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三朝存在时间（统治者宣称是神的化身）

夏商周三朝存在时间（统治者宣称是神的化身）到了后来，神权瓦解，人们不再相信帝王是永垂不朽的，但历代农民造反也一定要先有“单眼石人”“鱼腹书”“半夜孤狸叫”之类的灵异现象，由此获得民众的心理认同，造反成功的帝王们仍要继续维持这种说辞，譬如刘邦说他是他妈妈和一条龙（蛇）生的，朱元璋说他出生时满屋的红光，等等，以神性来证明自身的政治合法性。由于古人对很多自然的怪异现象不了解，这便成了最好的诠释，把自己宣扬成神的化身，代表上天旨意，人民便在思想上不敢造反了，害怕会遭受天谴，反而认为自己受苦是因为上天的惩罚。夏商周时期，人们普遍信鬼神，尤以商朝最甚，史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鬼，先鬼而后礼”。商王每做一件事，都要先占卜算卦，请教巫师，凡事以上天旨意为准。这种鬼神文化是必需的，因为在奴隶制时代生产力低下，奴隶主们要剥夺大量奴隶的人身自由，逼迫他们没日没夜劳作，就必须在法理上有依据，在思想上获得广泛认同。

权贵破产，草根崛起，伴随的是“从神到人”的观念转变。

在夏商周时期，统治者都宣称他们是神的化身，以此证明自己统治臣民的合法性。

领袖之所以成为领袖，一定需要有超出常人之处，比如三岁能打枪、七岁能开车之类的“神话”，就让百姓膜拜不已。

古代帝王们从来都是神乎其神的，从出生时就标志着“神圣”。

夏商周时期，人们普遍信鬼神，尤以商朝最甚，史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鬼，先鬼而后礼”。

商王每做一件事，都要先占卜算卦，请教巫师，凡事以上天旨意为准。

这种鬼神文化是必需的，因为在奴隶制时代生产力低下，奴隶主们要剥夺大量奴隶的人身自由，逼迫他们没日没夜劳作，就必须在法理上有依据，在思想上获得广泛认同。

由于古人对很多自然的怪异现象不了解，这便成了最好的诠释，把自己宣扬成神的化身，代表上天旨意，人民便在思想上不敢造反了，害怕会遭受天谴，反而认为自己受苦是因为上天的惩罚。

到了后来，神权瓦解，人们不再相信帝王是永垂不朽的，但历代农民造反也一定要先有“单眼石人”“鱼腹书”“半夜孤狸叫”之类的灵异现象，由此获得民众的心理认同，造反成功的帝王们仍要继续维持这种说辞，譬如刘邦说他是他妈妈和一条龙（蛇）生的，朱元璋说他出生时满屋的红光，等等，以神性来证明自身的政治合法性。

民众也需要这种神化的心理认同，譬如民间传关羽是武曲星下凡、诸葛亮是文曲星下凡、李靖是托塔天王、秦琼是门神等，都来自现实的人的神化。

这是人的本能。

在这个浩渺的世界中，一个人越感到自身的渺小，心理上就越需要一种强大的力量来安慰自己，庇护自己。

从现代心理学来看，这叫作“合理化”，只有把一切事实合理化了，认为就应该是这样的，人才敢于面对世界。

宗教因此成为人类的必需品，也是人类得以安放心灵之处。

曾有人问季羡林先生：主义和宗教，哪个会更先消亡？季羡林回答：恐怕是主义先消亡吧。

这是当然的，主义是一种世俗间的理想，尽管遥远，但依然能达到，而宗教是永远的超越世俗的彼岸，与人死后的世界相连，是人类永远无法超越的力量，自然是不会消亡的。

周朝早期的文献强调，小邦周国之所以能征服商朝是因为上天遗弃了邪恶的商王，将福佑和天命转移到了周王头上。

但是，相比于夏商，周朝已经更“人性化”，周公制礼作乐，分封建制，初步把“神性”拉低到了部分“人性”，将缥缈的“神”具体化为“命”“德”以及天子的超凡魅力，在周朝贵族中用仁义道德延伸为神的力量，用美国汉学家顾立雅的话说就是“即使不是神也像神一样，用与掌握着他自己权力一样的方式，掌握着像上帝一样的权力”。

