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份高考盲文试卷的背后（10份高考盲文试卷的背后）

10份高考盲文试卷的背后（10份高考盲文试卷的背后）2015年教育部、中残联联合发文明确了残疾人参加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的管理规定。2017年，教育部、中残联等七个部门联合通过了《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6-2020）》第二期，进一步提升特殊教育质量，推进教育公平。2014年，教育部门首次在普通高考中使用盲文试卷，来自河南驻马店的盲人李金生参加考试，46岁的他在首场语文考试中只摸完了盲文试卷中的注意事项，交了白卷，数学考试也交了白卷，但对于中国高考制度而言，盲文试卷的出现，成为特殊教育发展的全新起点。2018年12月7日，2019年广东省普通高考报名的最后一天。时间剩下最后的5小时，姐姐带着杨晓婷一刻不停地往揭阳市梅峰中学赶，这是她参加高考最后的机会——回到原籍地报名，申请盲文试卷。2019年，全国共有10位盲人考生申请盲文试卷参加普通高考，杨晓婷是其中之一。

（农健/图）

（本文首发于2019年6月20日《南方周末》）

对参加普通高考，视障学生也有顾虑，“一旦考入普通大学，会出现盲文教材缺乏、作业不好批改、课堂教学跟不上等问题。”最大的顾虑也是就业。

“在普通学校上学，任何突发状况都可能需要磨合沟通。”郑荣权发现，中小学阶段老师和学生对“合理便利”的认识尚在摸索。

2018年12月7日，2019年广东省普通高考报名的最后一天。

时间剩下最后的5小时，姐姐带着杨晓婷一刻不停地往揭阳市梅峰中学赶，这是她参加高考最后的机会——回到原籍地报名，申请盲文试卷。

2019年，全国共有10位盲人考生申请盲文试卷参加普通高考，杨晓婷是其中之一。

2014年，教育部门首次在普通高考中使用盲文试卷，来自河南驻马店的盲人李金生参加考试，46岁的他在首场语文考试中只摸完了盲文试卷中的注意事项，交了白卷，数学考试也交了白卷，但对于中国高考制度而言，盲文试卷的出现，成为特殊教育发展的全新起点。

2015年教育部、中残联联合发文明确了残疾人参加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的管理规定。2017年，教育部、中残联等七个部门联合通过了《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6-2020）》第二期，进一步提升特殊教育质量，推进教育公平。

政策的推动，让视障群体看到了机会，每年都有数量不等的盲人申请盲文试卷：2015年8份，2017年7份，2018年2份，2019年10份。

2019年6月7日，杨晓婷使用盲文试卷参加普通高考，在广东省尚属首例。但曾在青岛盲校任教的孙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政策虽然落实，在观念上，大家都还没准备好”。

需要参加高考

2019年6月8日，杨晓婷走出高考考场时，迎接她的是很多陌生的声音。除了家人，还有当地教育部门领导、学校领导，纷纷庆贺她完成高考。

杨晓婷患有先天眼疾，小学五年级左眼失明，右眼的视力也逐渐下降，在视力完全丧失前，她一直跟老师和家人争取再多上一天学。高二那年，她右眼彻底失明。

休学在家的杨晓婷，在一次公益培训中偶尔得知现行政策支持盲人申请盲文试卷参加高考。她的高考梦被唤醒，家人帮她四处打听，在报名时间的最后一天找到了接收她考试的学校，最终，在下班前“截住”学校领导，参加了预报名。

预报名之后就要申请盲文试卷，作为广东省首例申请，当地的教育部门也不清楚具体流程怎么办，姐姐杨萍萍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申请从学校递到教育部门、残联，一层一层地传递上去，最后完成填报。过程中，所有人都在为杨晓婷“开绿灯”，紧急处理文件，甚至周末加班。最后的盲人试卷，是广东省考试院派了6个人去北京领取，送到揭阳。

高考当天，杨晓婷在一个仅有两人的特殊考场里进行考试，第一次摸到完整的盲文试卷，但最大的感受是“做不完”，盲文以拼音表现汉语，古文的“尔”与“耳”在盲文中一样，如何辨别区分变得很难，英语字母、数学里的表格、符号同样对后天失明的杨晓婷造成困扰。

但高考之行让杨晓婷彻底走出失明的阴霾，她觉得自己实现了一个梦，现在她又有了新愿望：学会电脑读屏和独立出行。

而对于今年大学毕业的盲人郑荣权来说，2015年参加高考可谓意义重大，人生有了选择的权利。

先天失明的郑荣权在上学路上一路“打怪升级”，自小在盲校上学，高中在特殊教育领域知名的青岛盲校就读，成绩名列前茅，但到了高二，“心气没那么高了”，就像爬山到了疲惫期，爬不动了。

