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女战士任翠英（口述历史任玉珠）

抗日女战士任翠英（口述历史任玉珠）董琳（以下简称“董”）：请您回忆一下小时候的成长环境。父亲让我做一个有用的人精彩瞬间 访谈节选

人物小传

任玉珠，1932年3月出生于河北丰润，著名骨科专家，北京协和医院骨科教授。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1956年毕业后受国家委派前往捷克斯洛伐克留学，在布尔诺马萨里克大学医学院攻读研究生。1959年回国后分配到北京协和医院工作。1985—1986年赴日本北里大学医学院矫形外科进修。

任玉珠教授对人工关节置换、脊柱疾病及畸形、骨及关节感染等骨科疾病有较深入的研究。她作为主要成员参与的“闭合性冲洗吸引治疗骨关节化脓性感染”项目获1980年卫生部科技进步二等奖，“脊柱侧凸症的研究”获1989年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曾任东北地区脊柱脊髓损伤研究会顾问、北京市劳动鉴定委员会医疗技术专家组成员。

1987年被评为北京协和医院先进工作者，1991年、1994年先后被评为北京协和医院“教书育人，服务育人”先进工作者，1992年起开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5年获北京协和医院杰出贡献奖，同年作为北京协和医院巡回医疗队代表获中央电视台“寻找最美医生”大型公益活动“最美医生”称号。

精彩瞬间

访谈节选

父亲让我做一个有用的人

董琳（以下简称“董”）：请您回忆一下小时候的成长环境。

任玉珠（以下简称“任”）：我是1932年3月8号出生在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县，父亲叫任际昌[1]，是北洋大学土木专业毕业的，母亲是家庭妇女。我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卢沟桥事变以后，父亲就带着全家离开了老家，等于是逃难，往南方走，先到了昆明，后来又去了成都。

在昆明我们住在农村，就是在田地当中的几户人家。我印象中小学名叫新村小学，离家并不是太远，我在学校举行的演讲比赛中好像还得了奖。在成都，我们住在城外的罗家碾，经常躲警报，不定什么时候日本的飞机就来轰炸。父亲不在家时，母亲就赶快收拾两个小包，牵着我和哥哥、弟弟往树林里跑。那时候小，也不知道害怕，反正妈妈在，就跟着走。后来，我到成都树德女中读初中，学校管得很严，平时住校，只有礼拜天才能回家。

▲童年任玉珠

抗战胜利以后，1947年父母带着我们回到唐山。我记得是坐轮船先绕到海上，再到天津上岸。船上的条件很不好，我吐得一塌糊涂，下船是大人把我们背下来的。回到唐山后，生活条件也不好，那时我已经读初中二年级，家人又把我送到北京女一中读书，父亲有个朋友在北京，也等于是接济我们。

在北京女一中上学的时候，生活很苦，食堂在一个地窨子，吃饭时十个人围一个大桌子，中间的锅里有很少的白菜，上面有点油花、葱花，很少吃馒头，都是一人发一个或者两个窝头。校门口的小卖部我印象很深，有时候花2分钱买一点花生米，就着窝头一吃，觉得是最美味的一餐。

后来父亲到天津工作，我又到天津南开女中、天津女一中继续读高中。

董：在天津生活时，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

任：在天津时我们住在重庆道，是英租界。我们那个楼一共4层，我家住在一楼。我记得马路对面有一个煤厂，国民党在那儿架了一个高射炮。天津解放打的是巷战，就是胡同里的战斗。那时候对打仗觉得好奇，但也有点害怕，父母告诉我们不准到处跑。有一天，突然听到外边响起冲锋号声，声音很特别，孩子们就趁着大人不注意，爬到四楼看外头到底发生了什么。就看见很多穿灰衣服的人，应该是解放军，他们都戴着帽子，胳膊上带着臂章，手里端着枪顺着马路往前跑，看样子是正在战斗，我们赶紧跑下楼。下楼以后，听见对面国民党的高射炮响了一声后，就再没有声音了。

第二天早上，外头鸦雀无声。大家扒着门一看，雪地上睡的都是解放军。他们“绝不骚扰老百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给我印象很深。天气很冷，后来就有老百姓出去给他们送热水，开始他们还不接受，后来大概是请示了，说可以接受，他们才非常客气地出来接水。老百姓一看，没见过这样的部队，而且态度特别好，有的就开始送吃的。后来发现，他们走了以后留下了钱。

