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推动日本明治维新（文治化的日本江户时代与明清东亚的世界体系）

明朝推动日本明治维新（文治化的日本江户时代与明清东亚的世界体系）战后日本明清中国史研究有着丰厚的积淀，[38]在世界的中国史研究中一直被重视，但是，军事史研究却因为战后和平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而被刻意回避，因此成果数量有限。[39]在为数不多的研究中，宇田川武久的《东亚兵器交流史研究：15～17世纪的兵器受容及传播》一书格外引人注目。在宇田川之前，日本的武器被视为日鲜、日明对外贸易中的商品，未从兵器史角度予以考察。宇田川武久的研究否定了之前日本史学者的一个常识——1544年葡萄牙人将火药枪（火绳铳）传入日本种子岛。他通过分析当时东亚局势及兵器情况得出一个结论：“火绳铳”并非来自欧洲，而是来自倭寇通商圈内的东南亚马六甲地区；他同时指出，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时日本的步枪因这次战乱流入朝鲜。[40]此外，近年久芳崇的研究也显示，丰臣秀吉侵韩刺激了东亚的军事交流。久芳崇细致研究了战争中日本俘虏与高性能的日本小型铁制鸟铳（铁炮）传入明朝的关系，并揭示了这些军事技术成果

一 从军事革命看前近代东亚国际秩序

要讨论明末以来的东亚世界秩序（包括同时代的李氏朝鲜、江户日本、琉球、中国的东亚秩序），当然也要涉及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既然要谈文，武的问题自然无法回避。无疑，帝制中国的特征之一是拥有相当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是只拥有压倒性军事力量不足以维持对广域疆土的统治。这涉及帝国与周边的关系。中国传统上有着丰富的和平主义思想，不能否认文化可以影响现实，但思想与现实之间始终是有鸿沟的。想必任何文化皆是如此。

事实上，历史上的中国对军事技术进步态度总是积极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指出，至公元1000年前后，中国已经可以将火药放置于竹筒与炮石中，用火炮以弧线抛出。[5]这一做法在1100年后的宋与女真人的战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方面的史料记录最早见于1172年（乾道八年）诏刻天下的《德安守城录》，该书记载了陈规保卫汉口以北的德安府的防卫战。[6]《宋史·陈规传》曰：“靖康末，金人入侵，杀镇海军节度使刘延庆，其徒祝进、王在去为盗······祝进攻德安府，守弃城遁，父老请规摄守事。规遣射士张立率兵讨进，却之。继而在（祝进同党王在——引者注）复与进合，以炮石、鹅车攻城东，规连战败之，二人惧，引众去。”[7]《续资治通鉴》载：“金兵益置大炮十四所，更用鹅车、洞子拥迫城下，矢石乱发，军民死伤甚众。”[8]记述宋太祖帐下李汉琼的《宋史·李汉琼传》亦曰：“攻城者以牛革冒木上，士卒蒙之而进，谓之洞子。”[9]由此可见，官军、叛军、金兵三方皆使用火器，反映南宋火药军事化程度之高。总之，火药武器出现在中国，至少是12世纪前半叶。[10]罗荣邦早就得出结论：宋代人口往东南部迁移，东南经济发展，导致南宋末年中国作为海上军事力量（a naval power）出现，此一强势持续至明初。[11]曾我部静雄也指出，1274年入侵日本的元朝水军的战船和军人主要是由被征服的汉人和高丽人提供。曾我部论文对南宋水军兵员及编制的论述极尽其详。[12]

本文以前近代的明清为背景，进而考察明末以来与李氏朝鲜同时期的江户日本在东亚国际秩序中的位置，最终质疑明治维新在日本研究史中的定位。因此以上只是为了说明明清的背景而言及宋代。在以下的部分，也为了说明16世纪以来东亚国际局势，概要地谈及明清的军事史情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国固然是为国内管治而为“国”，更是为外国而为“国”。军事力量的存在最能说明这一性质。尤其作为大国的明、清对东边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军事政策，直接涉及东邻诸国如何制定自己的外交尤其是军事政策。因此，本文从军事史的概述开始，是有必要的。本文将明清并称，是因为清代忠实地延续了明代对东边的海上政策。

明朝在中国历史上地理空间较小，且长期为“北虏南倭”所困（北边的北元与南边的“倭寇”的双重威胁），在276年的统治中从1368年至1420年为止的最初52年一直建都于南京，却统治着北部的黄河流域。也许因为这样的背景，明代同样在军事技术上积极进取。中国科学史学者李约瑟将北宋开始的时代称为“火药时代”（gunpowder epic）[13]；近年军事史研究者则认为，明的建国为世界军事革命的序幕，孙来臣甚至将明朝称为前近代“第一个火药帝国”。[14]《明史·职官志》记载自洪武之时便设有火药司，属于宦官八局之兵杖局部分。[15]1368年明朝成立之前在与元军的作战中，枪炮便已经是朱元璋军队的主要武器。[16]王兆春也指出，明朝的火药武器不仅武装了陆地的军队，1363年也首次被用于海上的战斗。[17]明成祖（永乐帝）为了研究欧洲大炮，1407年在火药司内设立了专门的机构。[18]李伯重认为在16世纪的东亚引领这一革命的，是安南、缅甸和暹罗（尤其是安南），因为安南很早便研究了欧洲的火器技术，在明成祖征越后的后黎期（1428～1526），已经可以生产铳炮、火铳等火器，在明末“交铳”（意即交趾铳）的威力及性能被认为天下无双。[19]《明史·兵志》可部分证之：“及明成祖平定交趾，得神机枪炮法，特置神机营肄习。”[20]又载：嘉靖八年（1529）“造佛郎机炮，谓之大将军，发诸镇边”，万历中，“大西洋船至，复得巨炮。曰红夷”。[21]又曰：“明置兵仗、军器两局，分造火器。”[22]明朝的海上军力中火器的比重至郑和率海军下西洋时臻至顶峰。[23]尽管如此，以守势见称的明朝即使以世界范围观之，也并未为了扩展疆域而积极使用包含其强大的海军在内的军事力量。明朝趋于守势的对外政策意图不详，除了朱元璋为后世所框定的对外政策（祖训）外，客观上也许与明代边患及海防压力甚大有关。

关于欧洲与中国军事技术方面的关联，李约瑟曾指出，1327年中国火药军事技术（抛石机，bombard）传入欧洲。[24]冯家昇（1904～1970）也曾撰文详述拥有较高科技水平的伊斯兰教国家如何成为中国火药技术传入欧洲的桥梁。[25]就前近代而言，虽然火药军事技术的研发由明朝中国领先，但它流入欧洲后被发展为更为先进的版本回流东亚。就此，中国军事史研究者欧阳泰（Tonio Andrade）曾从全球史的角度概括了这场军事革命：15世纪前后出现了某种军事革命，这一军事革命于欧洲和亚洲大陆都是共通现象，但是，这场革命最早是由中国引发，然后波及动荡不安的欧洲国家；欧洲国家迅速掌握了这些军事技术，然后因欧洲的战争这些技术再次获得提升，再倒流回亚洲，日本、朝鲜及中国对消化这些最先进的军事技术倾注了热情。[26]据黄一农研究，迨至明末的1612年、1613年，中国获得欧洲先进技术结晶的舰用大炮，然后以不到10年的时间消化了这些技术，并在广东、福建、内陆的华北量产其模仿品。[27]黄一农还指出，后金方面在皇太极天聪年间（1627～1636）对明作战中利用汉人工匠铸炮，更大量起用降顺汉人担任炮手。所开发的“天祐神威大炮”不仅已经超过了明朝的大炮，而且堪称世界一流，这再次引发了中国的某种军事革命。[28]狄宇宙（Nicola Di Cosmo）在其强调火器的发展与清朝形成的重要关联的论文中指出，明朝和满人双方的军事现代化中都充分利用了西方的先进军事技术。其中，在耶稣会神父的帮助下，1628年明朝要求葡萄牙人提供火炮和炮手，1629年年底由10门火炮和20个葡萄牙炮手组成的葡萄牙军队到达北方。[29]

