告也证实了这一观察，报告指出，近六成的中国家长让孩子接受自费教育，大多数（93%）家长目前或曾经给孩子上私人补习，74%的中国家长因为孩子的学业而放弃休假、个人爱好等。
刘云杉表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教育公平的诉求之下，学校提倡减负，却使得教育的培育功能和筛选功能产生了离奇分裂，导致学校教育的权威性下降，最终，家长又不得不以经纪人的方式重组孩子的教育资源。“围绕录取学校的排名、选择专业的冷热、考生的名次、竞赛的奖项、自主招生的成绩，每一项指标都是一笔生意，甚至一条产业链。”
“防止下滑和力争向上，是所有阶层在代际传递中的日常焦虑”
界面文化：首先想和你聊一聊教育焦虑的问题，为什么很多人觉得过去家长的教育焦虑没有那么明显，但近年来却越发严重？
刘云杉：教育焦虑与很多因素相关。首先是社会结构，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时间里，普通民众都习惯了向上流动；然而，今天社会结构已经日趋稳定。教育作为传统的上升通道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而且，在独生子女的家庭结构中，家长不允许孩子失败，也不接受孩子平庸。这样的教育投入已经扭曲了教育，教育不再是常态的教育，它更像是一个赌场。
另一个因素是二代崛起，这不再仅是中国现象，而是一个全球问题。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年轻人手持《21世纪资本论》，高喊：我们就是99%！《21世纪资本论》的研究指出：最富裕的10%人群占有总财富的60%，他们拥有的财富是社会平均财富的6倍，如果每个成人的平均财富是20万欧元，那么最富裕10%就有人均120万欧元；这一群体内部也极端不平等，最上层1%的人均财富是500万欧元，其余9%的人均稍低于80万欧元。
这本书的作者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指出：人们曾经相信经济增长的大潮会让所有的船只都扬帆远航、所有的群体都能共享增长的红利。然而，更长时段、更多类型的研究却发现，事实不是这样，劳动收入的不平等只是温和的不平等，资本收入的不平等才是极端的不平等。财富阶层已经清晰地出现，“靠工作还是靠遗产”成为新的纠结，这是“拼爹”现象的经济逻辑。
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同样孕育了财富阶层的形成。人们惊愕地发现，劳动收入不平等带来的只是温和的不平等，房地产、金融资产等资本收入的不平等才是更为极端的不平等。有的人手里有很多套房子，有股票、有各种形式的财产，而另一些白手起家的人，即便是每月能挣两、三万，在北京这样的城市也过得捉襟见肘。在改革开放的40年里，大量中产阶级也出现了。防止下滑和力争向上，成为所有阶层在代际传递当中的日常焦虑。
界面文化：教育焦虑产生的原因，除了阶层固化，还有其他吗？你曾经说，如今，教育的培育功能和筛选功能产生了离奇分裂，所以父母会产生焦虑吗？
刘云杉：我们的教育为什么让龟兔（指不同禀赋的人）比赛跑步？是因为教育具有筛选功能，也因为我们国家特有的社会结构。如果照搬北欧的教育制度与社会制度，乌龟和兔子可以不去比赛跑步，可以多元选择、自由发展。但是在中国，需要靠教育来进行人才分类与人才筛选，因为优势资源有限，因此竞争激烈，一定要在一起决出一个高下之分。
培育在先，筛选在后。但是，在教育公平的诉求之下，乌龟不能明显地失败，所以大家跑得都很慢。学习内容繁难偏旧，跑得快的、天分很好的兔子不得不陪着乌龟，在低挑战、低刺激的重复学习中，适应乌龟的速度，学业负担既沉重、又低效。因此，教育部主导课程改革、学校减负、快乐教学，进而是考试改革。结果是什么呢？高考越来越简单，考分越来越高，一个分数段有上千个考生，这样的考试的筛选的价值越来越弱。可是，筛选是对人才的分层分类，如果没有筛选，这个社会如何进行分层分类呢？筛选一定会发生的，于是，学习过程中的减负和学习终端的筛选（中考和高考）出现了分离。
过去，我们相信学校教育是全能的，学生在学校里学得好，就能考得好。可是今天，学生在学校里的过程性考试都是高分，90分、100分，都很happy，可一到利害相关的选拔性考试，分数就很低，差异就非常大，家长就会对学校教育的的专业性产生怀疑。过去，在培育功能和筛选功能没有分离的时候，学校比较权威和全能，家长把孩子交给学校是放心的。而今，学校的教育功能被不恰当地弱化了，家长不得不以经纪人的方式，重组孩子的教育资源。