过了一两天，战场已经清理了，我也跑出去看，就看见地上一个解放军，很年轻，头发还是新剃的，身上还有血，已经牺牲了。我当时非常难过，心里想要是有个医生能够给他治了该多好。当时就觉得医生还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考大学的时候，就报了医学院。

董：在这之前您想过自己以后会从事什么职业吗？

任：没有动过心思，因为以前就是念书，什么也不懂。父母说什么事都不要我们管，就只管好好念书。但他们很开明，很尊重孩子的想法，我学医他们很支持。

1951年，我从天津女一中毕业后，报考了北京大学医学院医疗系，在北京沙滩考试。我记得很清楚，考试那天家里给我找了一个人力车，让我坐车到考试地点去。早饭给我买的油条、烧饼，这些都是平时我爱吃的，但那天怎么也吃不下去，因为紧张。而且天气比较热，在考场还有一个学生晕倒了。最后看红榜也在沙滩，我们班是157个人，我的名次大概是五十几名。

▲学生时代的任玉珠

董：父母有哪些好的品格对您影响比较深？

任：我家里对读书还是很重视的，一直都是支持我们念书的，所以我们三个人学习都很好，我哥哥是清华毕业的，弟弟是哈尔滨工程学院毕业的。

父亲对我影响比较深。解放后进入新社会，父亲非常高兴，他参加了铁道兵团，成为一名工程师。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对工作很认真，他经常告诉我们必须得有文化，要好好学习，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有用的人。母亲就给我们做后勤，该吃的给我们吃，但又不惯着我们。母亲虽然是个家庭妇女，思想还是很开通的，而且很善良。在天津住的时候，经常有个要饭的带着几个孩子到我们家，后来成了常规，每天早上八点多钟，我母亲都会提前准备一些东西等着他们来。

毕业后公派东欧留学深造

董：在众多的临床专科中，您为什么选择了骨科？

任：这个最好解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外科大夫一般偏急性子多一点，外科解决问题快，嘎嘣干脆，我的性格就属于这种。在医学院的时候，我们的骨科老师杨克勤[2]教授、周人厚[3]教授，讲课很精彩，让我印象深刻，他们不管是在学术上，还是在人品上，都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所以我在临床见习的时候就表态，我要学外科系统，别的好像不太适合我。但这还不是决定因素，最主要的原因是我毕业后国家把我派到东欧留学，让我学的就是骨科。

女同志能不能学骨科？在我看来完全可以学，不谦虚地讲，跟男同志比起来，没有什么区别，有些方面可能比他们做得更好。从全国来看，骨科女同志很少，这也说明一个问题，可能骨科更适合男同志，但不等于女同志不能做。只要你要热爱这个专业，真正想为病人好，动动脑筋，都能够做得很好。

董：请您谈谈赴东欧留学的这段经历。

任：1956年6月毕业前夕，学校通知我，要派我到捷克斯洛伐克[4]继续攻读研究生，我想可能是因为我的学习成绩一直排在前头。我们班同一批出国的一共7个人，分别派往苏联、东德、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匈牙利等国家，去捷克斯洛伐克的只有2个人，就是我和张光铂[5]大夫。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家里后，母亲舍不得我走，哭了；父亲心里明白，是支持的；至于我自己，心情挺复杂。但那时候大家普遍的思想是，国家派我到哪儿去、给我分配什么工作，我们绝对服从。

从接到通知到正式出发，时间很短，我们连毕业典礼都没有参加。当时国家的经济实力并不强，但为留学生准备的物品却很细致，两个大帆布箱子里有生活用品、呢子大衣、西装、布拉吉连衣裙、鞋子，连手绢都有，衣服都是给我们量完身材后定做的。

我们坐火车在西伯利亚大铁路上走了十来天，才到达捷克斯洛伐克。因为不会捷克语，就先送我们到一个离布拉格不远的小镇上学习语言，学了大概有七八个月。后来我们来到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二大城市布尔诺，在布尔诺马萨里克大学医学院，跟着知名骨科专家Frejka[6]教授学习，他专门研究先天性畸形，如关节畸形、脊柱畸形。

