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国天坑在哪里（隐藏在鱼凫与鱼鹰背后的蜀地历史）

古蜀国天坑在哪里（隐藏在鱼凫与鱼鹰背后的蜀地历史）《山海经·大荒西经》里，有“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的记述，有学者认为“鱼妇”也就是“鱼凫”，其意是说鱼妇为颛顼所化，是颛顼的后代，这与《吕氏春秋》《大戴礼记》《史记》等古籍中所记颛顼与蜀的关系也趋于一致。但此鱼显然与众不同，而是“偏枯”，有半身不遂的意味，明显具有异常征兆，是借助鱼而复生。著名史学家蒙文通对《山海经》产生的地域曾进行了深入考证，“认为《大荒经》部分可能就是巴国的作品”。他统计在《山海经》中提及颛顼的有17条，仅《大荒西经》中就有“颛顼之子”“颛顼之池”“颛顼生老童”等6条记载，这反映颛顼与巴地的不寻常关系。所以有学者以为，颛顼为女性……通过这些记述透露的信息，可知鱼凫氏统治的古蜀国可能有多个部族，巴蜀学者段渝认为，属于一种联盟式的酋邦政权，与氐羌和黄帝的后裔都有源远流长的密切关系。鱼凫王朝对鱼与鸟有着特别的崇尚，说明当

湔江鱼鹰

成都金沙遗址的“太阳神鸟”为商代晚期作品，整个金饰呈一圆环形状，金饰上有复杂的镂空图案，分内外两层，内层周围等距分布有12条旋转的齿状光芒；外层图案围绕着内层图案，由4只相同的逆时针飞行的鸟组成。4只鸟首足前后相接，朝同一方向飞行，与内层旋涡旋转方向相反。鉴于黄河文化往往把太阳鸟视作三足乌（乌鸦），所以也有人认为金沙“太阳神鸟”是乌鸦。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鱼鹰造型的青铜器

四川大学王小红教授认为：“这一判断是不妥的。早期的蜀地文化与中原交流极少，金沙出土的这些制品，绝大多数反映的是蜀地先民对于本土天象、地理的认知。我认为，‘神鸟’的意象是对白鹭一类水鸟的反映……蜀王柏灌极可能是柏鹳的讹音，古人的动物分类不可能十分严密，瞿、鹭、鹳均与鸟有关，它应该是成都平原一种常见的水鸟，进而成为部族的图腾。由此可见，古蜀时期，成都平原上城市与乡村林盘的发展，环境生态与动物、植物种类的繁衍，都与地理、气候、水系密不可分。”

古蜀时期的鱼凫部族便以鱼鹰为图腾。但我们对“凫”字之意无须理解得过于狭窄，凫在先秦时乃是包括了野鸭在内的水鸟名称，为“凫属”，可知凫也包括了鸳鸯等在内。而且凫在先秦时又是凤凰的别名。可见凫鹭不仅是蜀地的典型水鸟，也是神鸟之别称。遥想杜甫泛舟摩诃池，写有《晚秋陪严郑公摩诃池泛舟得溪字》：“湍驶风醒酒，船回雾起堤。高城秋自落，杂树晚相迷。坐触鸳鸯起，巢倾翡翠低。莫须惊白鹭，为伴宿清溪。”足见唐宋时代成都平原水鸟的繁多。

其实，人们完全可以把《诗经》视为一个动植物自在而愉悦的世界。著名的“关雎”，也是南方广阔水面上姿势特异的水鸟，俗称鱼鹰。这种模样并不优美的黑鸟，竟然可以为爱情造像，想来是有些奇怪。《本草纲目》里解释说：“鹗状可愕，故谓之鹗。其视雎健，故谓之雎。能入穴取食，故谓之下窟乌。翱翔水上，扇鱼令出，故曰沸波。禽经云：王雎，鱼鹰也。尾上白者名白鷢。”李时珍进一步说：“鹗，雕类也。似鹰而土黄色，深目好峙。雄雌相得，挚而有别，交则双翔，别则异处。能翱翔水上捕鱼食，江表人呼为食鱼鹰。亦啖蛇。”看来，古人主要取其“交则双翔”而作为情诗之兴。而对于民族来说，则注重于鱼鹰的聪明与凶猛。蜀地以及中古代时期的三峡地区，分别聚居着“鱼凫”部族，便以鱼鹰为图腾。

