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创新瓶颈（科技世代与人类未来TA最爱的是我）
手机创新瓶颈（科技世代与人类未来TA最爱的是我）隔屏观望，善在指间说到底，手机的确是一种技术。但在人类美好生活的构建中，技术以其独特的效力牢牢地占据着核心位置。人类期待技术与善的之间深度关联，期冀其能够为善、构善、至善等。恰如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开篇所指出的那样：“每种技艺与研究，同样地，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那么，手机又是如何与善关联在一起的呢？作为手机发明者的人类，从其通过该技术有效地推进信息的便捷沟通而言，体现了技术与善之间的某种内在一致性；作为手机使用者的人类，在隔屏实现自我与世界关联过程中，特别是在手机用户越来越多且人类使用手机的时间越来越长的情景下，又是如何与善关联的呢？隔屏望，何以善？闫宏秀（上海交通大学）在2012年6月底，我国手机网民规模首次超过台式电脑上网的网民；2020年3月，我国使用手机上网的网民占整体网民的比例为99.3%，即8.97亿。毫无疑问，手机因其极高的感知有用性和易用性而被
段伟文、刘永谋、闫宏秀、杨庆峰
【论坛第四期话题】TA最爱的是我，还是手机？
今天，一日不带手机出门，绝对是一桩令人坐立不安而充满考验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人人都机不离手，人人都变成“手机控”，以致有人认为手机使用最后把人类形体从昂首挺胸变成佝偻蹒跚。刷手机好不好？网上流传着一则名言：为什么要谈恋爱，是手机不好玩吗？刷手机坏不坏？就算恋了爱，专家提醒：警惕手机成为“第三者”！我们究竟应该和手机“相处”？“科技世代与人类未来”论坛第四期以手机依赖为题，特别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段伟文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的刘永谋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的闫宏秀教授和复旦大学的杨庆峰教授，以北南联袂、京沪对话的方式从不同角度撰文探讨。闫宏秀的《隔屏望，何以善？》提醒人们在使用手机时要守护善。刘永谋的《我们为什么爱刷手机？》分析人爱刷手机的各种原因。杨庆峰的《装满秘密的黑匣子》相信手机未来会消失。段伟文《作为后视镜和夹具的手机》认为手机是人的人工器官聚合体。无论如何，手机与自己的关系值得每个人抽空想想。
电影《完美陌生人》剧照
隔屏望，何以善？
闫宏秀（上海交通大学）
在2012年6月底，我国手机网民规模首次超过台式电脑上网的网民；2020年3月，我国使用手机上网的网民占整体网民的比例为99.3%，即8.97亿。毫无疑问，手机因其极高的感知有用性和易用性而被大众欣然接受，并成为了日常生活之必备。手机上瘾或成瘾、手机依赖症等日益受到社会的关注。与此相随的是，因手机缺席而引发的焦躁不安也如影随形。人们经常会问：“手机，手机，你在哪里啊？” 当手机不在手时，夹杂着或是失落、或是焦虑等的多重感觉会悄然涌上。