这种高贵的观念之下，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最看重的一件事是—祭祀，这也是儒家思想最为看重的一个行为。

西周军队在作战之前，一定要先到祖庙受命；如果国君亲自出征，更要祭拜所有的祖先牌位。

公元前575年，晋楚鄢陵之战时，将士们都首先向祖先请命，祈祷战争的胜利，然后战争结束后，又回到祖庙里，向祖先报告，并献俘于庙。

相比于夏商时期“祭拜鬼神”，周朝“祭拜祖先”已经向“人”自身迈进了一步。

但祭祀仍然是神化行为的延伸，家族祖先虽然是“人”，却是被幻化为“神”的象征，只是拉近了人与神之间的距离。

所以，周公、孔子的儒家思想有其两面性，它既重视了人自身，又保留了上古神权思想。

史学家许倬云曾这样评价道：“君主们被认为是神之主而民之望，并说天生民而立君，因此，君主如果忽略了对神的职责（祭祀），就是非常严重的事。”

宋襄公十四年，被流放的卫侯，在进行归国的谈判中，答应卫国执政的大夫，他可以将国家事务让给大夫家族，但必须由他主持祭祀和宗教事务。

在旧贵族代言人孔子那里，祭祀始终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只有贵族拥有祭祀的权利，也只有祭祀能彰显贵族的合法性。

孔子在著《春秋》时，斥责了那些不认真祭祀、对祭祀不重视的君王，认为他们是国家昏乱的始作俑者，至于大夫士阶层对诸侯王的反叛，在孔子看来更是不可饶恕，因为只有周天子的同宗才拥有统治权力，那些卿大夫、士多是异姓家族，只能为周天子家服务，是万万不可取而代之的。

孔子对齐桓公和晋文公的态度也可见一斑：齐恒公称霸，尊重周天子，孔子赞曰“正而不谲”；晋文公也称霸，也尊重周天子，但晋文公在国内分封了许多异姓贵族，采用“六卿政治”，让六个不同宗族共同把持朝政，孔子认为这触犯了周朝的基本国策，因此斥责晋文公“谲而不正”。

但温文尔雅的贵族时代终究是远去了，人们也不再相信“天赋神权”的谎话，统治者们残暴，人民就推翻他，谁都可以做老板。

进入战国时代，孟子显然意识到了这种转变，他摒弃了一味的“亲亲尊尊”，说凡事要视情况而定，如果君王仁慈，我们就跟随他，如果君王残暴，我们就可以推翻他。

在这种理论下，孟子认为当年杀掉商纣王是正确的，因为商纣残暴，所以他的神圣合法性就被取缔了，只是“闻诛一夫”而已。

相比于孔子对上古先贤的谦恭虔诚，孟子则更加平民化了，孟子告诉他的徒弟们“人皆可以为尧舜”，人人都可以成为帝王，只在个人努力，不在血统的高贵或是什么神圣合法的地位。

孟子又说“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

尧舜也是凡人，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你穿上尧所穿的衣服，说尧所说的话，做尧所做的事，这样就成为尧了。

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

最后孟子还举了一大批出身寒微最后做到帝王将相的人的例子，来证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大舜是从田间劳动中成长起来，傅说由一个砌墙的奴隶被提拔做了宰相，胶鬲是个鱼盐小贩被周文王看重，管仲是个下层士辅佐齐桓公称霸，孙叔敖是海边夷人成了楚国重臣，百里奚从奴隶市场上被买回来成了秦国宰相……因此，没有什么血统高贵，没有什么神圣世袭，只要你能吃苦耐劳，接受上天的磨炼，就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高贵地位。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中国是世界上较早摆脱神之统治、苏醒人文意识的国家，当西方经过漫长中世纪直到文艺复兴才产生人本意识时，中国在春秋战国便已开启了人本主义。

相比于春秋时孔子仍遵循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战国时的孟子第一次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新思想。

新兴的地主阶层，也就是士阶层，开始认识到自身的重要性，而对君王权力产生了怀疑，孟子认为君主应该尊敬贤人，而不是让贤人来尊敬君主，孟子瞧不起那些凭家庭背景获得高位的贵族，宣称仁德和能力才是一个人境界的评价标准，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自己努力成功。

