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有现代细盐吗？明朝为控制食盐有多拼

明朝有现代细盐吗？明朝为控制食盐有多拼在灶户承担的义务中，缴纳额盐是最主要的。明代大臣霍韬曾指出：“国初以两淮卤地授民煎盐，岁收盐课有差，亦犹授民以田而收其赋也。”所以额盐实质上是一种封建地租，是体现草荡卤地封建土地国有制的经济形式；但它又不仅仅是封建地租，因灶户免除了杂徭，所以它还包含了灶户自有土地中应对明廷提供的杂泛徭役。明廷还制订了极严厉的“团煎法”，禁止灶户私煎、私贩、逃亡和典卖草荡。“国初聚团公煎之制，每团四围高加墙垣，前后共开二门，后门运盐沙进场，前门运净盐进廒。每门拨保伍长数人稽查出入。团内盘舍官钱公造，其有团外另置盘舍，毋论果否卖与真商俱治以私盐商灶各罪”。若有"将煎到余盐夹带出场及私煎货卖者，绞”；若“逃灶窝隐豪民之家三月不出者，豪民发充灶丁，灶户问罪”。对灶户的管制是极为严酷的。佥民充灶后，明廷按丁分拨草荡卤地，发给煎盐盘铁，免去灶户的杂徭。《明史》食货志明确记载，“明初仍宋元旧制……给草场：以供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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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盐的生产由官府直接经营。生产与经销盐的收入，占明廷财政收入的一半，对保证边防粮饷、战马之需，以及河工、赈灾等紧急费用，起着重大的作用。因此，明廷对盐的控制特别严，坚决反对变官营为民营的要求。

1、灶户制

官营制盐业赖以存在的基础是“灶户制”。只有实行灶户制，命令灶户缴纳本色额盐，并对余盐实行官收，把盐全部收为国有，使盐的生产成为官营，才有官营制盐手工业。这种制度始创于唐代宋元继承下来，明初更有所发展。

灶户的来源，主要是佥民充任。《古今鹾略》称：“国初制，沿海灶丁俱以附近有丁产者充任。”嘉靖《两淮盐法志》、《天下郡国利病书》天启《福建鹾政全书》都有金派良民充灶的记载。灶户的补充也是多从良民中拨补。《明会典》卷三四规定：“其事故灶丁，勘实，以附近田粮丁力相应人户拨补。”此外，也利用军户、囚犯煎盐；在浙东一带还实行“赡盐田”制度，按土地多少而办盐。一旦沦为灶户，就要世代为灶。

佥民充灶后，明廷按丁分拨草荡卤地，发给煎盐盘铁，免去灶户的杂徭。《明史》食货志明确记载，“明初仍宋元旧制……给草场：以供樵采，……仍免其杂徭。又给工本米，引一石，寻定钞数，淮、浙引二贯五百文。”官给煮盐器具的材料，在《明太祖实录》、《天下郡国利病书》、《古今鹾略》和明崇祯刻《盐法奏议》等书中，也都有记载。

灶户应尽的义务是，第一，缴纳额盐，办纳入官，世充，见丁服役，计丁办盐。洪武二十三年(1390)规定，两淮、两浙灶户“计丁煎盐……各场灶户每丁岁办小引十六引，每引重二百斤”。“凡军、匠、灶户，役皆永充”。

第二，纳完正课以外的余盐不能私卖，必须官收。“正统二年(1437)…令两淮、两浙贫难灶丁……其有余盐者不许私卖，俱收贮本场…每小引官给米二斗”，第三，灶户有田的要照样纳粮和服里甲正役，并有临时的苛派，如代办逃灶遗下来的额盐等等。

明廷还制订了极严厉的“团煎法”，禁止灶户私煎、私贩、逃亡和典卖草荡。“国初聚团公煎之制，每团四围高加墙垣，前后共开二门，后门运盐沙进场，前门运净盐进廒。每门拨保伍长数人稽查出入。团内盘舍官钱公造，其有团外另置盘舍，毋论果否卖与真商俱治以私盐商灶各罪”。若有"将煎到余盐夹带出场及私煎货卖者，绞”；若“逃灶窝隐豪民之家三月不出者，豪民发充灶丁，灶户问罪”。对灶户的管制是极为严酷的。

在灶户承担的义务中，缴纳额盐是最主要的。明代大臣霍韬曾指出：“国初以两淮卤地授民煎盐，岁收盐课有差，亦犹授民以田而收其赋也。”所以额盐实质上是一种封建地租，是体现草荡卤地封建土地国有制的经济形式；但它又不仅仅是封建地租，因灶户免除了杂徭，所以它还包含了灶户自有土地中应对明廷提供的杂泛徭役。

额盐既不是一般的封建地租，灶户当然也不能与一般农户类比。由于明初制盐生产力水平低下，灶户又是计了煎盐，在户无空丁、没人帮贴的情况下，灶户每年要用绝大部分劳动时间去生产额盐，根本无法从田地耕种上获得足够的生活资料。因而明廷发给工本钞，以此来补充灶户生活资料的来源，使灶户能够维持盐的生产，巩固官营制盐手工业。所以，灶户实质上只是官营制盐手工业中工役制下的劳动力，而不是一般农户或自由的小商品生产者。

