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一本毕业后北漂的故事：我的30岁因为学历高

普通一本毕业后北漂的故事：我的30岁因为学历高30岁那年我有了儿子，取名为“陈都”。客观来说，想到北京来工作还因为我那排行老七的最小的舅舅，他曾经在北京的一家以数字为代码的无线电厂工作，我们都知道它是保密的。遗憾的是他没有活过30岁，因为那一年他回家乡探亲，家里给他说了一门亲事，可是，他在我外公外婆家一觉睡过去，就没有醒来，成为我们家族众人心中的痛。因此，我能到北京来好像是命里要填补我小舅舅在北京的一个空缺，也是完成了家族对于北京梦想的接续。我之所以能来北京是为了完成中宣部60卷的《中国美术全集》的编辑工作。我是自愿而又积极争取来北京的，当年还有分配制度，还没有分配难的问题。我非常希望能够换换曾经在南京读书七年的感觉，让北京与南京的感觉在对比中而成为一种心安理得的历史传承。那时候的北总布胡同周边基本上还保留了过去的样子，而人美大门对面的右前方就是著名的“火烧赵家楼”的遗址，当时是空军招待所。30年前一听“赵家楼”的名字就感觉到是一种震

陈履生

陈履生

我30岁那年是1986年。按老理说应该是而立之年，可是，什么也没有立，分配到了北京，成了体制内的北漂。这一年开始时，我从南京艺术学院分配到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才有几个月的时间，因为我获得了当是比较稀罕的硕士学位，而当时还没有博士学位，好像连听都没听说过。所以，凭着这个人民美术出版社当时的最高学历，我分到了离出版社不远的东堂子胡同人美地下室招待所内的一间只有3平米的房间，后来成为书法家协会主席的沈鹏先生就住在我的楼上。而与我同年分来的，有中央美术学院的两位连年系的本科毕业生，这合住一间比我大的房间，其中有后来小有声名的李老十。

到了人民美术出版社，显现了我读书的重要性。读书改变命运，那真是因此而改变了命运。如果我没有努力去读书，那就不可能分到北京。那时候的人民美术出版社在北总布胡同32号，这是当年徐悲鸿所在的国立艺专的旧址，而中央美院的那些教授们大都住在离此往北不远的大雅宝胡同甲2号。因此，老同志会告诉我，院内哪一栋楼是教学楼，某一栋楼是宿舍，而大门内北侧的那一栋比较大的西式平方，是徐悲鸿先生的住宅。我们每天都从此门口走过，都怀有敬意。那栋房子当时住的是人民美术出版社的邵宇社长，一位新四军的美术家。

那时候的北总布胡同周边基本上还保留了过去的样子，而人美大门对面的右前方就是著名的“火烧赵家楼”的遗址，当时是空军招待所。30年前一听“赵家楼”的名字就感觉到是一种震撼，感觉到是一种历史的警醒。所以，能在这样的周边工作和生活，应该是感到非常自豪的。虽然从江苏扬中那个江洲小岛来到首都，举目无亲，也没有老师和同学，但还是有“祖国处处有亲人”的感觉。那时的感觉是能够有今天有当下，确实很荣幸，很感恩改革开放。

30岁那年的南小街还没有拓宽，基本上是原来的样子，还能够看到民国时期的商业趣味以及建筑上的一些特色，同时还夹杂着新中国改造的痕迹。南小街实际上并不是很小的一条街，由南一直往北延伸，而南面穿过长安街就正对着北京站。北京站作为十大建筑之一，气势雄伟。我从南京到北京就是在这里下站而步行到人美。之后每天都能在办公室内听到北京站到点敲钟的声音。那个时候真没想到30年间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当所谓的新北京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只能感叹过去的很多所见只是在记忆之中。而过去记忆中的很多房子都不见了，最典型的是南小街拓宽了，沿街的旧房子基本上都拆了。

在那个时光中，我的老同事中有许多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既有国立艺专的，也有苏州美专，还有其他院校的，当然以中央美院的为最多。有许多是大名鼎鼎，如雷贯耳。至今都记得他们的派头和温良。