古蜀文明中，三代古蜀王蚕丛、柏灌、鱼凫创造了早期古蜀文明的辉煌。古蜀史中的鱼凫王朝，仅仅留下了一些传说。常璩《华阳国志》关于鱼凫王朝的记载较为简略，大体只有“次王曰鱼凫，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寥寥数语。扬雄《蜀王本纪》中，对鱼凫王朝的记述也很简短：“后者名鱼凫，次三代各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鱼凫田于湔山，得仙，今庙祀之与湔。时蜀民稀少。”比较而言，扬雄的记述神话色彩较浓，常璩摘录了传说中的一些史实，而剔去了“神化不死”等神话，由此造成后世对鱼凫王朝的了解，仅处于扑朔迷离状态。

其实《山海经》中就有关于鱼凫的记载。《山海经·海内南经》说：“氐人国在建木西，其为人，人面而鱼身，无足。”有人认为“人面鱼身”表达的可能是一种图腾标志或族徽之类，说的可能就是鱼凫王朝，并由此可知鱼凫是属于古代氐族的一支。《山海经》中说的“建木”，据《淮南子·坠形篇》中说“建木在都广”，都广之野即成都平原，建木之西乃岷江上游之地，从现在成都平原出土的长达六七十米、胸径达到二三米的乌木来看，天梯“建木”未必是一个植物品种。因此从时代背景与地望判断，成都平原符合《山海经·海内南经》的描述。

《山海经·大荒西经》里，有“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的记述，有学者认为“鱼妇”也就是“鱼凫”，其意是说鱼妇为颛顼所化，是颛顼的后代，这与《吕氏春秋》《大戴礼记》《史记》等古籍中所记颛顼与蜀的关系也趋于一致。但此鱼显然与众不同，而是“偏枯”，有半身不遂的意味，明显具有异常征兆，是借助鱼而复生。著名史学家蒙文通对《山海经》产生的地域曾进行了深入考证，“认为《大荒经》部分可能就是巴国的作品”。他统计在《山海经》中提及颛顼的有17条，仅《大荒西经》中就有“颛顼之子”“颛顼之池”“颛顼生老童”等6条记载，这反映颛顼与巴地的不寻常关系。所以有学者以为，颛顼为女性……通过这些记述透露的信息，可知鱼凫氏统治的古蜀国可能有多个部族，巴蜀学者段渝认为，属于一种联盟式的酋邦政权，与氐羌和黄帝的后裔都有源远流长的密切关系。鱼凫王朝对鱼与鸟有着特别的崇尚，说明当时农业还不发达，渔猎仍是古蜀先民社会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世界上很多拥有悠久民族发展史的区域，都有人与动物相互转化的观念，并有崇尚动物为神祖、图腾或族徽的习俗。鱼凫时代也不例外，文献中所说人鱼转化与死即复苏之类，便是这种观念与习俗的生动写照。

鱼凫兴起于湔山（即今彭州市龙门山一带），具体点说湔山即今彭州九峰山的古老称谓，常璩《华阳国志》称此山为“帝之城郭”。毫无疑问，湔山正是氐人在平原北沿的居所，即因氐族聚居的缘故，可见鱼凫氏就是氐族中的一支。鱼凫文化中的代表鱼凫是一种捕鱼的水鸟鸬鹚，成都人俗称“水老鸹”“鱼老鸹”。这种水禽忠于主人，能为其主捕食水中之鱼，因此直到现如今它依然是四川各地渔民的重要的捕鱼工具。尽管山河巨变，但四川至今不少地方仍然有不少野生鸬鹚出没。

