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县级市综合实力排名（对吉林省9地市州）

吉林省县级市综合实力排名（对吉林省9地市州）·长春：经济社会公平度在9个地市（州）中排在第7位，属于人均GDP靠前，但是经济社会公平度排名靠后的地市。比较分析结果显示，这与长春市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差距较大、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重低、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比重较小、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较大均有关。为此，采取多种措施提高劳动报酬在各要素所获报酬中的比重、提高社会民生方面的公共财政支出水平、缩小城乡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差距，是该市今后进一步提升经济社会公平度的重点。·吉林：经济社会公平度在9个地市（州）中排在首位，人均GDP水平在9个地市（州）中排名第4位，属于人均GDP水平居中，经济社会公平度排名却靠前的地市。为此，进一步总结吉林市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使城乡居民收入保持协调增长、不断夯实教育基础等的经验和做法，对于其他地市（州）具有一定的意义。地市（州）2014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测评结果：重要发现：

通过应用修正后的中国地方经济社会公平度评价体系，结合相关的公开统计数据，对吉林省9地市（州）底线公平度、机会公平度、分配公平度分别进行了测算。在此基础上，计算了9地市（州）的经济社会公平度。根据各地市（州）经济社会公平度总体得分和分项得分，提出了今后进一步提升各地市（州）经济社会公平度的对策措施。

指标体系：中国地方经济社会公平度评价体系。

测评范围：吉林省9地市（州）。

数据来源：《吉林统计年鉴2015》、《吉林统计年鉴2009》、吉林省各

地市（州）2014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测评结果：

重要发现：

·吉林：经济社会公平度在9个地市（州）中排在首位，人均GDP水平在9个地市（州）中排名第4位，属于人均GDP水平居中，经济社会公平度排名却靠前的地市。为此，进一步总结吉林市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使城乡居民收入保持协调增长、不断夯实教育基础等的经验和做法，对于其他地市（州）具有一定的意义。

·长春：经济社会公平度在9个地市（州）中排在第7位，属于人均GDP靠前，但是经济社会公平度排名靠后的地市。比较分析结果显示，这与长春市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差距较大、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重低、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比重较小、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较大均有关。为此，采取多种措施提高劳动报酬在各要素所获报酬中的比重、提高社会民生方面的公共财政支出水平、缩小城乡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差距，是该市今后进一步提升经济社会公平度的重点。

·相关系数分析结果显示，吉林省9个地市（州）经济社会公平度的排名与其人均GDP的排名存在一定的负向关系。为此，在今后，各地市（州）不仅应该围绕更好地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展开积极的探索和努力，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来加快转型发展步伐，进一步提高经济水平，还应该通过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来持续改善人民生活，这对经济社会公平度的提升是十分重要的。

“公平”是以“善治”为核心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治理所要实现的重要目标之一，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决定因素。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20次提到“公平”一词，充分说明公平在现代治理理论与实践中的重要意义。在2014年新年贺词中明确指出，“推进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让国家变得更加富强、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让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2015年4月28日，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进一步指出，“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要始终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而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也对“机会公平”“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等有所论述。此前发布的“十三五”规划纲要中，则进一步地提出“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实际出发，把握发展新特征，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当前，测度中国县市经济社会公平度现状，总结县域地区在公平发展方面的成功经验，发现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对于了解和改善中国县域地区经济社会公平度，以及推进整个国家经济社会更加公平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这也是我们在过去一段时期坚持对县市经济社会公平度展开测评的主要初衷。同时，处于省（直辖市、自治区）和县市之间的地市一级，在区域经济调控、要素资源配置、产业结构调整、城乡发展统筹等方面有着异常重要的作用和地位，对其经济社会公平度的研究和评价同样不可忽视、不可或缺。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和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的困难局面，吉林全省各族人民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迎难而上、主动作为，把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保稳定、防风险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全面推进创新发展、统筹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安全发展。农业生产喜获丰收，经济总量迈上新台阶，结构调整成果显现，质量效益不断提升，社会发展和谐稳定，各项事业成绩喜人，实现了“十二五”的圆满收官，为“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