我之所以能来北京是为了完成中宣部60卷的《中国美术全集》的编辑工作。我是自愿而又积极争取来北京的，当年还有分配制度，还没有分配难的问题。我非常希望能够换换曾经在南京读书七年的感觉，让北京与南京的感觉在对比中而成为一种心安理得的历史传承。

30岁那年我有了儿子，取名为“陈都”。客观来说，想到北京来工作还因为我那排行老七的最小的舅舅，他曾经在北京的一家以数字为代码的无线电厂工作，我们都知道它是保密的。遗憾的是他没有活过30岁，因为那一年他回家乡探亲，家里给他说了一门亲事，可是，他在我外公外婆家一觉睡过去，就没有醒来，成为我们家族众人心中的痛。因此，我能到北京来好像是命里要填补我小舅舅在北京的一个空缺，也是完成了家族对于北京梦想的接续。

30岁那年有了工作，还有了儿子。显然，儿子也带来了生活中的很大变化。那个时候我们普遍的生活水准都很低，有了孩子之后会对生活提出新的要求，就多了家庭保障的诸多考虑。因此，我一方面努力去做好编辑工作，编好书，同时，要努力的去学习，研究新的知识和新的问题。

显然，那个时候的状况和今天是不可同日而语，那个时候我们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同事以及社会对于一些问题的看法有旧有新，尤其是新的艺术思潮和西方现代主义开始进入到我们的艺术观念之中。

我30岁这样一个光景，让我想到了很多人的30岁，因为那个年代中的30岁的人还是按部就班，不像现在有很多年轻的教授，年轻的导师等等。那时候身边的人好像大致状况差不多，也没有太大的贫富悬殊。而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因为积攒了很多过去的矛盾，往往会反映到工作之中，30岁的我也是“忍”字当头。

30年前我来北京，提了一个红色的塑料行李箱和铺盖行李，这个箱子在南京跟了我7年；还有两纸箱的书，另外，把我在南京读书时候骑的自行车通过火车托运到了北京。我全部的家当也就是我在3平米小屋中的所有，书则放到了办公室。

那间小屋应该说是比较温馨的，因为它非常的紧凑，紧凑到难以转身。床底下还藏有一个电炉，周末的时候可以改善一下伙食。而孩子来北京之后就没法生活。

作为早期的北漂，当年漂在北京的感觉以及生活的窘迫和今天的30岁的人可能差不多，但情形却全然而不同。我们那个时候的机会比较少，有多大的本事也要靠自己的劳力。因此，那时候人美出版发行书签，六张一套，到了周末，人美的院子里都是推自行车拉散页的人群，很像赶集。大家会把这些称为“小叶子”的包拿回家，然后，把不同的六张分成一个套装，并装在塑料口袋里。社里会给分装的费用。这是当时补贴家用的唯一福利。比我有名的或者是比我年长的，人人都是如此，包括一些著名的画家，他们也是这样，因为这是体现平等和组织关怀的一种福利。

留存在记忆中的30岁，一切都那么淳朴，一切都感觉到就在眼前。时光慢慢的过去了，周围的房子都拆了，老国立艺专的痕迹荡然无存，而建国门内眼看着一栋栋高楼拔起，从1987年国际饭店落成之后，社科院、海关、长安大戏院、中粮广场等相继出现，完全改变了过去的感觉。我在30岁加快了学术发展的步伐，也在不断的努力中调整专业的方向。我见证了改革开放的成果，同时还在记忆中保留了30年前的所有。

陈履生

作者简介：

陈履生，1985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获硕士学位。历任人民美术出版社古典美术编辑室主任，中国画研究院研究部主任，中国美术馆学术一部主任，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2011-2016）。现任中国汉画学会会长，西安美术学院新中国美术研究所所长，吉林艺术学院20世纪中国美术研究所所长。兼任南京艺术学院、上海美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吉林艺术学院、湖北大学、澳门城市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客座教授。建有“陈履生美术馆”（常州）和“油灯博物馆”（扬中、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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