说到底，手机的确是一种技术。但在人类美好生活的构建中，技术以其独特的效力牢牢地占据着核心位置。人类期待技术与善的之间深度关联，期冀其能够为善、构善、至善等。恰如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开篇所指出的那样：“每种技艺与研究，同样地，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那么，手机又是如何与善关联在一起的呢？作为手机发明者的人类，从其通过该技术有效地推进信息的便捷沟通而言，体现了技术与善之间的某种内在一致性；作为手机使用者的人类，在隔屏实现自我与世界关联过程中，特别是在手机用户越来越多且人类使用手机的时间越来越长的情景下，又是如何与善关联的呢？
隔屏观望，善在指间
当下的智能手机作为一种媒介，集电视、电话、电影与收音机的功能于一体，即将加拿大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所言的低清晰度、提供的信息较少且要求高参与度的冷媒介与只延伸一种感觉、并使之具有高清晰度且要求参与程度低的热媒介进行了融合。因此，这使得手指的隔屏滑动具有了多重意蕴。
如：从手机作为热媒介来看，作为手机使用者的人类，可以是参与度很低的观望者。即，人类可以是仅仅通过手指，滑动屏幕，隔屏观望，用眼睛、声音等获取信息。此时，作为观望者的善，可以简单被理解为被动接受层级意义上的。此时的善或许可以被诠释为基于不主动为恶意义上的一种消极层级的善。易言之，此时的人类可以被视为纯粹的旁观者，因为其是完全作为信源载体的屏幕端的一个信宿，且不参与任何恶的行为，仅仅是隔屏观望而已。
然而，这种行为所带的结果并非如前所述。即使是隔屏观望，就已经是貌似不参与的参与。不参与是指没有进行主动互动，参与是指每次浏览都将推动屏幕背后的数据流，且这种推动在网络的高速推动下可以达到瞬间燃爆的效果。如，你虽然无意间用手指滑动了某个技术推送给你的信息，即使你未曾转发与评价，也已经推动了该条信息的传播。若有无数个“你”的指间滑动，就会带来无数次的数据推动。因此，在智能手机的使用过程中，即使是观望，也是参与者意义上的，而非作为纯粹的旁观者。易言之，手指滑动，哪怕仅仅隔屏观望也能并已经将善带出。
隔屏期望，善在心间
当手机使用者在隔屏观望的过程中将善带出时，其与善的关系已经超出了仅仅由技术驱动的消极善。手机使用者用手指滑动屏幕时，其已经以参与者身份的出场方式，更何况人类对手机的使用不仅仅停留在滑动阶段。智能手机的诸多App、小助手等与人类有着极强的深度交互性。
当今手机上网的用户数量庞大，手指滑动可以将善带出，但也可以将善搁置与遮蔽。这里的搁置与遮蔽类似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曾经的警示：在网络和数字化技术推动下，“超工业时代进入一个系统性愚昧的时代”。类似电视曾经对人类的非强制性深远影响一样，同样地，被手机信息环绕的人类也一样，也可能会出现“一种新的精神语境及麻木呆滞”。在日常生活中，会听到有人忍不住抱怨说：“沉迷刷屏、无法自拔”“刷屏致傻”“每日生活以开机与关机为准”等。事实上，这些戏虐方式的描述恰恰以反向的方式道出了手机使用者的隔屏期望。
手机使用者若处于长期刷屏的状态，那么，基于智能算法、机器学习及深度学习等的手机系统可将用户带入某种信息茧房。这种茧房与斯蒂格勒所言的“系统性愚昧”之间有着某种同构性。但是技术发展的初衷不是将人类带入愚昧之中，而是期望给人类以福祉。期望，究其本质而言，源自心理预期，因此，隔屏期望，善在心间。
隔屏望善是否可能？
然而，期望的实现需要付诸于行动，仅仅停留在心间的善依然是不够的。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用唤醒深藏于艺术世界与诗歌世界中的“思”来走向自我拯救之路，并以此来应对技术对人类的全方面冲击。这种应对方式因其乡愁、后思以及重技术批判的特质而被诟病，但其对技术本质与人之本质的深度揭示却极具价值。
