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的老师（八十年代的老师们）
80年代的老师（八十年代的老师们）我年龄是班级最小的，又好动，贪玩，注意力不集中，所以成绩经常倒数。父母从没指望我能读好书，只想着送我到学校后，他们有更多时间去种庄稼，干农活。今天，我谈谈对我影响最大的几位老师，既包括最重要的几位恩师，也包括那些曾经重挫过我的不负责任的老师，然后与大家探讨一下，不同的孩子，应该如何教育？什么才是合格的老师？1，我五岁的时候，和六岁的姐姐一起，被父母送到了小学。
八十年代的老师，多数都打骂学生。只要没把学生打死，也没打残废，父母都不会找老师的麻烦。
我的父亲更魔幻了，老师把我狠狠揍了一通，他知道后，赶紧跑到学校，给老师道歉：对不起，我娃调皮，给老师你添麻烦了，给学校添麻烦了
那时候的村办小学和初中，民办老师的月工资只有10元，但他们却是村里孩子改变命运的桥梁和希望，非常受人尊重。
今天，我谈谈对我影响最大的几位老师，既包括最重要的几位恩师，也包括那些曾经重挫过我的不负责任的老师，然后与大家探讨一下，不同的孩子，应该如何教育？什么才是合格的老师？
1，
我五岁的时候，和六岁的姐姐一起，被父母送到了小学。
父母从没指望我能读好书，只想着送我到学校后，他们有更多时间去种庄稼，干农活。
我年龄是班级最小的，又好动，贪玩，注意力不集中，所以成绩经常倒数。
放学时候因为背不好课文或者乘法口诀，被老师们留下，成了我的家常便饭。
混到三年级之前，我是典型的学渣，不管是我还是我的父母，或者是我的老师，没人觉得我是个读书的料子。
直到三年级时候，陈增田做了我的语文老师，我的读书天赋，才戏剧性地被他发掘出来，从陈增田老师开始，我的命运开始被打下“读书好苗子”的烙印。
那大概是1987年前后吧？
村办小学的老师，全部都是民办老师。我们那时候的小学民办老师，学历最高的，就是初中毕业；初中的民办老师，学历最高的，就是高中毕业。
民办老师们每月的工资，不到10元钱，所以他们真正的主业，还是农民。
这一天，庄稼地的玉米棒子熟了，陈老师既要兼顾下午的四节语文课，又要兼顾掰玉米的农活，就想了两全其美的办法：第一节开始，他就挑选了课本中最长的一篇文章，告诉我们，下午的四节课，所有人都用来背诵这篇文章！只要会背了，随时去他家的玉米地找他（他家那块玉米地，距离教室不超过200米），背诵过关，就可以直接回家了。
按照他的经验判断，班级中最优秀的十个学生，背完这篇文章，也需要三节课的时间，更别说普通学生了。
前面说了，我贪玩啊，所以注意力容易分散，好动。
陈老师颁布这个指令后，我兴奋了啊！在教室里玩，哪有回村里玩得劲？
为了早点回家玩个痛快，上学三年，我第一次开始集中注意力专心背书了。
第二节课过去一半时间，我就把那篇长文背下来了，也是第一个去找陈增田老师背书的人。
正在掰玉米的陈老师看到我去找他，脸都黑了，“你又有啥事？”
不好意思，给老师找麻烦多了，他有这个反应，并不奇怪。
“陈老师，课文我背下来了，你检查吧。”我兴奋地说道。
陈老师恼火了，厉声道，“你这是以背书为名，找借口出来玩的吧？有这么多小聪明，就是不知道用到学习上！”
“我真是来背书的，不信你抽查吧！从第一段背，还是从哪一段开始？”我赶紧辩解。
陈老师根本就不相信我能背下那篇课文，于是说道，“好，你从第三段背起，真能背完，我真让你回家。但你要背不下来，也不用回教室了，直接留这帮我掰玉米吧。”
