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打皇帝后的下场（在宋朝当皇帝为何这么悲催）
宋朝打皇帝后的下场（在宋朝当皇帝为何这么悲催）（宋太祖狩猎影视剧照）除了个人喜好之外，历代皇帝都沿袭了行蒐狩之礼、举行田猎活动的传统，以达到为田除害劝农事、猎取供品祭祀宗庙、训兵阅军讲武事、彰显君威实力、君臣上下同乐等多重政治、经济、军事目的。所谓"田猎"就是指捕捉野生鸟兽的畋猎、狩猎、打猎活动，最初是农耕畜牧生产方式出现之前，原始社会的先民们维持生计的手段，后来演变为"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的王公贵族享乐活动之一。《诗经·齐风》中有"哀公好田猎，从禽兽而无厌，国人化之，遂成风俗"的记载，后世皇帝中酷爱田猎者不一而足，如汉武帝、唐高祖及太宗父子等，其中更有不少劳民伤财、游猎无度的君王。同时，从先秦时期起，田猎就是一直是历朝军礼的一部分，《周礼·夏官司马》中详细规定了相关礼仪，强调田猎礼射在军事战争演练中的重要性。周代已经确立了春蒐、夏猎、秋狝、冬狩的四时田猎制度，并设置数十名官员分掌四时
引言宋朝是一个以文治为特色的封建帝国，宋朝主张"偃武修文"。宋太祖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方式解除了禁卫军高级将领等人的兵权，以文吏取代武将成为治国的主力。而以范仲淹为典范的宋朝士大夫群体奉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座右铭，以天下为己任。
在这样的形势下，官僚政治体系中皇权、相权、台谏之权在中央形成了治国权力的三角之势，互相限制、倚仗，呈现出并非事事都直接由皇帝说了算的"共治"政局。纵观两宋历史，北宋第四任皇帝仁宗一朝的治世美誉，就是这种皇权受限、相权较盛、言路畅通的理想权力互动青史留名的集中体现。
但是本文不欲讲这些老生常谈的东西，倒想讲讲宋朝的一件趣事：宋朝皇帝很悲催，悲催到连野外打个猎都遭受群臣反对，不得已而废除“田猎”活动。为何会如此呢？本文就以仁宗时"其后以谏者多，罢猎近甸，自是，终靖康不复讲"的帝王田猎之礼被废止为一个节点，来分析一下为何会如此。
（电视剧《清平乐》宋仁宗剧照）
一、什么是帝王田猎之礼？所谓"田猎"就是指捕捉野生鸟兽的畋猎、狩猎、打猎活动，最初是农耕畜牧生产方式出现之前，原始社会的先民们维持生计的手段，后来演变为"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的王公贵族享乐活动之一。
《诗经·齐风》中有"哀公好田猎，从禽兽而无厌，国人化之，遂成风俗"的记载，后世皇帝中酷爱田猎者不一而足，如汉武帝、唐高祖及太宗父子等，其中更有不少劳民伤财、游猎无度的君王。
同时，从先秦时期起，田猎就是一直是历朝军礼的一部分，《周礼·夏官司马》中详细规定了相关礼仪，强调田猎礼射在军事战争演练中的重要性。周代已经确立了春蒐、夏猎、秋狝、冬狩的四时田猎制度，并设置数十名官员分掌四时田猎礼仪事项。
除了个人喜好之外，历代皇帝都沿袭了行蒐狩之礼、举行田猎活动的传统，以达到为田除害劝农事、猎取供品祭祀宗庙、训兵阅军讲武事、彰显君威实力、君臣上下同乐等多重政治、经济、军事目的。
（宋太祖狩猎影视剧照）
二、宋朝皇帝渐渐减少"田猎"，至宋仁宗时废除此活动据《宋史》记载："太祖建隆二年，始校猎于近郊。"行武出身的开国皇帝宋太祖行猎次数比较频繁，"其后多以秋冬或正月田于四郊"，甚至有过一年之中进行好几次田猎的记录，但是并不贪图享乐，一日即返。力求各方面都符合礼制规范，树立帝国统治的正当合法权威、促进君臣关系、体恤爱民等政治意义大于一切。
宋太宗、真宗、仁宗延续了宋太祖时期的田猎规格，太宗时就已经"帝雅不好弋猎"而"罢近甸游畋"，减少了田猎的次数，而且活动地点都安排在都城附近，同时狩猎目的必须明确，比如"太宗将北征，因阅武猎近郊"，为御驾亲征而厉兵秣马。此后更是"但命诸王略畋近郊"，强调亲射田禽供奉太庙的孝敬祖宗之礼。
（宋朝皇室祭祀典礼示意图）
宋真宗时"禁围草地，许民耕牧"，田猎的礼制象征意义和军事国防威慑作用更加显著。当辽国契丹人南下侵扰，边境的国防形势严峻的时候，皇帝才以田猎于近郊、车架北巡的形式作为军事上的备战回应以及针锋相对的强硬威慑。
