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日本战犯不承认罪行：75年前他们参与了

东京审判日本战犯不承认罪行：75年前他们参与了高文彬是1946年5月赴东京的。因为东京审判适用英美法程序，对于任何疑犯均无罪推定，必须由检方提出充分证据，由法官认定后进行定罪量刑。同时，由于审判使用英文和日文，有大量的翻译工作需要进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于1946年4月利用回国举证的机会，赴上海招聘翻译人员。在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上海大律师刘世芳推荐下，高文彬应试成功，于5月15日与其他5人一起乘坐美国军用运输机飞往日本东京。高文彬前期工作是翻译，后期工作是中国检察官办公室秘书。虽然倪征（日奥）没有教过高文彬，但是后者在大学求学时，倪征（日奥）就是法学院教授，师生关系还是存在的。没有想到的是，两人的师生情缘，在东京法庭上又续上了，而且持续了半个世纪。高文彬生于1922年。1929年就读于私立澄衷中学（小学、初中），彼时倪征（日奥）已经获得了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学位，回到上海不久即被聘为东吴大学教授。1938

今年是审判日本战犯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组建75周年。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美、中、英、苏、法、澳、荷、加、新、菲、印十一国代表联合国，对在亚洲战场挑起战争和在战争中犯下广泛暴行的日本进行了审判。审判地点在东京，因此也被称为“东京审判”。这场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国际审判，是奠定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法律基石。在参与“东京审判”的17人中国团队中，倪征（日奥）和高文彬两位法学家的交往故事颇具有传奇色彩。

倪征（日奥）和高文彬，既是校友，又是师生，还曾经做过同事。两人自东京开始相熟，亦师亦友，共同的学术爱好使两人成为忘年交。一个甲子以来，高文彬对倪征（日奥），奉行“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古训，对倪先生极为尊重。而倪先生也很欣赏这位弟子，坚持“一时为师，一世为师”的信念，即使已过古稀，仍然爱生如子。这对师生情从校友情、走向战友情，最后发展成世纪情，两位法学家的交往堪称中国尊师爱徒的典范。

校友情

倪征（日奥）生于1906年，比高文彬年长16岁。虽然在东京才认识熟悉，但是，两人都是上海澄衷中学的校友。出生于吴江书香门第的倪征（日奥），从小就受到很好的传统文化的熏陶。1919年夏，倪征（日奥）考入上海私立澄衷中学。该校是1900年由富商、慈善家叶澄衷（原名叶成忠，宁波镇海县人）先生创办，初名澄衷蒙学堂，是上海第一所由国人开办的班级授课制学校。在澄衷中学读完二年级后，倪征（日奥）转学到沪江大学附中。1923年秋，因附中毕业考试名列榜首而免学费直升大学文科。二年级结束时，他转入东吴大学法学院课堂，开启了他三年的法科学习生涯。从此，他的一生，便和“法”字结下了不解之缘。1928年夏，倪征（日奥）从东吴大学和持志大学两个学校毕业。

高文彬生于1922年。1929年就读于私立澄衷中学（小学、初中），彼时倪征（日奥）已经获得了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学位，回到上海不久即被聘为东吴大学教授。1938年高文彬初中毕业时，倪征（日奥）已经在上海滩有不小的知名度了。高文彬于1938年9月至1941年7月就读东吴大学附属中学（高中）并毕业。同年秋，高文彬进入东吴大学法学院，开始学习法律。1945年夏，高文彬从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

1931年，倪征（日奥）学成归国，开始从事司法工作。他先在鄂森的律师事务所做兼职律师，同时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大夏大学、持志大学、中国公学四所大学兼课，讲授国际法、比较民法、法理学等课程。1941年12月日军占领上海租界，倪征（日奥）去了重庆，高文彬未能听到先生的课程，很遗憾两人失之交臂。自那之后，法学院分成两支继续发展：一支在1943年到1945年间，在盛振为的组织下于重庆重新开办，成立“东吴沪江联合法商学院”。倪征（日奥）到重庆后被任命为江津法院首席检察官；高文彬则与另一支留沪师生暂避租界内，以东吴法学院的谐音“董法记”名义恢复上课，“董法记”貌似商号名，由此避开了日伪的注意和迫害。直到1946年，两个分支再次合并，并搬回了昆山路146号。

“战友”情

虽然倪征（日奥）没有教过高文彬，但是后者在大学求学时，倪征（日奥）就是法学院教授，师生关系还是存在的。没有想到的是，两人的师生情缘，在东京法庭上又续上了，而且持续了半个世纪。

高文彬是1946年5月赴东京的。因为东京审判适用英美法程序，对于任何疑犯均无罪推定，必须由检方提出充分证据，由法官认定后进行定罪量刑。同时，由于审判使用英文和日文，有大量的翻译工作需要进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于1946年4月利用回国举证的机会，赴上海招聘翻译人员。在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上海大律师刘世芳推荐下，高文彬应试成功，于5月15日与其他5人一起乘坐美国军用运输机飞往日本东京。高文彬前期工作是翻译，后期工作是中国检察官办公室秘书。