二 武治与前近代东亚格局：丰臣秀吉的“第一次大东亚战争”[30]之世界史意义

从东亚历史上看，军事史研究者指出，通过中国商人，火药军事技术在1329年最初传入朝鲜半岛，14世纪后半期朝鲜与日本已经消化了火药武器及大炮技术。[31]按李约瑟的研究，朝鲜与欧洲一样于14世纪取得炸弹射石炮技术，1356年以后因朝鲜饱受倭寇之苦，高丽国王恭愍王派遣特使请求尚未立国的朱元璋提供火器，朱元璋应诺。[32]1372年，高丽使臣崔茂宣从来自中国的商人李亢处获得火药制造技术，成为高丽第一位制造火药和火药桶的人。[33]范忠义指出，1374年，应高丽要求，朱元璋曾提供50万斤硝石与10万斤硫黄予高丽水军制作火药武器。[34]另外，孙来臣则指出，中国的火药技术几乎是同时流入欧亚大陆北部及东南亚的。[35]1592～1598年，明军以先进的大炮对抗丰臣秀吉的朝鲜侵略军。[36]根据江户史专家朝尾直弘的研究，丰臣秀吉的军队主要依赖外国的步枪，在丰臣秀吉侵朝后的1600年，步枪队在军队中占的比例极高。[37]

战后日本明清中国史研究有着丰厚的积淀，[38]在世界的中国史研究中一直被重视，但是，军事史研究却因为战后和平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而被刻意回避，因此成果数量有限。[39]在为数不多的研究中，宇田川武久的《东亚兵器交流史研究：15～17世纪的兵器受容及传播》一书格外引人注目。在宇田川之前，日本的武器被视为日鲜、日明对外贸易中的商品，未从兵器史角度予以考察。宇田川武久的研究否定了之前日本史学者的一个常识——1544年葡萄牙人将火药枪（火绳铳）传入日本种子岛。他通过分析当时东亚局势及兵器情况得出一个结论：“火绳铳”并非来自欧洲，而是来自倭寇通商圈内的东南亚马六甲地区；他同时指出，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时日本的步枪因这次战乱流入朝鲜。[40]此外，近年久芳崇的研究也显示，丰臣秀吉侵韩刺激了东亚的军事交流。久芳崇细致研究了战争中日本俘虏与高性能的日本小型铁制鸟铳（铁炮）传入明朝的关系，并揭示了这些军事技术成果如何被运用于镇压播州（遵义）土司杨应龙的叛乱。他展示了一个对比性画面：一边是依靠高性能铁制火药枪的日军，另一边则是借助种类丰富、数量相当的火器的明军。[41]

石康视丰臣秀吉侵朝为“第一次大东亚战争”，是亚洲历史上有着决定性意义的大事件，但同时也是一场“龙头蛇尾”的战争。[42]本文延续并发展其观点。1592～1597年丰臣秀吉侵略朝鲜被日本史家称为“文禄·庆长之役”，而在朝鲜/韩国则被称为“壬辰·丁酉倭乱”。在今天的中国这场大战则甚少被研究者提及，[43]少数人也许只是通过近年的韩国电影模糊地知道这场战争。这一场战争在四国如何被记忆，也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44]明史研究者有“万历三大征”的说法—明神宗万历二十年至二十八年（1592～1600）的三场战争对于以守势著称的明朝来说，与明成祖征越一样引人注目。支援朝鲜抵抗丰臣秀吉的侵略，乃是“万历三大征”之一。另外两场战争，其中之一发生在万历二十年二月。嘉靖末年降明、因军功被封为宁夏副总兵的蒙古将领哱拜与鄂尔多斯部族首领庄秃赖（这一汉字音译似乎有着史家的贬低）合谋叛乱，明将之镇压。另一场战争是播州（遵义府）的世袭土司、播州宣慰使杨应龙叛乱，明军将之平定。万历帝与帝师、后任首辅（实际上的宰相）的张居正（1525～1582）勇敢任事、整肃纲纪、加强军力，予人抑文官、扬武将的印象。有些军事史家干脆性急地将万历帝视为尚武的统治者，甚至在此基础上将好战的评价强加在整个明朝，[45]失其实矣。明朝的近三百年中，大大小小的战争里固然有如征越南、镇压南方土司政权等问题，但是正如“南倭北虏”的说法，大部分战争明朝居守势。否则如此强大好战的明朝的存在，无法解释如下事实：为何除了与北元的战争、明成祖征越南、丰臣秀吉侵略李氏朝鲜、1609年日本侵略琉球、1615年前日本历年内战以外，明代乃至整个东亚局势可以实现长久和平？从1405年至1433年，郑和（1371？～1434?）受命永乐帝，带领世界上最先进的船队七下西洋，一般认为其目的在于展示明朝的实力，以扩展朝贡圈、取缔私人的海外交易，强化明朝的以朝贡贸易体系为基础的亚洲世界秩序建构。郑成功舰队也使用武力，[46]但是，至少从《明实录》的记载来看，使用武力的次数、规模皆非常有限，其真正的意图在于展示武威、炫耀军力，谋取明朝的国际影响。另外，守势政策也是明代立国的国策。这一点见于《皇明祖训·箴戒书》所记录的朱元璋告诫祖孙的话：“（海外诸国）限山隔海，僻于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与兵轻犯，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切记不可。”[47]不敢说其后世忠实执行了这一国策（如永乐帝之征越），但整体来说，这一以守为主的国策还是贯穿于整个明朝的。

附带提及，军事史研究者将丰臣秀吉的侵朝称为“第一次大东亚战争”。[48]这一说法，自然是因为强调前近代与近代的关联而有意将隋朝617年，唐朝645年和647年征高句丽忽略不计。[49]按照这一说法，从朝贡体系的角度看，所谓的“第一次大东亚战争”可谓丰臣秀吉挑战业已成熟的朝贡体系。笔者刻意将之称为“第一次朝鲜战争”，以强调一个长时段的、有着东亚区域史视点的史观。按此称谓，1894年的甲午战争则是第二次朝鲜战争。甲午战争恰恰意味着朝贡体系的彻底崩溃（其崩溃开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1840～1894年，清朝对朝鲜等周边国家事务的处理，与朝贡惯例已迥然有异（比如，1882年清廷驻军朝鲜，同时对朝鲜内政也多有干渉，已经不同于传统上不干预朝贡国家内政的惯例）。关于这一点，正如何伟亚（James Hevia）的《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以欧洲为基地的帝国在军事和经济两方面统治着世界。欧洲的外交官也好，清政府的欧洲顾问也罢，对清朝精英和普通老百姓无不以各种高压和引诱手段，试图教会他们如何在这样的世界中恰如其分地运作。”[50]也就是说，欧洲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在中国的扩张不仅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近现代中国，而且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1840年后的晚期帝制中国。当然，这一切必须在欧洲以及后来的日本列强的扩张中去理解。也必须留意到，1910年日本吞并韩国也是日俄战争的必然结果之一[51]（就这一点而言，明治日本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模仿是出神入化的，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顺此说法，日俄战争正是第三次朝鲜战争，因为它是俄国、日本这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围绕着朝鲜半岛以及中国东北利益的战争。[52]按此思路，爆发于1950年的狭义的朝鲜战争，也就是本文所说的第四次朝鲜战争。从长时段的角度看，它也是东亚国家时至今日尚未完全从朝贡体系崩溃中走出来的一个后遗症。当今中国的局面，从长时段角度看，亦应作如是观。强调这一点，与本文主旨之一的对明治维新的评价并非没有关系。

丰臣秀吉侵朝的世界史意义常常被忽视。明亡的原因复杂，比如专制集权带来的官僚体系的弱化、宗室庞大的支出带来的财政压力、与女真的战争、农民起义等。而皇帝专权必然又会带来倚重以宦官为主体的特务政治的问题，造成后者在钳制儒学背景的官僚体系上的重大影响（考察明朝政治时宦官这一非儒学的另类“官僚”体系与专权的皇帝之间的关联以及危害，往往是不能被忽视的）。上述原因大多有着其内在的关联，丰臣秀吉侵朝的世界史意义也必须在此关联性中观察。