我立刻就从第三段背起，把那篇长文背完了。
陈老师震惊了，他难以置信地看着我道，“你把前两段也背背看。”
我就把前两段也背了。
就这样，全班年龄最小，一直是学渣的我，居然成了全班第一个背完这篇长文的人。
我兴冲冲地跑回村子，玩得不亦乐乎，却不知道我的命运，从背完那篇课文开始，已经悄然发生变化。
陈增田老师是我们同村的，跟我父亲同辈，他很快把他的发现告诉了我父母：那篇课文，四节课上完，班里还有一半的人没有背下来，少满呢？不到一个小时，就第一个背完了！我们还能说他笨吗？
既然他不笨，以前让他背课文，他为什么总是背不会，总是被留下来呢？原因只有一个，这家伙贪玩！
所以，你们必须好好管管他，管好了，他一定是个读书的好苗子；管不好，他这块材料就浪费了。
后来，我再被陈增田老师留下来，父亲到学校接我，陈老师就叹气，“那么长的课文，他都第一个背下来了。今天的难度，不到那天的一半，全班同学都过关了，他还背不会，你说气人不气人？你们要好好管管他！”
父亲也不懂怎么激发我的学习积极性，只会空口说教，大意就是“你要好好学习，将来就出息了，不再做农民了。”
问题是，那时候的我，根本不知道做农民有多苦啊！因为我才七岁，父母从没让我干过太重的农活。
再加上跟我这七岁的孩子谈将来，谈有出息，我也没那个概念，根本不能激发我的学习热情，所以我又继续做我的学渣，直到我混到初中一年级，遇到了那个真正全面地激发了我学习热情的班主任——刘旭照老师。
父亲在陈增田老师的启蒙下，开始对我抱有越来越高的期望，但我却依然是学渣，这就让父亲很失望，刚开始是骂，后来就是打。
打得多了，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他捡来的？直到我读高中之前，我心中都存着这个疑问，总觉得我的父亲非常讨厌我，他对我姐姐很好，对我妹妹也很好，唯独见到我，他不是唉声叹气，就是想批评我、揍我。
我很感谢陈增田老师，发现了我身上的潜能，并把这个可能性及时告诉我的父母，让他们对我读书成才有了很大的期望，这也是在那个艰苦的、连饭都吃不饱、衣也穿不暖的年代，父亲能咬着牙供我复读了三个初三的最原始动力。
但是，基于陈增田老师的认知和见识，他发现了我这个潜质，也善意地期望我读书成才，但他却不能因材施教，找到最能调动我学习积极性的激励方案，这就是他的局限性了。
他恨铁不成钢的心态，严重影响了我的父亲，让我父亲有了急切看到我读书成果的执念，从而造就我父亲对我期望越高，失望越多，最终走向父子决裂、一年多都互不沟通的冷战境况。
2，
小学四年级，让我印象最深的老师，是华老师，全名我忘记了，教什么的我也忘记了。
他让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有道德洁癖，看到任何人身上的一点点道德瑕疵，都会立刻与之绝交，或者敬而远之。
读书十九年，我自尊心最受挫的一次，也是受委屈最深、被侮辱最深的一次，就拜这位华老师所赐。
父亲种过蔬菜，种过西瓜、甜瓜、菜瓜等水果。
番茄和甜瓜刚熟的时候，我会摘一些甜瓜，一边吃，一边走着去上学，所以很多同学，都知道我家种有瓜果。
那应该是1988年吧？初中复读年代太多，都算不准时间了，呵呵。
那时候的水果、蔬菜之类，都是稀罕物，有些同学就问我怎么卖的，我就说了用钱买的价格，还有用小麦换的价格——那时候多数家庭的粮食都不够吃，小麦也成了硬通货，可以换瓜果，换糖，换冰棍等等。