2016年1月26日，吉林省长蒋良超在吉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做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吉林省今年政府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为指导，深入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视察吉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省委十届五次、六次全会和省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坚持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引领，牢牢抓住国家新一轮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要机遇，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突出发挥“五个优势”、推进“五项举措”、加快“五大发展”，紧紧围绕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着力推动转型升级，着力培育新的发展动能，着力增强持续增长动力，着力保障改善民生，着力实施依法治省，努力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确保实现“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开局。

人民论坛测评中心在所构建的以县市为测度单位的经济社会公平度测评理论模型基础上，通过对具体指标进行进一步修正和完善，建立了中国地方经济社会公平度评价体系。现根据吉林统计年鉴等提供的公开统计数据，对吉林省9地市（州）的经济社会公平度进行了测评、排名、比较和进一步分析。我们寄希望于通过这种系统性的研究，对各地市（州）的主要做法、有效经验进行探索，并为各地市（州）今后促进经济社会公平度进一步提升，提供参考和建议。

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依据与数据的选取

在构建经济社会公平度测评理论模型的过程中，我们主要遵循了全面性、敏感性、可比性、可操作性和动态性五个基本原则，以最适宜的指标来客观评价公平程度为导向，以我国地市（州）一级目前所处的实际发展阶段和经济社会状况为根本前提，最终选择了阿玛蒂亚•森的正义观和马克思的公平分配理论作为依据，搭建了功能公平、可行能力公平以及结果公平三个维度，确定了底线公平、机会公平和分配公平三个一级指标。而在指标数据选取方面，则是充分建立在数据的可获取性基础上，现将具体指标选取的理论依据以及所选择的指标数据说明如下。

底线公平

早期与公平有关的评价指标体系中，多以最低生活水平以下人口的低保参保率来衡量底线公平。对于这一点，我们有不同的看法，其具体原因如下：第一，福利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有关的实证研究均表明，过分追求最低生活水平以下人口的应保尽保率，会削弱这部分人口中很多人的劳动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滋生“等、靠、要”的消极思想；第二，类似“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道理，长期来看，与其给予最低生活水平以下人口基本的生活保障，倒不如加快完善相关的就业政策、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让这些人能够通过自身的劳动和努力来摆脱贫困。由此，我们没有选择最低生活水平以下人口应保尽保率，转而将贫困率确定为衡量底线公平的一项核心指标。在此基础上，结合数据的可得性，最终选取以一个地市（州）的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参保人数占该地市（州）年末（常住）总人数的比重来近似衡量这一指标。

此外，自1978年我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就长期存在。在这种二元的结构和格局下，我国城乡之间公共基础设施、人均收入水平、市场化进程等方面始终存在较大差距，并进一步导致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长期存在差距。另一方面，国内外相关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均表明，生活水平是衡量人们衣食住用等基本生活底线实际情况的一项重要指标。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人们的日常生活水平，愈加能够通过生活消费方面的支出水平给予直观反映。由此，以保证指标间的可加性和可比性为准则，结合目前中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人均消费支出普遍低于城市地区人均消费支出这一现实情况，我们选取以一个地市（州）的乡村与城市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比，来衡量该地市（州）城乡居民在生活水平方面的公平程度。

机会公平

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这推动了人们需求层次的相应提升，使人们更加关注个人的发展机会问题。而综合西方的人力资本理论以及我国地市（州）一级经济社会的实际发展情况，我们推定，在地市（州）层面，九年义务教育、中高等教育在培养和提升人力资本方面有着基础性的地位，特别是中高等教育，近几年来在这方面的作用持续提高。通过查阅相关文献，我们发现，这也被大量与人力资本有关的国内外研究所证实。为此，我们选取以一个地市（州）的中学教育完成率来衡量该地市（州）人口在发展机会方面的公平程度。结合数据可得性，中学教育完成率以普通中学当年毕业总人数与三年前普通中学招生人数之比来代表。