首先，丰臣秀吉侵略李氏朝鲜王朝，导致了明朝财政的重大支出，女真更在此期间乘机崛起。在此意义上明亡实与丰臣秀吉侵韩不无关系。就战争本身的费用而言，《明史》曰：“自倭乱朝鲜七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53]据《明实录》万历二十四年（1596）四月记载，户部题：“计自东征以来，本部供办粮饷，动发帑银，至逾一百余万两，仓谷几四十万石，此皆出于岁额之外。”[54]《明实录》还提及，万历二十七年五月御倭经略邢玠（1540～1612）提出的善后方案中的第一条，谈及戍守朝鲜军人编制“合兵三万四千一百人，马三千匹”，“每年共该银九十一万八千九百六十余两”，[55]数目不菲，引致兵科给事中侯先春万历二十八年秋七月奏陈朝鲜撤兵。其时“戍兵一万六千，岁该饷银四十八万两”。[56]唐朝在668年帮助新罗征服另外两个朝鲜王国时曾经想过将军队留下，但被新罗拒绝。而这次则是相反—李氏朝鲜希望战后明军留下继续保卫朝鲜，虽然明军短暂应诺布防，但是1601年却选择彻底离去。如上所示，这里面自然也有财政上的原因。内藤湖南曾经估算，明朝抗日援韩消耗军饷五百八十三万两，其余附带费用约三百万两，计支出八百八十万两，而一般明廷岁入不过四百万两，“此为万历国力衰弱之因”。[57]就内藤所说的明廷岁入，如《明史·食货志》言及，神宗万历六年（1579）户部太仓岁入为四百五十余万两[58]（此数字不含太仓以外的太仆寺银。太仆寺属于兵部管辖，专责马政、畜牧收入[59]）。更有其他研究者推测出更大的耗费：1592～1593年，明军将控制满洲的军队转移至朝鲜战争，投入军队二十万人，战争耗费白银一千万两，1598年的防卫战也耗费了相等的银两。[60]当然这些估算需要详细的史料去支撑。

其次，从某种意义上说，丰臣秀吉侵朝也应该是天启、崇祯年间如李自成起义所代表的农民反抗加剧的远因。因为政府开支的负担必然会转嫁给农民。在陕西旱灾等自然因素之下，不堪重负的农民也只有走上武装起义这一条路。黄仁宇也指出，张居正的财政改革才令万历三大征成为可能，但是，到了17世纪初，银两花费殆尽，财政情况急剧恶化。[61]其中，此一财政恶化相当程度上拜“三大征”中驰援朝鲜、抵抗日军入侵之一征所赐。我们甚至可以假设：假如没有张居正的改革，丰臣秀吉侵略朝鲜也许能得手，明朝中国进而也会陷入烽火之中。

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给明朝带来的巨大经济压力，也见于刊刻于天启四年（1624）的话本小说集《警世通言》所收小说《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小说中有如下一段：

单表万历二十年间，日本国关白作乱，侵犯朝鲜。朝鲜国王上表告急，天朝发兵泛海往救。有户部官奏准，目今兵兴之际，粮饷未充，暂开纳粟入监之例。原来纳粟入监的有几般便宜：好读书，好科举，好交结，末来又有个小小前程结果。以此宦家公子、富室子弟，到不愿做秀才，都去援例做太学生。自开了这例，两京太学生各添至千人之外。[62]

“纳粟入监”指的是明朝万历年间允许官宦、富人捐纳财货为其子弟获取国子监监生资格。小说中迷恋杜十娘的李甲即属此类纳粟入监者。《警世通言》的“序”中冯梦龙化名“无碍居士”曰：“野史尽真乎？曰：不必也。尽赝乎？曰：不必也。然则去其赝而存其真乎？曰：不必也。”[63]显见冯梦龙以小说述史之志。丰臣秀吉侵朝对明朝财政造成的压力，由此同时代文学记录中亦可见一斑。

再次，丰臣秀吉发起的战争给东亚的地缘政治格局带来巨大的冲击。明史研究者唐纳德·N.克拉克指出，“丰臣秀吉的战争导致了明朝的垮台，只不过不是以他打算的方式进行”，“战争的唯一获利者是满洲的努尔哈赤和德川家康，后者在日本的地位由于那些最积极地支持丰臣秀吉战争的日本西部大名被削弱而得到加强”。[64]郑樑生也曾指出“秀吉发动此一侵略战争之使明大伤元气而加速满清入关”。[65]

丰臣秀吉侵朝的世界史影响被忽视，实与“国族框架”的史观相关，亦与前近代日本在东亚历史中的位置易被低估不无关系，更与明治中心的日本史史观的影响难脱关系（亦即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李伯重指出，日本的人口在1500年已经达到1540万，此时中国的人口约为1.3亿，朝鲜为800万，在16世纪至17世纪前期，日本是除了中国和莫卧儿帝国之外人口最多的国家。[66]此外，足够可以证明前近代日本的强国地位的是作为最重要资源产地的银矿产地与铜矿产地。李伯重在其著述中尤其强调日本在16世纪以来的全球史中的重要地位，认为日本是东亚仅次于中国的重要国家，甚至是全球购买力最强的国家之一。[67]

此外，本节强调东亚军事技术的发展，是想说明，除了明成祖时代征越南与万历年间丰臣秀吉入侵朝鲜以外，在东亚国际关系中军事技术的发达并未成为扩张的积极手段，同时也想强调在东亚，军事对立也基本上未成为东亚国际社会的“语言”（lingua franca）。清朝在西北方面有雍正帝平定青海，并且在西南大规模实施改土归流政策，以及乾隆帝1758年对准噶尔进行大规模的战争，除了这些主动出击的军事行动以外，清朝1840年前基本上继承了明朝的对外政策和国防政策，尤其延续了明朝东边与东南面的海上政策。以朝贡为藩屏（国防）这一明清对外政策（尤其是明代对外政策），对考察江户日本和李氏朝鲜的国防以及经济政策非常重要。就德川时代而言，这一点从日本经济史研究者速水融下面的叙述中便可以看出：“防备外国所需的防卫费用相对允许处于较低水平，此令德川日本的经济发展成为可能。这一互动作用可以说是这一时期日本经济的主要特征。日本人在两个半世纪之长的时间中，生活在典型的不设防的城市，并且无须缴纳防卫费。”[68]这一和平的环境需要一个在东南面不对外扩张的明清中国。

三 江户日本“文治政治”之转换：从霸者（武治）的丰臣秀吉至王者（文治）的德川家康

在此，以幕府将军德川家康（1543～1616）及其后裔治下的江户时期为例，一窥儒家“文”的理念在日本的实践。

在国内层面上，不妨先从与东亚相关的关系性中观察江户时代进入“文治”的过程。室町时代（1336～1573）的应仁元年（1467）至文明九年（1477）之间的战乱，史称“应仁之乱”。标志着这一战乱终结的是庆长二十年（1615）七月改元元和。史家称之为“元和偃武”。“偃武”出自《尚书·周书》中的“王来自商，至于丰，乃偃武修文”。[69]意即周武王伐商之后返回都城丰，收起武器，致力于文治。班固也在《汉书》中曰：“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臧干戈，教以文德。”[70]

江户时代一般予人的负面印象有：以武士为顶点的等级森严的“身份制”、封闭的锁国政策、武士阶层的“威光”“武威”等。本文先分析这些印象之当否。首先，就“威光”或“武威”，借用研究江户史的学者须田努的话来解释，“幕藩领主以绝对垄断的强大武力而君临，但以不使用武力的方式行使权力，贯彻其统治，这一观念便被称为武威”。[71]其次，“身份制”确实是一个问题。自由选择居住地是明治维新后新的“自由”。江户时代的幕藩制有“领民”的思想。所谓“领民”，指的是以固定人民的职业、居住地的方式，将生产者的人民确保留在自己的封疆之内。[72]此外，正如明治时期常见的“立身出世”说法一样，以武士的世袭身份为核心的世袭身份制在明治维新后亦不复存在，通过学习（学历）获得社会上升，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可能。学者竹内洋指出，明治初期“学习甚至可以使一个人成为大臣、参议员，从而使较大幅度的社会上升成为可能”。[73]这在通过学习获得较大的社会上升空间的意义上，与中国的科举制度多少有些相通之处。[74]身份制这一不平等的形式在近代之后被形式上平等的“国民”（公民）所替代，这也是事实。但是另一方面，进入明治时代，“国民”参与政治的机会在增加的同时，人民也作为“国民”被统合，甚至有可能获得参与侵略战争这样的“政治参与”。这一点在明治6年（1873）年颁发的征兵令中可见一斑，征兵令规定国民负有强制的兵役义务。它与之前的幕藩国家中所实施的武将世袭传统以及士族（武士家属）世袭的兵役制，形成鲜明对照。武士享有特权，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而且，幕藩制度下武士与其说是效忠国家权力，莫若说是效忠于幕府，尤其是效忠于藩主。幕府将军对大名（诸侯）设有“改易”（剥夺领地、取消武士资格等惩罚）、“转封”（变换封地）、“参觐交替”（诸侯定期觐见将军述职、分别在领地与首都居住一定的时间）等制度。岸本美绪指出，这些政策意味着以集权制色彩的权力去制约大名（诸侯），但是，这些集权化制度只是为了进一步统合大名，并非要否定诸侯制，更非要通过直属常备军和国家官僚制度实施全国性直接统治，这些都是近世日本的政治制度特点。[75]也可以说江户时期在制度上是一定程度上藩的自治社会，而明治维新正意味着中央集权体制的确立。也正因为明治维新后实施强制性征兵制，[76]军人的“死”及其死后的“灵魂”也是在国家的框架之下由国家所拥有，其拥有的形式，便是国家所设立的靖国神社（原东京招魂社）。“国民国家”（nation-state，即民族国家之日文汉译）本身的存在，[77]以及“国民国家”“征兵制”“死”三者的关联，实为江户时代所没有。