有两个同学一听，觉得我们卖得比别处便宜，就从家里偷了小麦（我是后来才知道的），让我带领他们去我家瓜田中，找我父亲换瓜果。
我看看教室里挂的钟表，距离上课时间还有四五十分钟，就带着他们两个人，加上其他两个想蹭点好处的同学，向我家瓜田跑去（四年级之后，我们就转到西刘营村上学了，距离我们东陈营村1500米左右。）。
下午的课，是华老师的课，因为他经常打骂学生，而且是真打啊，脚踹屁股，掌掴耳光，甚至用棍子打我们的腿，我们都有些怕他。
你可能会说，老师这样打学生，学生父母能饶了华老师吗？
那你就想错了。
那个时候，老师们每月的工资不到10元钱，但他们非常受村人尊重。我们这些学生犯了错，老师骂也好，打也好，只要没把学生打死，也没打残废，我们的父母都能接受，而且还会觉得自己的孩子不听话，给老师添麻烦了，给学校添麻烦了，再找老师道歉——我说的都是真的，魔幻不魔幻？看看后面的故事走向，你可能会觉得更魔幻。
为了不迟到，我带领着他们走了类似于对角线的近路，穿过西刘营村的庄稼地，又接着穿越我们东陈营村的一片棉花地，眼看就要到我们家的瓜田了，惊喜出现了——但这惊喜很快就变成了一场灾祸。
那块棉花地中间，居然藏种着番茄和黄瓜！
是的，那时候的水果蔬菜都是稀罕物，谁家种了，不派人看守，就会被偷盗。种得少了，不值当看守的，就会把这些蔬菜瓜果藏起来，种在玉米地、棉花地的中央，站在庄稼地外面，根本看不出来。
这四位同学看到这些番茄和黄瓜，都兴奋坏了，立刻放弃了到我家瓜田换买的计划：偷盗来的，不花一分钱，多好啊！
他们立刻开始采摘起来。
天地良心，我可以发誓的，我真的没有动手摘那家人的一个番茄或者黄瓜！
我觉得他们做得不对，却又阻止不了他们，就退出了那片棉花田，站到了田头的小路上。
后来我们才知道，那片种有番茄的棉花田，前段时间刚被偷过两次，让主人很恼火。所以他们吃中午饭的时候，都会在村子后面的河边吃，可以远远望到这片棉花田的动静。
我们五个人，浩浩荡荡地从学校向他们棉花田杀过去，早就引起了他们的警觉，立刻向这块棉花田冲了过来。
这四位同学发现动静，就开始疯狂跑路，我看到同村那位大哥，追着四个人从我身边走过，不知道自己该不该跑？
我没有参与偷窃，自己退到棉花田外的，自己知道自己不是小偷，但我还能说清楚吗？
但是，如果我也开始跑了，那不等于承认自己也是小偷了吗？
我的头脑飞速旋转，最终决定不跑。
那位大哥看了我一眼，没有抓我，继续追其他人了。
我就又有了侥幸心理：大哥家的番茄苗，都是从我家拿的，等于欠我们家一个人情，应该不会追究我责任的。
抱着这样的想法，我又返回了学校，因为羞愧和担心，我把脑袋埋在胳膊里，趴在了桌子上。
这四位同学，还是有一个跑得慢的，被大哥抓到了。
大哥将他狂揍一顿，问清楚了其他同学的名字，找到学校，连带着我的名字，报给了我们最怕的华老师。
我是坐在教室第一排的，桌子上趴的久了，我居然睡着了。
华老师走进教室，看到趴在桌子上的我，二话不说，一脚踹在我的胳膊肘上，将我踹醒了，也差点将我踹翻了，我赶紧站起身来。
“滚到讲台上去！”华老师凶神恶煞般地吼道。
“为什么？”我害怕之余，还有点残存的侥幸心理。
华老师更加愤怒了，直接狠狠地甩了我一个耳光，“跟我装？小小年纪不学好，你们偷人东西，你还是带路的重犯！他们四个都把你供出来了，你还想蒙混过关？”
“我没偷！”我还想为自己辩解，我是真的没偷啊！
华老师更加愤怒了，下手也更重了。
我是班里年龄最小的，也是身高最低的，那四个家伙被抓到后，为了推卸责任，将自己面临的惩罚降到最低，纷纷栽赃到我头上，说是我带着他们去偷东西的。