处于手机屏幕端的人类，无论是基于手指滑动的隔屏观望，还是基于内心驱动的隔屏期望，都是人的本质与技术的本质相互交织的表现。特别是在技术充斥的语境下，人类一直在力图守护人的本质，且这种守护也极为必要。面对手机与人类生活的深度关联，人类的隔屏观望与期望可谓是通往善，但并不是完成了的善。
当今智能手机以技术化的方式导引着人类行为的导引、潜移默化着人类的价值观与自我的认知等。毫无疑问，善可以借助手机屏幕进行呈现，但这不应该善的真谛。因此，在智能手机丛林中的人类，若要隔屏善，则除了观望与期望之外，更需要隔屏守望，用理性之行与本真之心的联袂去守护善，警惕成为林中之鸟而将善遗忘，警惕彷徨在林中路上而找不到善的方向。
我们为什么爱刷手机？
刘永谋（中国人民大学）
从使用手机、沉迷手机到依赖手机，刷手机时间占比越来越大，使用者对手机的控制程度越来越低，手机厂商、各种APP则越来越成功。因为没有办法科学地界定出每天使用时间超过多少属于使用过度，被夺走手机多久出现何种症状属于不能自控，“使用”、“沉迷”和“依赖”手机的修辞学意味浓厚，更多是传达着情绪上的担忧和道德上的愤懑。但地铁上一站，人人刷手机。假若来个外星人，看到人类整齐划一地低着头，鸦雀无声地望着手上的闪亮屏幕，会不会以为是某种集体宗教仪式，或者被某种拥有巨大力量的怪物同时控制？此时，很难质疑对手机的沉迷与依赖不存在。
“真不能怪我”
过度使用手机而不能自控的行为，对手机使用者具有不同程度的危害，被称为手机依赖。手机依赖既引发各种身体疾病如干眼病、颈椎病，甚至有说会改变脑灰质密度，也导致各种心理疾病如抑郁、智商下降，还是某些社会问题的原因，如夫妻关系不睦、亲子关系不调、学生厌学等。很多人认为，作为一种科学概念，手机依赖内涵和外延都不清楚。然而，这并不影响手机依赖被认定为21世纪最常见的非药物依赖之一。
换言之，玩手机过度已经被界定为心理疾病，常见于大学生、职院学生和女性——这不是瞎说，而是检索诸多研究后的结论——要是高等职业院校的女大学生，一定要注意——最近发现“银发族”的也易发病。在此思路之下，可以类比毒品成瘾、酒精成瘾研究手机依赖，如程度测量、产生机制和干预方法，等等。但是，究竟是得手机依赖症才爱玩手机，还是爱玩手机才得手机依赖症呢？
毒品或酒精成瘾有明确的成瘾物质，手机依赖中找不出。有研究认为，刷手机时大脑会分泌多巴胺，让人觉得兴奋和开心。不光玩手机、吸毒和喝酒时大脑分泌多巴胺，吃饭、服药、吸烟和谈恋爱也会调动多巴胺反应中心。所以，将多巴胺界定为成瘾物质，和说刷手机开心是因为爱刷手机一样，没有太多意义。
晚上刷手机不睡，有人说是因为手机蓝光抑制松果体分泌褪黑素，让人睡不着。手机屏幕夜间模式减少了蓝光，人是不是就不爱玩手机了？再一个，蓝光让你睡不着，不能干点别的吗？人开着灯不容易睡着，和手机蓝光多是同样道理。问题是：你会关灯睡觉，为什么不关手机睡觉呢？
还有人找到技术的原因，可以分为两类：手机技术太好，或者太坏。太好派说，智能手机功能强大，使用太方便，想干啥干啥。技术太好，你就不停刷手机啊？好的技术不止手机吧，为什么独独爱刷手机呢？太坏派说，智能手机设计故意让人上瘾，刷手机的毛病是设计者害的。奈斯比特认为，让人依赖加深是高科技的重要特征，称之为“科技上瘾区的扩张”。从广义上说，改善用户体验的设计都催生技术上瘾，很难区别有害的上瘾设计和增加用户粘度的优化设计。并且，面对上瘾性智能手机，使用者不能自决或拒绝吗？
