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世界上最前沿的科技（把当今的世界性难题和最前沿的科技放在一起）

目前世界上最前沿的科技（把当今的世界性难题和最前沿的科技放在一起）“猜疑链”所导致的，实际上就是信任的全面缺失。而进入“猜疑链”逻辑的个体，是无法彼此进入政治性的共同体状态的；换言之，他们只能始终处于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说的前政治的“自然状态”——在该状态中，人与人像狼与狼那般互相撕咬。纵观当下时代，我们所处的，实是一个信任广泛缺失的世界。从家庭到法院、从微博到推特、从小老百姓到名人明星乃至大国总统，“撕”，恰恰已然成为涵盖全民、渗透各个角落的当代景观。共同体（包括全球共同体），正在各个层面分崩离析。商务印书馆，2017-03利维坦[英] 托马斯·霍布斯 / 著黎思复、黎廷弼 / 译

刚刚过去的2019年发生了许多大事，让人目不暇接。然而，美俄之间的“《中导条约》危机”却被学者与评论家较为忽视。这场危机肇始于美国不信任俄罗斯，怀疑后者暗中违反《中导条约》。基于这份不信任，美国在2019年2月1日宣布暂停履行条约相关义务，正式启动为期180天的退约进程，并指责俄罗斯长期违反《中导条约》规定。紧接着第二天，普京宣布俄罗斯暂停履行《中导条约》义务以回应美国的相同举措，并强调美国为撕毁条约已准备多年，且故意一步步地破坏条约的基础。双方来回指责，危机不断升级。7月3日普京签署法案，正式停止履行《中导条约》。8月2日特朗普宣布美国退约进程完成。至此，《中导条约》全面失效。

中短程导弹机动性强、射速快，一旦发射将只有极短的预警和反应时间。美俄双方都非常清楚地知道，《中导条约》失效将实质性地提升两个核大国擦枪走火的风险。在全球已经小到成为一个“地球村”的今天，整个“人类共同体”因两个大国恢复中程导弹，而变得更为黑暗。那么问题就在于为什么会这样，是双方智囊团集体智商下线，“脑子坏掉了”？当代解构学派学者艾维托·罗内尔（Avital Ronell）曾提出：愚蠢无法被战胜——人类可以发起一场针对毒品的战争，却无法发起一场针对愚蠢的战争。法国技术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更是提出“系统性愚蠢”（systemic stupidity）一词，来标识当代知识与思考被普遍剥夺的危机。然而，一项确保全球基本安全的重要条约几个月内被废，真的只是因为这一代政治决策者比30多年前的里根、戈尔巴乔夫（《中导条约》订立者）那一代人更愚蠢吗？问题没有那么简单。

在我看来，“中导危机”的关键问题不在于愚蠢而在于信任。此处的根本问题是：尽管双方签订了一纸条约，但你真的在做什么，我不可能全部知道，甚至知道得很少，我只能相信你在履行条约。然而，一旦有些风吹草动，东边有些状况、西边有些线索，猜疑马上就会起来。日常生活中，夫妻、情侣同样面对这个问题：你的手机不给我看，我凭什么信任你？你的手机给我看了，是不是信息已经被清理，是不是还有另外一部手机用来偷偷联系，或者已经发展出线下接头方式？猜疑是个无底洞。对于《中导条约》的订约双方而言，一旦一方猜疑另一方，随即就会启动那种来回升级的猜疑链，让条约持存的信任基础被迅速破坏。最后，那已签立了32年的条约（可以比作32年的“婚姻”），在几个月间便不复存在。

刘慈欣在科幻小说《三体》里做了一个关于“猜疑链”的沙盘推演：A和B都想进入和平共处的共同体状态；但即便A认为B是善意的，这也并不能让A安心，因为善意者并不能预先把别人也想成善意者，换言之，A并不知道B是怎么想他的，不知道B是否认为自己是善意的；进一步，即使A知道B把A也想象成善意的，B也知道A把B想象成善意的，但是B不知道A是怎么想B怎么想A怎么想B的，“挺绕的是不是？这才是第三层，这个逻辑可以一直向前延伸，没完没了”。这就意味着，只要对他人存有猜疑，猜疑链就会启动，并且永远无法关闭。在刘慈欣眼里，“猜疑链最重要的特性与文明本身的社会形态和道德取向没有关系，把每个文明看成链条两端的点即可，不管文明在其内部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在进入猜疑链构成的网络中后都会变成同一种东西”。