我越是想辩解，华老师就越发愤怒，越发看不起我，他觉得我不仅坏透了，还要侮辱他的智商——虽然他并没有智商，但他自己不知道啊！
我被他打怕了，就不敢辩解，只好在同学们的众目睽睽之下，以小偷的身份，走上了讲台，接受华老师义正辞严的审判。
打完我们之后，华老师又命令我们领父母到学校，他要再教育我们的父母。
我回到家，把事情的经过跟父亲讲了一遍，希望得到父亲的支持，“我真是带着他们到咱家瓜田换瓜的，谁知道抄近路时，他们发现了大哥家的番茄，就开始偷了。咱村那些种番茄的，番茄苗都是从咱家拿的，我还用得着去偷别人的吗？”
父亲了解我的为人，虽然很贪玩，不好好学习，但却从小有骨气，死要面子，绝不会干这种事情，但他听说华老师打了我、辱骂了我后，并没有生气，反而对我说道，“你抄近路，带着几个人，从别人庄稼地里过，肯定损坏了别人很多庄稼，这本身就是不对的。你带着他们到你大哥地里，他们偷你大哥的番茄，你也不管，这也不对。你们华老师管得严，也是怕你学坏，为了你好，你不能怪华老师。”
不仅如此，父亲居然还跑去学校，向华老师承认错误，说自己教子无方，给老师和学校添麻烦了。
就这样，小学五年中，我自尊心最受挫的这个事件，稀里糊涂就过去了。
这件事给我最大的教训，就是小人永远不可信，跟他们走到一起，就会败坏自己的声誉，甚至会被他们随时出卖、诬陷。
所以，在我走上社会之前，交往的任何同学朋友，只要有一次品德上的瑕疵，是朋友的我就会立刻警告他改正，不能改正的就直接绝交，绝不留任何情面。
这也导致了我的朋友非常少，交往面非常窄，性格也越来越孤僻，变成学校最孤芳自赏、争议也最多的人。
3，
稀里糊涂，1990年前后，我混到了村办初中，依然是班级垫底的（小学升初中，都是跟班全走，还没有留级的说法）。
读初一的这一年，我遇到我人生最重要的启蒙老师刘旭照，这成了我求学意识，真正觉醒的一年。
刘旭照老师，也是我们那所村办初中争议最多的老师之一。他在我们的村办初中读到初三，考高中失败，但数学成绩不错，就被我们初中聘请过来教初一了。
那一年的刘老师，风流倜傥，年轻英俊，多才多艺，活得潇潇洒洒。
我跟他的认识，也很戏剧性，发生在他做老师之前。
刘旭照老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跟我前面提到的陈增田老师，是干亲（要么是刘旭照老师认了陈增田老师为干爸，要么是陈增田老师的儿子陈冲，认了刘旭照的父亲为干爸，我记不清楚了）。
这样想来，人世间的很多事情，真可能有一定的玄机。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跟陈冲在放学路上，偷拔了西刘营村一块田地里的黄豆秧子，躲在田头沟渠上，点燃豆杆，准备烧黄豆吃（从四年级之后，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我居然偷过几次东西，但都不是什么贵重的物品，我也解释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如此前后矛盾了）。
沟渠里燃起的浓烟，引起了正在田中干活的一位青年的注意，他在尽量不出动静的前提下，跑到了我和陈冲的身后，我们却浑然不觉。
这青年看到陈冲，有些意外，也有些好笑，就决定恶作剧一把。
只听他猛然大喝一声，“偷我的黄豆，看我揍扁你们！”
我吓了一哆嗦，回头望去，看到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坏笑着向我们快步走来。