当然，可以发现沉迷手机的社会原因。一个美国同事在美国不用手机，有事发电子邮件，在北京不得不买个手机，因为很多事情比如办银行卡必须填手机号。当然，买了手机可以只打电话，可听说他买了手机，大家都让他装个微信方便联系。这个例子说明：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中，手机世界与现实世界紧密交织，会刺激刷手机行为。
找找自己原因
将手机依赖等同于网络依赖，没有办法找出爱刷手机的原因。为什么女性和大学生更爱刷手机？研究表明：网吧上网主要是打游戏，刷手机主要是使用社交、购物、看新闻和刷微博。所以，一些人认为，手机上瘾实际上是社交上瘾。维塞尔说：“手机并不是反社交的，正是因为我们是依赖社交的物种，才会想要联系他人。”但是，社交并非手机的唯一功能，而且手机社交取代真实社交，有时也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疏远。
社交过载已经引起大家的注意：社交并非越多越好，手机社交冗余是典型例子，有人将之称为“手机社交沉迷”，认定原因是各种不健康的心理状态。比如过度从众的心理，只有在集体中才能感到自己的存在。对此，勒庞在《乌合之众》早有论述，而加塞特的《大众的反叛》、李普曼的《幻影公众》、米尔斯的《权力精英》、怀特的《组织人》等名著均将之视为20世纪人性演变的新趋势。
很多人刷手机是由于对信息的饥渴导致的，我称之为“信息贪婪”：什么都想知道，异国他乡的一桩劫案，毛线关系没有的明星偷情细节……当代人处于信息过载而不自知，常常刷贴发圈的时候还顺手刷个广告。为什么呢？好玩。对此，波兹曼称之为文化艾滋病（AIDS，Anti-Information Deficiency Syndrome，抗信息缺损综合症），在《娱乐至死》中大加鞭挞。
有人认为，孤僻、自卑或相对缺乏自信的人爱刷手机。许多研究者便如此解释“银发族”、女人和大学生爱刷手机的原因：老人孤独寂寞，大学生前途未卜和怀疑自己能力，女人的自我认知往往依赖他人评价。有种客体化理论（objectification theory）认为，女人爱在朋友圈发自拍照，希望别人对自己外貌点赞而找到能力方面的自信，属于典型认知偏差。
不少人说，刷手机是害怕和逃避孤独、不安和焦虑。在《逃避自由》中，弗洛姆提出“自由悖论”：自由既可以让人更多地支配自己的生活，也会让人感到孤独和不安，因为获得自由意味从更紧密的社会联系中独立出来。如果主动运用自由全面发展，彰显人生价值，充分完善自我人格，便实现了积极自由。但是，更多人追求的是消极自由，即从各种社会关系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反而使自己陷于孤独，产生无能无力感和焦虑不安的消极心态。此时，人容易放弃追求自由，以刷手机减轻心理压力，在其中迷失自我，此即弗洛姆所称的“逃避自由”现象。
有人认为，爱刷手机是因为感到人生没有意义，无聊才刷手机。拉康认为，当代人的意义从可以为之奋斗的未来理想世界，转变为只寻求充满欢乐的“当下”，人类陷入无意义的迷幻之中，感受不到真实世界，遗忘冰冷的社会境遇。换句话说，当代社会主张的意义，如以自我为中心、只关心眼前、把精致的自恋当作终极理想，乃是一种快乐的“无意义”。
在“容易世界”表演
我以为，有的人爱刷手机，是想通过“表演”而成为另外一个人，从而忘记真实世界的无力。所以常有人说，手机上“戏精”、“精分”以及“精神小伙”、“精神小妹”特别多。在手机中，不再有生活，只有表演，只有欺骗和自我欺骗。