分配公平

要全面而系统地衡量经济社会公平程度，除了需要考虑底线公平和机会公平外，还需考虑收入分配上的公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分配原则呈现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和“效率和公平并重”两个阶段性特征，城乡、地区、行业、职位间的收入差距在快速的经济增长中被拉大了。从整个国家层面来看，我国的基尼系数进入21世纪后，便超过了“0.4”这一衡量收入差距的国际警戒线。近几年来，尽管收入差距出现了一定的缓和趋势，但仍处于较高水平。因此，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注重和实现公平，成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核心和重点。“十三五”规划纲要更是明确提出，要“正确处理公平和效率关系，坚持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规范初次分配，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调整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努力缩小全社会收入差距”。

有鉴于此，我们选择以初次分配公平度和再分配公平度两个指标，来衡量收入分配上的总体公平度。在此基础上，结合数据的可得性，进一步选取以一个地市（州）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百分比，以及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的百分比，来反映该地市（州）经济社会初次分配公平度以及再分配公平度。其中，在测算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我们借鉴了《中国经济周刊》中国经济研究院所曾采用的做法，即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城镇人口占比。

此外，鉴于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近年来长期存在，而这种二元结构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城乡收入分配结构的改善，限制了城乡收入分配公平度的快速提升。因此在分配公平方面，城乡居民间的人均收入差距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同时，为保持数据指标的可比性和可加性，与城乡人均消费支出指标的设定逻辑相一致，关于一个地市（州）的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同样以乡村、城市人均收入比来反映。可能有人会认为这里的人均收入与底线公平指标中的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存在交叉和重叠，因为收入水平是影响消费支出的主要因素。但需要注意的是，已有的大量实证研究均表明，对于现阶段的中国，特别是对于现阶段的中国地市地区，除了收入水平外，诸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市场化程度等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消费支出水平。

指标权重的设定方法与结果

已有的研究或采取专家调研法，即从主观上为指标设定权重；或采取客观赋权法，即采用层次分析等统计方法，从数据的分析和统计中求得权重。虽然客观赋权法更能增强指标的解释力和独立性，但我们仍决定采用主观赋权法。正如我们在之前经济社会公平度测评报告中所指出的，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希望突破以往过分重视与收入有关的因素这一思维定势，更多地强调公平发展理念。具体来讲，这种主观赋权法能够体现以下两方面理念：第一，与效率相比，更加重视从公平的角度来审视问题；第二，合理权衡底线公平、机会公平和分配公平三者的重要性。

在权重系数调节的具体操作上，我们采取有事先提示的专家调研法，即邀请经济、社会领域的专家学者各15名，以及15名在综合管理岗位上任职的党政干部，让他们分别给各指标打分，并且明确告知他们要更多地考虑公平发展的理念。指标权重的计分方法是：我们列出待赋权重的指标，要求专家对同一层级的指标进行两两比较（如果专家认为甲指标比乙指标重要，那么就给甲指标计1分，乙指标不得分）。在这一过程中，一个指标“打败”其它指标的次数越多，所得的分数就越高。当然，这样的打分工作是在一、二级指标层面同时展开。将这样的打分工作进行五轮后（在开展下一轮打分工作前，我们都将每个指标在上一轮打分中所得的平均得分告知打分者，以供其参考），我们将各指标在每轮中的得分相加，再进行相应调整，就得到了各指标的权重系数（见图1）。

数据的标准化处理

为了增强测评结果的科学性和可比性，在对指标数据的选择和设定过程中，我们应用了此前测评研究中连续使用过的具有单调性和凸性特征的指数功效函数，对六个二级指标数据分别进行了无量纲化和标准化处理。该功效函数的具体形式如下：