到了宋仁宗时，仅在庆历年间秋冬之际（公元1045年、1046年）举行过两次田猎之礼，首要目的在于"谓田猎以训武事"，其次才是"昭孝德"以及体现慰劳百姓的恤民之意。后来，群臣极力反对“田猎”，仁宗最后便废止了“田猎”之礼。之后，宋朝皇帝便不以“田猎”为事。
（宋徽宗赵佶《风雨牧归图》局部）
三、宋朝大臣力促仁宗皇帝废止田猎的原因宋朝以前就有不少大臣反对皇帝频繁狩猎，为什么要反对皇帝“田猎”呢？从历来的劝谏之辞来看，主要理由不外乎以下3点：
1、在外言兵不利于确保皇帝的人身安全；
2、兴师动众出门行猎既荒废政事，不务正业，又破坏农耕生产，扰乱百姓生活；
3、不符合"上天有好生之德"的儒家思想以及佛教、道教信仰中的"戒杀"教义。
宋朝士大夫随着政治地位的如日中天，儒学复兴运动迎来了继中唐之后的又一次发展高峰，他们致力于"疑经变古"创立与时俱进的"宋学"价值体系，以己意解经。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周礼》典籍中明文规定的田猎之礼不再是不可动摇的权威制度。
（古代雕版印刷的《周礼》书籍）
宋朝文臣普遍"以经术为先务"，"谈道德性命之学，不绝于口"（《宋史·艺文志》），将读书人的道德修养上升到国家兴衰存亡的高度，汲汲用世为先，力求经世致用的实效性。因此，宋朝大臣在劝谏皇帝罢田猎的陈述中，别开生面地先从《周礼》的礼制源头强烈质疑田猎之礼存在的必要性。
例如欧阳修、何郯等人就从田猎活动的可行性出发，从剑拔弩张的辽、夏敌国奸细混迹人群对皇帝人身安全的威胁，再谈到这一徒有军事色彩的练兵活动为达到华而不实的礼法意义而导致劳民伤财，事实上价值不对等，又援引前朝帝王好游猎所导致的恶劣影响等事例，异口同声地一致力劝宋仁宗不再行猎。
（宋朝大臣劝谏皇帝剧照）
此外，宋仁宗作为宋真宗晚年唯一存活的儿子，自幼就接受当世大儒的"经筵"讲学培训，是宋朝首位以正统儒学的"圣君"理念精心培养出来的皇帝。文臣们不仅希望在仁宗一朝实现自己"经邦济世"的政治价值，同时也希望塑造一位言行举止深受道德、舆情约束的理想"圣君"。
"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的上行下效之事一有苗头，就必须立刻遏止，不能任由迎合皇帝喜好而进献田猎鹰犬的不良风气蔓延。
（苏轼词作《江城子·密州出猎》场景图）
四、仁宗皇帝之后，宋朝皇帝为什么再也没能出门打猎？宋仁宗采纳了群臣的谏言而罢猎，在士大夫们的交口称赞中赢得了仁厚惜物的美名，同时树立了君臣相谐的千古佳话，自此以后无论是天下承平，还是风雨飘摇、内忧外患，两宋皇帝全都"不事田猎"。
最有太祖之风的宋神宗即使锐意改革，任用王安石变法，但在军事上士大夫们众口一词都力主维持以岁币赎买和平、口不言兵的消极政策，自然也就无从恢复田猎之礼。此后的宋哲宗更是在保守派大臣以仁宗"不好畋猎"为圣君典范的事例谆谆教导中深以为然，根本不觉得有必要恢复田猎之礼，而长于书画、追求艺术玩乐的宋徽宗更是只喜欢观赏珍禽异兽，全无狩猎的技能和兴趣。
（宋徽宗赵佶瘦金体书法作品《秾芳诗帖》局部）
至于靖康之乱后偏安一隅的南宋朝廷，宋高宗只想向金人求和，多次公开抨击田猎之礼，生恐激起金人的南下之心以及手下武将的战意。宋孝宗虽然曾有心北伐恢复故国，却因为生长于宫廷之中而不谙骑射，在宫中骑马都险遭意外，此后的南宋皇帝更加羸弱，根本不再具备出门打猎的主客观条件。
同时，理学成为思想主流，南宋末期跃升为官方哲学，田猎素来被儒生视为"淫逸之举"，成天虎视眈眈想要"格君之非"的大臣们更不可能同意皇帝出门打猎了。
（南宋朝廷偏安于秦岭、淮河以南地区）
五、结语综上所述，宋朝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构架是在立国之初就通过确立"祖宗家法"而形成的"文治"朝局，这一构架导致了宋朝皇帝在朝堂上几乎没有行政话语权，行事受到相权和台谏之权的约束。自周代起历朝帝王有序传承的田猎之礼至宋仁宗时完全废止，很大程度上就是宋朝皇帝受限于士大夫思想权威的体现。
而宋仁宗时成功废止的田猎之礼，已经成为了士大夫"格君行道"的胜利果实，有宋一朝只要皇帝一表露出猎之意，大臣们极力反对的弹压就会猛烈而至，再加上当时种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自然就再难复兴了。哎，连外出打猎都要受到各种条条框框的约束，不能随心所欲，我们只能说宋朝皇帝真是挺悲催的。
参考文献：《宋史》、《周礼》、《诗经》、《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