沉默的鸬鹚

最黑的鸟，是鸬鹚而非乌鸦；距离生死最近的鸟，是鸬鹚而非乌鸦。

春秋时期晋国的师旷所撰的《禽经》，是中国最早的鸟类学专著，书中就记载道：“王雎、雎鸠，鱼鹰也。《毛诗》曰：‘王雎，鸷而有别。’多子。江表人呼为鱼鹰。雌雄相爱，不同居处。”但这也有问题，因为按照渔人的说法，鱼鹰很难抚养后代，鱼鹰的后代一般是渔人用母鸡来抚养的，如果“多子”的话，岂不累煞了父母？

杜甫在夔州写下了“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的诗句，“乌鬼”是什么，这引起了历代知识人的考据大战，有人竟然认为“乌鬼”是家猪，其谓四川人嗜肉，家家养猪，呼叫猪时则作乌鬼声，故号猪为乌鬼。还有人考证是指鬼神。后来，沈括《梦溪笔谈》考证说是鸬鹚。问题是杜甫有些夸张，不会是“家家养乌鬼”的盛况，这就造成了历史疑云。北宋康定元年（1040年）以前，沈括随父亲在蜀中居住，沈括的父亲沈周当时知简州平泉县（位于现在成都简阳市草池镇），那一带至今也有鸬鹚捕鱼之景。

成都平原利用动物捕鱼，除了鸬鹚，就数水獭。晚清时节宦游四川的王培荀《听雨楼随笔》卷6指出：“蜀中有驾舟养鸬鹚者，色黑，说者以为杜诗‘家家养乌鬼’即此，但水际偶有以是为业，非家家有之，其说未点确也。更有水猫（即獭）捕鱼，……边地捕鱼者蓄之，造竹筏往来山河捕鱼。”这就意味着，至少到了晚清时节，四川很多区域的主要捕鱼助手，反而是水獭。根据地方典籍，学者郭声波总结道：“其实盆地内部如唐代的通州（四川达州市附近，治所通川县即今通川区）、清代的新津，也多养水獭捕鱼。”（《四川历史农业地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页）

人们称鸬鹚为“乌鬼”，以形容这种黑鸟不像鲣鸟那样冥顽，而有着近于鬼魅的擒拿技术。但这种技术一方面是天性使然；另一方面，在于它们那可以伸缩的喉袋，那里则被渔人视为理想的鱼类中转站。鸬鹚往往整齐地站在船头，各自脖子上都被戴上一个脖套。渔民发现鱼讯，打一声哨响，鸬鹚便纷纷跃入水中。由于戴着脖套，鸬鹚捕到鱼却无法吞咽下去，它们只好叼着鱼返回船边。主人把鱼狠命夺下，鸬鹚又空着胃囊再次下潜。在遇到大鱼时，几只鸬鹚会合力捕捉。它们有的啄鱼眼，有的咬鱼尾，有的叼鱼鳍，配合得非常默契。待捕鱼结束后，主人摘下鸬鹚的脖套，把准备好的小鱼赏给它们。这是它们劳作一天的唯一口粮，还要看渔人的心情。

“熬鹰”是鱼鹰必须接受的残酷训练。熬鹰的时候，渔人必须残酷，既然要指望从清水里榨出利润，就只能一门心思将它们熬炼成鹰。用两根布条子，分别把鹰的脖子扎起来，几天下来，直饿得嗷嗷乱蹦，才端出盛满鲜鱼的小筐。鱼鹰扑过去，吞了鱼，喉咙处便鼓出一个大疙瘩。鱼鹰吃不进肚，又舍不得吐出来，就像贪吃的官员，被不义之财憋得咕咕叫。渔人攥着鹰的脖子，另一只手狠拍鹰的后背，鹰的嘴里不舍地吐出鱼来。就这样反反复复熬下去，使呕吐成为一种自由的呼吸。有些鱼鹰熬打不过，瘦成一只小鸟模样，丑陋死去。而熬过来的鱼鹰，打开翅膀，继续呕吐着，它们的生命才得以延续。所以，鱼鹰捕到鱼，渔人收入囊中。人们可怜渔人生活的清苦，却反过头来说鱼鹰贪婪。

