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宋朝的101个趣味问题（程民生论宋朝的）
有关宋朝的101个趣味问题（程民生论宋朝的）关键词：“从人欲”，宋朝，抑强扶弱内容提要：“从人欲”是民本思想的具体体现，历代统治者不同程度地实行，尤以宋代最为突出，理论上奉之为治国理念，行政上落实于多方面。宋儒认为“从人欲”是天命的要素、国家兴亡的首要条件和治理的前提，常以此劝谏皇帝。对此真正重视并实行的是宋仁宗。本着这一基本精神，宋政府历来推行抑强惠民政策，官员甚至以此为荣，与地主富户作斗争，以维护百姓的利益，以至于有士大夫为富室鸣冤叫屈。朝廷、士大夫似并非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从人欲”落实到诸多方面，尤以社会保障、与民同乐、听取民众意见等方面为史所罕见。“从人欲”是有条件和节制的，否则会导致政教失常。理学家强调的“灭人欲”，与传统政治理念的“从人欲”中的“人欲”并非同一概念，但不免混搅。宋代的“从人欲”国策给人民带来宽松，是宋代社会经济、文化大发展的政治基础，值得赞扬。程民生（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开封475001）程民生，河
感谢程民生老师赐稿
原文载《河北学刊》2021年第1期
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论宋朝的“从人欲”
程民生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开封475001）
程民生，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宋代文化史。
内容提要：“从人欲”是民本思想的具体体现，历代统治者不同程度地实行，尤以宋代最为突出，理论上奉之为治国理念，行政上落实于多方面。宋儒认为“从人欲”是天命的要素、国家兴亡的首要条件和治理的前提，常以此劝谏皇帝。对此真正重视并实行的是宋仁宗。本着这一基本精神，宋政府历来推行抑强惠民政策，官员甚至以此为荣，与地主富户作斗争，以维护百姓的利益，以至于有士大夫为富室鸣冤叫屈。朝廷、士大夫似并非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从人欲”落实到诸多方面，尤以社会保障、与民同乐、听取民众意见等方面为史所罕见。“从人欲”是有条件和节制的，否则会导致政教失常。理学家强调的“灭人欲”，与传统政治理念的“从人欲”中的“人欲”并非同一概念，但不免混搅。宋代的“从人欲”国策给人民带来宽松，是宋代社会经济、文化大发展的政治基础，值得赞扬。
关键词：“从人欲”，宋朝，抑强扶弱
民本思想是中国政治思想文化中一个古老的观念，即人民是国家的基础。其中包括肯定民众的自然欲望，鼓励人们追求应得的利益，继而强调治理国家必须遵从民意，这一理念由统治者和知识分子归纳为“从人欲”。同时还有其他表达，如“从民欲”、“便民欲”、“同民欲”、“顺民心”、“顺民意”、“徇人心”、“徇民心”等，都是一个意思。
从历史记载看，“从人欲”最早的源头出自夏朝。《尚书·五子之歌》记述大禹之戒，开篇即云：“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 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告诫后代君主民众可亲近而不可小看，他们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国家才安宁，甚至认为天下的愚夫愚妇都能对君主取胜。是为民本思想的基础。具体到“从人欲”概念，也出自《尚书》，《泰誓上》载：“人之所欲，天必从之。”是周武王在孟津大会诸侯准备伐商时所的舆论准备。把人欲、天意和统治联系在一起，人欲是首要的。以后的典籍中继承了这一理念。《周易》“坤下兑上”条的意思是：“坤顺，兑说也。上顺民心以说之，民亦顺上以说，其政令上下皆顺以说，上以是聚，下以是从，此合二体而言萃也”[1]；“震下兑上”条云:“言圣贤在上，既得天下之悦豫，必皆乐而随之也。然谓之随者，兑上为说，震下为动，是圣贤动顺民心，则天下皆悦，乐而随之也。”[2]意思都是如统治者顺应民心，民众自然会跟随。春秋时的管仲直接指明：“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3]政务的兴废取决于是否顺民心。孔子的政治思想继承了以前的民本观，但没有明确的概念提出。其继承者孟子在这方面高出一筹，《孟子·尽心下》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离娄上》又云：“得天下有道 得其民 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 得其心 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 所欲与之聚之 所恶勿施尔也。”把人民放到第一位，国家和君主排在其后，是非常先进的理念。
在以后两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历代帝王大多对“从人欲”之说在理论上尊崇，在行动上有所缓急，其中以宋代最为积极。因事关重大，且未见专论，遂不揣冒昧，试鄙言俟教。
一、宋儒的阐发及君臣的互动
1. 宋儒的阐发与运用
“从人欲”一词，既是理论，也是实践；既是学术，也是政治。故而在宋代成为热词，为学界、政界广泛运用。概括而言，大体分三点。
其一，“从人欲”是天命的要素：“大抵合理义、顺民心、时至几得，则为天命。”[4]胡瑗也云：“圣人能以豫顺民心，又合乎时，虽天地之至髙至厚，尚亦不违。”[5]只要适时顺民心，天地之神也不违抗。
其二，“从人欲”是国家兴亡的首要条件：“且夫英雄崛起，将以成当世之大业，其道有三，而戕害其敌不与焉。一曰顺民心之所向以为已资，二曰据形势之地以为根本，三曰求当世之奇才以为任使。”[6]朱熹之父朱松有类似说辞：“自古天下国家兴亡有至计，而国势之强弱，兵力之盛衰，土地之开蹙不与焉。一曰顺民心，二曰任贤才，三曰正纲纪。”[7]林之奇云：“能顺民心之所欲者，而利导之，故能定天下难定之业，断天下难断之疑”[8]。只要顺应民意，就能成大业，解大惑。
其三，“从人欲”是治理的前提。司马光言：“夫为政在顺民心，苟民之所欲者与之，所恶者去之，如决水于髙原之上以注川谷，无不行者。”[9]程颐云：“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10]南宋陈渊云：“古语有之，凡举大事，必顺民心，民心所向，天意从之。而得民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矣。”[11]顺民心即得到民心，办法就是按照民意制定政策，让民众富裕、安稳。范仲淹专作《政在顺民心赋》，特别有题注云：“明主施政能顺民欲”，赋中说道：
王者广育黔首 诞布皇明。阐邦政而攸叙 顺民心而和平。振穷恤贫 必俯从于众望；发号施令 实允协于群情。……以谓逆其民而理者，虽令不从；顺于民而化焉，其德乃普。…… 彼患困穷，我则跻之以富庶；彼忧苛虐，我则抚之以仁慈。于以见百姓为心，万邦惟庆。无一物不得其所，无一夫不遂其性。所以感其和气，所以谓之善政。故得上下欣合，莫闻不协之谋；遐迩悦随，每睹易从之命。岂不以政者为民而设，民者惟政是平。违之则事悖，顺之则教兴。乃古今之必重，实圣贤之所能。[12]
此赋为文学作品，虽没有提出新的理念，但从一个政治家角度，呼吁皇帝以顺民心为根本，具体就是恤民、富民、保民、安民，即爱护百姓，使之富裕安定。刘敞也作有《下令如流水赋（以令顺民心如流水矣为韵）》，[13]表明了宋人的强调。
