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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门读民办大学:消失在二本学校的寒门学子们

寒门读民办大学:消失在二本学校的寒门学子们但每个字都狠狠地砸在我的泪点上。”“他们的讲述平静、克制,毫不煽情,她采访了上百个学生,集结成新书《我教过的苦孩子》,受到各大媒体的争相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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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不惑》中出生平凡的姜小果,毕业离开校园

东北作家艾苓,

在黑龙江绥化学院任教近二十年。

从2017年开始,

她采访了上百个学生,

集结成新书《我教过的苦孩子》,

受到各大媒体的争相报道,

“他们的讲述平静、克制,毫不煽情,

但每个字都狠狠地砸在我的泪点上。”

绥化学院是一所地处偏远的二本院校,

超过30%的学生来自中西部地区的贫困家庭,

担负着改变全家人命运的使命。

出了校园才发现,

面对学历贬值、就业困难,

他们是最脆弱的一群人。

一条专访了艾苓,

聊了聊这群最难实现阶层跃迁的年轻人们,

横跨二十年的变化。

以下是她的讲述。

自述:艾苓

编辑:鲁雨涵

责编:倪楚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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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常说,绥化学院是高等教育的神经末梢。

受过高等教育的家长,在帮孩子选择院校的时候,可能都会略过绥化学院。

所以来绥化学院的学生,往往是没有选择的人:高考分数线刚刚能上二本,选择大城市的学校很有可能滑档,但家里的经济情况又支撑不了他们再复读,他们就只好来这里,好歹还是个二本院校。

在绥化学院,贫困生占到了超过30%的比例。在我教过的学生里,50%左右的学生需要靠助学贷款和打工完成学业。有人到毕业都没有拿到毕业证,因为学费没交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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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苓坚持在各类出席的场合宣传母校

在社会上,他们又是隐形的。

大家关注的是寒门贵子,考入北大清华,一下子就成为大家瞩目的对象。毕业之后,名校就成了他求职的一个标签,他就很容易完成一个华丽的转身,实现鱼跃龙门。

但那些寒门贵子只是贫困生中极少数的人。更多的贫困生是集中在二本院校,特别是我们这类的边远省份的二本院校中。研究这个群体,神经末梢更有代表性。

我毕业于绥化学院的前身——绥化师范专科学校。2005年又回到这里任教,在这里度过了近20年。

我从2016年开始关注绥化学院的贫困学生。最早在我的QQ空间和微博上发布了一个调查问卷,后来调查逐渐扩大,请学校团委的老师帮我发放问卷,动员身边的同事帮我寻找贫困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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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苓和她的学生

最后书里面一共呈现了56个学生的故事,按毕业时间划分成了2000年-2010年和2011年-2020年两个阶段。

为什么选择2000年作为走访的第一届学生,有两个关键的时间节点:1999年大学扩招,2000年取消了工作分配制度。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在的教育内卷就开始于2000年。

这两个政策对绥化学院的贫困学生影响是最大的。

光是考入绥化学院,他们已经拼尽全力。但是进入社会之后,学历没有足够的竞争力,家庭又无法给他们的未来提供帮助。那么高等教育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改变他们的命运?这是我想研究和探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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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合伙人中》90年代的大学课堂

绥化位于黑龙江的中部,距离哈尔滨大概100公里,发展速度相对缓慢。

我经常想象我的学生来绥化报道的场景,没有高铁,只能坐绿皮火车,走下绿皮火车的铁台阶,拉着行李箱经过水泥天桥,走在凸凹不平的地面砖上,他们会是什么样的感受?