如何评价明治维新，与如何评价江户时代直接相关。须田努在前引著作中指出支撑江户时代的两大支柱是“仁政意识形态”与“武威”。迨至幕府末年，两大支柱作用不再。尤其是在1853年美国海军军人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率四艘军舰逼迫日本开国之后，“武威”丧失殆尽。须田努著作标题是《幕府末年的农民变革暴动：万人的战争状态》，书名取自托马斯·霍布斯的政治学名著《利维坦，或教会国家和市民国家的实质、形式和权力》（Leviathan or The Matter Form and Power of a Common wealth Ecclesiastical and civil）。这是将幕府末年的社会比喻为暴力与混乱的社会。在修文政策长期实施以后，18世纪末开始，农民暴动时有发生，加之西力东渐，“民众间水平方向的暴力，和领主与民众间垂直方向的暴力相互交错”。[78]其背景是“国家财政危机→年贡增征→农民暴乱频发及财政政策引致贫富差距增大，以及地区差距增大”。[79]

假如只以幕府末年这一短时段（具体说是1830年至1844年的天保年间）的文治不彰（儒教仁政体制崩溃），就将明治维新盖棺定论的话，则意味着将幕府末年的短时期放大为整个江户时期，并借此对整个江户时期做出裁断，这是以偏概全。从短时段角度看，明治维新在收拾乱世残局、树立新秩序上确实有其贡献。这是基于布罗代尔所批判的“短时段”的历史评价。如前所述，重新评估明治维新，需要某种长时段视野，而长时段视野最终必须落实到更为广大的空间，即“东亚”这一空间上。以长时段去看明治维新，便会发现江户时期的最大功绩是文治，以及作为其结果的265年的和平。甚至有论者略显夸张地认为，江户时期的长期和平在世界史上是罕见的。[80]江户时代之所以有如此成果，抛开明清中国与东亚的政治、军事、经济的关联，便无从可谈。

我们进一步在国内层面观察江户幕府的文治政治。江户史学者朝尾直弘认为，“文治”是某种江户幕府为合理地实现家产制统治而做出的政治思想重整，是基于这一意识形态的政治实践。[81]朝尾指出，在幕府将军德川家光（1623～1651年在位）掌握政权后，与幕府权威有着特殊关系的会津藩藩主保科正之（1611～1673，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之庶子）、水户藩藩主德川光圀（1628～1700）、冈山藩藩主池田光政（1609～1682，德川秀忠养女之子）三位好学克己、行事谨严的诸侯，共享了以神道与儒家为仁政主轴的统治意识形态，都基于儒教的王道思想，致力于某种理想的统治。[82]按朝尾的说法，这一氛围实为江户前期打下了文治政治的基础。

另一方面，作为统治阶级的武士阶级也体验了江户幕府成立初期的宽永十四年（1637）的“岛原·天草暴动”。这一暴动证明，不能仅依靠武威进行统治。持续了四个月（1637年12月11日至1638年4月12日）的“岛原·天草暴动”，领军人物是一位16岁的少年天草四郎（又名益田时贞）。该运动以天主教徒为核心，4万名农民以武力反抗幕府政权。这一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固然与幕府排斥天主教徒有关，但是，政治、经济上也与农民反抗武士阶级的统治有关。且农兵分离后的武士阶级与在地地主有了地理上的距离，这难免是软肋。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农民就必须与地主有着宽松的统治关系。正如佐佐木润之介指出的，“农兵分离，指的是某种体制。在这一体制下，武士以统治者身份，拒绝参与任何被统治者的农民所直接从事的农业劳动”。[83]因农兵分离而引发农村儒学的出现。在农村，儒教成了拥有一定儒学修养的阶层与“文”化的武士阶级之间重要的意识形态媒介。统治阶级的武士政权为了自身的阶级利益，为了处理与被统治阶级的关系而必须摸索出某种合理的意识形态。

在国内政治层面上考察武士阶级与农民之间利益均衡的文治政治，便有了重要的意义。前一时代的丰臣秀吉政权常常与农民处于紧张关系中，其武士团体常常必须处于战斗状态。[84]与之相比，虽然德川政权继承了丰臣政权的制度，但是，德川政权也要在国内国际问题上克服丰臣秀吉政权的问题。文治正是两者最为重要的分水岭。

江户时代［尤其是从江户中期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1716～1745年在位）开始至江户后期幕府末年］是文治取得实质性成果的时代。高埜利彦指出，第四代将军德川家纲（1651～1680年在位）至第十代将军德川家治（1760～1786年在位）所统治的130多年是一太平时代，许多影响至今日的社会结构、价值观等都在此时期形成，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1680～1709年在位）则将之前的价值观做了比较大的转换。[85]自栗田元次以来，研究者开始关注江户中期参与幕政的儒者新井白石（1657～1725），其《读史余论》在史观上影响了第六代将军德川家宣（1709～1712年在位）的文教政策。[86]新井白石将德川家康之前武家政权的代表之源赖朝、足利尊氏、织田信长、丰臣秀吉视为不德，亦即霸者，认为只有德川家康方有王者资格，并借此论述，强调了德川家康以来立足于文教理念的文治国家构想。[87]

另外，对江户幕府来说，文治的理念毕竟是理念，要实现这一理念并不简单。幕府时代二百多个藩之中，开设藩校的藩在1788年不到1/3。[88]德川思想史研究者渡边浩留意到这样的事实，故强调了中日两国儒学因社会环境不同而存在的区别。比如，江户时代的幕府政权中并没有科举制度，是建立在“武威”之上的政权，亦无中华天子那样拥有某种超越性的原理—在中国只要继承正统文明，便有了合法性。渡边教授强调，农民及城市商人之所以服从，并非因为武士之德，亦非因为武士是文明的承担者。[89]就连持论谨慎的渡边教授也承认，儒学在17世纪后期以降一直在幕府政治中位置特殊，失去用武之地的武士，在获得作为世俗的道德与统治之学的儒学修养的过程中“文官”化。[90]

四 江户日本的长期和平与明清东亚世界秩序：经济史的角度

在国际秩序层面上继续就文治的江户幕府进行考察时，首先无法回避的是江户史常识中的“锁国”问题。假如说江户时代真的是“锁国”，就意味着江户日本与同时代的明末、李朝关系不大。而这一问题稍微查证中国、朝鲜与日本的史料，便可知道这不仅对日本是不可能的，对明清中国、李氏朝鲜这样的国家同样是不可能的，因为就经济而言，交流是必需的。但是，因为现代性的某种思维框架，“锁国的江户日本”这一常识长期以来却鲜有人质疑。严格说，“锁国”这一江户时代的负面印象，只不过是某种话语造成的结果。所幸的是，这一反省已成为近年学界的基本认识。[91]在战后日本史学界，重审锁国论执先鞭者为朝尾直弘，其代表性论文为《近世政治与经济》，专著为《锁国》。[92]在此之前，有1949年霍尔（John Whitney Hall）对清初通货依赖日本铜（洋铜）的研究[93]、经济史研究者田代和生就对马藩与朝鲜之间贸易量所做的实证研究[94]、江户外交史研究者托比（Ronald Toby）《近世日本国家形成与外交》[95]等。托比的著述源于他在1977年日本社会经济史学会上宣读的论文，该论文引起了巨大的反响。[96]托比的著述全面讨论了质疑“锁国”史观的相关成果。托比批判以往的日本江户史学专注于日本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即使对德川日本与亚洲的关系有所关心，也是将之作为次要的、例外的关系，似乎东亚与江户幕藩体制毫无关系似的。[97]针对这样的研究倾向，托比强调，在江户幕府的所有对外关系中，日本与亚洲的关系才是最为本质、最为有机的，它对德川时代的整个历史，都是至关重要的。[98]上述研究与一般常识认为江户时代是“锁国”的时代大相径庭。