至于墨家学派的墨子，甚至宣称天下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谁也不能歧视谁。

他说“虽天亦不辩贫富、贵贱、远迩、亲疏、贤者举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废之”。

人只有品德的优劣，而无贫富贵贱的差别。

《荀子》中有一段话，代表了战国时代士阶层的人生观：

古之贤人，贱为布衣，贫为匹夫，食则馏粥不足，衣则竖褐不完；然而非礼不进，非义不受，安取此？子夏家贫，衣若县鹑。人曰：“子何不仕？”曰:“诸侯之骄我者，吾不为臣；大夫之骄我者，吾不复见。”

意思是：古代的贤人，往往都是出自贫寒之家，没饭吃，没衣穿，但是不符合礼节的事他们不做，不符合道义的东西他们不收，这是为什么？孔子的徒弟子夏，是个穷二代，衣服破烂打结。

有人问他：“你都做了孔子学生，为啥不去弄个官当当？”

子夏说:“对我不尊重的诸侯，我是不给他们做臣下的；对我不诚心的大夫，我是不与他们接触的。”

一个字，牛！

这就是士之精神。

这种思想逐渐被时人所接受，以至于王公贵族也认同民众的重要性。

在《战国策》中有个很出名的“赵威后问齐使”的故事：

威后问使者曰：“岁亦无恙耶？民亦无恙耶？王亦无恙耶？”

使者不说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问王，而先问岁与民，岂先贱而后尊贵者乎？”

威后曰：“不然。苟无岁，何以有民？苟无民，何以有君？故有舍本而问末者耶？”

意思是说，齐国使者拜见赵威后，赵威后问使者：“今年收成怎么样？百姓安乐吗？你们大王无恙吧？”使者对她的提问顺序感到不悦：“臣奉大王之命向太后问好，您不先问我们大王状况却打听收成、百姓的状况，这有点先卑后尊吧？”

赵威后回答说：“话不能这样说。如果没有收成，百姓凭什么繁衍生息？如果没有百姓，大王又怎能稳坐王位？岂有舍本问末的道理？”

由于战国时士阶层的崛起，以“契约”为主的地主阶层取代了“世袭”的领主阶层，政府机构也改为聘任制度。

国家众多，人们的选择也就很多。

各国为了吸纳人才，使出各种方法，礼贤下士的风气也就普及了，有才能的人自然也就待价而沽，看重自己。

新的契约关系比世袭家族的义务关系要更松散。

孟子与齐宣王曾有这样一段对话：

齐宣王问卿。

孟子曰：“王何卿之问也？”

王曰：“卿不同乎？”

曰：“不同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

王曰：请问“贵戚之卿”。

曰：“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

王勃然变乎色。

曰：“王勿异也。王问臣，臣不敢不以正对。”

王色定，然后请问“异姓之卿”。

曰：“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

在孟子看来，官员们并不属于某个特定的国家，也不用终生效忠于哪个君王，他们可以自由选择，如果君王犯了错而不听劝谏，他们就可以辞职不干。

战国这样“激进”的言论，可能会让春秋的诸侯大夫们大惊失色，会遭受道德的谴责和法律的惩罚，而在战国时却是理所应当的事。

到了战国末期，纵横思想更是受到热捧，纵横家们游说各国，博弈其中，张仪、苏秦这些赤裸裸言利之人，也并不被时人所排斥，反而受到羡慕。

领袖的权威性遭到了质疑，权贵们的特权受到了反对，那些昔日的特权阶层走下了神坛，整个社会从“神”到“人”的转变，昭示着时代的活力。

到了战国之后的秦汉时代，权贵们已经彻底没了市场，陈胜、吴广两个底层农民喊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便可揭竿而起，席卷大半个中国，这在温文尔雅的西周时代是不可想象的。

连刘邦这样的人都能做皇帝，对于春秋战国的诸侯大夫们来说更是不可思议的。

秦汉之际，以刘邦为首的一群平民，战胜了以项羽为首的六国旧贵族集团，标志着平民阶层彻底荡涤了贵族阶层，真正开启了一个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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