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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官山汉墓的真相(靳宝关于北京大葆台与老山汉墓的讲座让我进一步认识了古代北京)

老官山汉墓的真相(靳宝关于北京大葆台与老山汉墓的讲座让我进一步认识了古代北京)1999年10月23日,一位民警听说老山主峰东南侧出现了不少新坟头,随后前往查看,引起了派出所的警觉和重视。经过大量工作,最终发现这是盗墓者的杰作,由此也揭开了北京另一座重要汉墓的神秘面纱。2、老山汉墓发现及发掘1974年6月初,在北京市丰台区大葆台村进行基建勘测时,探出木炭、白膏泥和五铢钱。经过考古工作人员进一步探查,确认这是一座大型木椁墓。8月15日,正式发掘。10月底暂停。1975年3月15日,继续发掘。同时,发掘了二号墓。6月中旬,发掘工作全部结束,历时一年。二号墓位于一号墓的西侧,两墓相距26.5米,与一号墓属于并穴合葬墓。两墓封土连在一起,成一东西近100米、南北80米的大土丘。一号墓墓底,南北长23.2米,东西宽18米。二号墓稍小一些,底口南北长17.3米,东西宽11.5米。二号墓还被火焚烧过,在北部便道东侧还发现一个盗洞。这两座土圹木存墓,坐北朝南,平面呈中字形。由封土、墓

2019年12月28日上午,笔者在湖南省博物馆聆听了史学专家靳宝所作的题为《北京大葆台汉墓与老山汉墓的发现及其价值》的讲座,对古代北京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当天有350多人在现场听取了他的讲座。

老官山汉墓的真相(靳宝关于北京大葆台与老山汉墓的讲座让我进一步认识了古代北京)(1)

大葆台汉墓与老山汉墓是目前北京地区发现并发掘的三座诸侯王陵,为北京地区汉代重大考古成果,是我们探讨西汉时期幽燕文化的重要物质资料,尤其是墓葬所展现的黄肠题凑形制,以实物的形式首次再现了汉代帝王葬制的形态,是研究汉代黄肠题凑墓葬形制的重要实例。墓中出土的诸多精美文物,也从另一个层面折射出两千年前北京地区的社会生活。

靳宝的讲座主要分为考古回顾、墓葬形制、墓葬年代及墓主人、文物遗存、文物价值等五个部分,其中侧重介绍和分析了前四个方面的问题。主要内容如下:

一、考古回顾

1、大葆台汉墓的发现与发掘

1974年6月初,在北京市丰台区大葆台村进行基建勘测时,探出木炭、白膏泥和五铢钱。经过考古工作人员进一步探查,确认这是一座大型木椁墓。8月15日,正式发掘。10月底暂停。1975年3月15日,继续发掘。同时,发掘了二号墓。6月中旬,发掘工作全部结束,历时一年。

老官山汉墓的真相(靳宝关于北京大葆台与老山汉墓的讲座让我进一步认识了古代北京)(2)

二号墓位于一号墓的西侧,两墓相距26.5米,与一号墓属于并穴合葬墓。两墓封土连在一起,成一东西近100米、南北80米的大土丘。一号墓墓底,南北长23.2米,东西宽18米。二号墓稍小一些,底口南北长17.3米,东西宽11.5米。二号墓还被火焚烧过,在北部便道东侧还发现一个盗洞。

这两座土圹木存墓,坐北朝南,平面呈中字形。由封土、墓道、过道、墓室组成,当时封土高达8米。其做法是: 先挖一个深4.7米的斗状长方坑,然后在底部依次铺垫白膏泥和木炭,木炭上置垫木和铺地板,再其上紧贴坑边外竖立木一周,立木外侧与边用夯土填实,最上以圆木和方木为顶,顶上再铺木炭和白膏泥封固,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结构复杂的地下木结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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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老山汉墓发现及发掘

1999年10月23日,一位民警听说老山主峰东南侧出现了不少新坟头,随后前往查看,引起了派出所的警觉和重视。经过大量工作,最终发现这是盗墓者的杰作,由此也揭开了北京另一座重要汉墓的神秘面纱。

老山位于北京石景山区的东部,东与八宝山为邻,西南同八角山相连。西南面有永定河的古道,北面有金代开凿的金口河,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地方。

2000年2月24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考古人员正式对老山古墓进行发掘。确认这是一座西汉诸侯王级别陵墓。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曾进行过三次大型考古发掘,第一次是在1965年发掘定陵,第二次是1975年发掘大葆台汉墓,第三次就是此次老山汉墓发掘。而且,这次是首次全程电视台跟踪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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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墓葬形制

墓葬 ——“视死如事生”