如前所述，在现实中，锁国并非易事。例如日本仰仗中国进口生丝和绢织物类。同时，明清中国则从日本进口银与铜。在前近代东亚，生丝与银是两大暴利消费品。“锁国”或“海禁”这一江户幕府的对外体制[99]，关乎幕府与获得特殊经营许可的商人对相关经济利益的垄断。就商贸交易中贵金属货币的使用情况而言，按加藤繁的说法，宋元虽然银使用发达，但主要用于大宗商品的交易；明代则大小交易、工钱等广泛用银。[100]此说与彭信威说法略有异。彭指出，白银只通行于中上阶层，用于大数目交易，升斗小民仍是使用铜钱。[101]彭倒是指出，银在日本购买力不强，在币制上对银需求也不大，而中国则迥异，这也成为日本银流入中国、中国求购日本银的原因。[102]明清相较，明的货币有铜钱、钞票、金，尤其是银，清朝货币则主要有铜钱与银，银作为货币延续明以来的势头。[103]顾炎武在《银》一文中谈道：“唐宋以前上下通行之货一概以钱而已，未尝用银。”[104]即是对明清用银之势有感而发。

另就中国财政政策实施过程中贵金属使用情况而言，尤其是就白银需求而言，明初期财政是实物主义，占财政大部分的土地税原则上以大米和小麦缴纳，15世纪中叶开始，因为北边与蒙古的军事冲突吃紧，军费开支增大，因而银的财政化（折银）开始进一步得到推进。[105]现实中对白银的需求开始增大。关于税收的折银化问题，明清经济史学者梁方仲先生早年的论文《一条鞭法》从税制改革的角度，有颇富说服力的论述。关于一条鞭法，《明史》有扼要的定义：“一条鞭法，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留存、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立法颇为简单。嘉靖间，数行数止，至万历九年（1581）乃尽行之。”[106]梁方仲在文中指出：“它的设立，可以说是现代田赋制度的开始。自从一条鞭法施行以后，田赋的缴纳才以银子为主体，打破了二三千年来的实物田赋制度。”[107]因此，没有充足的白银，一条鞭法也不可能推行；一条鞭法的实施又进一步刺激了明代的白银需求。虽然明清中国很大程度上依赖西班牙控制的拉丁美洲白银（秘鲁与墨西哥银，后期主要是后者），但是从1530～1570年中国白银几乎都来自日本。[108]

全汉昇教授从中国纸币制度崩溃出发，着眼于明廷1436年将银定为法定货币以来五个世纪的经济结构，认为尽管银价上升，但因为大量美洲银的流入而令银本位制政策得以保持。[109]在16世纪和17世纪，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是全世界最大的银供应来源，日本次之；而且这两个地方的大部分的银都运往中国。[110]据亚瑟·阿特曼（Artur Attman）推算，17世纪美洲银的年产量超过300立方吨，[111]而日本17世纪初的年产量至少为200立方吨。[112]丹尼斯·弗林（Dennis Flynn）援引全汉昇的观点，认为需求增大与银价走高有关，并且因此为产银国带来丰厚的收益，在此意义上中国的货币政策间接地强化了西班牙帝国和德川幕府的财政基础。[113]这一论述就本文主旨而言大有深意。弗林还指出：“我宁可认为日本的幕府将军成功掌握了银的剩余价值，这些剩余价值为日本摆脱中华秩序做出了贡献，在财政上支持了对华的军事攻击。”[114]弗林此处所说的“幕府将军”不知具体指的是江户幕府，还是之前的丰臣秀吉。首先，德川幕府并未考虑脱离“中华秩序”（至少在经济上），而且事实上也无法脱离（尤其在经济上，而政治与经济无法二分）。其次，并无史料显示德川幕府试图侵略中国。但是，假如将弗林上述转引中的主语改为“丰臣秀吉”的话，则有了充分的说服力。若如此，则有待于学界进一步细微考察丰臣秀吉政权的财政状况，尤其是侵略朝鲜时的财政状况。可以推测但是尚需将来进一步印证的，是丰臣秀吉侵略李氏朝鲜王朝与日本银矿给丰臣秀吉的幕藩体制带来充足军费之间的因果关联。

日本的经济史研究者小叶田淳曾在《日本矿山史研究》一书中指出，摄政关白丰臣秀吉将全国金银矿收归其所控制的中央所有，主要做法就是将几大银矿、金矿所在地变为直辖地，个别的也只是由大名（诸侯）代管，而之后的德川幕府也继承了这一做法，目的在于让集权的中央垄断银矿和金矿的利益。[115]该书还指出，从16世纪中期开始，日本的金银产量突然大增，银产量的增加尤为显著，而明代商船频繁到来，目的就是将日本银运回中国；不仅如此，同一时期的葡萄牙船与日本贸易的核心，也无非是将中国商品与日本银相交换的中介贸易。[116]日本的银产量以及由其所带来的巨大的财源、丰臣秀吉的侵朝、中国的银本位的货币体系确立，这三者之间的关联，实不难想象。此外，目前笔者所知的德川幕府意欲侵华的唯一例外，是三代将军德川家光晚年1646年12月局部入侵中国的计划。小仓秀贯的研究显示，郑芝龙占据福州与清兵相抗时，曾向幕府乞师求援，但被幕府拒绝。幕府反而试图探讨乘此机会出兵占据中国一隅，以谋渔翁之利。但是，此一计划很快便因福州被清兵攻陷而告吹。[117]

日本的经济史研究者对同一时期日本银产量的研究，也与上述梁方仲就一条鞭法实施与银本位货币化的进一步强化之间关联的说法吻合。田代和生也留意到，1575年至1625年日本白银生产之所以达到巅峰，与中国的需要并非没有关系。[118]小叶田淳的研究显示，16世纪中期银是日本最大也几乎是唯一的对华出口商品，但日本则是金的进口国。[119]比如，小叶田淳指出，17世纪日本出口银，其比例是银八铜二。[120]从主要出口至中国去理解的话，这里涉及金银在中国与其余市场的巨大差价。中国因此长达数世纪成为世界白银最大目标市场。比如在1540年至1640年以及1700年至1750年的银流通循环中，银流向中国是因为巨大的价差。[121]比如，据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的推算，14世纪晚期中国的金银比价从1∶4到1∶5微微变化，然后至16世纪初中国的金银比价发展至1∶6，而欧洲则是1∶12，波斯（伊朗）为1∶10，印度则为1∶8。[122]据此，也就不难理解白银何以大量流向中国了。这些数字也很有力地说明了近水楼台的日本是如何得到地理上靠近中国这一白银最大消费市场的便利，也很好地说明了中日经济的互补关系。而银在16世纪后半期在日本的出口商品中几乎是垄断性的，17世纪前半期依然是最重要的商品。[123]按照岸本美绪根据先行研究的结果所推算的数据，在16世纪后半期流入中国的白银（2100～2300吨）中，有1200～1300吨来自日本，而17世纪上半期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为5000吨左右，其中日本银为2400吨。[124]岸本推算出17世纪初，美洲大陆与日本生产的银的1/5至1/3流入中国。[125]另一方面，林满红则指出，在清朝中期，1775年以后中国已经完全依赖于拉丁美洲进口白银。[126]

但是，无论日本还是西班牙，它们一方面在中国市场赚取巨大的银差价，另一方面也在日本或欧洲赚取巨大的生丝及丝制品差价。也就是说，日本或西班牙与中国之间的银交易并非单向，而是同时以巨大的银的收益换取中国以丝制品为主的商品，银和丝制品对它们是双重的暴利。以丝制品获取暴利的前提必须是中国的丝制品有着充足的供应能力和相对低廉的价格。李隆生指出，明代丝制品品质提升，价格却下降，与宋代相比，以银计价的明代的绢价下跌了60%；刨除银在宋明两代购买力不同的因素，以粮价来计算，也下跌了11%。[127]陈昆和汪祖杰指出，从16世纪30年代到17世纪在欧洲出现普遍恶性通货膨胀的同时，中国的丝制品却有着巨大的魅力。墨西哥市场上中国丝制品价格是西班牙同类产品的1/3，在秘鲁是1/9，在东南亚是荷兰同类产品的1/3，在欧洲是欧洲产品的1/4至1/3。至于麻织品亦有着巨大竞争力—墨西哥市场欧洲麻织品几乎比中国同类产品贵8倍。[128]为何中国商品能如此价廉物美？对此问题，黄宗智关于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农村经济所谓的“过密化”（involution，亦译为“内卷化”）的研究，能提供一定的答案。黄宗智的“过密化”术语旨在说明相对于劳动力投入来说不成比例的回报：植绵—纺纱—织布需要约18倍于水稻的劳动投入，所带来的只是远远不到相等倍数的收益，而蚕—桑—缫丝需要约9倍于水稻的劳动投入，所带来的也只是数倍的收益。棉花和蚕桑经济导致的是农场生产高度家庭化，由妇女老幼来吸纳低报酬的生产劳动，进而形成家家户户同时依赖以种植业（主业）和手工业（副业）为其生计的经济系统。[129]也就是说，总产出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增加。[130]这一现象长期存在的背景是人口增长带来的土地（农业）压力，主业的农业需要副业的手工业补充，也借此消化人口压力。黄宗智还指出，不同于相对资本密集的丝织业靠城镇作坊进行，以专业化方式脱离农耕，养蚕、缫丝的工艺在近代之前全部由小农以一家一户方式进行。[131]这种妇女和儿童大量参与的经济被称为“农村生产的家庭化”。[132]黄宗智认为这些因素令中国商品远较欧洲商品有竞争力。江南重要的输出商品中有蚕丝、丝制品和棉布。[133]