不过，当代人爱刷手机，我琢磨最重要原因是：智能手机“制造”出一个“容易世界”，降低人生“打怪升级”困难的感受度。在手机上，任何事情看起来都变得很容易：想吃饭，想买东西，想借钱，想找人聊天，想谈个恋爱，想冒充会大佬……手指划划点点戳戳就好了。每一次手机使用点滴增加着类似的感觉：世界仿佛为你而生，你便是“国王”或“魔法师”。按照行为主义的观点，行为的后果会强化特定的行为模式，正面效应增加行为发生的频率，负面后果会减少之，所以刷手机不断被离苦得乐的“容易世界”所不断强化，最终沉迷其中而不可自拔。只可惜一切终究只是错觉：当没钱买东西、交网费电费，“容易世界”立马烟消云散，人生暴露出原本的残酷面貌。
哪种有道理，君请自选。我定了条规矩：手机不能进卧室和书房，不晓得是否守得住。无论如何，为什么我爱刷手机，绝对是一个意味深长问题。
装满秘密的黑匣子
杨庆峰（复旦大学）
从语义本身来看，电话（telephone）是空间距离的克服，手机是一种手持的电话。手机的汉语表达和德语表达（Handy）是相同的，均与手有关。技术的发展使得手机变成了改变命运、拉近距离和装满秘密的黑匣子。手机为什么与实现空间拉近的电话有了这么大的区别？
手机是什么？不问，我还知道
面对手机这么一个常见物品，人们已然形成了恨大于爱的两种态度。一种是非常肯定，认为手机带来了进步、命运改变、身份提高。1G时代，天线“大哥大”手机尽管只有通话功能，但是却代表着身份和财富的象征；2G时代，与按键手机相伴的是直板、翻盖、旋转和滑盖，收发短信，联通变得更加容易；3G时代，触屏手机可以看地图、拍视频；4G时代，手机可以实现智能、无线支付、可以提供健康证，一个美好的世界开始打开；5G时代，万物互联，智能生活的未来美景就在眼前。有一次和出租车司机聊天，她的家人正好是做华为的，对1G-5G的变化感触颇深。6G之后是什么?也许超越了想象。另一种态度是极度怨恨。很多人指责手机带来了极大的危害。比如小孩子看手机视力下降，少年看手机学习滑落、成年人看手机交流缺失。唯独是老年人，没有手机，但是却感受到了冷落，所有的人群都沉溺于手机世界，而忽略了他们。这种情绪是社会普遍存在的。面对这种情况，人们更多感受到的是无奈。感觉一切似乎都脱轨了，无能为力。你可以关闭朋友圈若干天，但是你不能弃之不用；你不能容忍手机没有电，各种私人、共享的充电宝成为后备电源。
这种矛盾的态度也表现在国内外的电影题材中。近年来，国内外很多电影都以手机为题材，国内的如《手机》里将手机说成是手雷；国外的如《完美陌生人》把手机说出是装满秘密的黑匣子；《命运呼叫转移》中一部手机改变命运的真实写照；《夺命手机/梯阵阴谋》里面的手机能够让人赢钱、发财却是科幻想象。这些展示手机与生活世界关系的影片也说明了手机与生活世界之间有着被忽略的关系。这为接下来的现象学追问提供了可能。
手机是什么？问了，我反而不知道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手机克服了固定通话的限制，变成了与手有关的物品。如果手机仅仅是一个物品，那么它无法解释本来只是手持的工具为什么与命运和生活世界关联在一起。手机是人的延伸，但是技术哲学式的回答并不是让我们获得更多的认识。这个观点是来自技术哲学的一个认识。梅洛庞蒂分析过一个贵妇帽子上的羽毛，说是这是知觉的延申。如今的手机，也是手的延伸。微信中摇一摇实现了“撩”的功能很快让你找到一个异性朋友。手机起到了一个空间拉近的功能，这种注重结果的解答让我们看到了一些本质的东西。3G手机的空间拉近一直符合电话的语义学。telephone本义就是远方的声音，将远方的声音拉到我的面前，让我从听觉上感受到你的声音。这个时期的手机只是听觉的拉近。通过听到某个声音然后想象出对方的样子。