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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武状元考不考排兵布阵(古代南北状元PK战)

古代武状元考不考排兵布阵(古代南北状元PK战)南人和北人斗争的最后,就是王安石变法。王安石是江西人,他的新党核心,如吕慧卿、章惇、曾布等都是南方人,而反对派旧党的核心如司马光、文彦博、富弼、韩琦等人,都是北方人。宋朝科举考中名单,名单记录了考中状元的文天祥。拼才华,更要拼关系隋文帝开科举,隋炀帝设进士科,但由于历史湮没,隋炀帝时的开科情况今已不详。一般认为,中国科举史上有名可查的第一位状元(文科状元)是唐武德五年(622年)的孙伏伽,但这一说法也有争议。受限于史料,历代科举考试所产生的有名可考的状元人数,也没有一个权威的数据,一般认为在700人左右。

文/王月

古代武状元考不考排兵布阵(古代南北状元PK战)(1)

古代科举的场面。科举所考八股文代圣人立言,形式固定。科举使读书人把全部心力用在其上以获取功名利禄。

科举考试,是古代绝大多数读书人出官入仕的唯一途径。站在金字塔尖的状元,更是万众仰慕的佼佼者。而状元们籍贯的变化,也反应了我国经济地理格局巨大变迁。

以前状元主要出身于北方,伴随着经济重心从黄河流域向江南地区转移,南方籍状元数额逐渐增加,至明清时期形成绝对优势。

拼才华,更要拼关系

隋文帝开科举,隋炀帝设进士科,但由于历史湮没,隋炀帝时的开科情况今已不详。一般认为,中国科举史上有名可查的第一位状元(文科状元)是唐武德五年(622年)的孙伏伽,但这一说法也有争议。

受限于史料,历代科举考试所产生的有名可考的状元人数,也没有一个权威的数据,一般认为在700人左右。

宋朝科举考中名单,名单记录了考中状元的文天祥。

南人和北人斗争的最后,就是王安石变法。王安石是江西人,他的新党核心,如吕慧卿、章惇、曾布等都是南方人,而反对派旧党的核心如司马光、文彦博、富弼、韩琦等人,都是北方人。

新旧党的斗争,当然是利益集团的斗争,但地域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但王安石一心为国,在科举这件事上,他认为现在进士科所考的诗词歌赋毫无用处,所以规定进士科不考诗赋,专考经义和时务策等。

这个改革看上去有利于恪守传统经学、不尚浮华的北方士子,但万万没想到,南方人擅长的不仅是诗词歌赋,经义和时务策也不逊色,南方士子依旧在进士及第人数上占据了压倒性优势。

据学者统计,现在有据可考的北宋进士有9630人,其中南方所占为9164人,北方仅有466人。

朱元璋炮制了“南北榜糊涂案”

到了南宋,北方沦为故国,状元榜渐渐也被南方人独占。南方免于战乱,社会安宁,无论是状元数量超高的江浙和福建地区,还是其他省份,其州学和县学的普及率都在90%以上。而一个地区重学之风一旦形成,便会延续下去。

然而到了元代,南方士子的才学却无从发挥。朝廷78年不开科举,后来虽开了科举,但其制度设计在各方面对南方人都不公平。即便侥幸中了进士,也只能做小官。绝大部分文人入仕无门,便加入到元杂剧的创作队伍,倒是促成了元曲的空前繁荣。

等到朱元璋建立明朝,南方士子这才又成碾压北方之态。最夸张的一次是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丁丑科春榜,该科开榜后,录取的52名进士全部为南方人。更巧的是三位主考官也都是南方人。这便引起了落第的北方士子不满,他们联名上书控告考官阅卷不公,偏私南方人。

朱元璋为此大为震怒,命复阅试卷,增录北方籍优秀人才入仕。但让人尴尬的是,他们选出的北方考生试卷,不仅文理不佳,还有犯禁忌之语,一份合格的考卷都没有,可见北方考生水平相当一般。