▲任玉珠与导师合影，左起：Yanechek[7]、任玉珠、Frejka、张光铂

董：为什么捷克的骨科专业很强？当地的医疗工作有哪些特点？

任：欧洲这一地区的髋关节和脊柱先天性畸形发病率比较高。因为病人多，他们就很重视这个问题，所以当地宪法规定，在婴儿出生以后3个月内，父母必须带到医院去做仔细的骨科检查，如果过了3个月发现孩子有问题，父母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我们在那儿一方面学习他们医院的管理体系，另一方面学习治疗手段。我关注的一个是关节，另一个是脊柱。从治疗来讲，有一个以我导师名字命名的枕头，叫Frejka Pillow，如果小孩发现髋关节有点不对头，就用这个枕头在一定的位置进行控制，在小孩发育的过程中刺激刺激，可能就往好的方向发展了，不能来了就给小孩做手术。如果追踪到7岁效果还是不好，那再考虑做手术。脊柱也是这样，孩子住进来都是趴着待着，让脊柱自然生长，在生长过程中观察需要怎么治疗，也不是一开始就做手术的。

有些典型手术我们可以参加，但毕竟是刚毕业去那儿学习，我们不可能做手术者，也不可能做第一助手，顶多做第二助手、第三助手。他们医院有一个特点，不论患者是小孩还是老人，家属是不准陪床的。另外，因为骨科任何的手术以后都面临康复的问题，所以骨科大夫在查房时，会有一个康复科的大夫一起，共同对病人负责，这个是我很欣赏的。

▲任玉珠（后排左一）、张光铂（后排右一）与捷克医护人员合影

董：留学期间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任：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到那儿以后，感觉我们和他们在生活水平、环境等方面差距是比较大的，捷克的工业比较发达，斯洛伐克更偏重农业。当时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中国留学生有几十人，除了学医的，还有学药的、学军工的、学民航的，各行各业都有。当地人民还是很友好的，我交了很多朋友，给我拍了很多相片。住宿有专门的学生公寓，不在医院里面。我们和当地的学生一块住，我那屋子住了4个人，条件还是不错的。吃饭有一个专门的大餐厅，他们的饮食口味和咱们比较相近，所以还是容易适应的。捷克政府每月给我们700克朗，等于说他们接受中国的留学生是支援性质的。我在捷克没有买过什么东西，因为觉得国家当时还很穷，用了很大的力量才送我们出来学习，舍不得买。不是我一个人这么做，而是我们那一代人都自觉这么做。

我在那里学习了三年半，其实研究生还应该时间再长一些，但后来的国际形势开始发生变化，所以1959年底我就回国了。回来以后没多久，就接到通知说我被分配到了北京协和医院。

▲1957年，任玉珠（前排中）与在布尔诺的留学生合影

董：这次留学经历对您的从医生涯有哪些影响？

任：首先是开阔了眼界，知道了国外在医学方面到底怎么样，另外也带回了一些理念。出国看一看，不管是哪个国家，我觉得都是好事情，但有一个前提，你得有一定的基础。假如没有基础，学起来就困难，人家一看你什么都不懂，也没法教你，甚至也不太看得起你。

解决临床问题要多动脑筋

董：您到协和之后，骨科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任：到协和以后，因为我已经大学毕业，并且在外边学了将近4年，就没有按照协和老的传统给我安排，而是根据我的专业直接定到了骨科组[8]。为了让我了解国内的情况，多看看、再学习学习，王桂生[9]教授安排我到整形医院学习了两个月，到积水潭医院王澍寰[10]院士那儿大概也两个月，在院内又去了基本外科和神经外科各一两个月。

我到协和时，骨科病房在老楼7号楼1层，与神经外科共用一个病房，那时骨科也就二十几张床。后来病房搬到老楼8号楼0层，骨科就独立出来了，病床大概不到40张。再后来又搬到内科楼、外科楼，病床数也在逐渐增加。