利维坦

[英] 托马斯·霍布斯 / 著

黎思复、黎廷弼 / 译

商务印书馆，2017-03

“猜疑链”所导致的，实际上就是信任的全面缺失。而进入“猜疑链”逻辑的个体，是无法彼此进入政治性的共同体状态的；换言之，他们只能始终处于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说的前政治的“自然状态”——在该状态中，人与人像狼与狼那般互相撕咬。纵观当下时代，我们所处的，实是一个信任广泛缺失的世界。从家庭到法院、从微博到推特、从小老百姓到名人明星乃至大国总统，“撕”，恰恰已然成为涵盖全民、渗透各个角落的当代景观。共同体（包括全球共同体），正在各个层面分崩离析。

让我们从国际层面转到地区层面，来检查当下时代的共同体与信任问题。

目下仍处在进行时的“2019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真正会带来的巨大伤害，在我看来尚不是对此病毒（曾被《卫报》《纽约时报》等媒体直接命名为“武汉冠状病毒”）不具免疫力的人体本身，而是共同体的基础。今年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后，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最具传播力的讯息，就是某几个武汉人又成功“逃”到哪个城市来了。只要被标识上“武汉人”“湖北人”，一个人即刻就变成受猜疑乃至被排斥的对象。被居住在武汉的作家方方愤怒公开转发的诗人陈衍强的作品《仰望天空》（作于1月22日），便很好地彰显出这种状况：

为防止武汉的疫情蔓延/我在云南彝良/不仅以驻村扶贫的理由/阻止了一个地上的湖北佬/来我家过年的想法/还像伊朗担心无人机一样/随时仰望天空/看是否有九头鸟飞过

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曾说大灾难（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而哲人如果复生微博时代，恐怕会恨言灾难方至写诗就已如此野蛮。

当代意大利政治哲学家罗伯托·埃斯波西托（Roberto Esposito）精到地提出，“免疫体”（immunity）和“共同体”（community）并非相对，而恰恰是彼此同根：“免疫体”并不是在外部让个体通过保护自己来否定“共同体”，而是内在于后者。换言之，“免疫体”的作用并非如我们所理解的那样，旨在保护个体不受外在因素的侵害，而恰恰是使“共同体”的边界得以确立。古罗马的“公民身份”（citizenship），实则就是一种免疫机制。但埃氏随即进一步指出，免疫体在推进一个共同体存在的同时，也是对这个共同体的结构性毁损——它使得共同体的生活不再以平等、联合、团结为基础。在埃氏看来，最根本的政治问题便正是任何共同体都会存在某种免疫体来确保共同体的安全，而任何免疫机制都会让被排斥在外的人处于风险中。

武汉“封城”后，不少地区市民在微博上用粗口辱骂当地官员没能全面堵死“武汉人”“湖北人”入境，更怀疑这些“外逃者”中有大量人刻意躲避体温检测、瞒报自身状况混入其他城市。微博认证为“2016国际超大赛中国赛区星模界盛典全国三十强”的一位毕姓女士因在微博上公开反映在上海的湖北人的食宿状况问题，被几百万条信息辱骂（包含大量上海方言）而被送上热搜榜。1月27日，一群上海游客结束在日本的旅行准备从名古屋搭乘南航CZ380航班返回上海，但临登机前因发现同机乘客中有一批湖北游客而拒绝登机，在候机室僵持了8个小时，最后湖北游客搭乘严重晚点的原航班飞往上海，而不愿登机的七十几名乘客在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馆协调下免费改签。一位来自湖北的当事人“徐小柚子_pomelo”在微博上发言，称他们确是武汉人，但“上海人不愿意同我们同坐飞机”枉为同胞，并称武汉人已“无家可归”。而上海游客也在网上发表正面回应：“你们在机场偷偷量体温吃退烧药，我们不愿意登机有错吗？”“我们拿你们当同胞，你们拿我们当炮灰。你要是两周前出去的，可以和上海同胞沟通一下，如果是两周内的，麻烦你们原地爆炸。”

上海乘客怀疑武汉乘客有意瞒报自身病情，而正是这份猜疑让后者不再是“同胞”，亦即，不再是同一共同体成员——前者情愿选择在海外机场僵持，也不愿给予后者以信任。事发第二天，上海市政府做出回应，称该日CZ380返沪旅客皆没有发现体温异常，他们被统一转送到集中隔离观察点隔离观察，采样送检第一阶段的结果皆为阴性。同“名古屋事件”极为相似的是，1月24日酷航TR188航班将116名武汉人和219名其他乘客混载到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在网上随即引发“浙江人”与“武汉人”间的骂战，并演变成“浙江拒绝空投武汉人”的舆论话题。