李隆生以国内价格计算丝绸产品生产的产值，1600年国外市场为国内市场的七成，但到了中国出口高峰的1637年，与1600年相比，国内市场仅仅是国外市场的55%，出口增加了161%。[134]就日本幕府政权而言，生丝的暴利是必须垄断的。幕府为了控制生丝贸易的价格与利润，在1604年实施所谓的“生丝配额制”（丝割符制），在京都、大阪的堺、长崎由特定的商人进口生丝，然后再分配给其他商人。这是一种批发权垄断制度。李隆生推算，日本持有许可证的朱印船在1602年至朱印贸易停止的1635年之间，用其携出白银的2/3左右购买中国商品，平均每年花62万两白银采购中国商品，其中用于购买中国丝货的约为47万两。[135]钱江总结出中日之间四条“银线”。首先是日本商人携带白银至中国东南沿海、台湾地区以及马尼拉等地与中国海商进行走私贸易。其次是福建、浙江、广东等地的中国海商赴日本贸易后将白银用船载回。再次是澳门的葡萄牙人以大帆船将日本白银载回澳门，用来在广州购买输日的中国生丝及其他商品。最后是中国台湾和巴达维亚等地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船自日本平户和长崎将日本白银载回，用以弥补其在对华贸易中白银的不足，这些白银辗转流入中国。[136]

具有以上特点的明清中国丝制品经济（尤其是江南乡村蚕桑经济），与明代银的流向、日本的幕府武士政权、西班牙帝国以及后两者的财政结构，都有了内在的联系。甚至可以说，中国的农村（尤其是生丝产地以及大部分丝制品产地长江三角洲）将遥远的欧洲、遥远的北美洲、邻国的日本，甚至是世界的其他地方（如中转贸易发达的马尼拉），都串联起来了。

但是，中国对江户铜的依赖也不能忽视。明清时期铜荒问题一直存在。清初顾炎武在《铜》一文中慨叹：“乏铜之患，前代已闻之。”[137]这方面霍尔探讨中国依赖日本铜（洋铜）问题的论文不可忽视。[138]霍尔认为，15、16世纪日明贸易、日朝贸易中铜为日方重要出口商品；17世纪日本铜的出口量超过了所有其他出口商品。[139]中国有出口铜钱至东亚其他国家的传统。霍尔援引宋应星《天工开物》，认为明代铸币厂受到了铜原料自给率不足的威胁。[140]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引发了江户幕府的警惕，因此在1668年开始禁止输出白银，改由通过大量出口铜去换取资金，以购入中国的生丝。[141]尽管如此，铜供应不足的威胁在清代仍然持续。傅衣凌先生20世纪50年代的论文《清代前期东南洋铜商》考察了清朝前期中国东南部民间商人赴日购铜、替朝廷解决铜斤短缺现象的问题。[142]乾隆七年（1742）进士王太岳（1722～1785）的《铜政议》中谈及：“议者以滇铜衰盛靡常，当多为之备，仍责江浙官收商买洋铜。”[143]雍正帝雍正十三年（1735）在浙江总督李卫的奏折上朱批“三省之派亦具令采办洋铜”，重申并非往闽求购。[144]此处“三省”为两湖与广东，即谓不仅浙江要努力采办“洋铜”（即日本铜），上述三省亦应该如此。总之，经济史研究种种成果显示，江户锁国的说法与史实是不符的。

从思想史角度看，真正有意思的问题是，何以这一明显与史实相悖的“锁国”“常识”可以长期成立？它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事实上“锁国的江户时代”这一印象的建构与“文明开化的明治”印象的建构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是处于衍生关系中的。在此意义上说，包含“锁国”在内的江户时代的负面印象的建构，以及日本20世纪80年代作为其反动的“后现代江户”话语[145]、对江户时代的单纯的理想化，都是日本现代性的产物。

江户史研究者指出，自1616年日本将中国以外的船舶限定在平户港、长崎港，至1641年日本将平户的荷兰商馆移至长崎出岛，幕府的几个号令中都未使用过“锁国”的表述，“锁国”作为历史用语固定下来，也是明治以后的事。[146]但对某一个特定的对象进行“锁国”是不争的事实。这样的“锁国”现象在今天的国际政治中依然可见（如美国对某些国家的贸易禁运等）。江户史研究者山本博文在对宽永十年代政策分析中明确了一个事实，幕府虽然禁止了葡萄牙、西班牙的贸易，但是不禁止与其他国家的交往。[147]此外，近年经济史研究者更是从以往认为长崎港是唯一的外贸港口，转而强调有四个对外贸易据点（长崎、松前、对马、琉球），同时认为国产商品与舶来商品无法分而论之。[148]

有关江户日本的“锁国”话语，令人联想起的，是近代以前中国“闭关自守”的说法。与唐宋相比，元明之后的对外关系确实相对趋于沉寂。但是，就明清经济史而言，尤其就日本和美洲白银的流入以及丝制品等中国商品的世界范围流通而言，轻言中国“闭关自守”，显然与史实相悖。清朝确实未能及时把握欧洲18世纪以后的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世界发展趋势。但是，这其实是另一个复杂的问题。除了清廷沾沾自喜、固步自封的因素外，它与民族国家体系的来临、政治层面的殖民主义、经济层面的资本主义、技术层面的工业化等问题，都有关联。

五 文治与重归东亚世界秩序：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后续影响

正如美国的东亚史研究者托比对“锁国”史观的批判那样，江户日本在“锁国”最初的一个世纪中，无时不在积极搜集商业、技术、外交政策的信息和情报。[149]近年研究也显示，日本实际上积极通过朝鲜通信使及萨摩藩统治下的琉球，参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贸易体系。也就是说，萨摩藩对琉球的侵略，其意图在于一改因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半岛而被孤立的局面，因此其并不想全面占领琉球国，而是要在经济上将琉球以及面对朝鲜的对马藩作为复归这一体系的通路。就琉球而言，具体来说就是令琉球成为日明贸易的中介。[150]这一意图，直接见于德川幕府将军通过老中本多正纯在庆长十一年（1606）至庆长十五年向萨摩藩藩主岛津氏所下的直接命令（老中为直属江户幕府将军的最高官员，总理政务，有数名）。德川幕府根据日明勘合贸易的可能发展方向和发展上不顺畅的可能性，直接由本多正纯下命令给岛村氏，或制止其侵略琉球，或命令其准备出兵。[151]从这里可以窥见江户幕府是在东亚的关系性中将琉球侵攻作为其重要国策的。在此意义上“萨琉关系”这一日本史的表述难免隐蔽了事件的本质。如此，岛津氏在侵略琉球后根据幕府的要求，赋予琉球首里王府一定权力，与琉球一同谋求日明贸易利润的最大化。[152]假如在此意义上说岛津藩的琉球统治是间接统治的话，那么幕府对琉球的统治可以说是对间接统治的间接统治，即双重的间接统治。如此一来，岛津藩对琉球发号施令，幕府可以不直接与琉球发生关联。[153]