该功效函数中，d是量化后的得分，我们将其区间控制在了60-100之间，x是观测值，也就是各指标数据的实际统计值，xh是满意值，xs是不允许值。一般来说，正向指标满意值取各指标的最大值，不允许值取其最小值，但对于低保人口占总人口比率这样的逆向指标，满意值应取其最小值，不允许值取其最大值。在操作过程中，经过功效函数的转换之后，就可将各地市（州）所有的指标数值全部转换为60-100之间的得分。因此，在我们构建的地方经济社会公平度评价体系中，最低生活保障参保人数占常住总人数比重的观测值越大，得分越低；余下的其他五个二级指标则相反，也即其观测值越大，所获的得分越高。

然而这里还有必要指出的是，依据该功效函数所得出的结果是相对结果，前述六个二级指标数据的最小值和最大值会影响各地市（州）经济社会公平度的得分。也就是说，如果改变参与测评的地市（州）样本量，可能会导致数据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发生变化，各地市（州）经济社会公平度的最终得分也会发生变化。但是，这并不会对各地市（州）之间经济社会公平度的排名顺序产生影响，也就是原有各地市（州）经济社会公平度的先后排序将保持不变。

经济社会公平度与人均GDP存在一定负向关系

计算和排名结果表明，吉林省9个地市（州）经济社会公平度的排名与其人均GDP的排名存在一定的负向关系。其主要表现为：经济社会公平度排名与人均GDP排名存在显著的位差。例如，长春市人均GDP水平在9个地市（州）中排在首位，经济社会公平度在9个地市（州）中位列第7；松原市人均GDP水平在9个地市（州）中排在第2位，经济社会公平度在9个地市（州）中位列第6；白城市人均GDP水平在9个地市（州）中位列第9，经济社会公平度在9地市（州）中位列第3；四平市人均GDP水平在9个地市（州）中位列第8，经济社会公平度在9个地市（州）中位列第2；等等。

测评结果及各市（州）今后提升经济社会公平度的重点路径

结合各二级指标得分及其权重，我们分别计算了吉林省9地市（州）底线公平度、机会公平度、分配公平度得分，并依据三个分项公平度得分的由高到低分别对9地市（州）进行了排名；再结合三个一级指标的权重，我们进一步计算了9地市（州）经济社会公平度的总得分，并依据总得分由高到低对9地市（州）进行了排名。通过对各地市（州）间各级指标得分及排名进行比较，我们分析了部分地市（州）在公平发展方面的突出亮点，找出了9地市（州）在公平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了各地市（州）今后进一步提升经济社会公平度的对策建议。

吉林：经济社会公平度在9个地市（州）中排在首位，人均GDP水平在9个地市（州）中排名第4位，属于经济社会公平度水平高但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中等位置的典型地市。这主要得益于该市具有较高的底线公平度、机会公平度和分配公平度排名（分别位列第2、第2和第3）。通过进一步分析吉林市底线公平度和分配公平度下的五个二级指标，我们发现该市的城乡消费水平差距比较大（位列第7），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重在9个地市（州）中排名居中（位列第5）。为此，对于吉林市，采取积极的就业措施等来促进城乡消费水平差距的不断缩小，以及不断提高劳动报酬在各要素所获报酬中的比重，是其今后进一步提升经济社会公平度的两个重点。

四平：经济社会公平度在9个地市（州）中排在第2位。比较分析结果显示，这主要得益于其具有排名均位列第1的底线公平度和分配公平度，四平市属于人均GDP水平靠后（位列第8），但是经济社会公平度排名靠前的地市。有报道显示，近年来，四平市确定了一条符合实际、独具四平特色的科学发展道路，引领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健康发展，四平经济由低迷走向持续、高速、健康发展，工业经济优化升级，重点项目实现突破，粮食生产再创新高，资本运作成效显著，社会保障能力增强，城市建设日新月异，软环境建设持续改善，各级干部的干劲、向心力、凝聚力持续提升，全市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也明显改观。该报道同时指出，四平市近年来发生这些变化的根本在于该市提出了“城乡面貌三年大改观”的目标，以“努力让城乡居民生活得更加美好”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上下联动、人人参与、统筹推进，把城乡面貌大改观的成果进一步扩大、内涵进一步丰富、外延进一步拓展，把城乡建设与经济发展、产业集聚、“三农”工作、民生改善统筹考虑、互动共进，努力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等各个领域，在改革、发展、稳定、民生等各个方面取得新突破、再上新台阶，在更大范围内、更深层次上实现四平城乡面貌三年大改观。