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

[意] 吉奥乔·阿甘本 / 著

吴冠军 / 译三辉图书丨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07

我们看到，疫情状况下信任的缺乏，使得“武汉人”从“公民同胞”（fellow citizen）即刻变成当代意大利政治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笔下的“赤裸生命”（naked life），敬请“原地爆炸”。当代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在今年2月评论武汉疫情的文章中写道：“对于武汉人民来说，现在不是感到羞愧和被污名化的时刻，而是聚集勇气和耐心地坚持斗争的时刻”，“应该真正羞愧的，是世界各处只想着如何隔离中国人的我们所有人”。在疫情状况下，“中国人”便正是“世界各处”人眼里的“武汉人”“湖北人”。武汉疫情真正严重打击的，尚不是人体，而是共同体的基础（平等、联合、团结）。

是以，我们有必要对信任的内核及其对共同体的作用，做出一个学理性的深入思考。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极有洞见地把信任同人的认识能力关联到一起：知道一切者（如上帝）无须信任其他人；但正是因为缺乏这种能力，现实中的有限个体（有限认知）就陷入困境，面对很多情况，你要么信任，要么不信任。而当你选择信任的时候，实际上是做了一个没有理性支撑的跳跃，因为没有已知的信息来支撑这个行动。所以，只要是信任，就是盲目的，除非你有上帝之眼。另一位德国社会学家尼可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提出：“信任建立在幻象上。在实际状况中，可拿到的信息要少于确保成功的信息。”换句话说，信任做出者与被信任者，结构性地处于信息不对等的状况中。这就使信任的基础是彻底“幻象性”的——信任做出者所能掌握的信息，结构性地达不到做出这个信任的充足程度。在这个意义上，信任就是对信息进行“透支”。

前文的案例已经让我们看到，从人-际交往到国-际交往，交往双方结构性地不具备关于对方的全部信息——于是，你要么信任，要么不信任；而如果信任，就会透支你所不具备的信息。信任非常狡猾，逼着你透支自己!这就是信任的结构性内核。在武汉疫情案例上，选择信任就是押上自己乃至身边人的安全；而在《中导条约》案例上，选择信任就是押上一个国家国民的安全。“透支”式地选择信任的代价竟是如此之大，那么信任到底有什么价值或作用，还值得我们予以认真对待，乃至坚定捍卫呢？

在分析“中导危机”案例时我们已经提到，刘慈欣关于“猜疑链”沙盘推演的结果就是霍布斯主义“自然状态”（刘氏笔下的“黑暗森林”）——任何人都出于对其他人的不信任而选择先下手为强。“猜疑链”实际上就是无法建立原初信任的逻辑结果——每个个体（国家或文明）在自身所知的信息与理性证据之外，不愿意进一步做出“透支”。不愿意“透支”式地选择信任，是完全理性的，然而其结果则是完全暗黑的。小说家刘慈欣以触目惊心的方式宣称：一旦“猜疑链”启动，其结果就是无可避免地走向“死神永生”。刘慈欣这个沙盘推演的结果印证了西美尔的观点：没有信任，无从构建社会，甚至无从构建最基本的人际关系。西氏写道：

如果人们对彼此没有一般的信任，社会自身将解体，那是因为：很少人际关系能够整个地建立在对另一个人确知的内容上。如果信任不和理性证据与个人观察一样坚强，甚至更坚强，那么很少人际关系能够维持。

西美尔的分析根本性地触及了“共同体”构建的政治哲学层面：缺失信任，共同体无以成立。

社会学

[德] 盖奥尔格·西美尔 / 著

林荣远 / 译

华夏出版社，2002-01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我看来，信任实应被理解为政治智慧的一个创制。这项政治智慧的核心内容是：对于“理性证据”与自己的“个人观察”所无法得出的关于他人的内容（无法“确知的内容”），通过选择信任而不是猜疑，从而使人际关系（以及建立其上的社会性合作）的构建成为可能。反过来说，我们从上述分析中亦获取了这样一份智慧：一个人要让别人信任自己，实际上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因为别人总有理由去进行猜疑（太多无法“确知的内容”）。这也就是说，如若没有作为政治智慧的信任，共同体状态乃至任何人-际关系都无法达成。这就是为什么美俄退出《中导条约》将会是一个对全球状况带来巨大变化的事件，使得这个狭小的地球村在“黑暗森林”的意义上，变得更为“黑暗化”。同样地，两性关系（夫妻、情侣）中一旦猜疑启动、信任消失，这条路最后一定通向反目互撕——在社交平台或者法院。

