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在华50年）

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在华50年）回到美国，他有很长一段时间不适应，身份角色面临着重新调整：没有了熟悉的中国小伙伴，不能说自己“家乡”杭州方言，吃不到“老家”杭帮菜……他操着一口并不流利的美国英语，以及时不时流露出来的中国式思维，在美国伙伴的眼里是个外国人。因此，少年时期的司徒雷登还一度遭到周围的偏见歧视。在司徒雷登11岁的时候，父母考虑他的教育问题，将他送回了美国弗吉尼亚州读书。对少年司徒雷登来说，美国反倒成了一个陌生的天地！司徒雷登（左三）和他的父亲母及三个弟弟的合影司徒雷登从小就是“非典型”的美国人——熟悉中国的生活，常常穿着中国人习惯的长袍，还学会了说一口流利的杭州话！儿时的他，到河坊街王润兴饭庄吃饭时，会用杭州话对伙计说：“件儿要瘦、肥了倒胃；木郎豆腐多放胡椒，要烧得入味；响铃儿要熬稍！”后来，他还学会了南京话、苏州话和上海话。在许多中国人眼里，司徒雷登虽然看外貌是个“洋人”，但说话、做事的方式，却是个地道的中国

在中国近代历史的舞台上，活跃着这样一个“非典型”美国人：

• 他有美国籍，却自幼在中国出生长大，中文一度说得比英语还好；
• 他是基督徒，却在中国从事大学教育，培养出大批中国本土的高材生；
• 他是个和平主义者，却被日本人关进集中营长达三年之久；
• 他一度想促成中美两国的和谈，最终却以遗憾的结局收场；
• 他的父母葬在了中国，他的妻子葬在了中国，他的骨灰最终也洒在了中国……

他是司徒雷登，一个大多数中国人听过名字，却一生都活在质疑和误解中的人。

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美国却成了“外国人”

1860年，一对年轻的美国夫妇随船跨越整个太平洋，从各方势力纠缠的美国，来到了百废待兴的中国。他们在杭州港口上岸，身上带有一个当时为人们所熟知的身份：传教士。

丈夫名叫约翰，祖上出身于苏格兰的名门望族。妻子玛丽在中国创办了一所女子学校，倡导西式教育，不仅免除学费，还提供食宿，要求女生不许缠足，不许包办婚姻。16年后的盛夏，传教士夫妇在杭州弄堂里迎来了他们的儿子，取名“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左三）和他的父亲母及三个弟弟的合影

司徒雷登从小就是“非典型”的美国人——熟悉中国的生活，常常穿着中国人习惯的长袍，还学会了说一口流利的杭州话！儿时的他，到河坊街王润兴饭庄吃饭时，会用杭州话对伙计说：“件儿要瘦、肥了倒胃；木郎豆腐多放胡椒，要烧得入味；响铃儿要熬稍！”后来，他还学会了南京话、苏州话和上海话。

在许多中国人眼里，司徒雷登虽然看外貌是个“洋人”，但说话、做事的方式，却是个地道的中国人。事实上，他自己也这么认为，他一直把中国当作自己真正的故乡。他的晚年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多于美国人。”

在司徒雷登11岁的时候，父母考虑他的教育问题，将他送回了美国弗吉尼亚州读书。对少年司徒雷登来说，美国反倒成了一个陌生的天地！

回到美国，他有很长一段时间不适应，身份角色面临着重新调整：没有了熟悉的中国小伙伴，不能说自己“家乡”杭州方言，吃不到“老家”杭帮菜……他操着一口并不流利的美国英语，以及时不时流露出来的中国式思维，在美国伙伴的眼里是个外国人。因此，少年时期的司徒雷登还一度遭到周围的偏见歧视。

好在司徒雷登生性要强，经过短暂的调整后，司徒雷登终于在“异域他乡”美国扎了根。他刻苦学习，学业优异，考取了汉普顿·悉尼学院，这所著名的学院，曾经输送了成千上万的优秀毕业生，包括数百名政界和教育界人士，还培养出了美国第九届总统威廉，可谓是美国的名校。

照理说，司徒雷登在美国已经获得了良好的上升通道，日后完全可以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可是，毕业后不久，他却做了一个常人难以理解的决定：回到自己心中的故乡——中国去！因为，那里才有自己熟悉的记忆。