但是往往会弄出笑话：声音甜美一定长的漂亮动人吗？4G时代手机的空间拉近超越了语义学，至少在声音意义上超越了。它所展现出来的是全方位的拉近。通过图片，我可以直观感受到与联系者的样子。通过视频，一个鲜活的人就会呈现在面前。手机是世界整体性的显现。这种海德格尔式的观点需要被注意到。世界以技术的方式显现自身，手机已经脱离了telephone的本义，整体性以手机显现了自身，正在建立的万人、万物互联构建起一个技术整体性。手机不再是以孤立的、属人的物品存在，而是将自身表现为非对象的整体性。正如伽达默尔所言，“整体性并不是对象，而是包围着我们并且使我们在其中生活的生活境遇。”
既然不是对象，手机必然会消失
我们太熟悉手机是工具这样的观点了。按理说，面对手机带来的社会问题时，应该从人的自控力去寻找问题的根源。但是很奇怪的是，我们会发现这种追根溯源直接抵达到手机，而忽视了对人自身的批评。人们似乎有些避重就轻。面对这种悖论，我们需要加以分析。
荷兰哲学家维贝克对于上述现象给出的解释是：手机和人构成了一个共同体，我们没有办法单纯谈论人的自控力，因为手机已经无形中改变了人的生活和行为习惯；也没有办法单纯地指责手机，因为这似乎又陷入了主体逃避责任的陷阱。所以，面对这种状态，需要注意到手机作为道德能动者的因素，在手机与人构成的关系中才能够更好地处理上述问题。可是这样一种思考，却没有想到手机在未来的存在状态。
手机在未来会消失吗？必然会。在未来社会，手机会被更为更为高级、更为小巧和便捷的技术取代。这一点技术哲学家唐伊德早已分析和阐释过了。高新技术具有小型化的趋势。不仅如此，我们看到大脑深度植入芯片和神经植入芯片将会成为现实中的技术。这些芯片可能会以纳米级的形式存在，却能够实现以前手机的全部功能，通讯录下载、实现通话、观看视频等等。空中的微粒也许会成为通讯的介质。但这种技术的消失不是我们的重点。我们的重点是手机作为对象的必然消失。
既然手机不是工具性存在，那种人类学的理解已经不适合现代技术的认识，而整体性将成为看待手机的视野：手机将自身作为整体性建构起来。在这个意义上，手机取代了语言，我们看到的是物质化解释学的生活实现。手机包围着我们并且使我们生活在其中，手机成为我们的生活境遇。如果这样，最为熟悉的体验开始浮现：戴在我鼻子上的眼睛不再是作为对象的眼镜，它成为我生活世界的、透明的构成部分，融为一体地嵌入其中。整体性也意味着我们对之视而不见和“熟视无睹”。同样，在整体性逻辑的推动下，手机消失会变得不可避免。先是从物理介质，然后从关系上，它会成为记忆之物，逐渐消失在历史的地平线。
作为后视镜和数据夹具的手机
段伟文（中国社会科学院）
说起手机，不禁想起比利时画家马格利特（René Magritte）著名的烟斗系列的第一幅作品：在绘有一只烟斗的画中写着“这不是一只烟斗”的句子。我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你不论将手机看做移动电话还是移动终端，都会发现它越来越不像手机，而越来越像照相机、电脑、电视机、监视器……它不仅将普通的数码相机和摄像机挤出了市场，甚至连电信服务商的短信和通话服务也快被它逼得无路可走。手机的发展，非常生动的体现了人与技术的本质，恰在于不可预见的变化与生成，这使得人与技术的未来，倾向于拥抱开放性和偶然性，而不拘泥于固定的属性和一定的方向。
摄像头与屏幕构成的新物种
七、八年前，经常有朋友特意更换了一部老款的非智能手机，说是刷智能手机太浪费时间。这些年来确实有极个别的人坚持下来了，甚至成为不用手机的圣徒。但对于在我身边的大多数人而言，智能手机已无异于长在身上的一种多功能器官了。如果从生物学的视角来看，智能手机非常像能够长出各种器官的胚胎干细胞，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用出某种新功能。