故此，信任可以说是政治智慧的一个根基性的创制和发明。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提出：“人依其自然，是政治的动物。”这个命题包含两层内容：人，（1）诚然是动物，但额外加上（2）拥有政治的能力。换句话说，人是一种有能力以“城邦”（共同体）形态群处在一起的动物。《荀子》呼应了亚里士多德，主张“能群”是人与禽兽的根本之别——“人能群，彼不能群也”。如何形成一个“群”共同体，便是最根本的政治智慧。一个人独自生活，就完全不涉及信任，也无须任何政治智慧。但当人以共同体方式群处生活，就需要政治智慧，来摆脱那种人人自危的“黑暗森林”，建立起人-际关系。

现在，我们已经捕捉到了信任对于共同体的作用：没有信任这种政治智慧的“凭空”创制，人类就不可能形成共同体的生活形态，也就不可能有文明。信任，使得有限个体（局部信息、局部认知）之间凭借理性与逻辑所不可能达成之事成为可能。没有信任，人的群处与合作实是彻底不可能。商业公司也好，科研团队也好，恋爱关系也好，如果每个人把精力都花在核查其他人上，这个“共同体”根本走不远，因为这种核查是无止无尽的，它会将所有时间、精力和资源都吸进无底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政治智慧的信任使人-际合作成为可能——它移除了不得不频繁核查他人的负担。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Ronald H. Coase）提出的“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把新制度经济学就称为“交易成本经济学”，核心理念就是降低交易成本。我们可以把交易成本概念挪用到思考信任问题上：信任这种政治性-实践性智慧，大幅度地降低了人-际合作的成本。倘若缺失信任这个要素，你就会发现自己根本不能专注于做好自己手里的事情，时间精力总是耗费于彼此核查上，这种状态，使得人-际合作或仅仅生活在一起的成本（老板查岗、老婆查岗......）高到无法承受。

尽管对于构建共同体而言信任具有如此关键的作用，但作为政治智慧的信任却内嵌一个与生俱来的结构性症结，用西美尔的话来说，“任何信任永远隐含着一个风险”。这个风险就是被背叛的风险。换言之，信任会落空，会被信任对象背叛。当一个大国选择相信另一个大国信守武器条约，它就承担了一个风险：在会被察知的范围之外，对方继续偷偷发展武器。同样地，当一个乘客选择相信另一个乘客不会隐瞒自身病情、不会故意把病传染给别人时，他/她就承担了一个风险：对面那位就是没有公共责任意识的“同胞”......根据福建省晋江市官方披露，2月2日英林镇一个男子从武汉返乡却谎称从菲律宾回来，在春节期间多次参加宴席，最终导致4 000余人被隔离。“透支”式地选择信任的风险可以是如此之大!

信任的结构性症结在于：被信任者很可能是不值得信任的（untrustworthy）。丹麦神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在论述宗教信仰时提出“信仰的跃步”（leap of faith）：这一步只能是跳跃，而无法通过理性论证抵达。克氏提出：通过信仰的跃步，“猜疑被信仰所征服，一如正是信仰把猜疑带到这个世界上”。而信任的结构，实际上同信仰完全一致——都倚赖于一个彻底一无凭借的“跃步”而抵达。区别只是：前者跃向全知全能、直接具身化（embody）善与真理的上帝；而后者则跃向一个人类个体。倘若说信仰者可能透支性地跃向一个“幻象”，那么信任者的透支更清晰显明、信任对象的“幻象”性质更确凿无疑。这就是为什么卢曼直接下此论断——“信任建立在幻象上”。

畏惧与颤栗 恐惧的概念 致死的疾病

[丹麦] 索伦·克尔凯郭尔 / 著

京不特 /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05

信任没有理性的根基，它只能倚赖于一个“跃步”，而这个跳跃可能会一脚踏空。也正因此，信任总是结构性地处于一种脆弱的状态：信任做出者通常会处于某种紧绷状态，即便是“外松内紧”。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听到男生抱怨女生太紧绷、疑神疑鬼，这恰恰因为她处在信任的结构中!被信任者所获得的信任，是对方超出理性与逻辑“盲目”给予的，如果前者在生活中给对方一些哪怕是蛛丝马迹式的不靠谱线索，那么就会一举激活信任结构中被闲置的理性与逻辑，冲出来“看清楚”情况。“信任的跃步”反过来也意味着，取得他人信任从来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你要求对方进入一个脆弱的状态，甚至是把自身安危完全交付出去的状态，一如前文对武汉疫情案例和《中导条约》案例之分析所展示的。