那时国内的骨科都是综合性的，不像现在分得这么细。有一年美国代表团来协和骨科参观，最后说应该把他们的年轻大夫送到协和训练一两年，为什么？因为协和的骨科比较全面。那个阶段要求骨科医生什么都得会，骨折、肿瘤、感染、皮瓣转移、截肢等等，这样培训下来很自然就比较全面。后来，他们真的送了好几个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学生来见习。

▲青年时期的任玉珠

董：那段时期骨科以哪些类型的疾病为主？

任：20世纪60年代，协和骨科的疾病以创伤为主，那时交通事故比较多。另外，当时生活水平不高，骨关节感染比较多，像骨髓炎，很难治愈，往往高烧、伤口不愈合、骨头坏死，最后导致残疾，给病人带来很大痛苦。我们就思考怎么来改善传统的治疗方法，既能减轻病人的痛苦，又能让他们少花钱。后来尝试彻底清创完以后，放一根管儿在里面，然后把伤口闭合起来，往管里注射抗菌素，一边进去、另一边吸出来，把感染控制住，病人的高烧很快就下来了，骨头最后也新生了，关节的功能也保持住了，我记得治愈率大概在83.5%左右。这项工作主要是王桂生、姚岱、张光铂还有我4个人完成的，还获得了卫生部的科技进步二等奖[11]。20世纪60年代末，王桂生教授提出要做国产的髋关节股骨头置换，我参与了这项工作，主要是选择病人做手术，后来我还专门作了总结，在全国的会议上进行交流。

20世纪70年代，王桂生教授主持恶性骨肿瘤的治疗，我们采用体外循环的方式，对肢体肿瘤部分进行动脉插管，然后打进消灭肿瘤的药物，剂量要大一些，绑上止血带阻断与全身的循环，三个礼拜以后把肢体截掉。用这种方式治疗一些恶性骨肿瘤的病人，开展得还是比较好的，病人虽然失去了肢体，但是保全了生命，有一些经过治疗的病人现在还健康地活着。

虽然我在捷克学习的是关节和脊柱畸形的内容，但那时要把这些作为工作重点，不太现实，一般来什么病人我们就以什么为主。

▲与进修医师合影。前排左起：任玉珠、姚岱、潘嘉蓉、王桂生、张光铂

董：协和在脊柱外科领域取得了很多成果，您在这方面主要开展了哪些工作？

任：就脊柱外科来讲，协和做了不少工作。1981年，吴之康[12]教授从301医院调回协和，在他的推动下，协和在脊柱侧弯的诊疗方面往前踏了一大步。尤其是1983年我们请加拿大的Armstrong[13]教授来院交流，从那以后就开始使用各种器械来做矫形手术，像Harrington、Luque，开展前路的、后路的手术，克服了一些困难，做了不少病人，效果都不错。国际上1962年就已经开始做Harrington手术了，我们虽然比国际上晚了一个阶段，但是追得比较快。1989年，“脊柱侧凸症的研究”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在脊柱方面来讲我们是得奖比较早的，这对于全国也起到一个引领和促进的作用。

另外，我们在治疗脊柱侧弯的过程中发现先天性脊柱侧弯有的合并脊髓畸形，这个也要引起重视，如果只注意矫正骨头的畸形，矫正过程中脊髓就可能受到很大的伤害。我们在这个方面又做了一些病例，论文也都发表了。当然除了脊柱侧弯，还有像强直性脊柱炎等各种原因引起的脊柱畸形，病人躯体弯得很厉害，很痛苦。开展这种矫形手术风险很大，搞不好的话就得截瘫，有的病人经过两三次手术，逐步矫正，效果还不错。在这方面我们也出去跟其他医院进行交流，有时候也帮着他们一起手术，做手术示范。

膝关节置换协和也做得比较早，20世纪80年代我们做了不少例。有的患者完全不能下地，靠轮椅生活，做完双侧膝关节置换后，不但能站立了，还出国旅游去了，对他们的生活是大大的改善。

现在越治疗发现病种越多，骨科一些疑难问题以前根本不认识，现在逐渐地认识了。就脊柱疾病来讲，有很多综合征它不单是骨科的问题，可能跟遗传因素有关、跟内分泌因素有关，甚至与神经系统联系在一起，所以就需要多科室合作来解决这些问题。再加上人工智能等各方面先进技术的发展，克服这些问题我觉得指日可待。