中国许多地方均有驯化的鱼鹰出售，缅甸也产鱼鹰，但最好的鱼鹰要数扬州的。鱼鹰很娇气，并不好养。喝水，吃东西，全都要靠人工喂。一只小鱼鹰喂养一百天后即可随老鱼鹰下水捉鱼。据说小点的鱼鹰胃口反而很好，一天要喂三四斤的鱼。成年鱼鹰大概需要一斤半左右。

虽然驯养鱼鹰在中国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但文字的记载却是少之又少。只有偶尔在一些诗、画或文学作品里被提及，却没有系统化的研究。1931年，芝加哥自然博物馆的费迪馆人类学馆长Berthold Laufer出版了一本书，详细比较了中国及日本的驯养鱼鹰风俗，也许是至今最好的鱼鹰资料了。

《格林童话》里讲到鸬鹚的叫声，仿佛是在呼唤“回来，牛儿，回来”。其实，它们是沉默的，野生鸬鹚偶尔咕咕咕叫几声，被驯养的鱼鹰则连这咕咕咕也免了，它们缺乏感恩的兴致。就像一块沥青，夹在阳光和水面的反光中，黑成模糊的一团，溶化欲滴的样子。

而其实呢，鱼鹰大约可以工作15年，它们老了，眼力开始变差，捉鱼的效率便会降低，在这种时候，渔人便慢慢混一点酒精和生胡椒来喂它们，随着分量的逐步加大，鱼鹰便醉死在梦中。我想，那个梦与天空、飞翔都无关，只与食物密切相连。这并不可悲，生命濒临绝境，与生命无关的念头，都会自动熄灭。

鱼鹰常年处于饥饿状态，这刺激了它们斗争的欲望。我们偶尔见到的鱼鹰，往往都无精打采弯着脖子，仿佛一把休息的镰刀。这种欲望拯救了它们的性命，周围是自由的风，流动的水，高敞的天空，它们被食物系住了脖子。鱼鹰懒得抬头，梦在水里溶化，宛如破水的刀；但刀在水里，就像被水折断了一般。

透过历史的烟波，在成都郫县三道堰，被誉为“成都平原最后鱼鹰部落”的陈建波，就是最后的鱼鹰主人。在郫县近50万人口中，他是唯一在职业栏中写着“渔民”的人，依然延续着最传统的鸬鹚捕鱼的方式。

有关“纵目”的猜想

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中，有大量长喙的青铜鸟形象，当地人称为“鱼老鸹”。当然了，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些青铜鸟儿的嘴喙非常弯曲而锐利，似乎比鱼鹰更为凶悍，更类似于鹰鹫一属。

我能进一步想象，比如“蜀”字目前有众多解读，但甲骨文最初下面不是“虫”字，而应该是“目”之下的象牙与象鼻，说明古蜀人崇拜大象并驯化大象。三星堆出土大量的象牙，“青铜立人”的底座也有大象，所以我判断，“蜀”之下的“虫”，是后来中原人加上的。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纵目青铜器面具。

三星堆出土了大量与眼睛有关的青铜器，还有“瞽目”面具，瞽目是指双眼无瞳孔，眼睛的中部只有一条横线，眼睛形态均突出于眼眶，具有一种威凌八方的凌厉想象。代表眼睛的青铜祭器，用来祭祀的青铜面具也都无一例外拥有一双巨大的眼睛，“通天”而渴望洞悉鬼神才应该是其目的。

古蜀国将鸟尤其是鱼鹰视为灵物，成了人间与上苍之间的灵魂二传手。据说祭司在作法之时，物我两忘，自己装扮成大鸟模样，进入御风、御水之境，在天与地之间穿梭。

扬雄《蜀王本纪》记载一代蜀王蚕丛“其目纵”，是指其在额头的正中，开天目，拥有了第三只眼睛，从而具有了鱼鹰一般可以洞悉鬼神的超然能力。这样的蚕丛形象在蜀地广为流传，逐渐演化成古蜀人心中的祖先的出尘造像。至于三星堆文物里，至今没有发现一尊额头间“开天目”的造像，我以为，“开天目”的造像形式，是后世才兴起的，与灌口二郎神有关。(来源|《锦官城笔记》 作者|蒋蓝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