“从人欲”既然如此重要，便成为宋代士大夫赞颂皇帝的常用词。如彭汝砺在《论饥疫乞罢上元放灯奏》中对宋神宗言：“臣知陛下有尧舜之仁爱恭俭，园圃无非时之游幸，倡优无过误之恩宠，一朝之乐，决非陛下之所固欲也，亦将同民欲而已。”[14]是具体的“同民欲”。王岩叟上书宋哲宗言：“伏惟陛下即位以来，上合天心，下从民欲”[15]，是笼统的“从民欲”。苏籀赞宋高宗道：“故夫宵衣旰食，疚心焦思，无退托苟且之失，拯溺救焚，示天下以能有为，皆所以急民欲也。”[16]类似赞颂，不过是官样文章的阿谀之词，常用来作为铺垫用语和提醒皇帝遵守。
更多的情况是作为士大夫劝谏皇帝的一面大旗，直接向皇帝施加压力，迫使其接受臣民的劝谏，改正错误。如陈瓘借星变上奏宋徽宗指出：“《传》曰：‘人之所欲，天必从之。’决去奸佞，改用忠良，以合人心之所欲，天意得矣。臣故曰：革否为泰，转灾为祥，在陛下一念之顷耳。”[17]人心即天意，天变实际上是人欲的体现。南宋初期，御史中丞范宗尹在建康对宋高宗说：“陛下诚能侧身修行，以享天心，发政施仁，以从民欲，选将练卒，缮甲储粮，数年之后，以弱为强，孰曰不可。”[18]皇帝自己修身外，“从人欲”是复兴的首要条件。朱熹向刚即位的宋孝宗指出：“是宜于此三术屡省而亟图之，以顺民心，以答天意。以陛下之圣明，必将有以处此。”[19]蔡戡上书，希望宋孝宗“于立事用人之际，博采公议，俯徇人心，人心之所同，即天意之所在。能顺人心，则合天意，以此立事，何事不立，以此图功，何功不成，惟陛下所欲为耳。”[20]归根结底一句话：皇帝要顺从民欲，不可独断专行。
2.宋代皇帝的响应
“从人欲”等理论是臣民的愿望，是针对帝王而言的，任何帝王也不敢公开拒绝，至于能否实行，要看帝王的理解与开明程度。
宋代皇帝直接呼应“从人欲”者，史籍中最早有宋太宗。他在雍熙北伐后有诏令说：“朕昨者兴师动众，伐罪吊民，上顺天心，下从民欲，非谓贪其土地，乐在佳兵，诚以念彼生民，陷于异域。”[21]这是拉民欲的大旗，作雍熙北伐的虎皮。宋神宗在元丰六年（1083）的南郊赦文中提到：“朕承六圣鸿烈之休，御千载丕平之运……上顺帝心，下从人欲，广祖宗之遗泽，蒙天地之降康。”[22]显然是自我标榜。还有以此来粉饰自己即皇帝位者，如宋高宗：“朕勉从人欲，嗣有大器”[23]，自己代表了民意。诸如此类，不过是利用而已，其实与人民并无直接关系，都是以皇帝为本，而不是以民为本。
真正重视、正面回应并实行的是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三月，宋仁宗在迩英阁向大臣展示御书十三轴，凡列三十五事：“四曰真宗爱民……二十三曰从民欲……二十六曰哀鳏寡民……三十三曰罪已为民”[24]。显然，这是向大臣宣布其“从民欲”等治国纲领，包括爱民、抚恤鳏寡、人民的苦难归罪于已等，全面深刻地理解了古代圣贤的这一理念。皇祐年间，经筵官向宋仁宗讲《尚书》“大赉于四海而万姓悦服”时，他又一次表态：“王者为政，必顺民心。”[25]强调一个“必”字，进一步表明其立场。宋仁宗朝之所以成为宋朝最开明时期，是有此理论基础的。
二、抑强惠民政策的推行
“从人欲”既是朝政的起点，也是朝政的终点。宋代君臣虽已达成共识，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怎样顺从人民的愿望呢？这就牵涉到人民、士大夫（官僚地主）、国家三层关系的协调问题。过去总说朝廷代表着官僚地主利益，残酷剥削压迫人民，未免以偏概全，既不大符合传统的政治理念，也不大符合历史事实。至少在史籍的记载中可以看到，无论是宏观政策还是微观措施，宋政府总是在与官僚地主作斗争，以维护百姓的利益。他们深知，百姓利益是朝廷的根本利益所在。试举几例，以窥一斑。
宋仁宗时，宋祁上书提出一套向富豪强制借贷的理论和方法：
臣伏以摧豪强、惠小民，王者政教之美也。……臣愚以为，请自京师及天下应有物力人户，计直及钱一万以上者，官司明谕诏旨，使令百姓各指实自言有多少见钱及他物，实若干数目，先作簿抄上，然后官司普令十分中官借二分助军钱，……其所借到钱，于逐州县置彼处所出百货轻赍入京，付榷货务，减市贾收钱，仍别立库存贮，以备军需警急。如此钱梢有次序，乞朝廷下诏，普减天下租税三分至一年以下，以明国家损豪强、优力农、称物平施之义。[26]
其理论冠冕堂皇，把“摧豪强、惠小民”称作朝廷的德政善法。具体措施是向全国有万贯以上家产的富户强制借钱十分之二，然后减免天下租税十分之三，以优惠百姓。虽说是未能实行的书生意气，但其理直气壮地要均贫富，削弱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减轻贫民租税的鲜明立场，是不言而喻的。
嘉祐五年（1060），朝廷设置了一个新机构：宽恤民力司：“自罢里正衙前 民稍休息。又诏诸路转运司、开封府界访衙前之役有重为害者条奏之；能件悉便利、大去劳弊者议赏。置宽恤民力司 遣使四出。自是州县力役多所裁损，凡二万三千六百二十二人。”[27]设立专门负责减轻民众负担的朝廷机构，在古代历史中是仅见的。
王安石变法的出发点是打击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维护百姓利益，从而达到富国强兵。如方田均税法针对大地主隐田逃税，减轻农民负担；免役法的目的是“通贫富、均财力”。[28]青苗法目的之一是打击高利贷者对农民的剥削。枢密使文彦博劝阻宋神宗说：“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宋神宗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答道：“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29]足见改革凸显了三方利益的不平衡，宋神宗不暇思索，维护的只是百姓利益，而无视士大夫利益。苏辙指责王安石道：“王介甫，小丈夫也，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贫民，不知其不可也。”[30]可见其变法有均贫富的意图。尽管皇帝、宰相站在百姓一边，终因执行的官僚队伍从中作梗，新法的变质、失败也就不可避免了。
另一皇帝脱口而出的话，表达了与宋神宗同样的意思。元符元年（1098），宰相曾布报告说：“京师久雨，细民无以为生，当有以恤之。”宋哲宗说：“已再放房钱，五十以下皆放，仍放十日不妨，但大姓不悦尔，此不足恤。”[31]城市租房而居的升斗市民，多是小商贩、打零工者，一天不工作便没有收入，所以在淫雨绵绵的气候中要不断地免除其房租，否则就会被赶出室外。所谓大姓，就是靠房租为生的大房产主，即城市中的主户上层，皇帝并不在乎他们的利益，慷富户之慨以惠市民。及至宋徽宗朝，竭力救济贫弱之民，乃至于“贫者乐而富者扰矣。”[32]虽属少见，并不突然。
南宋的几项大的经济政策，本意多是抑强扶弱，打击削弱大土地所有者。经界法是丈量田地、重定税额的措施，理论基础是《孟子·滕文公上》：“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穀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接续曾主要在北方实行的“方田均税法”，南宋朝廷针对官僚地主隐瞒田产、逃避赋税的行为，长期多次实行经界法，有利于均税增赋，有利于为普通农民减负。如朱熹所言：“此法之行，其利在于官府细民，而豪家大姓、猾吏奸民皆所不便”，因而称赞道：“窃见经界一事 最为民间莫大之利。”[33]底层农民至少在理论上是受益者。