礼制文化 ——丧葬制度

大葆台汉墓,由墓道、墓室、棺椁组成。一号墓有南北两条斜坡墓道,其中南墓道为主墓道,北墓道系造墓时为运料和出入方便而设,用毕封固。南墓道又分为南北两段,南段呈斜坡状,残长17.3米;北段长16.7米,底与墓室齐平,其上放置彩漆朱轮车3辆,殉马13匹。这说明大葆台一号墓墓道功能发生了变化,成为一车马库。同时也说明,大葆台一号墓不仅有陪葬坑,且不完全在墓室外,墓室内也有,即墓道内的车马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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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双墩一号汉墓,也有东西两条墓道,东墓道为斜坡式,底与题凑底板平面一致,西墓道也为斜坡式,而底却与题凑盖板的板面同高,从而造成东西墓道的底部高度相差3.5米,这一点不同于大葆台。同时,其他一些黄肠题凑墓葬的墓道多为台阶式斜坡墓道,有的还为多层台阶。特别是长沙地区的四座黄肠题凑墓,其墓道不仅有台阶,而且还发现有偶人一对。这是楚俗的反映。

墓室是整个墓葬的主体。大葆台一号墓墓室包括过道、外回廊、黄肠题凑、前室、内回廊和后室等部分。过道,即前室通墓道(车马库)的地段,报告称其为甬道。而有专家提出,甬道一般指有顶盖的阴暗短道。由报告平面复原图显示,前室南边是题凑木木墙的豁口,穿过豁口是两层外回廊出入口,这说明其为暂时留出的过道,等前室祭奠礼仪完毕后,被暂时留为过道的题凑木墙豁口和外回廊出入口都要封闭,暂时过道就消失了。长沙象鼻嘴一号汉墓中,也有类似的过道。老山汉墓的过道完全用题凑木填塞,这也印证了这一通道仅为进入墓葬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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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贴墓室坑边竖立扁平立木一周为壁,再往里又为一排腐朽的扁平立木,呈“回”字形,大部分已向外倾倒。继续往里,便是题凑木墙了。坑壁立木与题凑木墙之间的“回”字形空间建筑,就是“外回廊”。外回廊正中的这层立木,说明外回廊是被一道隔板分成相等的两部分,构成双层外回廊。每层宽1.6米。两层外回廊之间互不相通,只有从过道两侧通过回廊门,才能分别进入各层回廊。立木残高40厘米~220厘米不等,保存最好最高的一条立木为高220、宽24、厚18厘米。整个外回廊四面通长75.6米,总宽3.6米,复原高3米。有学者曾把这双层外回廊称之为两层椁房,即外椁房和中椁房。还有学者称之为两具外藏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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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回廊结构的,除了大葆台一号墓外,还有六安双墩一号汉墓、老山汉墓、天山一号汉墓。老山汉墓、天山一号汉墓,与大葆台汉墓一样,其外回廊无隔房,但前二者外回廊无隔层,这与大葆台汉墓又稍有不同。而六安双墩汉墓的外回廊,则分为15个室,东南北三面各为4个室,西面3个室,每室长短不等。

外回廊内侧有一圈木墙,是用长条枋木,头向内,层层垒砌而成,南壁正中辟门,使过道与前室相连。从残留痕迹来看,此门可能为双扇对开。经鉴定,这些枋木均为柏木,且多为柏木心。这与三国魏人苏林对《汉书·霍光传》中黄肠题凑的注释是一致的。因此,这圈木墙即为文献记载的西汉黄肠题凑葬具。外回廊内侧有一圈木墙,是用长条枋木,头向内,层层垒砌而成,南壁正中辟门,使过道与前室相连。从残留痕迹来看,此门可能为双扇对开。经鉴定,这些枋木均为柏木,且多为柏木心。这与三国魏人苏林对《汉书·霍光传》中黄肠题凑的注释是一致的。因此,这圈木墙即为文献记载的西汉黄肠题凑葬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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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霍光传》载曰:

光薨,上及皇太后亲临光丧。太中大夫任宣与侍御史五人持节护丧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家上。赐金钱、缯絮、绣被百领,衣五十箧,壁珠玑玉衣,梓宫、 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木外臧椁十五具。东园温明,皆如乘舆制度。三国魏人苏林注曰: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肠。木头皆向内,故曰题凑。《汉书音义》也注曰:题,头也。凑,以头向内,所以为固也。