琉球被幕府统治是不争的事实。有关这一点，喜舍场一隆的研究显示，琉球呈送幕府的表文本来惯例上是以和文写就，宝永七年（1710）琉球国王尚益王的上表却从和文改为汉语文言文。下一代琉球国王尚敬正德四年（1714）亦同样以汉文上表，因此受到幕府的警谕，之后才奉令恢复和文。汉语文言文为前近代东亚共同的书写体系，以和文上表，显然幕府意在形式上强调其对琉球的统治。由此，琉球方面的意图就耐人寻味了。另外，日、明、琉三方这一联结方式在1644年明清鼎革以后仍被继承，直至1871年《日清修好条规》签订为止。琉球史研究者渡边美季将日本侵略琉球视为决定了琉、日、中三国关系的大事件。[154]确实是如此。深而究之，日本侵略琉球，正是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所带来的必然的后遗症。也在此意义上，丰臣秀吉侵略朝鲜这一“大东亚战争”，才是对琉、日、中、朝四国有着更为深远影响的大事件。

对日本方面将对马作为对朝贸易通道，同时通过萨摩藩利用琉球以及通过对马藩利用朝鲜将两者作为对明贸易的通道，明廷是有准确的把握的。《明实录》有如下的记录：“（万历三十七年）五月入对马岛，倭酋云欲借朝鲜之道通贡中国。”“数十年来倭所垂涎者贡耳，故既收琉球，复从中山王归国以为通贡之路。彼意我必不入倭之贡，而必不逆琉球之贡。”[155]此处所说“贡”，指的是朝贡一体化的贸易。德川家康与朝鲜修好政策的实际执行者是日本对马藩藩主宗氏，宗氏于1607年任命僧侣景辙玄苏（1537～1611）为“朝鲜修文职”，负责对朝谈判。德川家康对丰臣秀吉侵朝的反省，也见于《明实录》的记载。《明实录》载：万历三十五年（1607）四月，“（家康）遣使朝鲜，自言已代秀吉为王，尽反秀吉所为”。[156]

此处显见的是日本1609年侵略琉球的意图。日本因为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后被孤立，意图借此重新加入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中国对此也心照不宣，但是在形式上又必须维持对日本的惩罚。幕府方面试图通过琉球间接开展对明贸易，这一点早在1927年便由日本的经济史家木宫泰彦指出。木宫称，1613年萨摩藩对琉球发出数条命令，规定了从琉球出发的遣明船出发日期，并作为通商资金给琉球银十贯［银币1000钱（文）为一贯］、铜一万斤；琉球还将十年一贡的惯例中与明贸易所得的部分中国物品纳贡给萨摩藩。[157]另一方面，琉球史研究者渡边美季在详细分析了日本侵略琉球后琉、日、中三国史料的基础上得出如下的结论：日明都一直揣摩对方意图，最后都选择了琉球作为棋子，而夹在两国中间的琉球也利用这一机会确立了不被日明任何一方完全操控的位置。渡边美季还指出，琉球也在日明二国的复杂关系中发展出“对明进贡＝对萨摩藩（江户幕府）奉公”这一琉球自身的国家理念，借此获得琉球国自身的存在意义。[158]

琉球国史料《历代宝案》也记载，遭受萨摩藩侵略时琉球国王尚宁马上准备了向福建布政司告急的咨文，并告知中国萨摩藩要求琉球协助进攻台湾，但“守礼之邦”的琉球回绝了。[159]但是，渡边美季指出，尚宁在告急文书中告知明廷只是将琉球的一小岛（伊平屋岛）割让给日本，明显隐瞒了琉球的被害程度，而且明、琉正史和官方档案中皆不见尚宁派遣使者前往福建的记录。[160]至于江户幕府准备侵略台湾一事，至今仍无法通过正史确认日本是否有此意图。但是，先行研究也指出，在侵略琉球之前一个月，德川家康曾同意肥前藩大名有马晴信侦查台湾，并令其探讨日明商船通过台湾进行实际交易的可能。[161]

《明实录》记载，萨摩藩侵略琉球后的第二年，即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琉球国王尚宁“急报倭警，致缓贡期”。[162]明对新成立的江户幕府也是不信任的。对于明来说1592～1598年的丰臣秀吉侵朝、1609年萨摩藩侵略琉球以及长年的倭寇问题，都是无法令明廷放心的。《明实录》中有这样一段话：“倭自釜山遁去十余年来，海波不沸，然其心未尝一日忘中国也。三十七年三月倭入琉球，虏其中山王以归。四月入我宁区牛栏，再入温州麦园头。”[163]明廷之心有余悸，可见一斑。明廷需要时间判断江户幕府与丰臣政权的区别。此外，明廷对日本的动向极为警惕，原因还可见于《明实录》中所载大学士叶向高的奏文：“今北虏未宁，四川又在告急，加以东南又有倭警，转饷募兵将大骚动，在在空虚，何以应之？”[164]

明廷更为担心的，是江户幕府以琉球为基地侵略台湾。《明实录》记载1616年琉球国王尚宁派遣使者密报明廷江户幕府意图制造战船500余艘侵略台湾。明廷接到此报，危惧异常，颇为紧张。“琉球国中山王尚宁遣通事蔡廛来言，适间倭寇各岛造战船五百余只，欲协取鸡笼山，恐其流突中国，为害闽海，故特移咨奏报。”巡抚福建右副都御史黄承玄（1564～1614）担心“鸡笼逼我东鄙，距迅地仅更数水程，倭若得此，益旁收东番诸山以固其巢穴，然后蹈瑕伺间为所欲为”。[165]显然在明廷看来，日本占领台湾对明的安全有着重大威胁。渡边美季对这一局面中的三国关系做了如下解读：琉球1614年因无视明廷命令，数次破坏入贡礼仪，明廷因之禁止琉球入贡十年，江户幕府在此情况下将实现日明贸易的目标让位于日琉共同实现恢复琉明贸易的目标，让琉球通报明廷幕府意欲出兵台湾。[166]渡边美季这一解释建立在如下判定上：琉球在被日本入侵以前一直采取“顺从”日明两国的双边外交行动。[167]另一方面，夫马进也试图将萨摩藩侵略琉球与明廷1623年时将琉球十年一贡增加为五年一贡，继而于1634年又增加为三年二贡结合在一起。[168]

此时的萨摩藩（实则幕府）对台湾也许真如上述研究所说的，未必有觊觎之意。清雍正七年（1729）九月二十日浙江总督李卫上奏的奏折提及，派往日本的密探探得“倭夷久有欲令萨摩岛头目窥伺台湾之意”，但是“目下尚无行迹”。[169]这反映了一个地方官员眼中的国际关系。王来特将之解读为“日本并无向外扩张意图”。[170]这一解读应该是正确的。文治政策下的江户日本毕竟不同于武治政策下的丰臣秀吉，更不同于武治的明治日本——1874年明治日本政府以琉球渔民被杀为由出兵台湾，更于1895年正式占领台湾。此处笔者想强调的是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后，其后遗症之一是被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贸易体系所孤立，以及江户幕府为解决这些问题所做的努力。

对于江户幕府来说，国际形势也有利于文治环境的成熟。岸本美绪谈及17世纪后半期，东亚结束了16世纪以来的扩军时代。岸本如是说：“清代中国与江户时代的日本并非轻视‘武’，而是‘武’所意涵的，并非是实用的军事实力，而是统治阶级（日本是武士、清朝则是八旗）相关的精神气质。但至19世纪，面对进入东亚的欧美军事力量时，东亚的武器已经落后于时代了。”[171]

1683年，德川幕府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1680～1709年在位）发布了这一代将军的《武家诸法度》。前代将军所颁布的第一条为“应专心喜好文武弓马之道”，纲吉将这一条改为“应奖励文武忠孝，匡正礼义”。江户史家高埜利彦将之解读为中国三藩之乱的结束带来了东亚的安定，国内不稳定要素也趋于消解，上下秩序之维持变得最为重要，故将前代法度中的“弓马之道”改为“忠孝”“礼义”。[172]清朝平定三藩等中国国内和平因素与日本的关联毕竟是间接的，因此，尽管德川幕府继承了丰臣秀吉的幕藩体制，但是如再三强调的那样，德川幕府文治政策的转变，似乎可以理解为对丰臣秀吉武治政策的反省与克服。

对于前近代日本与东亚国际形势关系比较直接的影响，莫过于清朝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解决完台湾的郑氏武装势力后解除海禁，即所谓展海令。岸本美绪也指出，清初的海禁带来了中国内地严重的经济萧条，也反过来证明了明末以来的中国经济对海外贸易的依赖。[173]之后中国海关为出海商船发行贸易证明文书（信牌制度）。幕府也研究中国的信牌制度，并于1715年颁布《正德新例》，在长崎对中国商人发行相当于中国信牌的“割符”（符契）或“切手”（商品券）。近数十年的研究显示，清日之间虽然没有朝贡关系，但是明显的是，两国政府各自实质性地管理着清日之间的贸易。[174]如此，清朝与形式上没有朝贡和互市关系的日本以信牌制度建立起两国之间的“沉默外交”（岩井茂树用语[175]）。经济活动对和平的贡献也显然可见。