南宋后期的公田法，也是从大土地所有者入手。景定四年（1263），殿中侍御史陈尧道等言廪兵、和籴、造楮之弊，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乞依祖宗限田议，自两浙、江东西官民户逾限之田，抽三分之一买充公田。得一千万亩之田，则岁有六七百万斛之入可以饷军，可以免籴，可以重楮，可以平物而安富，一举而五利具矣。” 咸淳三年（1267），因临安粮价高昂，朝廷又“勒平江、嘉兴上户运米入京，鞭笞囚系，死于非命者十七八。太常寺簿陆逵谓：买田本以免和籴，今勒其运米，害甚于前。”至德祐元年（1275），公田法宣告失败：“公田最为民害，稔怨召祸，十有余年。自今并给佃主，令率其租户为兵。”[34]最后干脆把土地分给了租种的农民，条件是出人当兵救国。由于良田大多集中在权贵富室之家，底层农民田少而赋役重，既难以负担又所纳有限，导致政府财政入不敷出，无法应付日益增长的军费。于是强制征购超过政府规定数量的“逾限之田，抽三分之一买充公田”，即将超限农田的三分之一低价卖给官府，然后租给无地农民，收租以为军粮。后来甚至逼迫上户地主向临安运米，毫不客气地“鞭笞囚系”，因摧残过分，竟至于大半死亡。严酷打击的对象仍是大地主。
另一种更直接摧残富户的手段，是滥用籍没法，即动辄没收罪犯的全部财产。真德秀曾痛陈：“至若籍没之行，尤多滥及。盖有胥吏利其多赀而因以倾夺者矣 有闾巷平时睚眦而因以中伤者矣。夫估籍之祸，甚于刑诛。刑诛虽酷，痛止其身；赀财一空，尽室沟壑。今乃不量其重轻而骤施之，亦岂朝廷立法之本意耶。”[35]籍没法的随意多用，成为地方财政的生财之道，以至于在有的地方成为公害。有些地方官出于“正义”的动机，不以为错，反以为荣，认为这是“抑夺兼并之家以宽细民”之举，[36]故而理直气壮。如南宋后期，屡任地方官的吴渊，“所至好籍没豪横，惠济贫弱。”[37]籍没富豪财产以救济贫民，类似官方的“杀富济贫”，可谓不择手段。以至于朝廷经常下诏，抑制地方官擅自籍没犯罪富室的财产。
再看一具体措施。嘉熙四年（1240），朝廷下令各州郡强制人户缴税时纳一定比例的官会，“分为六限，每限半月”。袁甫上书指出其中存在的漏洞：“以臣观之，将来人户输纳不时，州郡必致申请，朝廷与之展限。恐限内先纳者，皆是畏谨及贫弱之人，违限不纳者，郄是顽梗及巨力之户。朝廷今者施行，正欲恤贫小。然究其流弊，反使强家滥被宽恩，而弱户先受督责，岂不倒行逆施耶。臣欲反此说而用之，令州郡先催形势有力之家，立定期限，不许申展，……则朝廷施行宽恩，可使贫小者沾被。”[38]可见朝廷推行此令的目的，是“正欲恤贫小”，针对的是缴税量大的富户，所以建议先从官僚地主开始，确保小民得到好处。
类似例子很多，不再列举。总之，宋政府许多政策的制定，是站在民众立场上的，至少出发点是力图惠民的。相应的是抑制官僚地主，因为他们盘剥农民，又偷税漏税，转嫁负担，既危害民众，也危害朝廷。有学者曾论及于此：宋代“富民与国家的博弈，主要是压榨与反压榨、侵扰与反侵扰、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39]朝廷打压官僚地主的意图如此明显，以至于士大夫常常为富室鸣冤叫屈，呼吁保护。如叶適言：“今俗吏欲抑兼并，破富人以扶贫弱者，意则善矣。此可随时施之于其所治耳，非上之所恃以为治也。”[40]出发点固善，只可地方官偶尔为之，不能成为皇帝依赖的手段。南宋中期有士大夫上书皇帝：“士大夫类曰抑强扶弱，而不知安富恤贫，亦所以为政也。”[41]从侧面证实朝廷、士大夫并非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而是维护民众的利益，有关政策是神圣化、常态化的。这也是宋代人民“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原因之一。
三、宋代官方 “从人欲”的社会实践
“从人欲”等理念，在宋代既然有具体的理论和治国方略，也落实到诸多方面，或者说诸多行为以“从人欲”的名义出现。
其一，祭祀。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是宋朝官民精神领域的头等大事。源自远古的神灵崇拜，早已深入人心，遍布城乡家户的祠神，主导着一方社会生活。有些民间祠神尽管官方并不信仰，仍按规定予以祭拜，目的在于遵从民俗。
袁甫解释过地方官为什么必须祭神：“人谓神祠似非甚急，殊不知为政之道，顺民心而已。阖城之人莫不尊敬信向，正当因人心而为之。”[42]既然全城百姓都尊崇神祠，官府就要尊重民俗，讨好百姓。苏颂在地方祭祀龙王庙时曾言：“爰狥民心，遵用祠法。灵泉甫曁，阴云遂兴。”[43]地方官到任三天，必遍祭诸神，逢水旱灾害更是不可缺少，“伏愿众圣储祥，五纬时叙，毕从民欲，以就岁功。”[44]成为州县官的职责之一。
地方官申请朝廷为本地寺庙赐额时，也打着这个招牌。如元祐年间知颍州苏轼奏：“臣伏见本州颍上县白马村，有梵僧佛陀波利真身塔院舍，约四五十间，元无敇额……欲望圣慈曲从民欲，特赐本院一勅额”[45]。赐额就等于该寺合法存在，受官府保护。皇帝对于州郡的有关请求，也是因此而批准。如宋孝宗在《浙江潮神顺济庙善利侯祈祷感应特加忠靖二字敕》中言：“矧惟涛江，近在寰内，而有司以报礼未称，将侈大之。用锡美名，以从民欲，神尚终惠，使世世享。”[46]按民众的愿望表彰祠神。
其二，区划调整。
宋代经常调整地方区划，以适应财政经济或军事等需要，主要还是为了便民。宋代农民纳税，都是运到州城官仓，对偏远县乡的农民来说运输成本很高。淳化二年（991），宋太宗将远离抚州的属县南丰独立，建为南昌军：“敕札抚州南丰县以为属邑，便岁输，从民欲也。”[47]南丰农民纳税的路途因此近了大半，节省了大量人力物力。高邮县原属扬州，“狱讼输纳，赴诉远甚。国朝开宝三年建为军垒，从民欲也。”[48]单独建军后，报案、诉讼和缴纳税赋就不用远赴州城了，民众的意愿得到满足。
其三，听取民众意见。
顺从民欲，就需让人民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有关形式可分三类。
一是民间有较多的言论自由。宋真宗大中祥符末大旱，宰相王旦在下朝路上，“路由潘氏旗亭。有狂生号王行者在其上，指旦大呼曰：‘百姓困旱，焦劳极矣，相公端受重禄，心得安邪？’遂以所持经掷旦，正中于首。左右擒之，将送京尹。旦遽曰：‘言中吾过，彼何罪哉？’乃命释之。”[49]既动口又动手，但言之有理，言者无罪。
二是朝廷经常下诏面向全国求直言极谏，多有平民百姓上书。如康定年间 “时吏民上书者甚众”[50]。绍兴十八年（1148），宋高宗说：“近布衣上书，多言县令非理科率。朝廷自和议以后，未尝有取于民，可申严约束。”[51]不少百姓上书投诉地方官巧取豪夺，皇帝得知后要求朝廷对地方官严加约束。
三是在制定政策时主动征求民众意见。如宋太宗曾征求吏人的意见：“太宗留意金谷，召三司吏李溥等二十七人对崇政殿，询以计司利害。” 他们提出改进国家财政的71项措施，其中44项得到皇帝的立即采纳，19项需要三司官员进一步论证，只有8项不予采用，仅占11.2%；三司长官有决策甚至召集百姓讨论，如“将立茶法，召茶商数十人，俾各条利害。”[52] 熙宁年间，“其议财也，则商估、市井、屠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53]显然是宰相召集的征求意见会议。如此广开言路，不耻下问，集思广益，体贴民情，有利于政策的完善和接地气，以体现民意。
非但如此，笔者以往的研究证明，宋政府制度开明，政策宽松，加以人们的积极争取，宋人在很大程度上享受着各项正当的基本人权，民众的自由度之大，超出了我们的想象。[54]南宋后期，以至于形成民间政治力量：“三学之横 盛于景定、淳祐之际。凡其所欲出者 虽宰相台谏，亦直攻之 使必去权 乃与人主抗衡。或少见施行 则必借秦为喻 动以坑儒恶声加之 时君时相略不敢过而问焉。”[55]太学、武学、宗学的学生，积极议政，有着强大的舆论势力，被誉之为“无官御史台”[56]，颇具威慑力。
其四，营建。