▲20世纪90年代，任玉珠带领骨科医师查房。左起：林进、王胜利、邱贵兴、赵宏、任玉珠、田野、李世英、邢万年、金今

董：临床工作中诊疗方法的创新非常重要，医学的进步也离开不创新，您的创新想法都是从何而来？

任：创新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在医学上。这些方法不能说是我想出来的，我没有那么大本事，主要还是一个借鉴国外，另外就是国内我们一块来商讨。

我曾经有一个脊柱结核的病人，结核就有脓包，脓包如果治疗控制不住的话，就会沿着腰大肌往下走，最后可能会到膝关节周围，如果哪个地方破溃了，就天天流脓，病人很遭罪。所以要把病灶清除，同时还得把沿途清理干净，这很困难。我就借鉴骨关节感染的治疗方法，先把腰大肌的脓肿给刮了，然后放两根管进去，沿着管的两边开小孔，一根管往里打水，另一根管冲洗完了放水。结果成功了，整个都愈合了，不但愈合了而且还没有反复。其实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例子，但是临床发现问题后你得动脑筋，成功了以后就是个办法，以后遇到相同的病人还可以这么做。

董：但创新也会伴随着风险，您迟疑过吗？

任：不可能没有风险，要求一个大夫救治所有的病人都成功，那是不现实的。所以有时候很矛盾，这个病人很难，你做还是不做？要做，没有太多的先例支撑，过程中出现问题怎么办？不做，病人可能以后就瘫了，甚至出现更大的问题。但如果病人理解、家属理解，大家都理解的话，能不能去试一下？我觉得不是不可以。

有一个病人，颈椎和头盖骨接连的地方出现畸形，脱位后压迫脊髓导致全身肌肉紧张，不能走路，也不能活动，可能会影响到呼吸中枢，非常危险。怎么办？我就和神经外科的任祖渊[14]商量，最后决定必须得做。这是一个从东北来的女病人，对于手术风险她很理解，跟她的家属谈，家属也理解。手术过程中病人得趴着，我们专门弄了个架子把脑袋固定，打开一看的确是压迫得很厉害，因为畸形的地方不是正常的解剖结构，下面就是神经，所以要小心翼翼的。清除完以后，从胯骨取一个H型的骨头，带着皮质骨和松质骨，架在颈椎和头盖骨之间，像架桥一样，架起来之后，在旁边植骨，骨头植上以后起码3个月才能愈合。那时候的固定方法就是打石膏，把脑袋也包在里头。最后效果不错，病人的肌肉紧张消失了，也能走路了，虽然脖子不能像正常人那样自由活动，那没办法，她也理解。当然现在随着技术的发展，就可以用一系列的器械去解决固定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协和骨科医师合影。左起：仉建国、林进、赵宏、金今、任玉珠、邱贵兴、翁习生、沈建雄、邢万年、王以朋、张保中、田野、王胜利

把每一次经历都当作锻炼

董：您曾到日本学习进修，当时有哪些见闻和收获？

任：我前后大概去了4次日本，包括参加学术交流。我先生张光铂大夫调到中日友好医院以后，与日本交流比较密切，认识了日本骨科的创始人之一柏木大治[15]教授。柏木也是协和医大的荣誉教授，他对张大夫特别欣赏，安排了中日友好医院十几位大夫到日本进修学习去，这个过程中自然也认识了我，他的夫人对我也很好。1985年，柏木主动联系希望我去交流，吴之康也支持，当时我们已经开展了一些脊柱手术，出去看看也挺好，所以就去了。我在日本北里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进修了一年，跟着一位很知名的教授叫山本真[16]。在日本学习期间，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的脊柱手术可以前路、后路一次做完，当时咱们国内还是做完了一路之后要过一个阶段再做另一路。

