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读书人的风骨和责任，第三本对空言说第三章
当代读书人的风骨和责任，第三本对空言说第三章Thursday，Jan 11the Air Vol.speakinginto
craftmanship
加入学霸圈，To Be a SCUer
对空言说· 彼得斯
05
Vol.
speaking
into
the Air
Thursday，Jan 11
2018
在第二章中作者提到，在第三章讲要说明，交流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一个考虑如何打磨自己的思想工具，使它们能更加精确地运输精神内容的问题，而是一个考虑如何去建设一个人们能够公正参与于其中的、充满爱心的生存环境的问题。彼得斯认为，交流的问题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它涉及接近和机会的可获得性，而不是一个心理学或语义学的问题，后者仅仅涉及如何使媒体更加纯粹透明。
类似于前述招魂术传统，黑格尔将“精神”（spirit/geist）置于交流的核心位置。但与招魂术不同的是，黑格尔笔下的“精神”总是有形的，而且带有悲剧性的冲突。与招魂术传统相反，黑格尔及其叛逆的弟子卡尔·马克思和克尔凯郭尔认为，有形的肉身是不可化约的，自我有双重维度，意义具有公共性。他们感兴趣的问题是：首先，自我的产生如何可能？它的产生需要哪些客观条件？与招魂术从业者相比，他们更关注主体间关系中存在的病理、权力和扭曲。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如果可能，需要具备哪些条件？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比后来大多数思想家深刻得多。他们就自我、符号和世界提出了多种视角，这些视角能让我们对“交流的现代意涵”进行重新思考。
一、黑格尔的交流观：“承认”
二、作为媒介的货币：马克思vs. 洛克
三、克尔凯郭尔的交流观：“匿名”
一、黑格尔的交流观：“承认”
追求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调和，是黑格尔成熟体系的——尤其是他的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体系的——“第一推动力”。这种追求也贯穿于黑格尔终身的思想发展过程。黑格尔深受《斐德罗篇》和《会饮篇》的影响；他的爱欲原则至少可以部分地追溯到柏拉图的这两篇著作。
用黑格尔自己的话说，他的整个体系的目的就是交流，这里的交流并非指信息共享，而具有更加丰富的意涵，它指人类共同建立一个自由世界的整个过程。
黑格尔是哲学上的一个分水岭。黑格尔之前的哲学，从笛卡尔到费希特，关注的是主体性；而黑格尔之后的哲学关注的则是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
黑格尔与奥古斯丁不同，他认为我们不能将手段和目的分离。知识之路需要我们一一走过，脚踏实地的去全部完成，试图走捷径就会导致我们丧失智慧。知识的最高境界不在于消除一切表象。
黑格尔还认为，交流的同时既是主体问题也是客体问题。交流的目的不是为了使一个主体和另一个主体融合，而是要建立一系列历史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主体在客观上变得可能。
“交流”常常不是指精神内容在人与人之间的穿梭，它是一个世界存在的基础。对黑格尔而言，交流并非一种让两个心灵和谐相处的心理学任务，而是一个政治和历史问题；它要建立条件，使有着自我意识的个体之间的互相认可成为可能。这里所涉及的问题是要调和主体与其所处其中的世界之间的关系、主体与自己以及与他人的关系。再一次，从广泛意义而言，交流的问题又变成了一个爱欲问题。既克服彼此的差异，又珍惜彼此的差异，这样才能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承认。
二、作为媒介的货币：马克思vs. 洛克
马克思作品的核心中有一种明显的交流视野；如果我们将其作为一种对资本主义病态作出的隐性诊断看待，马克思作品中的交流特征就会非常明显。和黑格尔一样，马克思并不认为交流是不同灵魂之间的接触。他给“精神”下的定义不是非人性或超人性的，而是具有鲜明的反神学的人本特征。
黑格尔，以及在此之前的柏拉图，都对此视野作了明确的阐述——交流是不同的个性在爱欲中实现的充分分配。而马克思将黑格尔的交流定义做了引申和修改，指出：交流是不同的个性在劳动中实现的充分分配。
洛克认为交流是个体用外在的语词契合内心的思想。但和黑格尔一样，马克思认为洛克的观点站不住脚。马克思认为，个体所具有的个性是个体参与集体生活后的后果，而不是参与集体生活的出发点。马克思对颠倒的货币和商品世界进行的分析预示了后来出现的很多思想。
货币实际上也是一种媒介——它不仅是交换的媒介，而且是表征的媒介。货币具有象征功能、价值储存功能以及其他一些精神品质，洛克和马克思对此都表现出急切而浓厚的兴趣。因此，比较两者的观点，可以使我们重温撒播鱼对话两种交流视角之间的差别。
三、克尔凯郭尔的交流观：“匿名”
克尔凯郭尔坚持认为，悖论不可避免。马克思和克尔凯郭尔之间的之间的主要差别，是他们在“个人身体的韧性”这一问题上有不同立场。
对克尔凯郭尔来说，个人与现实是不可通约的。客观世界和个人主体之间永远无法协调——两者之间的虚空是人类命运不可或缺的结构性组成。
一切整体性都不能消钝人类所面临的“有限性”带来的尖锐锋芒。
对当时正在兴起的媒介世界，克尔凯郭尔很少予以直接描写。在他1855年去世时，他只微微浅尝到了电力通信的奇异世界。不过，和马克思一样，他敏锐地看到了他那个时代中各种颠倒的社会关系，看到了现代社会的人们必须应对的，发生在视听方式和存在方式中的各种变化。
对他而言，交流与其说是一个“如何更好地理解”的问题，不如说是个“如何策略性地进行误解”的问题。
文 | paramita
图 | 网络
编辑 | parami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