倪征（日奥）是第二年2月才赴东京。晚去的主要原因是他1946年7月底才回国。当向哲濬10月自东京回国述职，得知倪征（日奥）已经归国的消息，马上向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点名要倪征（日奥）参与检察工作。倪征（日奥）在接受任命后，先在国内进行一段时间调查后才出发，在东京见到了高文彬。

倪征（日奥）作为中国检察官首席顾问，一到东京就马不停蹄地投入工作，夜以继日地阅读庭审记录，熟悉审讯的程序和特点。倪征（日奥）共有16天出庭发言，在48412页庭审记录中有306页出现了他的名字，是中国检查组出庭最多的一位。因此，倪征（日奥）对战犯犯罪证据的要求就非常多。高文彬作为秘书，也做了最大程度的配合。倪征（日奥）回忆说：“那个时候简直是饭都不想吃，就是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在团队成员的支持和帮助下，由倪征（日奥）担纲反诘的部分是中国检察组在东京法庭上的一个亮点，对法庭最后判处土肥原与板垣二人极刑做出了贡献。1947年10月9日的《申报》以《远东军事法庭倪征（日奥）获好评》为题进行了报道：“……我国检察团方面，由最近由外交部调聘来日之司法行政部参事倪征（日奥）氏出席诘讯，言辞锋利，对被告所提证人严加反诘，颇获好评。”

倪、高两人合作并不局限于东京的甲级战犯。高文彬在《东京日日新闻》发现两个日本军官在南京进行“杀人比赛”的照片后，是倪征（日奥）将其中两份复印件寄给南京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最终这二人被押回南京受审，判处死刑。

在东京休会期间，他们也会出去参观东京的市容和一些景点。之所以两人走得近，除了两人都是中学校友外，也许也有能在异国他乡讲讲上海方言的缘故吧。高文彬随身带着一台相机，为倪征（日奥）拍摄了很多照片，目前保存下来的有近10张。两人在东京一起相处一年半时间，亦师亦友的深厚情谊，就慢慢建立起来了。

世纪情

东京审判结束后，高文彬、倪征（日奥）先后从东京回国。倪征（日奥）回到培育他成长的母校——东吴大学法学院继续任教。高文彬先后在国民政府外交部驻上海办事处、解放后在上海军管会外事处工作，兼任东吴法学院讲师到1951年底，与倪征（日奥）又有了一层同事关系。空暇时，他们与同在上海的向哲濬、杨寿林等人还经常聚餐，因为这一段难以忘却的共同经历，高文彬与倪征（日奥）成了忘年之交。

不幸的是，高文彬因受一案件牵连很快被打成“反革命”，被发配到苏北和江西劳改8年，后滞留江西到1979年。倪征（日奥）也因为是旧法统人员，全国院系调整后被安排到同济大学图书馆当主任。后被调往外交部当顾问，也基本是闲职。虽然没有发现高文彬在江西时与倪征（日奥）联系的证据，但是，从高文彬回沪后与倪征（日奥）密切通信请教问题推断，两人在70年代仍有互动。

从现存的两封倪征（日奥）回信的称呼来看，都是直呼“小高”。这倒不是不尊重已近花甲的高文彬，也许两人多年不见，在倪征（日奥）心里，高文彬还是那个20多岁意气风发的小伙子。

从回信内容还可以看出两人非常熟悉不拘小节。第一，回信没有客套，开门见山，直接点题。比如这个词该怎么翻译，这个句子表示什么意思等。在讲完正事后，才会拉拉家常，通报下近况；第二，按理说两人都是上海老克勒，对礼仪非常熟悉，但他们之间就不大讲究了。高文彬的信有时候就写在文稿纸的背面，而倪征（日奥）更直接，扯下笔记本一页，就开始写了。有一封信还特意关照“勿复”，体现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我们看到高文彬保留的照片，在合影时大多数时候都是在倪先生的身边。

改革开放之后，政治环境日渐宽松，倪征（日奥）境况好转，他与上海学生朋友的走动更加频繁。1983年8月，倪征（日奥）到上海，看望高文彬等老朋友。1985年初夏，倪征（日奥）从海牙回国休假，又专程途经上海看望自己在东吴的学生，也是40年前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共事的战友高文彬、裘绍恒、杨寿林等人。高文彬也应邀去北京探望倪先生。2000年5月，东吴大学上海校友会纪念建校100周年活动在上海社科院举行，倪征（日奥）应邀参加，这对师生又一次见面。

2003年9月3日，在抗战胜利第58个庆祝日，倪征（日奥）驾鹤西去。17年后的2020年9月7日，刚度过抗战胜利第75个庆祝日，高文彬也与世长辞。这对师徒的交往佳话，至今仍为人称道。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馆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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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主编：王珍 文字编辑：王珍

图片来源：高文彬的女儿高岚提供

来源：作者：钱运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