界面文化：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认为，今天教育最大的问题是，国民教育里最好的资源都退出了教育。而现在的教育让位给市场化的教育企业。这其中是否有教育市场化的问题？
刘云杉：是的，减负将公立教育的手脚捆绑住了，减负以后教育最核心的部分——教学与育人分离了，既出现了无育人价值的教学，也出现了无教学价值的育人，教学的价值在学校与培训之间被双重扭曲了。在减负背后，考试、教育中最核心的知识在哪里获得？外包到校外辅导机构、培训机构当中去了。我的同事王蓉（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教授）的研究指出“教育的拉丁美洲化”现象，举例来说，在上海，公立教育的权威在不断下滑，私立教育能提供更好的教育供给；在北京，虽然公立教育看起来很强，但是公立教育和校外的培训机构又非常复杂地嵌套在一起。
我们刚才提到教育改革，第一季是“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之争，即培育功能与筛选功能的分离；到了第二季，则发生在学校教育内部，出现了精约教育（强调严格的制度和纪律，用“苦中苦”实现“人上人”的目标）和博放教育（将约束力降到最低，主张解放学生，让学生在集体之外成长）两种理念型，这对“理念型”教育模式后是中国社会的断裂：大城市尤其是社会中上阶层开始体验与享受素质教育的成果，而中小城市、乡村与社会中下阶层信任与选择的仍是“应试教育”；中国社会的中上阶层与中下阶层在对“继承人”的培养途径上出现了明显的分歧。
但再仔细研究，校内的博放教育依赖校外培训机构中的精约教育，体制内的素质教育和体制外的应试教育既奇怪又自然地组合在了一起。
界面文化：你刚才提到家长的“经纪人”角色，这一代父母在思想意识上和之前的父母是否也大为不同？
刘云杉：去年，做社会学研究的杨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学研究》编辑部编辑，社会学所的助理研究员）提出了“母职的经纪人化”的概念。在教育市场化后，母亲的角色变成了一个新的经纪人。选择什么样的学校、进什么样的机构和培训班、选择什么样的老师和学习同伴，都要靠母亲来经营。学校提供的服务和网络课程、校外课程都被相提并论，成为了课程超市。作为精明经纪人的母亲可以在不同套餐里面为孩子选择合适的东西。
现在的年轻父母是大学教育的产物，他们是大学培养出来的、中产阶级化的人，他们的育儿特征是相信书本、惟新是从，不再相信传统和经验，你的母亲可能会按照你外婆的经验带孩子，可是现在年轻的父母愿意相信一切书本的东西，也愿意相信一切国际化的东西。我常常疑惑：为什么有那么多西方早就已经过时的、有问题的教学法，比如积极心理学、STEAM等，改头换面地搬到中国来之后，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年轻的父母特别愿意尝试，在没有经验与常识作支撑的情境中，他们很乐意去接受西方舶来的观念与做法。其实，我们此起彼伏的教学改革中，经得起推敲的东西是非常少的。真正有用的东西是简单的、稳定的、常识类的经验。
界面文化：今天的父母还尤其关注奥数之类的可以给自主招生加分的课程。这是不是对家庭要求更高了？
刘云杉：对。基础教育在减负，高考在降低难度，这极大地毁坏了考试的权威性，于是就有了自主招生，伯乐被逼出来自己挑马。自主招生本意为不拘一格选人才，可是，培训机构又闻到了商机， 出现了驯兽师、马贩子，千里马突然大批冒出来了。如果说传统高考后的刷题策略像训练小白鼠，那么，升级版的奥数像是驯兽，竞争的成本越来越高，不仅需要持久地专注、坚定的意志，也需要对智力、天赋超常的迷信，以及精明的眼光、昂贵的投资——这已经变成理性的经营，家庭、学校与培训机构在教育消费逻辑下日渐趋同，共享一套相似的经营原则。围绕录取学校的排名、选择专业的冷热、考生的名次、竞赛的奖项、自主招生的成绩，每一项指标都是一笔生意，甚至一条产业链。
界面文化：出发点是对教育公平的诉求，最后为何导致了这么激烈的竞争？