近年来，四平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立足四平的资源、区位、文化等优势，针对经济社会发展对城市功能的需求，找到城市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契合点，把四平的城市发展定位为——打造“林在城中、城在林中、人在绿中”的“园林生态宜居城市”。围绕这一定位，他们着力引进科学的规划理念，在修编好城市总体规划的基础上，做好工业区、行政区、商业区、休闲区、居住区及城市道路系统、绿地系统等各类专项规划，突出规划的战略性、长期性、连续性，切实发挥规划在城市建设发展中的“引领”作用。

四平市之所以取得了较高的底线公平度和分配公平度，还与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该市始终将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来抓，并以此促进城乡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密不可分。第一，该市将就业优先战略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中，把稳定和扩大就业作为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下限，合理确定经济增长速度和发展模式，以稳增长促就业，以鼓励创业就业带动经济增长。第二，该市统筹推进现代化农业建设，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积极探索和推广现代化农业发展方式。探索发展互联网农业、可视农业、光伏农业和观光农业。创新农业经营体系和现代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打造品牌农业，鼓励有文化、有技能和有市场经济观念的各类城乡劳动者根据市场需求到农村就业创业。第三，该市坚持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并重，现代服务业与传统服务业并举，促进服务业与就业实现同步增长、相互促进。创新服务业发展模式和业态，支持发展商业特许经营、连锁经营，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信息与科技、金融、旅游、商贸流通、房地产升级、健康养老、家庭服务和文化体育等服务业，扶持“快递下乡”“特色电商”建设，打造服务业聚集区，逐步提升服务业就业比重。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方面，该市围绕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拓展就业空间。有序推进农业人口市民化，增强中小城市产业承接能力，依托经济开发区、产业集中区以及城镇化建设项目吸纳就业。通过全面实行新型户籍制度，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城乡统一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农民变“市民”。积极鼓励农村劳动力创业。对进入城镇创业和返乡创业、就地就近从事二、三产业创业的农村劳动者，按照有关规定享受创业担保贷款和社会保险补贴政策。依托现有各类园区，建设一批农民工返乡创业基地，鼓励各类企业和社会机构利用现有资源，搭建一批农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和见习基地。扶持有技能、资金和经营能力的农民工返乡创业，带头创办家庭农场、领办农民合作社和兴办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落实定向减税和普遍性降费政策。将农民创业与发展县域经济结合起来，延长农业产业链、提高农业附加值，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农村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项目，引导农民以土地经营权入股农业企业，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培训一批农民创业创新辅导员，建立专兼职教师、专业技术人员与创业农民结对帮扶制度，鼓励中高等职业院校毕业生回乡创业，对聘为农民技术指导员的，给予一定资金补贴。扶持农民网上创业，发展农村电子商务，鼓励电商企业利用互联网扩大农特产品销售渠道，增加农民网上卖家，积极组织创新创业农民与企业、小康村、市场和园区对接，推进农村青年创业富民行动。

此外，该市结合新型城镇化建设和户籍制度改革，深化农村就业制度综合改革，健全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制度，进一步清理针对农民工就业的歧视性规定，把就业政策、服务平台、信息网络延伸到村，逐步形成“农村半小时就业服务圈”。完善职业培训、就业服务、劳动维权“三位一体”工作机制，在农民工相对集中居住的社区和大批量使用农民工企业的所在地，依托市、县、乡镇（街道）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服务平台，建立农民工市民化综合服务中心，为其提供全方位的“一站式”服务。健全县域企业用工对接机制，畅通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流动渠道。加强农民工输出输入地对接，扩大技工和品牌工规模。加强农村劳务经纪人队伍建设，提高转移就业组织化程度。逐步扩大组织开展农民工市民化培训试点，对农民工和有意愿转移就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进行技能、素质“双提升”培训，提高就业能力。做好被征地农民就业工作，在制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时，要明确促进被征地农民就业的具体措施。