六 从教育史等所看到的江户时代的文治——重审明治维新的一个视角

经济史研究者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在其《白银资本》中如是论及日本的江户时期：

到了18世纪，日本的城市人口比例高于同时代的中国和欧洲。……到18世纪晚期，日本有15%到20%的人口已经城市化了。有6%——按照桑德森的研究，甚至达到10%～13%——的人生活在10万人以上的城市里。进一步说，日本的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3%，但全世界生活在10万人以上城市里的人口中有8%是日本人。基于这种情况，那种认为德川时期甚至更早时候的日本处于“停滞”、“封闭”乃至“封建”状态的说法，理所当然地应该被否定。[176]

这里不妨比较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对19世纪中国城市化的研究，虽然上述引用说的是18世纪的日本，但应该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施坚雅比较1843年与1894年的城市化率，得出结论：1843年台湾与东北以外地区的非游牧定居总人口（agrarian China）中城市人口的比例是5.1%，1893年则是6.0%。[177]如果这些推算可靠的话，显然日本的城市化率应该比中国高得多。当然，中国幅员辽阔、多元，城市化应是一个耗时的巨大工程。明清中国与日本城市功能之异同以及幅员辽阔的中国内部不同城市之间功能的异同，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贡德·弗兰克所引用的数据涉及江户时期文治政策所展开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明治四年（1871）九月，新设的文部省开始在全国范围调查江户时期教育情况。[178]根据江户时期至明治初年的调查，明治政府文部省整理出版了九卷本的《日本教育史资料》（1890年完成）。这一资料集最能表明江户日本的文治状况与文教之功。笔者曾对这一资料进行解读，目的在于了解言文一致/国语政策（白话文政策）实施之前江户日本的教育状况，特别是藩学、乡学、私塾、寺子屋中汉学的位置。[179]这些资料显示了江户中后期很高的教育普及程度以及汉学汉文（汉语文言文）在教育中的中心位置。笔者也进一步阐明了近代中国在制定自己的语言政策亦即白话文制度时，是如何以日本为模范的。同时，重要的事实是，近代中国士人在语言层面上误读了日本的明治维新，原因之一是中国士人对日本的近世（丰臣秀吉以来直至明治维新）几乎没有兴趣。[180]

多尔（R.P.Dore）通过对《日本教育史资料》等史料的判读认为，从幕府末期的1868年到明治初期的1875年，6～13岁的儿童人数仅少量增加，其中男孩的入学率并无较大变化，1875年的入学率也基本维持在54%左右，只是女童入学率从1868年的约13%上升至1875年的19%。[181]那么，与日本相比，同时期的欧洲又如何？据人口史学家齐波拉（Cipolla）研究，1850年前后欧美文盲占成人人口的50%，其中俄国的文盲率为90%～95%，美国白人文盲率为10%～15%。[182]1850年前后欧洲成人文盲率以国家（或地区）为单位观之，普鲁士为人口的20%，奥地利帝国为40%～45%，英格兰与威尔士为30%～33%，法国为40%～45%。[183]从以上研究来看，多尔的调查对象针对的是日本受教育的儿童，齐波拉则针对的是欧美国家。多尔试图揭示的是比文盲率水平远远为高的入学率。齐波拉对“文盲”的定义是“不会阅读字句”，有时甚至指的是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的人。[184]显然多尔所设定的标准，较齐波拉的为高。重要的是，上述识字率乃是言文一致运动以前的数据。也就是说，明治时代较高的识字率只不过是言文一致运动前的教育成果的继续。显而易见，“明治”是建构在江户中后期的文教政策成果之上的。[185]

也有研究者指出，上述研究所显示的江户末年较高的识字率未必反映较为落后地区（穷藩）的文化、经济、社会差距。[186]比如，萨摩藩并未实施农兵分离政策，武士一直居于农村地带。以上关于日本识字率的数据被认为未反映日本南部的土佐、萨摩、佐贺、长州等保留着日本“中世”样貌的藩的实况。但是，这四个藩毕竟只占江户日本二百多个藩的极小部分，似可说江户日本的识字率与同时代欧洲先进国家至少相若，甚至更高。附带提及，上述四个藩也是辅佐天皇打倒幕府统治的所谓“西南雄藩”。

江户思想史研究者渡边浩曾指出，因为江户日本一直天下太平，江户末期日本称谓中“皇国”比“神州”“神国”还要常见，而且“皇国”说法是以日本为荣，并因之不再称呼中国为“中华”“中国”。[187]渡边浩认为，作为江户末年民族主义学术代表存在的加茂真渊、本居宣长的“国学”，与其说是出于忧国意识，不如说是一种天下太平的话语。[188]此说颇富启示。此外，本居宣长的国学被作为一种资源在幕末尊王攘夷时期被发现，然后被再度武治化的明治时期又一次发现。上面提及的《日本教育史资料》将江户时期至明治初年日本全国大小教育设施之历史沿革、课程表、师生概况、男女比例、年龄等尽录无遗。该资料显示，所谓“国学”在全国大小教育设施的课程表中，几乎没有存在感，即使有也是在幕府末年开始出现，其影响微乎其微。此正所谓国学为幕府末年之“再发现”之意。国学的再发现自然是出于近代日本文化民族主义认同的建构需要。

以上从国内国际两方面，并从“文”和东亚世界体系的角度，检视了江户日本的文治政治。以“文”的视点观察日本现代性令我们看到，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至少从明治20年代开始至1945年8月为止，超过半世纪的时间，无论对内还是对外，日本基本上是武治的典型。至1945年，日本不断迎来多个短暂的“战后”，一直在进行对外侵略战争。1945年8月后，日本逐渐以民主化与和平主义宪法理念迎来了有着相当“文治”色彩的最后一个“战后”—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下。而这一个“战后”已经持续半个多世纪了。

最后，笔者想指出的是，冷战时期美国的日本研究界曾将日本视为东亚的现代化优等生，明治维新被认为是日本一份优异的成绩单。这一观点植根于战后美国主流理论的“现代化论”。[189]这一评价随着日本政府准备隆重庆祝明治维新一百周年，引发了日本历史学界的强烈批判。[190]这一问题涉及冷战时期以美国社会科学领域为主的现代化理论、日美关系、战后日本知识分子思想史、史学史等复杂问题，[191]笔者将另文叙述。[192]在此笔者想指出的是，“现代化论”是明治中心史观的一种。明治中心史观所缺乏的，正是和平这一视点。此外，正如彭慕兰（K.Pomeranz）与史蒂文·托皮克（Steven Topik）合著的书《贸易打造的世界：1400年至今的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193]中可以看到的那样，贸易在许多场合维系了和平，因为它提醒人们，人与人之间、共同体与共同体之间、国与国之间常常在不同程度上互相需要。从某种意义上说，朝贡贸易体系也只不过是将贸易与安全保障做了某种巧妙的捆绑。惟因此，当贸易的需要得不到满足时，战争也会出现。比如，北元与明朝的部分战争便与贸易需求所引发的冲突有关。一如日本史学家三鬼清一郎所指出那样，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目的，除了试图借道朝鲜入明以扩张领土外，也有确立对明贸易垄断体制的性质。[194]在此意义上，贸易也常常与战争有关。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鸦片战争。甚至现代的“贸易战”这一貌似比喻的说法也未必与真正的战争没有关系。从以上的叙述来看，虽然江户日本并没有直接处在朝贡贸易体系内，甚至之前的丰臣秀吉还尝试挑战这一体系，但是，前近代日本尤其是江户幕府始终间接地通过贸易与此朝贡贸易体系保持直接的关系，并且始终保持着自己颇为特殊的位置，直至明治维新。在清朝从法的角度规约朝贡关系的嘉庆《大清会典·礼部》中，在狭义的“四裔朝贡之国”之传统朝贡国外，日本被清晰地规定为“互市诸国”之一员。正如松浦章指出的那样，“日本被定为互市诸国之一，对清朝来说，日本构成朝贡体制之一翼”。[195]朝贡与互市并非可以二者择一进行讨论，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更何况朝贡包含了安全保障的政治意味，这是互市所没有的一面。

按：林少阳，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教授。原文载《新史学》2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