但朱元璋更愿意相信,是这些南方人串通一气,把北方考生最差的卷子选出来给他看。于是下令,涉事人等要么凌迟处死,要么发配戍边,受牵连者不下千人。

为平息风波,当年六月,朱元璋亲自策问,开出了一个让所有人惊讶的录取名单:61名进士全部都是北方人,所以该榜又称“北榜”。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南北榜案”。因为前榜全为南方人,而后榜又全是北方人 所以老百姓又称之为“南北榜糊涂案”。

但与其说这是一场科举舞弊和反舞弊事件,还不如说是朱元璋在搞平衡,借此案来笼络北方知识分子。

此后的第二年,朱元璋死去,没来得及将按地域调配进士名额的想法定为制度。直到明仁宗洪熙二年(1425年),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才制定办法,卷子照样弥封誊录,但注明“南”、“北”字样,分配名额是“南六十,北四十”。

南北分卷取士遂成定制。到了宣德年间,又从南北卷中分出中卷,规定南卷取五十五名,北卷取三十五名,中卷取十名。

南北分卷,显然有利于北人。但南人的优势太明显,所以在实际录取时 南方省份取中的比例还是会略高于规定 北方省份取中的比例则略低一点。但这只限于会试录取,到了确定进士排名的殿试,就不存在人数限额问题了,完全是自由竞争。

明朝276年期间共出了89个状元,其中南方78人,北方11人。这个比例,大概就是南北方士子水平的真实差距。

只要入复社,就能中科举

在明代,分榜制度有提高落后地区考生的学习积极性,乃至维护国家统一的功效,但缺点也很明显。

同期中榜的考生,地域之间的亲疏尤其明显。这就形成了“乡党”,以其首领的籍贯命名,如浙党、楚党,齐党,合称齐楚浙党,后来他们投靠魏忠贤门下,形成阉党,兴起党狱,企图将东林党人一网打尽。

魏忠贤死后,东林党开始反击。这其中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崇祯三年的南京乡试。应试的三十余名复社成员全部中举,杨廷枢中第一名解元,同时中举的复社人士有张溥、吴伟业、吴昌时、陈子龙。

复社能取得如此骄人的业绩,究其原因,多半是因为主考官姜曰广正好是东林党人。到了第二年会试、殿试,复社诸人也是成绩骄人,吴伟业为榜眼,夏曰瑚为探花,加上同为东林党人的陈于泰拿下状元,三甲已被江苏人垄断,而有趣的是,主考官、首辅周延儒也是江苏人。

周延儒能当上首辅,其实就是张溥、吴昌时等人的功劳。他们采取“众筹”的方式集资,合力把周延儒推上首辅之位。周延儒回报的方式,就是帮助复社诸人进入政坛。自此,复社其实就是科举利益联盟了。

当时的读书人认为,只要入复社,就能中科举。然而复社的堕落也自此开始,明亡后,不少复社中人不能保气节,与在科考中长期营私或也有不小干系。

古代武状元考不考排兵布阵(古代南北状元PK战)(2)

1900年,北京贡院明远楼后的考棚。

清承明制,科举也不例外,只是在南北分卷制度的基础上,发展为分省定额取中制,区域配额越分越细。相比明朝,清朝状元的南北分布基本没变化。

在114名状元(其中2个满人状元,1个蒙古状元)中,南方占了100人,其中经济发达的传统考生大省江苏、浙江占了七成。北方只有11人,排名前列的是山东和直隶,这与明代基本一致。

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甲辰科状元刘春霖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名状元。相传这个状元是慈禧太后“改”出来的,原本确定的状元是朱汝珍,榜眼是刘春霖。

但名单呈上去,慈善太后发现朱汝珍的名字中有“珍”字,联想起珍妃。而朱汝珍又是广东人,跟康有为、梁启超是同乡。慈禧心中不快,又看到刘春霖的名字吉利,加之刘春霖的籍贯是直隶肃宁人,“肃宁”二字也吉利得很。于是慈禧便点了刘春霖为状元。

但这个故事,显然跟很多其他关于状元的传说一样,是人为编造出来的。按清朝殿试的制度,能点状元的只能是皇帝,而皇帝在圈定“状元”之后,才能拆开弥封,才知道这个状元名叫“刘春霖”。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宋代科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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