刘云杉：这是因为，在“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的旗帜之下，人民不是抽象的整体，而是冲突的群体，这种竞争逻辑让教育公平这个政治理想主义转化为既精明又计较、虽务实又不无猥琐的教育功利主义。平等的诉求要求分层的细密与竞争的活力，要求一定的流动性，通过教育场域里的竞争使得阶层流动起来。竞争是应该的，但是竞争的有限性、合理性在哪里？
原本我们期待基础教育是一个社会团结、社会整合的机制，期待高等教育能充当社会安全阀，今天教育完全变成了一个赌场。本来我们希望能够教育能点石成金，但是它已经是一种布尔迪厄所说的“社会炼金术”。社会炼金术的要害在于：形式上是资本持有者即个人的成就性特征，实质是以家族为单位的积累、传承与努力的结晶，学业的成就与相应的文凭，成功地将先赋地位与后天获得的成就性因素结合在一起。既用后者掩饰了前者，也为先赋地位留下了既隐秘又多元的博弈空间。
过去，中国在教育的无差别和机会的平等上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人们可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当中也说，这个社会贫富贵贱，生成不定，流转相通。到了现代社会，这种“平铺的社会”由学校、各类考试、考试背后的资格、资格背后的文凭以及文凭所敲开的大门所接替。为什么中国人这么重视子女教育？这不仅是个人的命运，更是整个家庭的运势。
中国经济已经卷入全球资本主义之中。传统社会是个人的勤学苦读，今天则变成了家庭持续的投入。教育当中，既有底层的平等诉求，也有中间阶级经营、投资的策略，还有隐秘的财富阶层对继承人的传承和庇护。教育变成了一种赌博，成为各种力量的博弈。
“教育当中最难的，不是知识的习得，而是人性的培植”
界面文化：那么，高考结束，考上好大学就行了吗？
刘云杉：今天是一个大众高等教育时代。大众化、普及化不是一个简单的数量问题，这意味着大学本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天，教育不光意味着机会，也完全可能是陷阱。举例来说，如果你本科不是211、985学校，即便是念完博士，你的符号也很难更好看。
我刚从一个省招生回来，省理科状元是718分，但是我看到考了686分的考生要回去复读。过去，起码在上世纪80年代我读书的时候，人们会觉得武大、复旦、南开等一大批大学都非常好，能进这一类大学就非常好！但为什么今天人们进不了清华、北大就选择不去？这就是符号效应，如果这个符号不是足够稀缺、不能有足够的荣耀，有足够的市场交易能力，人们会认为这个符号是负面的标签。
界面文化：你曾说教育的本质是要让每个人选择自己喜欢的事情。《出身》这本书讲到一个问题，就是在学生刚进大学校门的时候，找不到一个想进投资银行的人，但是毕业的时候，很多哪怕是其他专业的人也都想要进一流的投行和咨询公司，因为这些公司用最漂亮的东西吸引他们。你认为这是大学教育的问题吗？
刘云杉：唯才是举的社会是高度分层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场域相对独立，各有自己的实践逻辑。你可以很有钱，但不一定很有权，不一定很有文化。这样比较容易达到一个无阶级社会。但是我们是一个赢家通吃的社会。
《出身》这本书特别重要的价值是它讲到了经济特权阶层是如何维持的。这本书里谈的是顶级专业——投行、律所、咨询公司如何招人。随着财富阶层出现，超高薪水阶层崛起，刚毕业的学生可以直接进入全美家庭收入的前10%，他们的薪水是同校从事其他工作的毕业生的2-4倍，他们面临着收入是5位数还是6位数的区别，也就是在奢华生活与频临破产之间的选择：也就是赚取高薪、追求快节奏、光鲜的生活方式；还是挣一点点工资，勉强维系枯燥的生活之间的选择——这是一张通往社会上层的单程票。
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大家觉得学法律、经济、中文，都很好。新华字典有这样的例句：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界面文化：《出身》这本书里讲到，美国名校的校园文化当中，非正式社交圈中的派对、聚餐、国外度假与正式的课堂学习一样重要。甚至人们认为本科教育的目的更侧重社交而不是学术。你认为社交在中国目前的校园文化当中也有这么重要吗？为什么?
