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与罗马之间的关系（顾盼相对中的两千年友谊）
汉朝与罗马之间的关系（顾盼相对中的两千年友谊）梁启超认为，甘英一路上排除重重障峦荒漠抵达波斯湾已是史无前例的壮举，“算是很有成就了，不应再苛责”。以班超识人断才的眼光，他派甘英担任这任务应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后来康有为等人借甘英“未能抵达罗马”抨击他的无能当属典型的“无知无妄”之语(见康有为文：甘英愚怯，辜负班超凿空之盛意)。对于甘英的遭遇，梁启超作为康有为的学生，倒是能根据事实分析、作出了异常大度的理解。由此可见，自西汉“丝绸之路”打通后，汉朝人早就通过各种途径知道了“大秦国”，后来的史学家们也是基于“西海”的描述判断“大秦”就是罗马，唐天宝年间的旅行家杜环曾到过东罗马帝国，他耳濡目染的记录更是验证了该判断是正确的。公元97年，平定西域后的班超就想将视野拓展到更西边的“大秦”，由于自己已经年迈(66岁了)，于是派了手下得力干将甘英向西出发。
坊间五千年：来自四邻八坊、涵盖上下五千年的奇谈史趣及文化话题
我国民间一直对汉朝与罗马之间的“顾盼相对”却“从未直接交往”众说纷纭，当今日揭开了曾经的历史面纱后，人们终于发现，原来汉朝与罗马之间一直存在着形形色色的“美丽邂逅”，正因为这些邂逅，最终构成了两地间长达两千年的交往历史。
而要说起这期间“顾盼相对”却从未谋面的过去，那就真的是一幅大气磅礴的世界历史画卷了！
今天的人们获悉“汉与大秦(罗马)”的历史多基于《后汉书》(成书于公元四世纪)，实际上，成书于公元三世纪的《魏略》里早就记述了“大秦国”的存在：“大秦国号犁靬，在安息、条支西大海之西”，东汉时的班超更是早就听闻过“大秦国”的故事，可惜并未留下更详尽的相关史料。
由此可见，自西汉“丝绸之路”打通后，汉朝人早就通过各种途径知道了“大秦国”，
后来的史学家们也是基于“西海”的描述判断“大秦”就是罗马，唐天宝年间的旅行家杜环曾到过东罗马帝国，他耳濡目染的记录更是验证了该判断是正确的。
甘英未能抵达罗马的真相：海路遥远、陆路险阻公元97年，平定西域后的班超就想将视野拓展到更西边的“大秦”，由于自己已经年迈(66岁了)，于是派了手下得力干将甘英向西出发。
以班超识人断才的眼光，他派甘英担任这任务应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后来康有为等人借甘英“未能抵达罗马”抨击他的无能当属典型的“无知无妄”之语(见康有为文：甘英愚怯，辜负班超凿空之盛意)。对于甘英的遭遇，梁启超作为康有为的学生，倒是能根据事实分析、作出了异常大度的理解。
梁启超认为，甘英一路上排除重重障峦荒漠抵达波斯湾已是史无前例的壮举，“算是很有成就了，不应再苛责”。
当他正欲渡海继续西行时，安息(伊朗)船民告诉他：“海路非常遥远，得准备三年的粮食、借助三个月的顺风才能过去！”
从地理版图上看，安息船民所言其实并非诳语。当时还没有苏伊士运河、无法从波斯湾经由红海进入地中海，只能远途绕道非洲好望角，这绕一大圈的海上路途对“旱鸭子”甘英来说的确难以成行！
虽然当时还可以经帕提亚的陆路前往罗马，由于帕提亚与罗马正处于交战状态，那条路就更加走不通了。
至于《晋书》中所述“海中有思慕之物，往者莫不悲怀”，说的其实是地中海上的“希腊女妖“传说，甘英既无法通过海路远行，他也就无从抵达地中海，所以”思慕之物“阻碍他抵达罗马就更属无稽之谈。
当时的安息确实是汉朝与罗马商路间的最大受益者，即便排除了安息国王为保利益的的私心阻挠之举，甘英在遥远的海路及险阻的边防陆路面前也是无法抵达罗马的。
只能说，是当时的西亚形势阻碍了汉朝与罗马之间的“相会”，尽管长期惺惺相惜、顾盼相对，两国间就这样错失了最早期的建交机会。
尽管未曾正式官方会晤，汉朝与罗马间的“美丽邂逅”记录却一直互有存在在罗马方面的典籍中，古罗马历史学家弗洛鲁斯曾如此记录公元前27年时奥古斯都(屋大维)的即位盛典：“居住在太阳直垂之下的赛里斯人(Seres)以及印度人亦皆遣使奉献珍珠、宝石及大象”，“赛里斯人”正是古罗马人对汉朝人对称呼。