比较分析结果还显示，四平市的机会公平度在9个地市（州）中排在末位（位列第9）。此外，通过进一步分析底线公平度下的两个二级指标，我们发现，该市城乡居民生活消费水平的差距较为明显（位列第5）。为此，对于四平市，通过采取积极就业措施等来缩小城乡居民生活消费水平差距，和继续提高中学教育完成率，是其今后进一步提升经济社会公平度的两个重点。

白城：经济社会公平度在9个地市（州）中排在第3位。比较分析结果显示，这主要得益于该市的机会公平度排名在9个地市（州）中位列第1。资料显示，2015年，白城市研究制定出台关于促进教育内涵发展，进一步提高全市教育质量的实施方案。各县（市、区）和市直各学校按照市政府《关于促进教育内涵发展进一步提高全市教育质量的实施意见》和《关于促进教育内涵发展，进一步提高全市教育质量的实施方案》要求，将促进教育内涵发展纳入本地本校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列为重点工作，强力推进。通过各级努力，形成了上下联动，全方位多角度的教育内涵发展工作推进机制，使教育内涵发展“五项工程”得到有力推进。

首先，该市进一步完善高中综合改革，研究制定适应高考改革的政策措施，完善教育教学管理新机制，提高普通高中教育质量。通过不断优化必修课与选修课结构，探索和完善普通高中选课制、走班制等教学管理制度改革。其次，该市深化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优化职业教育结构，调整布局，整合资源。通过拓宽中等职业教育招生渠道，扩大“2 3”“3 4”等衔接专业的范围，面向社会开展多种形式的岗位技能培训，增强服务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通过加强工学结合、校企合作，开展现代学徒制的试点工作，优化专业结构，特色办学，错位竞争，增强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形成适应区域发展需求、产学研深度融合、中职高职紧密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具有白城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再次，该市通过开展各级各类学校民族团结教育活动，加强民族学校教师培训，推进民族学校授课用语“双语”化改革，加大公共教育资源向民族学校倾斜力度，解决民族学校发展面临的特殊困难及突出问题。最后，该市通过开展随班就读和组织送教上门等形式，深化特殊教育学校课程改革。积极发展残疾儿童学前教育，推进以职业教育为主的残疾人高中阶段教育，满足残疾人多层次教育需求。并积极探索适合残疾学生身心特点和需求的教育理念、模式和方法，提高残疾学生的综合素质，增强其融入社会的能力。此外，该市还研究制定了《白城市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的意见》，推动民间资本进入教育领域，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参与各级各类教育发展，以此推动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办学主体多元、办学形式多样、充满生机活力的办学体制。

但是，比较分析结果还显示，白城市的底线公平度和分配公平度排名居中（均位列第5）。通过进一步分析底线公平度和分配公平度下的五个二级指标，我们发现，首先，该市底线公平度的得分偏低，与该市的城乡低保人数占常住人口的比重较高（位列第8）有关；其次，该市分配公平度的得分偏低，与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比重低和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较大均有关。为此，对于白城市，提高社会民生方面的公共财政支出水平，以及继续采取积极措施来促进更多贫困人口脱贫和不断缩小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是其今后进一步提升经济社会公平度的三个重点。