燕京大学的“外国校长”，中国高等教育的奠基者

1904年，司徒雷登带着新婚妻子回到杭州，担任了一段时间的传教士，不久之后，他的儿子杰克也在杭州出生了，可谓是传承父辈的衣钵，一家三口都是“在中国定居的美国人”。

1908年是司徒雷登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北京的两所教会大学决定合并，但是合并后的管理非常混乱，一直没有满意的校长，双方在校长人选上的分歧很大，后来便达成妥协方案：准备选取一位“局外人”来担任校长，这样与两所学校都没有太多的瓜葛，能更顺利地运营新学校。

人们纷纷推举司徒雷登，大家对他的评价非常高。当时的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协会副总干事布鲁克曼就这样评价他：

以司徒雷登的才能，足以出掌任何教育机构。他出生在中国，此为其他同行所望尘莫及。他中文与英文都运用自如，而且深谙中国文学，可称一时无两。他的心灵也属难得的品质。我相信他举世无仇敌，在未来的大学里能调和中外，折衷新旧思想，我不作第二人选。

于是，司徒雷登怀着对教育事业的热爱，答应担任校长一职。此时的他风华正茂，希望在中国大地上能做出一番事业来。基于对中国历史的了解，他为这所新大学取名为“燕京大学”，名字源自于北京曾是中国古代时燕国的首都，非常富有古韵，中国的老师和学生们对校名也非常满意。

可是，当司徒雷登走马上任时，才发现，现实的窘迫远远胜过了理想的期望！

“大学校长”这个名头听上去很有荣誉，可是当他来到学校时，目之所及尽是“一穷二白”：只有五间教室、三排宿舍、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间图书室、一间教员办公室，当时的校址在北京东城的盔甲厂，学生也只有区区几十个人，甚至不如一所中学。

这简直是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司徒雷登差点就想要放弃了，压力让他感到棘手，最要命的是经费困难。由于这所大学是教会性质，建校初期没有政府资助，只能靠私人捐助。

经过一番挣扎，司徒雷登还是咬着牙，接下了燕京大学校长一职。他依靠自己曾经在教会、以及在美国的人脉关系，四处求人，到处募捐。从1922年起，他15年内往返了美国多达10次，每次都是为了给学校筹款。

在司徒雷登的不懈努力下，渐渐地争取到了中美两国民间机构的不少捐款，其中包括美国的霍尔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这样财力雄厚组织的资助，甚至其中一次就募集到了150万美元——这在当时足以买下10个王府。

经费问题解决后，司徒雷登决定给学校选了一个新的地址，进行扩建。在周末时间，他就和同事们骑着小毛驴、或自行车，寻遍北京的周边，不久后，在北京城的郊区，找到了清华园西边的一块地，这里曾经是清代某个王爷废弃的园地，后来流转到陕西督军陈树藩的手中。为此，他专门到陕西会见了军阀陈树藩，陈树藩对建校很感兴趣，以6万大洋将地产卖给了燕京大学，并把其中三分之一捐作奖学金，这一块地有40公顷，再加上陆续又在附近买进的其他荒废园地，使燕京大学的总面积达到原来的数倍之多。

1921年，司徒雷登聘请了著名建筑设计师墨菲，对新校区进行总体规划，融合了中西文化，建造了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环境最优美的一所校园。司徒雷登为此自豪地宣称：“凡是来访者，无不称赞燕京大学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它有助于加深学生对这个学校及其国际主义理想的感情。”

在司徒雷登担任校长的十多年的时间里，燕京大学的学术水平蒸蒸日上，甚至跻身“世界知名大学”之列。

虽然当时的中国还处在军阀割据的混乱时期，可是燕园内部却是济济一堂、名师云集：钱穆、冯友兰、顾颉刚、吴文藻，周作人、胡适，俞平伯、萧公权等知名大家，这其中的任何一位的学问见识，都足以令后来的学者仰望。

细数燕京大学历届的注册学生数量，不到区区一万人，但是，从这里走出了42名中国科学院院士，11名中国工程院院士，像费孝通、雷洁琼、冰心、侯仁之都是燕京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在二战时，中国驻世界各大城市的新闻特派员，有高达90%的比例都是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学生。

无助孤独的政客，晚景惨淡的病人

燕京大学开办期间，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水深火热的形势之中，日本咄咄野心侵略中国，中国内部军阀也在混战，党派之间分裂不止。