至道五年（999），朝廷在开封内城新开一座城门，宋太宗下诏曰：“重城阳位，通门肇开。特顺民心，以壮京邑。”[57]南宋后期，福建“寇盗扰攘”，兴化军的旧城墙頽圮殆尽，已丧失防守功能，一有警报，居民只好出城逃亡：“则老幼扶携，逃窜山谷，往来告病。士民陈状于漕司乞城筑，高厚各一丈五尺，环以池濠。前王知军准漕司指挥，令本军从民欲修筑。”[58]南宋初，宣州重建州学，“君子谓是役也，复古以从民欲，上副明天子往谐报政之德意”[59]。隆兴元年（1163），台州天台县在邑西的溪水上新建一桥，便于群众交通：“从民欲也。”[60]宋哲宗时，英州南山建了座众乐亭，也打着民意旗号：“古人云‘乐不若与众’，则斯亭之搆，非为己私有，皆所以从民欲也。”[61]是官方与民同乐的意思。可见无论什么建筑，都能以人民的名义营建，与“民欲”挂钩。
其五，政治斗争。
在政治斗争中，“从人欲”又变成攻击对方的有力武器，以王安石变法运动最突出。如反对派程顥直接对王安石说：“管仲犹能言出令当如流水 以顺民心，今参政苦要做不顺人心事 何耶? ”[62]元祐更化时，“二圣临御，顺民心之所欲相而相之，凡天下之所善于安石者，一洗而尽”[63]，推翻新法是“从民欲”。刘安世得知朝廷任命吕惠卿为中散大夫、光禄卿、分司南京后，感到处分太轻，上书说这项任命“物议沸腾，舆情震骇。伏惟陛下初践宸极，务从人欲，以惠卿、蔡确之徒残民蠧国，辜负任使，为四海所疾，是以相继贬逐，屏之远方。”[64]要求顺从人欲，严惩吕惠卿等人。施政是否“从人欲”，成为对错的标准。
其六，官员人事。
官员在职务不符合自己愿望时，常常向皇帝请求改换任命，这些私情，也谓之人欲。如王质所言：“人之所欲，天必从之。天未尝拒私情也，顾其情如何，盖有以私而实公者”[65]。表面上是私情，实际上关系公务。所言的天，具体是指皇帝。
宋代官员常以水土不便为理由，挑选州郡任职。宋真宗曾与宰相讨论过此事：“上谓宰臣曰：‘群臣出任，受命之后，多以南北非便为诉。’向敏中曰：‘国家任人，岂容自便，当须厘革。’上曰：‘若所任非所便，则其心不安，心既不安，则何以久于其事？’王旦曰：‘俯从人欲，实由圣慈。中外素知，未可遽改也。’上然之。”[66]皇帝比宰相更宽厚，体贴下情，允许改任。如常州人胡宿，希望在离家乡近的地方任职，适逢相邻的苏州缺守，便提出请求，“伏蒙皇帝陛下大恢仁悯，深照丹愚，浚发天慈，下从人欲。藩城之任，既席厚恩”[67]，结果如愿以偿。苏轼自称“以鱼鸟之质，老于江湖之间，习与性成”，先是请求出知颖州，不到半年又求改到扬州，“天从民欲，许择所安。”[68]都获得批准。
年老官员请求致仕时，总是强调“从人欲”。如欧阳修：“伏望皇帝陛下，特轸睿慈，俯从人欲，许还官政，俾返田庐。”[69]苏颂：“伏望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天从人欲，海纳污流，谅不夺之至诚，降曰俞之大命。”[70]似乎用“从人欲”的名义，容易得到批准。
“从人欲”也用于请辞任命或恩典。如李纲辞免尚书右仆射时说：“与其覆餗而误国，曷若见险而乞身。再渎天威，冀从人欲。”[71]丞相虞允文辞郊恩表中也说：“伏望皇帝陛下寅畏以答天休，隆宽以从人欲”[72]，希望皇帝尊重个人意愿。
其七，地方官施政。
地方官是“亲民官”，直接与民众打交道，具体落实朝廷“从民欲”的宗旨。所以，从理论上讲，朝廷首先在选任官员时就要“从民欲”：“古者分国建侯，以一国生民之命系于一君，得其人则一国之民安且治，不得其人则一国之民危且乱。故王者必顺民心，而建诸侯也。”[73]一般情况下，州县民众挽留地方官再任时，都会获得批准。陈襄知常州时，知无锡县事陈经因与本州推官邵琦是亲戚应回避，改任知婺州兰溪县。但陈经“公勤干敏，练达民政，事无大小，躬亲听断，无不曲尽人情”，“曲尽人情”也是“从人欲”的体现，故而多有善政，深得民心，无锡民众强烈要求他留任。陈襄便上书：“欲望朝廷俯从民欲，乞留本官终满此任。”[74]答应当地人民的要求，正是是名副其实的“从人欲”。
欧阳修道出地方官的两大准则：“州县之职，治有常法，而远方之俗，风土异宜。若夫上克奉于教条，下不违于民欲，惟勤与敏，乃克济焉。”[75]即尊奉条令，顺从民欲。至和初，常熟有寺院因僧杀人而关闭荒废，地方官“病其他习以为常，始议十方之名，请更于郡。郡守大卿吕公然其为，即符于邑，从民欲也。”[76]绍兴年间，官方在两淮荆襄招募游民垦田，“欲望将魏安行等措置事理与见行召人请佃及力田等旧法通同参酌，各从民欲施行。”[77]根据民意制定有关法令。咸淳二年（1266），朝廷更改输纳折帛的纸币关子和铜钱比例为“钱关中半”，各占一半，但建康府“民颇以见钱为艰。元年已从民欲，全纳关会，本府代解见钱，二年亦如之，共官省见钱二十万六千贯。”[78]官府体谅百姓缺乏铜钱，允许全部输纳关子，用官府铜钱代为上缴，为广大百姓解决了一大难题。
宋理宗时，四川地方官虞叔平是位循吏：“始守长宁，崇学校，缮官宇，甓修涂，矼四溪，清塩筴之弊，创贡士之宫，陶覆茅之卢。其守普也，缮馆城郭，皆为一新。其守蓬也，自学校至于桥梁，靡不毕举，而抑豪夺 戢谰辞，境内粛清，又以余力为池台，与民乐之。盖侯视荒茀必除，颠危必支，苟可以从民欲者，率勇为之。”[79]完美地践行了“从民欲”的初衷，为百姓作了许多好事、实事。
其八，社会保障。
最能体现宋政府“从人欲”的制度，是对弱势群体的救助制度。元朝史家对此赞不绝口：
宋之为治，一本于仁厚，凡振贫恤患之意，视前代尤为切至。诸州岁歉，必发常平、惠民诸仓粟，或平价以粜，或贷以种食，或直以振给之，无分于主客户。……京师旧置东、西福田院，以廪老疾孤穷丐者 ……英宗命增置南、北福田院，并东、西各广官舍，日廪三百人。岁出内藏钱五百万给其费，后易以泗州施利钱，增为八百万。……崇宁初，蔡京当国，置居养院、安济坊。给常平米，厚至数倍。差官卒充使令，置火头，具饮膳，给以衲衣絮被。州县奉行过当，或具帷帐，雇乳母、女使，糜费无艺，不免率敛，贫者乐而富者扰矣。……诸城、砦、镇、市户及千以上有知监者 依各县增置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80]
如此大规模、较全面的措施和设施，对孤独老年人、乞丐、流浪的病患等，给与可说是无微不至的照顾。具体如“置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所费尤大。朝廷课以为殿最，往往竭州郡之力，仅能枝梧。谚曰：‘不养健儿，却养乞儿。不管活人，只管死尸。’盖军粮乏、民力穷，皆不问，若安济等有不及，则被罪也。”[81]制度性的竭力救助，可谓达到了极致。宋朝社会保障制度，是古代最完备的，既超越前代，也为后世所不及。对此学界已有论断：“宋朝的社会保障思想及实践也发生了有别于前朝的重要转变，由传统的重在救助灾荒转变为较为全面的社会保障。在宋朝，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社会保障法规体系、较为完善的仓储备荒体系和系统的福利设施，将社会保障的对象扩大到社会的所有阶层，保障手段的市场化与社会化实施丰富了社会保障的项目及经营方式。宋朝政府性的社会保障在中国古代史上的地位是空前绝后的。”[82]“官方的长期济贫机构在宋亡后约三百多年间没有进一步发展，反而萎缩”。[83]凸显了宋政府“从人欲”努力的非凡成就。
其九，与民同乐。
“从人欲”最好的行为之一，即与民同乐。这方面也是宋政府作的最好。
宋代开封的元宵灯会历史著名。陈元靓言：“唐中宗时，灯夕侈靡之甚，比于今兹十倍百倍。乃知本朝诸圣，特徇民心，与人同乐耳。故于旧制不废，亦未尝加新焉，非有意于自逸。” [84]宋朝延续举办灯会是为了“徇民心”，属于套话，但所言“未尝加新”显然错误，因为比唐代延长了两夜。乾德五年（967）宋太祖诏：“朝廷无事，区宇咸宁，况年谷之屡丰，宜士民之纵乐。上元可更增两夜，起于十四，止于十八。”[85]共五夜，以供民众纵乐，以营造和谐欢乐气氛，以图万众一心。地方政府还以此来安稳民心，如司马池任成都郫县尉时，“蜀人妄言戍兵叛，又传蛮人将入寇，富室急瘗金玉逃山谷间。县令闾丘梦松假他事上府，主簿称疾不出，池摄县事。会上元，乃张灯作乐，纵民游观，凡三夕，民心遂安。”[86]连续三夜的欢乐，消弭了人心的恐慌。