我瞬间想起四年级的那次事件，魂儿都飞了，瘫坐在地上——这要是让我父亲知道了，肯定要把我打个半死。
正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陈冲却笑了起来，“哥，你吓死我了！”
那青年哈哈大笑起来，先是把我们批评了几句，然后蹲了下来，跟我们一起扒拉起烧熟的黄豆，一块吃了起来。
经过陈冲介绍，我才知道这青年大名刘旭照，是陈冲的干哥。
按照村里的辈分，我跟陈冲是平辈，所以也跟着叫他了哥。
这件事过去后，因为再没有见过面，我很快忘记了他。
但刘老师去陈冲家探亲的时候，提起陈冲和我偷豆子的事情，陈增田老师就把我三年级第一个背书的趣事，告诉了刘旭照老师，这让刘旭照老师对我有了兴趣，记住了我。
之后，他升高中再次失败，退学之后，被我们的村办初中聘请做了初一的数学老师，带班主任。
命运的安排，让他在教书的第一年里，也是对教书最有热情的第一年里，遇到了我。
命运的安排，也让我这个浑浑噩噩混日子到初中的学渣，心智还是个孩子的我，遇到了他。
我在他的加持下，作为全班年龄最小、个头最矮的小孩，从班级倒数，很快狂奔到了全班第二名、第三名，成为村办中学所有老师都知道的名人——我们班级第一名，是读了初三之后，因为基础知识太弱，却定要考上师范做公办老师的一位女生，又返回到初一重新读起的人。
刘旭照老师在我的突飞猛进之下，也证明了他非凡的教书育人能力，成为他教书生涯最大的骄傲之一。
他是怎么激发起我的读书热情的呢？这个复盘清楚了，可能对很多老师或者父母，都有启发意义。
初一开学后，我到班级找了个空位坐下，跟隔壁的同学聊得热火朝天，上课预备铃声响了，那位隔壁的同学就立刻把我向教室外面赶，“赶紧走吧小孩！我们要上课了！”
之所以有这样的误会，年龄小班级平均数一两岁不是关键，关键是我发育得太晚，那时候的个头太低。
我没理他，抬头看到一个青年满面春风地走进了教室，愣了一下。
好像见过，有点熟悉，但真想不起来他是谁了。
那时候的刘老师，精神面貌跟我见过的所有村办老师都不一样——他朝气蓬勃，他春光明媚，他浑身都散发着活力，散发着自信和乐观，一点都没有那个时代的农民身上的那股沧桑感和沉重感。
刘老师用明快的语气，简单的做了自我介绍，就开始点名了，这是快速认识班级学生的通用办法。
听到他的名字，我还是没有任何印象。
当他点到我的名字的时候，明显愣了一下。
我站了起来。
他在班里快速扫视一圈，没注意到我，就再次点了一遍我的名字。
我赶紧清了清嗓门，学着其他人，大声喊了声到。
他这才沿着声音，找到了我，脸上立刻就荡漾起来了难以捉摸的笑意，看着我点了点头。
下课的时候，他径直走到我面前，把我叫到一边，笑着问我，“还记得我吗？陈冲他干哥。”
这一句提醒，瞬间让我想起偷黄豆的事来，先是惊喜和兴奋，接着就是尴尬和紧张了。
“完了，完了！他还记得我偷黄豆的事情，以后肯定要盯着我了。”我内心叫苦不已，赶紧低下头，不敢搭话。
“别紧张，按照辈分，我还是你哥哩！我第一年教书，你要给我面子，好好学，别拖我后腿。”刘老师完全放下了自己的老师架子，跟我谈起了交情。
我听他这么一说，紧张感立刻消失了，精神劲也来了，就立刻昂头答道，“嗯！”
从那天开始，我在学习上才有了督促自己、激励自己的第一个信念：这个老师对我这么好，还是沾点远亲的，我不能对不起他，拖他后腿。
那样小的年纪，老师们跟我谈未来，谈梦想，谈升官发财，对我都太遥远。