每年开学的时候,都能看到一些新生心不甘情不愿的。他们觉得自己是高考的失意者,抱怨学校,抱怨环境,甚至到了学校就跟家长说想重读,这种心态会持续一段时间。1985年我入校的时候如此,现在依然如此。

新生入学后,我总会和他们说:我们学校的图书馆藏书有限,但你一辈子都读不完。学校给你提供的是成长的平台,你现在要做的不是抱怨,而是抓紧时间成长,要不然又会被人家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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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绥化师范专科学校的校门,艾苓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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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化学院汇文楼,也是艾苓工作的地方

最近几年,绥化学院的定位是应用型大学。因为名气不够,所以我们更注重应用教育,希望学生们至少能靠技术找到对口的岗位。

毕业之后,大多数贫困生会选择找份稳定的工作,或者在离家近的地方考一个公务员。为了帮助这些学生,文学院专门开了一门“申论写作课”,我讲了好几年,教他们考公务员时该怎么答申论试题。

2014年之后,网络与新媒体专业的第一批学生进来了。他们往往很早就接触互联网,敢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毕业后的目标都是去省会以上的大城市,互联网大厂,做新媒体运营。

他们需要的不是文学写作,也不是申论写作,需要的是文案写作,我给他们讲的是“新媒体文案写作”。

即便如此,有些贫困生从绥化学院出来,还是要从非常基层做起。有人卖过服装,有人卖过保险,参加婚礼的时候,我见到我的学生在做司仪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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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苓的一位贫困学生,上学期间曾去做支教老师,培养出了七八位大学生

跟别人不一样,他们需要摸爬滚打一段时间,偶然抓住一个机遇,可能就闯出来了。

有一位2007届的计算机学院毕业生,他是家里的老七,上面有五个姐姐、一个哥哥。初中毕业后出去打工,修过铁路,当过工人,做过厨师。后来自学参加高考,上学的时候已经25岁了。

毕业之后他因为年纪大,找不到工作。最后他都放弃了,去了一家手机电池企业,打算当流水线工人。结果人事部一看他是学计算机的,正好电脑维修岗位空缺,就让他去了。他一开始也不会,遇到问题只能上网查,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最后成了公司的网络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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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化学院冬天的理综楼

除了学习,大多数贫困生的校园生活是很单调的。别人家的孩子有时间享受娱乐、参加社团,他们在消费上谨小慎微,业余时间考虑的都是怎么赚钱。

很多年前,我的确在绥化街头见过,在繁华的商店门口,这些孩子举着牌子求职。他们都不会发传单,因为发传单需要成本,做一个牌子成本更低。后来不一样,兼职渠道多了,可能就是在网上论坛发帖,微信群,QQ群,也有人专门做家教中介,帮找家教的人牵线。

只有两个女生在访谈的时候,谈到自己读大学期间的旅游经历,其中一个坐绿皮火车,住青年旅社,看不收门票的风景。和其他贫困生相比,她的内心明显强大很多。

她的目标是“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不能一直像蚂蚁,那太辛苦了,也不能一直做蝴蝶,她没有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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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不惑》描写了应届毕业生之间的“学历鄙视链”

我采访的学生,毕业最久的都有十几、二十年了。这么长的时间,足以让一个人有很大的跃升空间。但是可以肯定的说,没有人大富大贵。

比如一对小夫妻,都是2010届的毕业生。男生已经是副处级干部,女生在一家事业单位。两人已经买了两套房子,一套学区房自己住,还有一套给父母住,还买了车。

有一个记者看了他们的故事,跟我说,感觉前十年毕业的学生都进入到了中产。我说不是中产,只能说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他们终于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

中产应该有一个特点是“从容”,是吧?但是女生从来不敢逛街,不敢旅游,不去美容院,他们买房买车的钱都是这样硬攒下来的,你能说他们是中产吗?

这个男生的父母在他小时候就先后去世,兄弟姐妹4个人一直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他是家里唯一一个上大学的。上大学期间,为了攒生活费和还助学贷款,他还要做家教、服务员,甚至收废品。

女生家里姐妹三个,她是老大,她爸爸修电器供她们三个上大学。

毕业的时候,男生考了离家较近城市的公务员。女生考研和事业单位考试都通过了,她想读研,但妹妹还在上大学,她不想给爸妈增加负担,就选择了去工作。因为穷,他们更明白需要自己奋斗,工作都特别拼。

有这样的经历,他们可能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学会从容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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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中出身贫寒的陈孝正

哪怕自己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改善,他们还要考虑父母的养老问题,子女的教育问题,这就是他们不可避免的宿命。