▲1985年，任玉珠（中）与麻醉科高文华（左）、赵俊（右）在东京留影

董：几乎每位协和医生都有参加医疗队的经历，您参加过哪些医疗队？

任：最开始是20世纪60年代参加湖南医疗队，我们跟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一顿饭给4两粮票，那个时候国家很困难。我是小队长，除了做卫生宣传、巡回医疗，还要培养赤脚医生，给他们讲课，办培训班。一天晚上，队里跟我说有一个产妇要生了，让我去接生。我实习的时候轮转过妇产科，但接生还没有经历过，心里很忐忑，担心到了以后遇见问题不知道怎么处理。在去产妇家的路上，深一脚浅一脚，我一边走一边琢磨，越是快到了心里越不安。结果就在马上要到了的时候，突然听见“哇哇”的哭声，孩子生出来了！我的心一下就放下来了，赶紧跑进去，产后处理我还是知道的。孩子挺好，大家都挺高兴。在医疗队对自己也是个锻炼，我记得当时林巧稚[17]教授她们也下去了，但是在另外一个地方。

全国学大寨时候，协和派了一个医疗队到山西昔阳，让我带队，那是1976年。到那儿以后，主要是办培训班培训赤脚医生，另外带着赤脚医生到各个地方去巡回医疗。

1988年，我还参加了云南地震的救灾工作，是很偏远的一个地方，坐飞机先到成都，再坐汽车到那儿。我家里有个特点，因为张大夫也是搞骨科的，所以只要一听说有地震，我们俩就赶快准备行李，往往不是他去就是我去。但是，地震发生后，我们即使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也得是多少个钟头过去了，等我们到了之后有的伤者就已经来不及救治了。所以，把当地基层的医生培养起来太重要了。

董：您在培养基层医生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任：20世纪70年代，海南有一次很大的风灾，医院派张大夫去参与医疗救治，那时候他还在协和。回来以后，当地的院长就希望协和能派医生去给他们培训。1978年，医院派张大夫和我两个人，专门抽出一个月的时间，到海口市中心医院办了一个培训班，海南全省各地都派人来参加。除了系统的讲课之外，我们也帮着他们查房，一起配合做一些比较难的手术。

▲1978年，任玉珠（二排右三）、张光铂（二排右四）在海南对基层医生进行骨科培训

1981年开始，医院派我帮扶北京平谷医院骨科，每个礼拜二早上，他们来接我，去了待一整天，一直坚持了12年左右。那时候去平谷的马路坑坑洼洼，车子颠簸得很，刚开始我还晕车，但不管风吹雨打，我从没迟到过。在那儿除了给他们查房、讲课，最重要的就是帮助他们开展手术。当时平谷医院还是小平房，手术也只局限于创伤。12年间，我帮他们培养了两个主任医师，脊柱手术、关节置换手术也逐步地开展起来了。后来觉得他们的能力已经不错了，大部分问题都可以自己解决了，我也就撤回来了。我离开的时候，平谷医院的门诊已经换成大楼了，病房条件也比原先好了，发展得很不错。从这个过程中，也可以看出咱们国家对基层医院的重视。

另外还有北京市第六医院，这是个老医院，建院时间比协和还要早，它属于区医院，要评级的话骨科必须有脊柱和关节专业，所以医院又派我去，每个礼拜抽一个上午，帮他们查房，有时也会手术。其实这些帮扶最大受益的还是患者，把基层医生教会了，病人就不用大老远再往协和跑了。

▲任玉珠（左一）参加义诊活动

董：您与澳门骨科界还有一段“不解之缘”，请谈谈这段经历。

任：澳门的最大医院仁伯爵医院，因建于山顶上也称“山顶医院”。在澳门回归祖国前我和张光铂就去过。山顶医院骨科李锦聪医生曾在北京同仁医院骨科工作，当时常请张光铂去协助手术，所以比较熟悉。后来李医生出国留学，学成后去了澳门。到澳门工作后就想请张光铂和我去看看并协助开展些诊疗工作。1993年8月经北京协和医院和澳门总督府批准，我和张光铂正式到澳门参加学术交流及协助医疗。当时山顶医院的骨科主任是葡萄牙人。我们参加查房、体检，作学术报告并开展了脊柱手术，关于体位、麻醉方式、手术方式及程序，都是按照当时最新进展对他们介绍培训。那次澳门之行很愉快，他们也觉得收获很大。