更可贵的是，每到春暖花开时节，开封的皇家园林金明池、琼林苑等，都向公众开放三十余天。周邦彦在《汴都赋》中赞道：“而此汴都，髙显宏丽，百美所具……上方欲与百姓同乐，大开苑圃。凡黄屋之所息，鸾辂之所驻，皆得穷观而极赏，命有司无得弹劾也。于时则有绝世之巧，凝神之技，悦人耳目，使人忘疲。”[87]广大民众在享受自然的奇妙之美、人工的精巧之美的同时，也会感受到政治的和谐之美，有利于拉近君民距离，消融官民对立。整个宋朝再也没有历史上“禁苑”的正式名称和作法，整个中国古代史中唯有北宋开放皇家园林。[88]
地方政府有同样举动。一般州郡都建有郡圃，也称州园，即定期公园：“都（郡？）有苑囿，所以为郡侯燕衎、邦人游嬉之地也。士大夫从官，自公鞅掌之余，亦欲舒豫，乃人之至情。方春百卉敷腴，居人士女竞出游赏，亦四方风土所同也。故郡必有苑囿，与民同乐。”[89]游玩休闲，乃人之常情，所以各州都应该有座公园，连位于三峡的穷小之邦归州，也有“郡中小圃”，“所谓圃者，崖上不能两亩，花竹萧然。”[90]而且都效仿皇家园林，州园于春季开放。如福州，宋代有“开花园”制度，时间是一个月：“宋时州园在牙门之西，谓之春台馆。岁二月启钥，纵民游赏，常阅一月，盖与民同乐之意也。”至明朝“今园已废，而宦游者亦无暇及于此。”[91]在成都，“每春月花时，大帅置酒高会于其下五日，纵民游观，宴嬉西园，以为岁事”[92]。长官按时开放西园，听任百姓游玩，成为习俗。
四、“从人欲”的限制与“灭人欲”兴起
源自先秦的“从人欲”，始终有一个限度，并非无条件地一味顺从。先儒有云：“政教失常以从民欲，亦所以乱。”[93]在政教失常情况下的“从民欲”，会导致社会动乱。如李觏言：“《洪范》曰：‘庶民惟星，星有好风，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月之从星，则以风雨。’谓众民所好不同，而君臣政治各有常法，不可失政教之常，以从民欲也。何者?善人少而恶人多也。明明后诚能谨令之所以出，则群心洗濯，知所适从矣。”[94]统治者不能听任出格的民欲 必须按纲常法令治国。陈亮也强调：“故《春秋》兼隐恶之义，从尊君之文，而人文于是大备，后世无以复加矣。过是以往，则人心无穷，不可以尽徇；而天下至众，不可以文欺也。故尧、舜、禹、汤驯而至于周道之文也。《春秋》之义，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后世之欲行恩义于《春秋》之外者，徇人心而欺天下者也。”[95]凡事过犹不及，人民众口难调，根本无法一一顺从，从民欲而不能纵民欲，当然是为政之道，自然之道。民欲从否的判断依据，就是儒家的《春秋》大义，超出这个范围即逾距，就是欺世盗名，会引起混乱。宋儒胡瑗、倪天隐甚至有言：“历夏沿商，以及桀纣之世，民欲丛生，奸伪万状，礼隳乐缺，天下纷然。”[96]把暴君的腐败统治、礼崩乐坏、社会动荡等，都归之于民欲丛生，实在是定位不准，概念不清，有否定笼统人欲的倾向。
于是，应运而生了“灭人欲”之说。这一概念最早萌芽于《礼记·乐记》：“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即人受外物的诱惑而失去清净的天性，便会纵欲，从而丧尽天良。宋代理学家予以发挥，将“天理”和“人欲”相对立。李觏言：“养天性，灭人欲，家可使得孝子，国可使得忠臣矣。”[97]这是灭人欲的好处。二程以为，人心“蔽于人欲，则亡天德。”[98]朱熹概括道：“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99]进一步提出：“革尽人欲，复尽天理。”[100]照此看来 他们心目中的人欲就是万恶之源，谈何“从人欲”呢？
实际上，宋代不同语境、不同概念的人欲，有着很大的差别。朱熹对其所言的“天理”“人欲”有明确的界定，以饮食为例：“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101]自然健康的生活欲望是天理，人必须吃饭才能生存，而贪求美食享乐，才是应当摈弃的人欲。朱熹的门生陈淳又言：“疾而动曰躁，虚而乱曰妄，人之为言，大概不出此二者，皆人欲之所为也，故必禁之。”[102]狂言乱语也是应当禁止的人欲。简单地说，宋儒要灭的人欲是非份的贪欲等不良习气。朱熹被任命为知潭州后不愿赴任，在《辞免知潭州状》中说：“皆荷天慈俯从人欲。”[103]希望皇帝满足他的欲望，可见他的这个人欲是正常的人欲，属于天理。
要之 宋代的人欲有两种: 政治意义的人欲指人之常情和民意 哲学意义的人欲指非常言行和贪欲，也即抽象的人欲与具体的人欲。但是，“天理人欲同出一源”，“凡其直出者为天理，旁出者为人欲”[104]。如正常吃饭与追求美食，就是质的区别，关键在于适度与过度。正常的人欲是天经地义的，即要遵从的天理；不正常的人欲是大逆不道的，就要消灭。宋儒把好不容易抽象的天理与很不容易压抑的人欲对立，即理性与感性对立，高雅与低俗对立，降低了哲学意味，重返伦理学的藩篱。
宋代有时与天理并列的人欲，实际上仍是政治意义的人欲。如理学家张栻在担任经筵官时，教育皇帝要“宅心为万事之纲，修身为天下之本，上稽天理，下从人欲，见于行事者，皆至公务实而巳。”[105]在这个语境中，天理、人欲都是要遵从的，延续着传统的轨道。
宋代理学的“灭人欲”运动，没有否定传统的“从人欲”，但带来些概念混乱。及至后代，难免混搅。元儒胡震即言：“天下之事，变化虽无穷，其究则一也。使之从天理，则不可复从人欲；使之从君子，则不可复从小人。”[106]理论上把“从人欲”与“从天理”对立起来。到独裁皇帝明太祖朱元璋那里，便落实到制度上：“朕思古人之乐，所以防民欲。后世之乐，所以纵民欲。”要求礼部“制大成乐器以颁天下儒学”，使“诸生得以肄习，庶几可以复古人之意。”[107]他公然歪曲古人意图，强调“防民欲”，推行极端的专制统治，对政治意义上的“从人欲”起着阻击作用，是历史的反动。这与其愤恨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以至于将其逐出配享孔庙是完全一致的。
结语
“从人欲”是民本思想的具体体现，历代统治者大多在理论上不同程度地遵守，尤以宋代最为突出。“从人欲”等理念，可大可小，可虚可实，可到处使用，可说可不说。在许多方面，我们看到宋人是又说又作。“从人欲”在宋代社会达成共识，理论上奉之为治国理念，行政上落实于多方面。就其言行考察，可看到有三种情况。一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真心实意地强调理论、倾心实践；二是当作冠冕堂皇的招牌，标榜自己或作为借口；三是歪曲利用，为不良作法遮羞。例如北宋末，“朝廷设法卖酒，所在官吏遂张乐集妓女以来小民。此最为害教 而必为之辞曰‘与民同乐’ 岂不诬哉。夫诱引无知之民以渔其财，是在百姓为之，理亦当禁，而官吏为之，上下不以为怪，不知为政之过也。”[108]如此无耻的行径，似乎只有打着“与民同乐”的招牌才好意思推出，实为坑民害民，属于走向反面的滥用、歪用。