通化：经济社会公平度在9个地市（州）中排在第4位。比较分析结果显示，该市的底线公平度、机会公平度和分配公平度在9个地市（州）中均位列第4。然而通过进一步的分析底线公平度和分配公平度下的五个二级指标，我们发现，首先，该市底线公平度之所以仅处于中上水平，与该市城乡低保人数占常住人口的比重偏高（位列第6）有关；其次，该市分配公平度之所以仅处于中上水平，与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比重低和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较大均有关。为此，对于通化市，提高社会民生方面的公共财政支出水平，以及继续采取积极措施来促进更多贫困人口脱贫和不断缩小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是其今后进一步提升经济社会公平度的三个重点。

辽源：经济社会公平度在9个地市（州）中排在第5位。比较分析结果显示，该市分配公平度排名靠前（位列第2）。但是比较分析结果还显示，该市的底线公平度排名和机会公平度排名靠后（分别位列第8、第6）。通过进一步分析底线公平度下的两个二级指标，我们发现，该市底线公平度的偏低，与该市城乡低保人数占常住人口的比重偏高（位列第7）有关。为此，对于辽源市，采取积极的就业措施等来促进更多贫困人口脱贫，以及继续提高中学教育完成率，是其今后进一步提升经济社会公平度的两个重点。

松原：经济社会公平度在9个地市（州）中排在第6位。比较分析结果显示，该市具有排名较高的底线公平度和机会公平度（均位列第3）。但是，比较分析结果还显示，该市的分配公平度排名在9个地市（州）中靠后（位列第7）。通过进一步分析分配公平度下的三个二级指标，我们发现，该市的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比重较小（位列第8），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差距较大。为此，对于松原市，采取积极的就业措施等来不断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以及不断提高社会民生方面的公共财政支出水平，是其今后进一步提升经济社会公平度的两个重点。

长春：经济社会公平度在9个地市（州）中排在第7位。比较分析结果显示，该市的底线公平度、机会公平度和分配公平度排名处于中等偏后或中等水平（分列第6、5、8），属于人均GDP水平靠前，但是经济社会公平度排名靠后的典型地市。进一步分析底线公平度和分配公平度下的五个二级指标，我们发现，首先，该市底线公平度得分偏低，与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差距较大（位列第9）有关；其次，该市分配公平度得分偏低，与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重低、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比重较小两个方面有关。为此，对于长春市，采取积极的就业措施等来提高劳动报酬在各要素所获报酬中的比重、不断缩小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差距、不断提高社会民生方面的公共财政支出水平，是其今后进一步提升经济社会公平度的几个重点。

白山：经济社会公平度在9个地市（州）中排在第8位。比较分析结果显示，该市的底线公平度、机会公平度和分配公平度排名都靠后（分别位列第9、第8和第6）。通过进一步分析底线公平度和分配公平度下的五个二级指标，我们发现，首先，底线公平度的排名靠后，与该市城乡低保人数占常住人口的比重高和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大均有关；其次，分配公平度的排名靠后，与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重低和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较为显著这两方面有关。为此，对于白山市，采取积极的就业措施等促进贫困人口脱贫、不断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和消费差距、不断提升劳动报酬在各要素所获报酬中的比重，以及继续提高中学教育完成率，是其今后进一步提升经济社会公平度的几个重点。

延边：经济社会公平度在9个地市（州）中排在末位。比较分析结果显示，该州的底线公平度、机会公平度和分配公平度在9个地市（州）中的排名都靠后（分别位列第7、第7、第9）。通过进一步分析底线公平度和分配公平度下的五个二级指标，我们发现，首先，底线公平度的得分偏低，与该市城乡低保人数占常住人口的比重高和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较为显著均有关；其次，分配公平度的排名靠后，与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重低、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比重较小以及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大均有关。为此，对于延边州，通过积极的就业措施等促进贫困人口脱贫、不断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和消费差距、不断提升劳动报酬在各要素所获报酬中的比重，以及继续提高社会民生方面的公共财政支出水平、继续采取积财政和教育政策来提升中学教育完成率，均是其今后进一步提升经济社会公平度的重点。