这些贫困生大多不是独生子女。早些年扶贫助困还不那么普及的时候,家里只供得起一个孩子读书,他们上学都要先经过家庭的“筛选”,只有男孩子和成绩特别好的女孩子才有机会读书。

这些年扶贫助困确实解决了这些家庭的困难,至少女孩子不会被筛选出局。

一个广西的女孩子,她们家姐妹三个人,她是老大,在读大学,一个妹妹在读高中,另一个妹妹在读初中,三个人都在享受国家的助学金。如果没有助学金,她父母是不可能供得起三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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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穷人家的教育投资就是押宝。

把家庭改变命运的机会,押在一个最聪明的孩子身上,他最有希望考大学,那好了,全家所有的资源都用在他身上。

我的爱人就是1980年代绥化学院的贫困生,典型的“凤凰男”。我们结婚几年之后,到处凑钱在县城买了一个最便宜的房子,看中它就是因为它有独立的厨房和两个卧室。

买房之后,我爱人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他的父母和妹妹接过来住,他妹妹学技术、找工作都要我们帮忙。后来妹妹结婚搬了出去,六口之家变成五口之家,还经常有亲戚来家里住。这大概是贫困毕业生家庭生活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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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青春》中的招聘会现场

2010年之前毕业的同学,成长周期更长,你感觉他们的结尾基本上都是阳光明媚,至少是满怀希望的。到了2010年以后毕业的学生,你能看到更多的苦痛和挣扎。

求职,递上简历的时候,首先就要进行解释,绥化学院在哪?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

有一个2018年毕业的男孩子,财务管理专业的,面试一家上海的公司,总监翻了下他的简历,问他,你当初怎么不上一个正经点的学校?但她不知道的是,这个男孩为了上绥化学院,还复读了一年。复读费用是他爸爸在工地上扛钢管,从早晨四点干到夜里十一点攒下来的。

这种误解在后十年的学生身上更集中。大家看到的名校毕业生一届比一届多,一年比一年多。贫困毕业生没有人脉资源,没有名校光环,实现阶层跃迁的难度也在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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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我们》中来自小城的见清买不起房

很多人的心态因此发生了变化。

有一个95后的女孩,上大学的时候雄心壮志,要当职业白领,月入过万,出人头地;工作没几年,就意识到自己注定平凡,能周末双休、不加班就已经很好了。混得好,就对父母好一点;混得不太好,就尽量不给父母添堵。

另一个同学认识得比较深刻。他说实现阶层的跨越,不是一代人的事儿。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在我们这个阶层做到最好。

他2014年从绥化学院毕业,做了北漂,在教培机构工作。住过月租600元的地下室,从早上8点工作到晚上10点,每年出差200多天。虽然工作很努力,领导也重用他,但是工资的增幅赶不上房价,他越来越不可能买得起北京的房子。

直到2017年查出了糖尿病,他决定离开北京,放慢一点生活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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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迹·笨小孩》讲述了一群在深圳的打工人努力创业的故事

自由职业、自主创业,开始被他们接受了。

放在前十年,创业更多是无奈的选择,我没有什么办法了,才自谋职业。等到后十年,就成了一种主动的选择,从大学开始做准备,毕业后短暂打工是为了成长,将来我一定要自己创业,这个意识越来越明确。

我采访的一对95后小夫妻,是网络与新媒体专业的大学同学,都来自贫困家庭。男孩子特别有目标,大学就开始做个人公众号,做视频,赚的钱再买设备,计划以后开自己的新媒体工作室。

毕业之后他们每年都会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2019年的目标是存款15万元,2020年是在呼和浩特买房和开始做副业;2021年是利用副业赚钱,每一个都实现了。

今年春节我采访他们的时候,他们还在北漂,一边工作,一边学插画和写作。2022年春节之后,因为疫情的缘故,男生放弃了留在上海B站工作的机会,两个人义无反顾回到了他们给自己买婚房的地方——呼和浩特,成了创业者,注册了自己的小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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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不惑》女主姜小果毕业离开校园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后十年毕业的学生里面,选择去北上广深的人,已经有一部分开始外流。