▲与澳门骨科医生合影。前排左三起：李锦聪、任玉珠、张光铂

1994年是山顶医院成立120周年，我和张光铂受邀前往参加庆典，同时还参加了澳门第四届国际骨科学术会议，并在大会上作了报告。1999年澳门回归祖国怀抱，李锦聪医生开始担任山顶医院骨科主任，山顶医院与北京协和医院骨科间的交流一直没有停止过，彼此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2006年9月24日，澳门骨科学会正式成立并举办第一届澳门骨科论坛，我和张光铂、田野受邀前往进行学术交流及庆贺，更加深了同道们之间的情谊。澳门的脊柱手术逐渐开展起来，我也很高兴，因在其中也做了点工作。

医生要真正做到医者仁心

董：数十年从医生涯，您对医生这个职业有哪些感悟和体会？

任：做医生最重要的不外乎就是两个，也是老话常说的，医德放第一，技术放第二，这非常重要。医生是很神圣的职业，它关系到人的生命，如果一个医生没有仁心，那就不配当医生，不能辜负“白衣天使”这个称号。

现在医患关系有时比较紧张，这是个复杂的问题，光靠医生的医者仁心也不能解决，需要医患双方共同努力。医患之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不是对立的，要彼此体谅。病人也得明白，医生不是神，不可能什么病都能治得好。

以前我做完了大手术以后从来不敢马上走，我要等病人送到恢复室，即便没有完全清醒，让他动动腿、动动脚，有活动了才敢走，心里才踏实。治好一个病人以后，病人的回眸一笑是对我最大的安慰。当然，也要注意自己的健康，没有健康的身体不可能服务好病人。

▲任玉珠与小患者合影

董：作为骨科大夫，您有没有保养的秘诀？

任：骨科大夫可能会告诉你，到一定时间应该吃点钙片，但实事求是告诉你，我没有吃过，我从来没有说吃点什么东西来保养。因为做手术总站着，我的膝关节出现了问题，做了一次膝关节镜下关节腔内清扫手术后，有一个阶段走路需要拿个拐杖，后来做了人工关节置换，现在走路还可以，但是走不远。原来我走路是很快的，所以“人老先老腿”是有道理的。当然这种情况也可以预防，外科医生在手术台上应该穿弹力袜，不能什么姿势舒服就怎么站，手术过程中得变换各种姿势。

做手术是一个脑力、体力都很累的活。我有一台手术，早上上台，17个钟头才下台，不吃不喝不上厕所，下台以后就站不起来了。我一般手术完就赶快坐在地上缓缓，不坐凳子，避免腿下垂，坐在地上血液循环会好一些。我是右利者，我右手的中指是拧的、歪的，因为拿手术刀都是这个姿势，几十年一直都是这样，已经矫正不过来了，但它的难受在你救治病人的过程中是毫无感觉的。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作为医生没有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所以年轻医生一定要注意劳逸结合，身体不好的话，想干事都干不了，现在我才悟出这个道理。

▲任玉珠在北京大学医学部教学楼“张光铂、任玉珠教室”前留影

董：您和张光铂教授相濡以沫、携手并进，在骨科学界传为佳话，工作和生活中你们是如何互相扶持的？

任：我们在一起几十年，从大学同学一直走过来，学习历程是一样的，毕业以后的工作内容也差不多，有些工作我们都是一块合作，这是很自然的搭配。他在协和工作了25年，1984年，卫生部把他调到了中日友好医院筹建骨科。1991年，他创办了《中国脊柱脊髓杂志》，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这个领域专门的杂志。办杂志和当大夫还不完全一样，要让我和他换一下，我就没那么大能量来办这个杂志。我们之间会互相学习，但总的来说还是我向他学习多一些。

一个家里如果有两个外科大夫，会面临很多困难，有老有小总得要照顾，所以两个人中总得有一个人要稍微挤出一部分时间适当照顾家里。我们俩从某种意义上他比我更忙，杂志初创的时候很伤脑筋，所以我在家庭上就争取多做一点。但是他呢也挺自觉，不给我找麻烦，能帮就帮，所以没有矛盾。但是对于孩子，我们照顾得太少。

▲任玉珠全家福

董：对正在成长中的年轻医生，您有哪些寄语和嘱托？

任：协和的医生既要会看病、会做手术，还得会教学生，不教书就没法传承。另外如果你要提高，还得培养科研的思维，自己动手去做或者指导下面做。医教研全面发展，这才是协和培养医生的方向，缺一不行。我想这些不单是协和医院要加强，每一家医院都得要加强。