“从人欲”是由皇帝、人民、官僚地主共同实践的，而三者之间有难以调和的矛盾，其中归根结底还是皇帝与人民之间的矛盾。人民是皇帝统治的基础，多少贫富决定着皇帝的权利大小，至少在形式上，君民利益一致。宋代皇帝在制定政策时，常常首先考虑民众利益，不惜官僚地主利益。但“从人欲”是从君主角度而言的，是抵制专制独裁的理论基础。而皇帝制度又不可避免地走向独裁，妄自尊大，蔑视人民意愿而一意孤行。“从人欲”的程度取决于皇帝的开明程度，由皇帝主导，人民是被动的。好在宋代没有暴君，最大的昏君宋徽宗却在社会保障方面作的最好。“从民欲”以帝王为本位，是一个原则性的统治术，“治民如牧羊”，[109]如主人放牧、照顾羊群，打击豺狼一样，专制制度下没有真正的“从民欲”，最多满足民众部分愿望，目的是维护统治的长治久安。只有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实现“从民欲”，才是真正的“从民欲”。但是，历史问题还应在历史范围评价，宋代的“从民欲”毕竟给人民带来宽松，促进了历史前进，无疑是宋代社会经济文化大发展的政治基础，值得赞扬。
参考文献
[1] 朱震：《汉上易传》卷五，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152页。
[2] 胡瑗撰，倪天隐述：《周易口义》卷四《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8册第262页。
[3]（春秋）管仲著，（唐）房玄龄注，（明）刘绩补注，刘晓艺校点：《管子》卷一《牧民第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页。
[4] 黄度：《尚书说》卷六《周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7册第575页。
[5] 胡瑗撰，倪天隐述：《周易口义》卷四《豫》，第259页。
[6] 李如篪撰，程郁整理：《东园丛说》卷下《范增》，《全宋笔记》，郑州：大象出版社2012年版第5编第10册第252页。
[7] 朱松：《韦斋集》卷八《试馆职策一道》，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3册第504-505页。
[8] 林之奇：《尚书全解》卷一九《盘庚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5册第360页。
[9] 司马光撰，李文泽，霞绍晖校点：《司马光集》卷四六《乞去新法之病民伤国者䟽》，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90页。
[10] 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六，程颐：《代吕公著应诏上神宗皇帝书》，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31页。
[11] 陈渊：《黙堂集》卷一八《与王帅》，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9册第477页。
[12] 范仲淹著，李勇先、王蓉贵校点：《范仲淹全集·范文正公别集》卷三《政在顺民心赋（明主施政，能顺民欲）》，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03-504页。
[13] 刘敞：《公是集》卷一《下令如流水赋（以令顺民心如流水矣为韵）》，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5册第407页。
[14] 赵汝愚编，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校点整理：《宋朝诸臣奏议》卷九二，彭汝砺：《上神宗论饥疫乞罢上元放灯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000页。
[15]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一，元祐元年六月甲寅，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9258页。
[16] 苏籀：《双溪集》卷一○《民情》，《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3页。
[17] 赵汝愚编，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校点整理：《宋朝诸臣奏议》卷四四，陈瓘：《上徽宗论星变》，第465页。
[18] 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四，建炎三年六月甲戌，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583页。
[19] 朱熹著，郭齐、尹波点校：《朱熹集》卷一一《壬午应诏封事》，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48页。
[20] 蔡戡：《定斋集》卷四《论用人不当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7册第608页。
[21] 佚名：《宋大诏令集》卷九四《责曹彬等谕中外诏》，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45页。
[22] 李攸：《宋朝事实》卷五《郊赦》，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77页。
[23] 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三，绍兴八年十一月辛丑，第2298页。
[24]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七，庆历四年三月已卯，第3565-3566页。
[25] 范祖禹：《帝学》卷六《仁宗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96册第762-763页。
[26] 宋祁：《景文集》卷二八《乞损豪强优力农札子》，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8册第242页。
[27]《宋史》卷一七七《食貨志上五》，第4298页。
[28]《宋史》卷一六三《职官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847页。
[29]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一，熙宁四年三月戊子，第5370页。
[30] 苏辙著，曾枣庄、马德富校点：《栾城集·第三集》卷八《诗病五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555页。
[31]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二，元符元年九月辛亥，第11954页。
[32] 《宋史》卷一七八《食货志上六》，第4339页。
[33] 朱熹著，郭齐、尹波点校：《朱熹集》卷一九《条奏经界状》，第780页。
[34] 《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上一》，第4194、4195页。
[35] 真德秀：《西山文集》卷三《轮对札子》，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4册第41页。
[36] 叶適著，刘公純、王孝鱼点校：《叶適集·水心别集》卷二《民事下》，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655页。