发掘时,题凑木大多已向外倾倒,黄肠木也多腐朽,但整体结构存在。在南面西侧(门西侧)的题凑,残留黄肠木24层,每层34根,高2.1米;南面东侧(门东侧)的题凑,残留黄肠木27层,每层也为34根,高2.52米。北面题凑仅存黄肠木15层,每层108根。靠近盗洞的西北角,题凑向东北移动较大。西头靠外侧的黄肠木被火烧过。经考古人员测量,整个题凑外周南北长15.7、宽10.8米,内周南北长13.9、宽8.9米,保存最高处约为2.7米。题凑木,坚硬如新,有的表面还留有一层淡黄色树脂油。这些黄肠木,一般长90厘米,宽厚各10厘米。少量规格不一,最厚者达31.5厘米,最薄者仅6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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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肠木的开料,一般比较规整平直,表面打磨的都比较光滑。有些大黄肠木向内一端的平面上,留有清晰的“十”字墨线。标好线的这些大黄肠木,原来准备开成10厘米✘10厘米宽厚的黄肠条木。后因某种原因,就仓促垒在里面了。在题凑中还发现原来为它用的材料,改作黄肠木用。这或许是因墓葬用柏木太多,自然生长的木材又不够,只好征集人们生活所用之柏木来充当题凑木了。整个题凑所用的黄肠木,按现有高度推算,约有14000根。

内回廊,外侧为题凑木墙,内侧为大扁平立木组成的木结构板墙,环绕外椁房和前室东西北三面,且东西两侧南段有门与前室相通。前室,位于由内回廊内侧木墙围成的空间的南部,南面经题凑门与过道相通,北面有门通向椁室,东西两侧也有门分别通向东西面内回廊。椁室(后室),位于由内回廊内侧木墙围成的空间的北部,与前室相对,南面有门通向前室,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6.88米,东西宽5.70米。椁室底部铺了一层木板,在其上构筑外棺与内椁(棺房)。属于三棺两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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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葆台汉墓尽管出土文物并不很丰富,但其保存较好的墓葬形制,是这项考古的一大发现和重要价值所在。起初,考古人员并不知大葆台汉墓葬制为何种形制。经查阅文献,才得知这种墓葬形制被称之为“黄肠题卖读”。“黄肠题凑”本为西汉帝王陵墓的一种葬制,虽然大葆台汉墓在规模或者结构以及华丽程度上,难以与帝王陵墓相比,但“黄肠题凑”墓葬形制的基本要素具备了。这样,大葆台西汉墓的发现、发掘,首次从实物意义上为我们认识西汉帝陵葬制提供了重要参考,也为我们进一步认识西汉诸侯王墓葬制度和丧葬习俗增加了实例。

老山汉墓为竖穴岩坑木停墓,整体布局也是由封土、墓道、墓室等组成。墓道位于墓室南侧正中,外回廊环绕题凑外墙四周,南壁中部有门与墓道相通。题凑位于外回廊内侧。南墙正中有门与前室相通。内回廊位于题凑内侧,由内回廊围成的墓室中心部位,为前室和后室。棺椁位于后室中,为三棺两椁。题凑木并非全是柏木,多为杂木。但结构属于黄肠题凑是没有问题的。题凑的四角,采用南北纵向和东西横向分层叠垒的方法,而且在题凑四壁的内面和四角分割放置有立柱方木,这些立柱置于题凑墙内,形成了类似框架的木结构。这就使得黄肠木墙较为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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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墓葬年代及墓主人

大葆台西汉墓:夫妻并穴合葬墓的墓葬制度,包括黄肠题凑,诸侯王陵墓;墓葬年代为西汉中晚期,墓主人为 广阳王刘建及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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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丘水入潞,通得潞河之称矣。高梁水注之,水首受漯水于戾陵堰,水北有梁山

,山有燕剌王旦之陵,故以戾陵名堰。(蔡)硅号为辨博,凡朝廷制度损益,理为编类详定,检讨删定。官初,两燕王墓旧在中都东城外,海陵广京城围,墓在东城内,前尝有盗发其墓。大定九年(1169年),诏改葬于城外。俗传六国时燕王及太子丹之葬。及启圹,其东墓之枢是其端曰‘燕灵王旧’,‘旧’,古‘枢’字,通用,乃西汉高祖子刘建葬也。其西墓,盖燕康王刘嘉之葬也。珪作《两燕王墓辩》,据葬制名物,欵刻甚详。