可能产生的误差说明

现实中，即便是处于一个省区内的地市，其相互之间所处的发展阶段也不尽相同。测评结果可能和人们对吉林省各地市（州）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直观印象存在一些偏差，不乏一些经济水平相对靠前的地市（州），在测评结果中排名相对靠后。我们认为，这主要由各地市（州）当前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造成。例如，按照经济学中的经典“U”型曲线，随着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人均生产总值的不断提高，该地区的经济社会公平度很有可能经历一个先下降、再上升的过程。因此，对于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市（州），相互之间在经济社会公平度方面并不完全具有绝对的可比性。不仅如此，各地市（州）因自然资源、地理区位等条件的不同，经历的“U”型曲线拐点处所需要的经济发展水平也会不同，而且还有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也是为何我们在本次测评以及此前开展的系列测评中，都有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市，经济社会公平度反而相对较低的一个可能解释。然而不管怎么说，也正是因为经济社会公平度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往往出现这种先下降再上升的关系，长期来看，持续发展经济，推进经济水平更为健康和快速的提升，在当前仍处于全面发展经济的中国各地区而言，对经济社会公平度的提高都是至关只要的。

数据可得性带来的限制。虽然我们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理论分析模型，并以理论为指导选择了最为接近的指标数据，构建了一套较为系统而全面的指标体系，但是在六个二级指标的指标数据选取方面，主要是以数据的可获取性为导向，以能够查询到的各种公开数据为基础，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指标数据对于指标的准确反映水平。因此，测评得到的结果与各地市（州）的实际情况存在略微偏差在所难免。

比如，人们的机会公平，除了体现在教育方面之外，也体现在就业、职业培训、健康养老等多个方面，因此单纯以教育方面的公平来反映机会公平，难免会出现一定的偏误。再比如，就像我们在前面的指标选取说明之处所述，底线公平，主要反映的一个方面是人们衣食住用等基本生活情况的公平程度，城乡居民之间的消费水平状况，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此给予呈现，但是诸如行业之间、不同年龄段人口之间的消费差异情况，以及人们相互之间基本的生活消费支出结构差异等，都对底线公平有一定的解释。然而，正是限于数据可得性上的困难，我们并没有将这些方面的数据统一放到衡量底线公平的指标中，而是仅仅以城乡居民消费差异以及低保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数据，对底线公平进行了近似的衡量和反映。

更为深入的实地调研有助于对测评结果进行补充和修正。除了数据的可得性会给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指标数据的选择带来限制之外，现实中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各地市（州），有其自身不同的发展特色、发展重点和难点，这已经被大量的定性和定量研究所指出并得到证实。因此在实际的测评工作中，评价地市（州）经济社会公平度的指标体系应尽量避免千篇一律，这不仅应反映在具体指标数据的选择上，还应该反映在各指标权重的确定上。也正因此，在本次测评的基础上，若能就相关问题在吉林省9个地市（州）广泛开展实地调研，不但有利于准确把握各地市（州）所处的实际发展阶段，而且有助于根据各地市（州）发展重点等，针对不同地市（州）设计不同的指标数据以及确定不同的指标权重，进而对本次测评中得到的初步结果进行修正和补充。

如若可以获取更为详实的各地市（州）经济社会发展数据，将能够在构建地市（州）经济社会公平度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之基础上，从实证的层面更深一步地探索究竟还有哪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因素，会促进或限制吉林省9地市（州）经济社会公平度的提升。比如，如果我们能够获取到关于9个地市（州）近十年有关经济发展、宏观调控、产业转型、城乡社保、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等方面较为全面的相关数据，那么可以通过构建相应的面板数据模型，在测算出9个地市（州）十年来经济社会公平度得分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应用相关的统计分析软件，开展计量分析，进而找寻出可能影响9个地市（州）经济社会公平度的财政、金融、基础设施构建等方面的深层次的因素。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以此为基础，应用趋势分析等实证方法，对9个地市（州）今后经济社会公平度的变动情况进行研判。

【执笔：贾晓芬（见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