刘云杉：大学里面人对人的影响发生在哪里？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美国大学里有极强的俱乐部文化。越精英的群体，这种俱乐部文化越严格。所以耶鲁有骷髅会（美国富人和权力者的“秘密俱乐部”），俱乐部当中还会出现整蛊现象，让新加入者在残酷的竞争中证明自己的能力与资格，过关者享有权威与尊严。
在中国，人对人的影响很多时候是教师对学生的影响，或者是研究生中的师门即导师和他的学生之间的影响。在系科之间还有班级文化。我们也有丰富的社团，社团某种角度来说就是俱乐部文化，当然也有共青团、学生会这种比较官方的文化。
一方面，在我们的大学改革当中，系科文化在慢慢弱化。过去，你会觉得一个专业、一个班级的同伴是很重要的。但今天在自由选课之后，同伴文化开始弱化。另一方面，社团文化在强化，很多专业学院比如商学院、经济学院、法学院很强调内部的俱乐部文化。我遇到不少学生，他们认为最大的影响来自于自己的学长。在学长身上可以看到自己未来会成为什么样子。大学今天已经越来越分化了。学生可能不想做自己老师的学术继承人，而是想去外面顶级的投行和律所、咨询公司。那么投行的学长可能把他们精英圈子的身份文化与行为惯习通过言传身教慢慢传递下来。
界面文化：这本书里讲在美国大学里，家庭所处阶层更高的孩子更注重社交，普通家庭更注重学习。
刘云杉：会有这样的现象。中国情况还没有那么严重。比方说美国招生里有一种反犹太主义，因为犹太人分数可以考得很高，其实对学习来说，考高分对你背后的东西要求没有那么高。但是，俱乐部文化是最困难的。你怎么打入一个圈子，怎么能在那里面应付自如，和所有人得体地相处，成为最核心的人，这是最困难的。
这还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交问题，准确地说它是一种身份文化。这套身份文化和学生未来走进的专业群体、社会圈子是高度同质的。那些圈子往往也是学生未来职业想要进入的圈子。而来自某些阶层的孩子更能深谙那些圈子的规则、如鱼得水地习得一些习性。
界面文化：正确展现文化技巧对求职者成功进入精英岗位也具有关键作用。
刘云杉：这是布尔迪厄说的“惯习”。怎么能够在各种场景里得体，宠辱不惊？当然，英美国家有英美国家的惯习，中国有中国的惯习，怎么能既表现得很开放，内部又很排斥；既显得很民主，又把距离拉得很开，这些都需要分寸的拿捏，是很微妙的。有一个词语叫“傍身之技”，一技傍身，就是这个技能是在你身体上的，不是靠你刷题刷出来的，而是靠你长年累月习得的。你有非常敏锐的观察能力，明白在什么场合可以非常微妙地融入进去，不卑不亢，能够得体。这是教育当中育人的部分。其实教育当中最难的，远远不是知识的习得，而是人性的培植。
界面文化：布尔迪厄说，对一些人来说，学到精英文化是用很大代价换来的成功；但对另一些人来讲，这只是一种继承。所以我们看到有些出身本身就是进入精英阶层的捷径。
刘云杉：教育一直有再生产的功能，但教育的再生产是以群体为单位而非以个体为单位，作为个体，命运有变数与例外。除非某些特殊的历史时期，要整体性打破秩序是是困难的，重新洗牌会导致某种无序。但是教育所筛选的是成就性的因素，而非先赋性因素，因此，出身普通、天资很高且努力的人，在教育中同样有机会成为精英中的一员；同样，精英父母所养育的弱者也有被淘汰的可能。《出身》这本书，真正的要点在于制度性的举荐，通过上名牌学校，教育成为新的出身，它可能洗白不利的家庭出身，更有可能为优势的家庭出身加持证成。
界面文化：我们能够避免教育成为精英群体自我复制和再生产的路径吗？
刘云杉：不是要避免，而是要让精英群体的再生产合理有序，有一定的开放性和竞争性，让精英群体充满活力；既非严格的封闭，陷入僵硬的内循环，导致精英群体固步自封、失去整合社会的领导力；也非用无序的平等从根本上导致精英群体消亡，整个社会成为一盘散沙，失去内在的秩序。要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再认识教育，要理解教育的复杂性，教育不是一个简单的观念乌托邦，也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漫画，它是多重利益共存、多重张力交织的。我们应该讨论的是重返教育的内部逻辑，重审教书育人的常识，不要让外部逻辑侵蚀、扰乱了教育的内部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