身处燕大校园的师生们，自然是不可能清静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学生们纷纷上街游行，抗议日本侵略。司徒雷登作为一个在中国生活过几十年的人，非常支持学生们的举动，并亲自带领燕大的师生上街游行，在队伍最前方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如果你看过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一定对“司徒雷登大使”的名字并不陌生。学生们的游行抗议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逮捕，于是有人抬出了燕大校长司徒雷登的身份，警察们守了一整夜都不敢轻举妄动。

然而，随着时局越来越糟，日本继侵略中国之后，又偷袭了珍珠港，向美国开战。不久，日军军队占领了燕大校园，并拘押了身为校长的司徒雷登。此后，他被囚禁在日军的监狱里，与世隔绝，坐牢时间长达三年之久，直到日本投降，才重获自由。

此时的司徒雷登，已经是两鬓斑白，垂垂老矣。而此时的中国内部冲突不断——1945年，解放战争一触即发，美国政府处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希望停止纠纷，进行调停。

美国政坛对中国缺乏了解，调停人选迟迟定不下来，于是人们想起了刚出狱的司徒雷登——他虽然是个外交“生手”，但是却熟悉中国人的思维作风，有着在中国长期的生活经验，而且作为大学校长“桃李满天下”，他是最能被各阶层人士所接受的美国人了。

就这样，司徒雷登“临危受命”，被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于1947年7月在南京履职。虽然此时的他已是近70岁高龄，但他依旧充满理想主义色彩，试图以自己之力促成中国的和平，他曾这样说：

我之参与若存一线希望，促使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组成联合政府及统一的军队，以结束此场耗竭民力、自相残杀之内战，我即不惜代价，全力以赴。

但是，时局的混乱以及各方势力的裹挟，根本不是司徒雷登所能左右得了的——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并不听他的，美国政府也偏袒国民政府，他作为大使，又不得不服从美国政府的决策——他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最终，不可避免的，中国内战全面爆发。

司徒雷登痛责自己失职，在日记里写道：“我辜负了中国人民对我的信任。我未能说服任何一方为达成协议而作出让步……”到了1949年的4月，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国民政府已经濒临崩溃，官员们纷纷难逃，而司徒雷登仍然独自一人留在南京，他想尽自己最后的努力解决好中美关系，这对世界和平是一大贡献。

只是最终，司徒雷登还是迫于美国当局的压力离开了中国。没有立下任何功劳的他，被美国政府解除职务，自己的理想主义色彩也淡去：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夹起皮包走路。”

回到美国后，仅仅3个月，司徒雷登就一病不起，严重的中风后遗症使他一直在轮椅和病榻上挣扎，度过了人生最后的时光。

司徒雷登的晚年，身边没有亲人相伴，他的妻子在二十年前就已经病逝于北京，唯一的儿子也不在身边。他的生活起居，完全依赖私人秘书、也是他的中国学生——傅泾波与一家人照料。在近半个世纪的时光里，两人亦师亦友、情同父子。

1962年9月19日，司徒雷登在美国华盛顿黯然离世，终年86岁。弥留之际的他立下的两个遗愿都和中国有关：一是将周恩来送给他的明代彩绘花瓶还给中国；二是将自己的骨灰运回中国，安葬在燕园妻子的墓旁。

司徒雷登直到去世，都心心念念想着回到中国，只是，因为当时中美断交，他的遗愿未能得到及时完成。时光流逝，人世辗转，一直到了1986年，经批准北大校务委员会同意将司徒雷登的骨灰以原燕京大学校长名义，安葬于燕园临湖轩。不料，却遭到了多人的联名反对，事情不得不搁置。

直到2008年，在杭州的欢迎之下，司徒雷登的骨灰被葬于杭州半山安贤园。杭州，是他自幼长大的地方，是他精神上真正的故乡，也算是在天之灵最好的慰藉。

写在最后

回望司徒雷登的一生，与中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可以说，他是近代史中最像中国人的一位外国人。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到：

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以中国为家，精神上的缕缕纽带把我与那个伟大的国家、及其伟大的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著名的文学志士闻一多先生曾在《最后一次演讲》中这样评价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懂得中国人民的需求的。”

百年已过，人世沧桑，司徒雷登晚年希望为中美和谈付诸努力，但终究难以抵御时代的洪流，留下巨大遗憾，凄凉结局，令人唏嘘。但他最终魂归中国，回到了他曾经魂牵梦绕的土地，与他的妻子、父亲、母亲一同在中国安息。

我是@文哲致思，永怀赤子之心，带你重新认识历史中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