其中一个原因是，面前的选择越来越狭窄，似乎只能当按摩师。虽然高中毕业可以参加残疾人本科的“单招单考”（大学以自主命题组织考试的形式招收视障生），但可选专业非常有限，2014年有三所大学招收视障本科生，仅招收针灸推拿学、康复治疗学和音乐表演等专业。

郑荣权不想从事按摩业，心里有些丧气。而此时，他突然得知“可以参加普通高考了”。2014年3月28日，教育部下发《关于做好2014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提出“有盲人参加考试时，为盲人考生提供盲文试卷、电子试卷或者由专门的工作人员予以协助”。这意味着除了单考单招外，盲人可以和普通人一样，参加全国统一高考。

“我们一直觉得我们比别人（普通学校就读的健视生）差很多，我想说到底差多少？”郑荣权重新投入备考状态。2015年9月，他以570分的成绩被温州大学思政专业录取，成为浙江省首批使用盲文试卷参加普通高考并被普通高校录取的盲人。

最大的顾虑是就业

除了普通高考和“单考单招”，2014年毕业于上海盲校的王莉走了另一条上大学的路，她于2014年参加高考，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她之所以能参加高考，和上海盲校有关。

始建于1912年的上海盲校是中国最早一批盲校，形成了两年制学前教育、小学、初中、四年制高中及职业中专完整的盲教体系，历史上有多个教育创新，如2002年获得机会参加高考，已让五十多位学生圆了大学梦。

王莉数次向南方周末记者强调，盲校高中和普通高中一样，除了语数外，还开设了地理、物理、化学、政治等专业。

但一些特殊教育的从业者看来，上海的尝试本质上仍是“单考单招”，他们的考卷由上海考试院单独命题，高考后，能选择的高校仅限于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第二工业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三所，专业限制在特殊教育系、中文系等有限范围内。

但类似上海盲校的高中，在全国范围内凤毛麟角，多个省份的盲校都没有设立高中。据融爱社会服务中心创始人张倩昕介绍，在广东省，视障学生盲校初中毕业，就要选择职业中学，上高中就要去外地，如青岛盲校等著名盲校。作为受教育部、中残联委托承办的国内第一所盲人普通高中，青岛盲校成为各地视障高材生一较高下的地方。

盲人普通高中少的主要原因是就读学生少，这与近年来参加普通高考的视障考生并没有呈现逐年递增趋势类似。青岛盲校的赵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部分有来自视障学生家庭的阻力，作为残疾学生的父母，希望孩子能自立自强，能独立安全地生活。“视障学生的父母会更多地考虑就业而不是接受高等教育，希望孩子学一门技术或手艺。”而现在，上普通大学的视障者就业仍有重重障碍。

另一部分，对参加普通高考，视障学生也有顾虑，“一旦考入普通大学，会出现盲文教材缺乏、作业不好批改、课堂教学跟不上等问题。”最大的顾虑，也是就业。

“大家对视障者都没有期待，包括我们自己。”郑荣权回忆，得知可以参加高考后，全年级28个人仅有8个人想考，最终参加考试的只有3个人，“有些人觉得太难了，有些人觉得考上了以后可能还是按摩”。

赵杰认为，目前的盲文试卷对视障学生也有障碍，“使用盲文试卷，就等同于将一份高考语文试卷全都转换为拼音，视障学生没有办法望文生义，无从理解。阅读理解的难度可想而知。”

赵杰认为信息技术发达的今天，视障学生已经可以熟练使用计算机、手机等终端设备辅助学习，高考以后若能提供电子试卷，“用读屏软件辅助组词，可以更好地让视障人士阅读和理解。”

加强“融合教育”

而为残障人士提供合理便利的举措正在成为残疾人教育的发展方向。

2017年，《残疾人教育条例》（以下简称条例）重新制定，进一步指出“残疾人教育应当提高教育质量，积极推进融合教育”，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王大泉撰稿称，此次《条例》修订，进一步明确了今后残疾人教育事业发展的原则与方向。

“融合教育”的举措与相关支持更加清晰，例如，重新定位特殊学校的地位与作用，支持特殊学校拓展功能，成为区域的特殊教育资源中心，为区域内随班就读提供指导和支持服务，此外还有残疾儿童入学登记制度、残疾人教育专家委员会制度、个别化教育制度等创新方案。

政策的开放带来了改变，2017年12月，在广州普通中学上学的孙开俊申请在中考时使用大字号试卷、合理延时。

“他们（教育部门、学校）觉得高考有这项政策，中考可以参照。”孙开俊的妈妈说道。

孙开俊患有先天眼疾，加上白化病，被评为2级视力残疾。但从上幼儿园开始，家人坚持培养和训练他独立生活的能力，因而孙开俊一直在普通学校上课，直至中考。

孙开俊的上学方式被称为“随班就读”。该词1987年首次出现在国家文件中，作为特教班、特殊学校之外的特殊教育方式。随后十余年间，“随班就读”的方案及保障体系不断细化。