只要你愿意 出门的时候完全可以用手机跟家里的宠物聊天。昨天在骑共享单车的时候，我还在想如果将手机固定在车把上，打开前置摄像头，就可以当成后视镜了；如果再编写个应用程序，甚至还能认出路上有犯罪嫌疑的车辆自动报警。在直播带货的热潮中，已经没有人怀疑手机屏幕的强大力量。甚至有人早就用这个小小的屏幕，勾兑出各种穿越半个地球的生意，比方说，让中国退休的佘太君们白天通过手机屏幕看守美国地下停车场夜间的监控视频。
手机已不再是最初“大哥大”时代充满质感的砖头，可输入屏幕、前后摄像头再加上固有的话筒和播放功能，手机成为人和世界得以遭遇和呈现的界面，也令人的眼睛和手指开启了一段新的进化历程。智能手机显然不再只是人的器官的延伸，而成为人与人工器官的聚合体，它不仅赋予拇指点赞功能，让黏在屏幕上的人眼冒着早衰的风险，甚至已经成为人所繁殖出的伴生物种。这个新的伴生物种无异于一种魔幻的生命体。有了智能手机，你的眼睛只需看着它的一只眼睛——死死地盯着你的前置摄像头，而不再需要直面真实世界，也不用正视与你交互的人的眼睛。
你只需要盯着屏幕这面技术化的镜子，世界就会在屏幕的界面上呈现，而这虚拟的世界可能来自另一部手机的一只眼睛——用于代替人记录世界的后置摄像头。这两组人工眼睛和一面技术化的镜子，甚至可以让你愤怒地面对人和世界，而不用担心会有拳头从没有厚度的屏幕界面冲出来。当然，它们实际上可能让你更愿意顺着他人和世界的意愿，以换取可有可无的点赞或真金白银的礼物。一旦你意识到手机是一个魔幻的生命体，拿手机的时候会想到它的传感器或许正在根据你的力度感受你的喜怒哀乐，而摔屏的时候它并不会有丝毫的痛感，因为你的心已经疼过了。
移动时代的数据夹具？
人与技术的伴生迫使人与世界一起加速演化，以欲望作为燃料的资本引擎使得“我不是我”、“在这里，又不在这里”成为这一演化的基本逻辑。手机并不是孤军奋战的魔法师，其背后有着无远弗届、无孔不入的巨型机器系统，手机不过是一切让事物流动起来的怪兽用于诱惑人和掌控人的敏感器官。不论对这个巨机器或流动怪兽的想象是否让你感到舒适，人、机器、金钱、想象和构思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和越来越高的频率移动，这种移动正在彻底重构着人们用以理解世界和掌控世界的可见事实。而这种可见事实的基本来源就是手机及其联结的各种网络。
闭目想一想，数十亿人在日常生活中基本上都携带着手机这种口袋大小的联网计算机，就应该意识到，这些具有内置数码相机、视频和语音记录功能以及定位系统和各种传感器的手机的认知潜力何其巨大。从地震灾害到疫情传播，从鸟类观察到人类大规模流动与群体行为研究，具有移动性的手机的分布式数据采集和计算能力，正在构建出前所未有的复杂事实，而对这些事实的分析与理解，惟有借助自动化和智能化的数据分析才有可能。
在机器“看来”，这一切都只是数据的流动和对这种流动的引导。但对持有手机的人来说，手机无异于随身携带的数据化特洛伊木马。看到这里，你或许想到我又要吐嘈人如何被机器监控、被算法控制云云。但我想说的是，对移动事物的监测和控制其实是移动时代的内在逻辑，数据与信息监控是使得移动得以实现的先决条件，而且监测所形成的数据流本身就是各种移动所需要的触发信号。比方说，当你通过刷手机通过地铁闸机时，如果没有实时的数据监测网络作出及时反应，确保你这个移动事物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你就无法体验一刷而过的顺畅移动。