[37] 张铉：《至大金陵新志》卷一三下之上《吴柔胜传》，《宋元方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862页。
[38] 袁甫：《蒙斋集》卷六《论履亩札子》，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5册第393-394页。
[39] 林文勋、谷更有：《唐宋乡村社会力量与基层控制》，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5第50-52 页。
[40] 叶適著，刘公純、王孝鱼点校：《叶適集·水心别集》卷二《民事下》，第657页。
[41]（清）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校点：《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九之二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5239页。
[42] 袁甫：《蒙斋集》卷一一《无倦序示江东幕属》，第1175册第463页。
[43] 苏颂著，王同策、管成学、颜中其等点校：《苏魏公文集》卷七一《祭张公龙王庙谢雪》，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084页。
[44] 张嵲：《紫微集》卷三五《谢晴文》，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1册第644页。
[45] 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三四《乞赐光梵寺额状》，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955页。
[46] 陈傅良著，周梦江点校：《陈傅良先生文集》 卷一一《浙江潮神顺济庙善利侯祈祷感应特加忠靖二字》，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9页。
[47] 曾枣庄、刘琳主编，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文》卷二○九 ，王平叔：《建昌军记》，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0册第289页。
[48] 曾枣庄、刘琳主编，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文》卷一六六三，邓忠臣：《元祐太守题名记》，第76册第166页。
[49] 夷门君玉撰，赵维国整理：《国老谈苑》卷二，《全宋笔记》，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2编第1册第188页。
[50]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六，康定元年三月癸未，第2993页。
[51] 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七，绍兴十八年六月已亥，第2989页。
[52]《宋史》卷二六七《陈恕传》，第9202页。
[53]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五，熙宁四年七月丁酉，第5484页。
[54] 程民生：《宋代社会自由度评估》，《史学月刊》2009年第12期。
[55] 周密撰，王根林校点：《癸辛杂识》后集《三学之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5页。
[56] 罗大经撰，王瑞来点校：《鹤林玉露》丙编卷二《无官御史》，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71页。参见王曾瑜：《三学生、京学生与宋朝政治》，《燕京学报》新第29期，2010年11月。
[57]（清）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校点：《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之一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9272页。
[58]陈宓：《复斋先生龙图陈公文集》卷一六《本军修城拟申省丐度牒白札》，《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9册第475页。
[59] 曾枣庄、刘琳主编，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文》卷二九七〇，汪伯彦：《宣州重建学记》，第138册第41页。
[60] 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三《地里门·桥梁》，《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306页。
[61] 曾枣庄、刘琳主编，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文》卷二七七三，李修：《英州南山众乐亭记》，第128册第203页。
[62] 李幼武：《宋名臣言行录外集》卷二《程颢》，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49册第659页。
[63] 黄震著，张伟、何忠礼主编：《黄震全集·黄氏日抄》卷六二《神道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909页。
[64]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五八，元祐六年五月庚申，第10956页。
[65] 王质：《雪山集》卷八《与赵丞相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9册第427页。
[66]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〇，大中祥符六年正月甲寅，第1816页。
[67] 胡宿：《文恭集》卷九《苏州到任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8册第691页。
[68] 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二四《扬州谢到任表二》，第695页。
[69] 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九三《亳州乞致仕第一表（熙宁元年春）》，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388页。
[70] 苏颂著，王同策、管成学、颜中其等点校：《苏魏公集》卷四二《（乞致仕）第三表》，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625页。
[71] 李纲著，王瑞明点校：《李纲全集》卷六○《辞免尚书右仆射第二表》，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647页。