在诸多的文件中，“扩大随班就读和普通学校附设特教班规模”被视为我国特殊教育的特色方式，我国逐步形成“以普通学校随班就读为主体，以特殊教育学校为骨干，以送教上门和远程教育为补充，全面推进融合教育”的特殊教育体系。

在此背景下，盲校转型为地方的资源中心，为普通学校就读的残障孩子提供支持。2010年，广州市盲校与孙开俊的学校对接，在小学二年级时，盲校老师为孙开俊进行定向行走等生活能力的培训，向学校领导和老师讲解政策，建议进行无障碍设施的改造，提供大字号试卷等，盲校还提供了“镇纸式放大器”等辅具。“盲校的培训让日常教育顺利很多。”孙开俊的妈妈认为。

2017年12月8日，孙开俊的父母向学校递交大字号卷和合理延时的申请书，“广东应该是最早可以在高考中使用大字号试卷的，2007年开始可以申请。”张倩昕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本人也是一名视障者，于2010年申请了大字号试卷参加高考。在此之前，她从未使用过大字号卷考试，首次使用便是在高考，考得高分。

“当时，直到高考前几天，才确定可不可以使用大字号卷。”张倩昕认为，现在的“合理便利”申请渠道很通畅，也相对明确，目前广州已有全盲的学生在普通学校上课。

最后，孙开俊成功申请了大字号卷和独立考室，但合理延时没有得到支持。

“在普通学校上学，任何突发状况都可能需要磨合沟通。”郑荣权发现，中小学阶段的老师和学生对“合理便利”的认识尚在摸索：学校常规考试提供大字号卷，但期末考是全区统考，涉及更大范围的协调统筹时，则可能无法提供。

“我们需要时间”

虽然盲文试卷目前使用率低，但残障教育者认为意义重大。

孙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特殊学校自身有完整的升学体系，与普通学校的升学体系是并行的两条轨道。多年来仅有从普通学校转至特殊学校的案例，反之则极为少见，“社会公众都认为，在普通学校学不了才去特殊学校，”孙涛说，“盲文试卷把两个渠道打通了。”

孙涛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政策的顶层设计起到了引导作用，而学生、家长、特殊学校、普通学校都还没有准备好，“我们需要时间”。

王莉一度想继续读研，后来觉得大环境不改变，读研也没有用。在她身边，许多上大学的学长、学姐又做了按摩师，“按摩还是最稳定、最有收入保障的工作”。她发现，能跳出按摩行业的视障者是很少数的一部分。

北京师范大学特殊教育学部的研究者邓猛与赵泓发表论文认为：“当前融合教育的法律法规条款，倡导性的语言过多的情况还是很普遍，为各级政府、相关部门提供了许多‘应该’而非‘必须’如何做的条文，往往缺乏可操作性”。他们认为，未来的特殊教育法律法规，在内容上需要更加具体、可操作。

“这个时候你特别佩服那些勇于跳出来、去改变的学生。”孙涛说。

2017年8月，双目失明的王瑞申请盲文试卷参加国家司法考试，被拒绝后多次与山东青岛市司法局沟通，最后获准；

2017年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学生小倩（化名）为了参加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教育部公开视力残障人参加四级考试能够获得的合理便利措施，那一年大学英语四级考试首设盲文试卷；

2018年2月，郑荣权奔波近一年，申请盲文试卷参加教师资格证考试最终得以参加。

政策正在逐步落地。教育考试给盲生“看得见”的权利，江苏推进教育公平又迈一大步：江苏省教育考试院牵头成立视障人员教育考试支持研究中心。

“如果我们能做点什么的话，就是倡导。”孙涛认为，应该让大家看到视障者可以做什么。

张倩昕硕士毕业后，于2016年9月与几位视障人士共同发起广州融爱社会服务中心，希望提供残障儿童生活辅导及教育支持、残障人士就业支持、能力提升等服务，其中“主要提供个性化服务”，帮助杨晓婷系统地学习盲文、帮助孙开俊申请合理便利都是服务内容之一，许多家长还会问哪款助视器好用，扫描用哪个软件等细节问题。

王莉也和多位视障人士成立了“美爱融合”艺术公益发展中心，他们希望“跳出按摩圈”，其中一个方案是设立器乐、声乐及语言艺术的项目，为视障人士搭建表演舞台，给“视障者、健视者和主流社会提供交流互动的平台”。

南方周末记者 刘怡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