但刘老师跟我谈义气，谈情分，我们以后会天天见面，我认这个，这个的实际意义就大了——这就是因材施教的典型，你要教好一个学生，必须要让他心服口服，诀窍就是走进他的内心，知道他认什么，然后才可能有的放矢，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因材施教。这个工作方法，也让我带到我教书那年的工作中去，赢得了学生们的热爱与拥护。
现在很多老师，说学生难带了，我认为这是推卸责任的说法。
学生难带，是老师们没有用心去了解每一个学生，或者是老师没有以身作则，不能让学生心服口服，甚至让学生心中反感，他们怎么可能听老师的呢？
比如贾浅浅，如果真如网上传言的那样，250分考入的西北大学，让她做大学副教授，那些被她教授的学生，能服她吗？即便她不是250分进的西北大学，就以她写的那些诗歌的水平和品位来说，学生们能服她吗？
根据我的经验，教不好学生的老师，大多是把老师当作一份谋生的职业了，当作养家糊口的工作岗位了，是为了自己当老师的，而不是为了学生当老师的，不是为了奉献价值当老师的，这才是教育事业最大的悲哀。
但是，这就能把责任全部推到老师身上吗？也不能。老师待遇不高不低，但房价、物价却一路上涨，老师们在各种生存压力之下，在浮躁的社会风气带动下，偏离教育的本质，也是情有可原的。
这是个综合性很强的问题，我们这里就不做探讨了。
初中一年级的第一次考试，数学满分100分，我得了99分，丢掉的那1分，是因为我字迹潦草，涂改次数太多，丢掉的卷面分。
这让作为数学老师的刘老师，非常开心，把我一顿猛夸，在满足了我的虚荣心，赢得我充分信任之后，又给我下套了。
“*满，你数学全答对了，作为数学老师，我很高兴。但你其他几门考的都很差啊，我是你们班主任，我们班的整体成绩，是要跟同年级的其他班级做比较的，你这还等于给我拖后腿啊！”刘老师故意苦着脸说道。
我刚被他夸成了花，当然不甘心再被他说成渣了，立刻拍胸脯保证，一定会把其他几门功课赶上去，不给他这个大哥丢脸。
那些文科的东西，都需要背课文、背知识点，但我在背书的时候，经常会分神，更不用说其他同学的打闹或者读书声，都会对我形成的干扰了。
但对当时的我来说，刘旭照老师是对我最好的老师了，我怎么能辜负他呢？
于是，我也开始大声读书，如果其他同学的读书声干扰了我，我就继续提高声调，保证自己成为全班读书声音最大的那个人，就没人能干扰到我了。
大声读书的习惯，就是在那个时候养成的。
大声读书的习惯，让我有了很多次神奇而美妙的感受，类似于道家说的物我两忘：忘了身边的一切人，忘了自己身在何处，也忘了自己的这个躯壳，脑子里只有书中的那些知识，我的神识跟书中的那些知识点，像久违的老友，热烈频繁地互动。
这种专注，让我其他各门的成绩，也有了显著的提高，但还在班级前十名之外。
刘老师居然找到我其他各门功课的试卷，一一检查我的答案与标准答案的差异，然后再次发现了我的一个致命弱点，也找到了一个能让我成绩快速提升的窍门！
通过检查我其他门功课的考卷，他发现我文科的一些试卷题目，回答的也有压中给分项的知识点，但老师并没有给我打分。
刘老师咨询其他学科的老师，这些老师给出的答案是一致的，“他字迹那么潦草，谁有心思一个字、一个字去扣他的卷子？地里太多农活了，看不清楚的，我都打了零分。”
刘老师如获至宝，立刻给我立了一条规矩：中午放学之后，一笔一划写上两百个汉字，写完了交给他检查，过关了才能让我回家吃饭。如果发现有一个字是两笔连着的，就要我重新写两百个字。