现在我们与国际的差距越来越小，而且我们有自己独到的东西，所以我希望协和的年轻人要担当起精英的作用。一辈子要做点事，但把所有问题都解决是不可能的，所以就需要传承，一代传给一代。希望医疗系统在一代一代传承中，大家都大公无私、不忘初心、共同努力，那最后肯定能解决很多问题。

我觉得为协和工作很安心、很踏实、也很愉快。退休以后，有些地方想请我去，但我表态我这辈子就只在协和，有感情了。我经常跟年轻大夫讲，你们现在碰上了好的时代，各方面条件越来越好，要抓紧时间、努力工作，人的一生是很短促的。既然选择做医生，就得按人民医生的标准去要求自己，不要利字当头，要把救死扶伤放在第一位，对病人真正做到医者仁心。

▲2021年5月29日，任玉珠在北京家中

注释

[1] 任际昌（1908—1970年），河北玉田人，原铁道部基建总局工程师。

[2] 杨克勤（1914—2006年），四川井研人，著名骨科学家，曾任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名誉顾问。

[3] 周人厚（1922—2018年），河北唐山人，著名骨科专家，曾任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骨科主任。

[4] 1957年，中国与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签订文化合作协定，其中含有教育交流条款。从那时起，中捷双方就开始互派留学生和学者，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在捷克学习的留学生达200余人。

[5] 张光铂（1930—2016年），河北乐亭人，著名骨科专家，任玉珠教授的爱人，曾任北京协和医院外科副主任、中日友好医院大外科及骨科首任主任。

[6] Bedřich Frejka（1890—1972年），捷克人，著名骨科学家，马萨里克大学医学院教授，曾任捷克斯洛伐克医学会骨科分会主席。

[7] Yanechek，捷克人，当时为马萨里克大学医学院讲师。

[8] 当时北京协和医院骨科是外科的一个专业组，1993年，骨科独立成科。

[9] 王桂生（1912—1991年），河北定兴人，著名骨科学家，北京协和医院骨科教授，曾任北京协和医院外科副主任、骨科主任。

[10] 王澍寰（1924—2013年），北京人，著名骨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手外科专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曾任北京积水潭医院院长、名誉院长。

[11] “闭合性冲洗吸引治疗骨关节化脓性感染”项目获1980年卫生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12] 吴之康（1922—1998年），江苏苏州人，著名骨科学家，北京协和医院骨科教授，中国脊柱外科创始人之一。1954—1979年调至解放军总医院工作。1981—1993年任北京协和医院骨科主任。

[13] Gordon W. D. Armstrong（1923—2018年），加拿大人，著名骨科学家，渥太华市立医院骨科教授，曾任世界脊柱侧凸研究学会主席、加拿大骨科学会主席。

[14] 任祖渊，1934年出生于浙江东阳，著名神经外科专家，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外科教授。

[15] 柏木大治（1914—2002年），日本人，日本鸟取大学教授、神户大学名誉教授，曾任日本康复医学会会长。

[16] 山本真，日本人，日本北里大学整形外科学第一任教授。

[17] 林巧稚（1901—1983年），福建厦门人，中国现代妇产科学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北京协和医院第一位中国籍妇产科主任，一级教授。1955 年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老专家口述历史专栏

北京协和医院自2017年起设立“老专家口述历史文化传承教育项目”，通过对协和老前辈的个人生命史、亲历的重大历史事件、见证的学科发展等进行文字、影像的采集和整理，记录和反映协和人秉承传统、励精图治、再创辉煌的奋斗史，梳理医院及各学科的历史脉络，钩沉传奇故事，解构文化内涵，剖析协和百年基业长青的奥秘。协和官方微信公众号开设“老专家口述历史专栏”，以访谈录的形式节选老前辈的部分口述内容刊出，以飨读者。

监制：吴沛新

主编：陈明雁

整理：董 琳

摄影：王鹏飞

摄像：刘玉拴

视频：董 琳 李苑菁 侯 瑶

编辑：李苑菁 王 晶

本文内容节选自任玉珠教授3次访谈记录，文中部分照片由任玉珠教授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