灶户制，也即官营制盐手工业制度，是保证明廷统治的强有力的工具。在这个制度下，灶户对明廷的封建依附程度比农民更厉害，社会地位更低下。他们生产上受到更严格的管制，且要世代为灶，毫无转换职业的希望。他们不仅受盐官蹂躏，而且还受土豪欺凌、盐商敲诈。明廷对这样卑贱的灶户有极大的支配权。除不能买卖外，灶户基本上类似农奴，终年进行着农奴似的劳动。这种制度，不仅加深了灶户的灾难，也阻碍了盐业生产的发展。

灶户制虽然阻碍了盐业生产的发展，但随着日推月移，制盐生产力毕竟有了缓慢的提高。明代制盐技术高于过去，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煎盐工具的改进，先进的锅䥕逐渐取代了笨重的盘铁。明初，在最重要的产盐区两淮运司，煎盐的工具还是盘铁。盘铁笨重昂贵，铸一角盘铁三千斤，连工价需银二十六两，约合米五十石。

2、明朝制盐技术的提高

一般灶户根本无力自办，只好二、三十家轮流煎卤，这就保证了反动的“团煎法”得以实行，严重地妨碍了私煎和扩大生产。后来出现的新工具锅䥕，形状象釜，轻便实用，铸一口只需银六两，成本不及盘铁的四分之一。但它煎的盐成色好，效率也高。

一角盘铁一昼夜煎盐六百斤，四只锅䥕则能煎八百斤。当时人曾对锅䥕和盘铁做了比较：“盘铁重大而难于修补，锅䥕做轻省而便于制造，且盘煎之盐青而锱，锅微之盐白而洁，商人有取舍。”

因此，到明中叶，锅䥕已盛行了。嘉靖时，盘铁已由额设二千七百一十五角减少为一千九百二十六角，而锅䥕则已发展到三千一百一十八口。这还只是官方规定的数字，实际上私置锅的数目也是很大的。到清初，各场已多用锅䥕煎盐，很少使用盘铁了。

二是晒盐法的普遍推广。晒盐，可省去煎盐所需的柴草，盐的成本大大下降，因而比煎盐要先进得多。明代福建已全部实行晒盐法，“上里场盐课司，.….初盐由煎煮而成，后盐由曝晒而成”，“今则只用晒法”。后来经过福建人的指教，这种先进的制盐法也推广到了长芦运司。到嘉靖元年(1522)，海丰、海盈二场已有滩地“四百二十七处，通计每年所得盐利十万余引”。

三是四川凿井法已很精细完备。宋代曾发明了竹筒井，比用牛皮为囊的大井轻便得多，而且还易于掩藏私煎。但这种井宋时还不多。到了明代，竹筒井已占了主要地位，形成了“蜀古井百一，竹井十九”的生产形势。

制盐技术的改进，生产力的提高，对灶户的分化具有重大意义。

首先，盐的产量增多了，为私盐的出现和增多作了物质准备。嘉靖七年左右，两淮每年已产盐三百七十万引，为额盐七十万引的五倍多，每年可有三百万引余盐，这就是明代私盐特别多的物质基础。

其次，由于煎盐工具的小型化、便宜化，灶户有可能自备煎盐工具了、不仅富灶能私置锅徽，连一般灶户也能私置。据记载，早在弘治元年(1488)，就已“间有自铸锅盘”者，正德时“豪灶有私立十数灶者，七八灶者，私煎私贩，各无忌惮”。明廷虽再三下令严禁，但毫无作用，到嘉靖末、隆庆初，两淮已是“擅置私者，明目张胆而为之，纵横络绎，荡然而莫之禁矣”。

最后，必然加剧灶户的分化。贫灶无力私置锅做，用盘铁煎出的盐质量又不好，不易销售，家境更加恶化，难以维持盐的生产。而富灶却能家置十数灶，广贩私盐，因而更加富足，更想扩大煎盐规模。

在各盐区，灶户的分化是普遍的，而且分化的程度都相当严重。以重要的盐区两浙一带来说，这种分化早在弘治年间(1488一1505)就比较明显了。过去，每遇旺煎时月，是各灶户轮流使用盘铁、锅等煎盐工具。

此时，由于富灶实力增强，贫灶无力与其抗衡，这些煎盐工具就“多被富豪久占，贫灶不得”。甚至连贫灶原来占有的另一种必要的生产资料草荡，也“有被强总催恃强占种者”，以致“各场灶户多无灰场，往往入租于人，始得摊晒”。

当时，曾有人将两浙贫灶的艰难处境描绘成一组图画，进呈明廷，在献图序中说：贫灶“粮食不充，未免预借他人。所得课余，悉还债主，艰苦难以尽言。”同时也指出，“又有豪强灶户，田亩千余”。在另一重要盐区两淮一带，情况与两浙差不多。富灶资财雄厚，“有私立十数灶者、七八灶者”。

而贫灶则“无计聊生，因而逃窜。或躲避邻近州县，投托大户之家佣工者有之；或将捆出幼男，卖与豪民作义男者有之；或潜往别场，雇与富灶盐作者有之。此等逃窜，总以三十场大约计之，不下万数”。当时两淮全部灶丁才三万有奇，这就是说，已有三分之一的人破产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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