学校距离我家1500米，上午12:00放学，下午14:00上课，路上一来回要40分钟，吃饭要20分钟，写200个字要1个小时，刘老师把我的时间都算的满满的了。
这时候我跟他很熟了，胆子也大了，立刻动了歪心思。
你说要我一笔一划写200个字，没说写什么字啊！
我用了几分钟的时候，写了200个“一”字，嬉皮笑脸地送到了他面前。
刘老师看到那两百个“一”字，再看看我嬉皮笑脸的样子，也坏笑起来，“好吧，我还想着你写的时间晚了，赶不上上课，还特意把你的午饭也准备了。没想到啊，你居然给我耍奸使滑，这顿饭我就省了，你回教室一笔一划重新写两百个字吧，每个字都要在三笔以上，还不能有一个重复的。”
说完，他就坏笑着，当着我的面，把我写的两百个“一”字，扔到煤炉中烧了。
我瞬间就不淡定了，心里哇凉哇凉的，但我知道自己理亏，只好灰溜溜地回到教室，重新写了两百个汉字，一笔一划，还不能有一个重复的……
等我老老实实写完这两百个字，回家吃过饭的同学，都陆陆续续地返回教室了，我也不敢再回家去吃饭了，刘老师为了惩罚我，也真的狠心没有给我留饭。
还好，我有个善良的同桌袁昌，居然到食堂买个馒头送给我了，后来我们也成了最好的朋友。
半个月后，我写的作业，各个学科的老师，都能读懂内容了。
就这样，在刘老师的积极鼓励和严厉监督的双重管教下，我在后面的考试中，很快成为班级第二名、第三名。
我们那所村办初中，每年考上重点高中的，也就1-3人，而且很多都是复读了两个、三个甚至五个初三，才考上重点高中的。
我在初一的时候，因为这个突飞猛进的成绩进步，也就成了全校老师们惦记的高中苗子。
这个意义也是很大的，因为这种信念，我在后来退学两次之后，才会依然有许多初中老师劝我父亲让我回校复读，他们依然坚定地告诉我父亲，我是全村最有希望考上重点高中和好大学的人。
刘老师带我出头过，所以即便我在初二、初三再次班级倒数的时候，依然有许多老师会坚信，我依然会出头。
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刘旭照老师，就不会有我的高中生涯，更不会有我的大学生涯。
看看时间，已经是深夜1:58分了，明天还要开车回老家，不敢再熬了。
还有许多恩师，比如初三的数学老师陈学亮，高中的政治老师王鹏，大学的恩师赵平安和陈晋予，都是对我求学成功帮助很大的人，以后再慢慢写吧。
那些有争议的，我想拿出来探讨的负面老师典型，最应该写的，是初二的英语老师，也是我们初二的班主任，因为她对待学生的不公平行为，让我对她这个班主任厌恶至极，就没了学习的热情，甚至还想着自己成绩差了，就是在报复这个班主任（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是刘老师那种教育方式的弊端吧？），所以就彻底放弃了学习，从入学的班级第二名，退步到班级的五十多名，再次回到了初一之前混日子的浑浑噩噩之中。
考虑到时间晚了，也考虑到她已经年龄大了，可能会影响到她老人家的精神状态，这篇教师节的回忆，今天先写到这里吧。
明天到家早的话，我再继续写出来，希望对那些工作在教师岗位的朋友，有所帮助。
最后，洋洋洒洒，居然写了九千字了。看到的朋友们，敬请点赞，或者转发分享给你身边可能需要的朋友，或者留言聊两句，谢谢大家。
最后的最后，敬祝朋友们中秋快乐，敬祝关注我的朋友中的那些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