[72] 吕祖谦编著，黄灵庚、吴战垒主编：《吕祖谦全集》卷二《为虞丞相作辞郊恩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73] 陈襄：《古灵集》卷一一《易讲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3册第585页。
[74] 陈襄：《古灵集》卷六《知常州乞留陈经不对移任满状》，第1093册第537页。
[75] 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八一《著作佐郎卢革潘泳等磨勘改官制》，第1167页。
[76] 孙应时纂，鲍廉增补，（元）卢镇续纂：《琴川志》卷一三《胜法禅寺新十方记》，《宋元方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282页。
[77] （清）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校点：《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之四一，第5972页。
[78] 马光祖修，周应合纂：《景定建康志》卷一四《建康表》，《宋元方志丛刊》，第1515页。
[79] 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集》卷五○《邛州白鹤山营造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2册第569页。
[80] 《宋史》卷一七八《食货志上六》，第4335、4338、4339页。
[81] 陆游撰，李剑雄、刘德权点校：《老学庵笔记》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7页。
[82] 张文：《宋朝社会保障的成就与历史地位》，《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83] 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年版第27页。
[84] 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一一《徇人心》，《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0页。
[85] （清）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礼》五七之二七，第2000页。
[86] 张镃：《仕学规范》卷一五《莅官》，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75册第82-83页。
[87] 吕祖谦编，齐治平点校：《宋文鉴》卷七，周邦彦：《汴都赋》，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91、94页。
[88] 程民生：《北宋汴京“园林绿政”的创举与历史贡献》，《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
[89] 谈钥：《嘉泰吴兴志》卷一三《苑囿》，《宋元方志丛刊》，第4739页。
[90] 范成大撰，孔凡礼点校：《范成大笔记六种·吴船录》卷下，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21页。
[91] （明）黄仲昭:《弘治八闽通志》卷三《风俗》，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7年版第163页。
[92] 吴师孟：《重修西楼记》，傅增湘原辑，吴洪泽补辑：《宋代蜀文辑存校补》，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71页。
[93]（汉）孔安国、（唐）孔颖达撰，（唐）陆德明注释：《尚书注疏》卷一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4册第254页。
[94] 李觏著，王国轩校点：《李觏集》卷一八《安民策第六》，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7页。
[95] 陈亮著，邓广铭点校：《陈亮集（增订本）》卷四《答问》，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5-46页。
[96] 曾枣庄、刘琳主编，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文》卷一一一八，倪天隐：《周易口义发题》，第51册第355页。
[97] 李觏著，王国轩校点：《李觏集》卷一三《教道第一》，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2页。
[98] 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一一《师训》，第123页。
[99]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一二《持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7页。
[100]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一三《力行》，第225页。
[101]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一三《力行》，第224页。
[102] 陈淳：《北溪大全集》卷二○《言箴解》，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8册第660页。
[103] 朱熹著，郭齐、尹波点校：《朱熹集》卷二三《辞免知潭州状二》，第969页。
[104] 朱熹著，郭齐、尹波点校：《朱熹集》卷五九《答赵致道》，第3079页。
[105] 李心传辑，朱军校：《道命录》卷八《南轩先生张宣公谥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96页。
[106]（元）胡震：《周易衍义》卷一一《巽下乾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3册第709页。
[107]（明）黄光升：《昭代典则》卷九《太祖高皇帝》，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7年版第51-52页。
[108] 杨时撰，林海权校理：《杨时集》卷一○《语录一·六十三》，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264页。
[109] 孙觌：《鸿庆居士集》卷二五《沈友直开封府刑曹掾》，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5册第2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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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潘梦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