今天基于“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的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在一定意义上缓解信任问题。数据分析家赛斯·史蒂芬斯-大卫德维茨（Seth Stephens-Davidowitz）极为有力地指出：“每个人都说谎”，而大数据和专门的神经网络算法有更大的能力揭示“我们真正是怎样的人”。譬如，阳光外向的同事实则情绪低落甚至抑郁，在受访时说投票希拉里的人实则投给了特朗普，宣称自己身体正常的同机乘客实则偷偷在吃退烧药......这种种不为人知（连亲友甚至配偶都不知道）的情况，谷歌却可能知道，因为当人们搜索时，他/她所用的关键词暴露了其内心（譬如在搜何种速效退烧药能够瞒过机场监测设备）。故此，人会说谎，大数据更值得信任。换言之，在人工智能时代，信任另一个人仍然风险巨大，但大数据算法则要可靠得多、值得信任得多。

然而，来自人工智能技术的这个助力，仍不能彻底解决信任问题，那是因为，算法结果的准确度会随着数据的有效汲取、算法的快速迭代而提升，然而它结构性地永远达不到百分之百。换言之，人工智能无法帮你取得上帝之眼，让猜疑彻底消失。并且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还对信任问题带来了全新的挑战——近年视频合成技术因深度学习技术的成熟而获得指数级发展。譬如，2019年刚面世便引起轩然大波的换脸App“ZAO”，已不再像早先“深伪”（Deepfake）那样需要几万张照片作为训练素材来伪造视频，只要上传一张正面照片，就能快速生成几可乱真的视频。当伴侣突然甩来一段你“曾经”出轨的视频，你证明自己“可信”的难度要比往日高得多。前文已论证了，一旦猜疑冒头，势必就会进入一个无底洞；而人工智能时代，能刺激出猜疑的点，则要比此前多得多。

在今天的前沿技术领域，“区块链”（block chain）在应对信任问题上，比人工智能更具价值。在我看来，区块链技术真正的革命性价值并不在于数字货币这项“应用”，而恰恰在于它提供了应对信任之“透支”问题的一个新方案——区块链技术并不能完全祛除“信任的跃步”，但可以有效地缓解“跃步”的程度。通过构建去中心化的分布式系统（信息分布式存储、节点间共享、不可篡改与复制），区块链技术提供了系统状态的“共享真实”（shared truth），从而有效地减少了系统中每个个体参与者所需要的信任量。信息被计算机与互联网最新加密算法固定并分布式存储（“区块”），在系统中只以“链”的方式做点对点传输，这就防止了信息的外泄；而区块链系统的数字签名与背书、不可逆的时间戳、分布式共识，则使系统内所有参与者彼此的信任，不再是彻底盲目的“跃步”。

面对当下的武汉疫情，区块链技术已经被部分地运用到捐赠与慈善环节上：行业内多家企业共同发起“慈善捐赠管理溯源平台”，通过区块链网络邀请各大捐赠机构、基金会将数据上链，以有效提高信息透明度与公信力。而区块链数据库在各级政府及社会机构的系统化落实，将能够有效应治诸如“武汉红十字会风波”这样的公共问题。而当区块链技术进一步成熟（如有效降低对能量的巨大消耗）之后，我们可以想见它可以被广泛用来解决诸如“名古屋事件”这样的信任危机（同时亦能促进感染者的精准隔离），甚至是国际大国之间的信任问题。

诚然，当下这个世界，实已是一个信任广泛缺乏的世界：今天家庭层面、社会层面乃至全球层面——亦即，不同层级的共同体——的许多危机，在其底层实则都是信任危机。在我们这个时代，作为政治智慧之根基性创制的信任，正在被它的反面（“撕”）所取代；而人类最初恰恰是通过这项政治性-实践性的创制，才得以构建起共同体的生活形态，一步步地摆脱“黑暗森林”般的前政治状态。我们亟需在这个信任缺失时代重思信任，并以此来探索诸种前沿技术的应用潜能。

（原载于《信睿周报》第20期。题图来自Unsplash @bernardherm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