既然公元前27年时的西汉不存在遣使的记录，那么弗洛鲁斯所说的“赛里斯人”无疑就是来自汉朝的商人了！
无独有偶地，《后汉书·西域传》中也记录：“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贡，并不珍异，疑传者过焉”。
意思是说，有罗马使者受大秦王派遣、从越南等地进献了一批并非很名贵的物品，怀疑是“传者”从中做了手脚。汉朝皇帝显然认为，既是“大秦来使”，其礼物是不应该如此寒酸的。
不过后人一分析后，均认为当时前往汉朝的只是假托了使臣之名的罗马商人而已，跟弗洛鲁斯所记录的“赛里斯人”(汉朝商人)一个道理，因为那次“遣使”行为同样没出现在罗马的官方记录当中。
汉朝与罗马均出现了“一厢情愿”的来使记录，其实也说明了当时两地间的通商往来已非常发达，虽暂未存在正式的官方来往、但两地间商贸式的“美丽邂逅”却已存在很久了！
汉朝与罗马间的“西域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自张骞“通西域”后，经由西域大宛(吉尔吉斯斯坦)、大月氏(乌兹别克)、条支(伊拉克)、安息(伊朗)到“大秦”的陆上商路实际上早已形成，毕竟帕提亚与罗马之间的战争也不是一直进行着(甘英过去的时候正巧遇着了不合适的历史时段)。
汉朝最初打通丝绸之路的本意是“建立友好互邻关系、东西夹击、孤立匈奴”，既然甘英一时无法通过西域陆路到达大秦，汉朝也就只好暂时搁置这计划。
汉桓帝的时候，匈奴已被窦宪、耿秉打得远遁漠北，对汉朝的威胁已经很小，因此汉朝对“甘英未达大秦“、大秦来使“疑传者过焉”显得不那么在意也是常理之事了。
官方来往相对淡薄，但不意味着民间商贸往来也是如此。早在汉武帝时期，由于南越已然平定，自广西合浦等地前往印度洋的“海上丝绸之路”也已形成。
《汉书》里说：“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印尼)；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缅甸南部)； 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缅甸西部)；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缅甸西部)。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印度)......”
通过印度这中转站，古罗马与汉朝之间的商贸活动一直就没断过，这期间也衍生出了两国间无数次“美丽的邂逅”，可惜古代中国不怎么重视民间商业，因而这样的往来始终都没引起过汉朝官方的注意。
《后汉书卷四•孝和孝殇帝纪第四》里还记录过“蒙奇、兜勒使者”到访的事情，公元150年的希腊《地理志》也记录过马其顿商人到中国的事情。
如此一对比，“蒙奇”显然就是马其顿......连马其顿人都在与汉朝通商，古罗马商人的往来就太正常不过啦！
中意之间“两千载友谊”的记录越来越多地浮出水面如果说汉朝时候我国与古罗马的往来是“官方不兴民间兴”，后来唐代的杜环(西安人)、元代的列班·扫马(来自北京的维吾尔族人)、明末的郑玛诺(广东香山人)等人都曾留下了“半官方”(传教性质)的中国人在罗马的记录。
杜环如此记录他所到过的“拂菻国”(即东罗马拜占庭帝国)：“拂菻国在苫国西，隔山数千里，亦曰大秦”；
列班·扫马则曾出使罗马教廷、并跟英国的爱德华一世(电影《勇敢的心》里的长脚)有过会面；郑玛诺作为中国人在罗马担任过拉丁文及希腊文学老师，一度成了当时的奇特现象！
通过古老的西域与海上丝绸之路，中意两国作为历史上的东西方大国，均在长期的商贸交往中促进了经济与文化的全球化发展，今日重读那段历史，那样的庞大画卷的确是任何篇幅都难以容下的！
当《图兰朵》中的“茉莉花”曲调响起，旋律中的和合之美，正是两国间无需言表的友谊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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