大城市让他们成长,但是在过程中受到的挤压,到了难以承受的时候,他们也主动选择离开。

我教过的一个女孩,当年读书的时候,她就觉得绥化挺好的,因为她来自黑龙江北部更偏远的县城。2013年毕业后,她去了深圳,她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只能做文员、文案、人力资源这类工作,一个月的收入刨除地铁和住宿,几乎不剩什么。深圳的房子和她是没有关系的,在深圳待下去,她看不到未来。

她姐姐和她说,哪怕不待在深圳,至少去哈尔滨,去省会城市。但她觉得反正要离开了,还不如回到自己最熟悉的地方,现在在绥化当辅导老师。

之前在深圳,她看到很多孕妇挤地铁,当了妈妈的同事每天中午赶回家给孩子喂奶,孩子生病就要请假,三十多岁头发就白了,她决定要当丁克。回到绥化之后,去年她就当了妈妈。

她和我说,之前的使命感压得她抬不起头,现在反而解脱了。

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原来的标题叫《重回绥化》。后来我爱人说不合适,一点悬念都没有,应该是《逃离深圳》。它是一个人的故事,也是一群人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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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苓任教绥化学院后带出的第二届毕业生

我的书里面一共记录了56个学生,实际上我接触了超过200人。不仅包括贫困生,还有学生干部,特别是奖助学金的负责老师,从他们那里了解这群学生的生活。

这个群体最大的特点就是两个字:纠结。

既自尊又自卑,既希望别人了解他,又特别敏感。对别人来说不是问题的问题,到他那里就是大问题。别人无心说的一句话,到他那里就受伤了。

有一个男生跟我回忆,他有次和家境很好的同学一起逛超市,他印象中有钱人都是挥霍的,怕被对方看不起,他就买了100多块的零食。结果结账时,发现对方只花了50块钱,30多块买的是洗发水和沐浴露。同学问他为什么买这么多,他无言以对。

每年大一新生入学之后,都要先进行贫困生群体的认定,我作为班主任也参加过。那时的评选方式是“当众诉苦”,让学生走到讲台上,在全班面前讲述自己家庭的困难,同学和老师公开投票,根据票数确定人选和助学金的等级。

很多人在采访的过程中就和我说,他们特别排斥这种贫困生认定的方式。他们会用“家里有病人”、“遇到了天灾人祸”这样的字眼一笔带过,许多人讲着讲着就哭了。

有一个甘肃的女孩子和我说,她很反感这种评选方式。军训的时候,她和同学聊天,同学说现在的家庭,给孩子买iphone的钱还是有的。她听了就觉得,即便她把家里的事情摊开说,又有几个人能真正体会?

但是没办法,她妈妈在兰州做保洁,爸爸在内蒙古打工,供三个孩子读书。哪怕她拿个三等助学金,就可以帮爸妈省去很多烦恼,她只能硬着头皮上。

2016年之后,这种评选方式被教育部叫停了。后来的贫困生评定就更加保护个人隐私,尊重他们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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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的绥化学院,有落叶的跑道

经过二十年,我采访的人大部分已经完成了和解,能够接受自己贫困生的身份,愿意跟我分享他们的经历。

一部分毕业生我没有教过,仅仅因为我是绥化学院老师,就受到了他们的热烈欢迎,和我敞开了聊自己的伤痛。有一位校友带着他的妻子去客车站接我,我们去黑龙江的江边,在雨中散步。你就感觉到没有隔阂,没有栅栏,一步就跨越进去了。

但也有人还没有走出来,已经约好时间见面,半夜给我发了一条信息,说自己“太痛了”,暂时不能接受采访。我也非常理解。

应该说现在书里56个故事的主人公,他们是这个群体中更有勇气的人。

我想强调一点,“躺平”基本上不属于这个群体。你父母能让你啃老,你是可以躺平的,但他们只能选择奔跑。我听他们讲述自己的经历,都特别惊讶,总以为某个阶段他们就要被生活压垮了,最后都挺过来了。

所有人都对母校充满了感恩。也许他们还在挣扎,但如果没有读书,他们可能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这就是教育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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