手机实际上不再是电信系统蜂窝移动网中的一个移动单元，而已与包括交通系统、城市空间、安全网格等在内的各种泛在网络绑定在了一起。在你携带它四处移动的每一步，手机都扮演着使你的移动更为顺畅的移动中介的角色。由于你的位置信息是手机必须与通信网络交换的元数据，而且通信网络会与其它网络共享这些数据，以确保整个泛在网络系统的安全运行。实际上，在以信息和数据高速流动为前提的移动时代，所谓移动不仅仅是空间的位置改变，各种交互行为和数据、符号、图像、视频的迁移都意味着移动，甚至不久的将来，人的思想和意念的变化也属于可监测和控制的移动对象。
数据监测是为了使得移动更为顺畅，各种手机界面上发生的交往、交易、娱乐也是以数据监测为前提的。从整个泛在的网络系统来看，为了使各种复杂的移动有序进行，就不得不运用数据的监测和分析对人的行为进行猜测或预见，甚至采取预防性的控制。就像机械工人在加工器件时需要将零件固定一样，面对拿着手机四处移动并且心思万千的人们，社会巨机器反过来也需要以手机为数据夹具，以确保在移动中变动不居的人和世界具有某种稳定性和可控性。由此，从内容推荐算法、人脸识别、智能手表到健康码，都可以视为数据夹具。当你把手机绑在手臂上步行或跑步的时候，手机这种新夹板要矫正的，并不是你的错位的骨骼或关节，而是你的运动行为。
而且，作为数据夹具的手机还可能会进一步调节你的心思。在人们的内心意念不能影响外在世界的时候，心动和旗动是两个分离的事件，人拥有胡思乱想的绝对自由。而假如将来人们可以通过数字网络用意念让旗子飘扬起来的时候，是否需要通过某种可穿戴设备和手机中的数据特洛伊木马一起，给人的意念和思想安上精细的数据夹具？
逃离手机魅惑需要人的野性
手机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手机会使人成为什么？在现在看来，人的宿命似乎是在与技术的伴生中盲目地开启一段又一段新的进化，而这种进化在当下似乎进入了以制造自我欲望为药引子的自我的自动化生产阶段。对于这个阶段，从海德格尔、马尔库塞到斯蒂格勒表达过太多的不满，以至于我都怀疑这些大同小异的不满不过是小骂大帮忙，其论述固然高深，客观上却麻痹了人们为改变自身命运采取行动的可能性。在反思和批判者看来，手机对人的魅惑日盛，正在使人们变得缺失关注力甚至更加愚蠢，让孩子们从小就沉迷于手机和屏幕不能自拔，甚至会令人放弃反思自己生活的勇气。
若果真如此，又当如何逃离手机的魅惑呢？海德格尔不是说过“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拯救”吗？面对以手机为界面的数据化和智能化的荒野，出路又何在呢？生活在技术圈中的人们会听哲学家和思想家的劝告吗？但不论如何，拯救的力量和行动最终取决于人自身的抉择。《沙乡年鉴》的作者亨利·大卫·梭罗曾指出，世界的救赎存在于荒野中。其中所说的荒野往往被环保人士误读为自然中的荒野，而梭罗的本意指的是人类残存的野性。面对手机魅惑的冲击，人所残存的野性又何在呢？对此，我现在唯一能够想到的是，或许人的野性亟待人被彻底挫败乃至沉沦得一塌糊涂时才能激发出来。
真的是哪里有沉沦，哪里就有拯救吗？其实，这类似是而非的说法，很可能一下子就把天聊死了。不如想象一下人与手机魔幻的未来：手机的摄像头自由飘荡在空中，屏幕可以随时在目光或手势触发下浮现在眼前。再往后呢？或许那目光和手势是人的代理机器人的……那人干嘛去了呢？是在迷梦里把手机扔进黄浦江或塞纳河吗？
责任编辑：韩少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