大葆台汉墓出土五铢钱,未见王莽时期的钱、币。据《汉书·武帝纪》载,元狩五年(前118) “罢半两钱,行五铢钱”。由此,我们就可以排除燕王刘旦之前的燕王了。从地理位置讲,大葆台汉墓不可能是燕王刘旦戾陵。故大葆台汉墓只能是广阳顷王刘建及王后、广阳穆王刘舜及王后、广阳思王刘璜及王后这三位广阳王及王后的其中之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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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来看,还是根据真车马殉葬来推断是可行、可信的。《汉书·成帝纪》载曰: “竞宁元年五月,元帝崩”,同年六月“乙未,有司言:‘乘舆、车马、禽兽皆非礼,不宜以葬’奏可。”这是明确下令禁止埋葬乘舆车马等。大葆台汉墓均殉葬大型实用真车马,说明其下葬年代不会晚于下诏废除殉葬乘與车马制度之后,其最下限只能是元帝竞宁元年(前33)六月。这样,大葆台西汉墓墓主人应为广阳顷王刘建及夫人墓。老山汉墓也只能属燕敬王刘泽王后、广阳穆王刘舜王后、广阳思王刘璜王后中的其中一位。

关于老山汉墓墓葬年代,学者所依据该墓没有出土车马,故推断老山汉墓年代要晚于大葆台汉墓,这样墓主人只能是成哀时期的广阳穆王刘舜王后或广阳思王刘璜王后。然而,通过梳理出土西汉诸侯王陵,发现并非诸侯王墓都有车马随葬,而且这些无殉葬真车马的,既有西汉早期的,也有西汉中晚期的。因此,我们不能根据没有真车马殉葬就判定它晚于大葆台汉墓。

老山汉墓就属介于西汉早期与西汉晚期之间的一种黄肠题凑墓葬类型,且它与象鼻嘴一号汉墓有诸多相似之处,故推断老山汉墓应早于大葆台汉墓。这样,老山汉墓墓主人自然就是燕敬王刘泽王后了。

四、文物遗存

1、农业方面

秦汉时主食的基本构成是:黍、粟、麦、菽、稻。粟,即小米,亦称谷子。凡古人单言“米”或“饭”多是指粟而言。在大葆台一号墓北面外回廊的大陶瓮里,就发现有带壳的小米,现已仅剩空壳;在内棺南端和西面内回廊中,都发现有栗子皮(果已无存),在二号墓中,出土有小米和枣子等食品,小米已成粉末状,枣子仅有枣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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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手工业方面

汉代手工业也很发达,冶金业是当时最大的手工业生产部门。铁器的冶铸技术、铜器的制作工艺等都很先进。燕蓟地区,设有铁官,统一管理冶铁业。而且还有冶铁作坊,在铁器铸造技术上,也具有领先地位。

大葆台汉墓所发掘的铁削、铁簪和箭杆,经北京钢铁研究院 《中国冶金史》编写组金相检查,这几件铁器是用一种铸铁固态脱炭成钢的新工艺方法制成的,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铸铁脱碳钢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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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陶业也是汉代北京地区发达的手工业,在已发掘的墓葬和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特别是一些仿铜陶器,多做出活耳,鼎和壶上加有博山炉盖,色彩用红、白、蓝、黑等各种颜色,不但造型美观,还在陶器表面绘出各种图案,器物出土时颜色非常绚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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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业在中国古代是普遍的家庭手工业,具有悠久的历史。北京地区汉代墓葬中出土了一些精美的丝织品,有的保存完整,有的残缺不全。这多少反映了当时北京地区的丝织品行业的发展情况。如大葆台汉墓就出土了12件丝织品,有绢类、刺绣、漆纱和组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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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器制造业在汉代已经非常发达,这在当时的北京地区也有所体现。在大葆台汉墓出土漆器12件,漆器嵌件155件,漆木器5件,器形主要有漆床、卷云纹漆板、云龙纹漆器、铜扣漆耳杯、漆弓等。云龙纹漆器,漆色均匀艳丽,各种动物花纹,绘画得生动细致, 是不可多得的一件汉代精美艺术品,它充分反映了汉代绘画艺术的高超和漆器制作艺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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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山汉墓也出土了大量的漆器制品以及漆器构件等,这在北方汉墓中极为罕见。而且出土的漆器规格高、种类多、制作精美,为不可多得的漆器精品。在北京地区还出土了一些其它器物,如鎏金铜铺首、铜龙头枕、各式铜镜、精美的玉器等,反映出汉代北京地区在手工业方面的高超技艺和卓越成就。

在讲座的第五部分,靳宝对文物价值与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进行了简单的阐释。

在讲座结束后,他细致认真地回答了现场听众的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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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宝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员,中国古都学会理事,北京古都学会副秘书长,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所,获博士学位。主要从事秦汉史、史学理论研究。出版了《汉代历史理论研究》《大葆台西汉墓研究》两部专著,主编《北京军事史》,在《光明日报》《史学理论研究》《中原文物》等期刊报纸上发表30余篇学术论文,先后参与多项国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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