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洋谍战片（刘淑清历史不该遗忘的女战士）
王洋谍战片（刘淑清历史不该遗忘的女战士）刘淑清没有上过正规学校，但开明的父亲对她特别疼爱，从小就教她识字算账。她聪明好学，姣好出众，家里家外都是父母的好帮手。七八岁时，她不顾家人的阻拦把裹足放开，是“解放”的大小脚。刘淑清的父亲刘金亭是农民出身的小知识分子，母亲王忠信是朴实的家庭妇女。他们育有三个女儿，刘淑清是长女。记者近日采访了刘淑清的大女儿，已经78岁高龄的刘润芬老人。斯人已逝，再谈母亲，刘润芬热泪盈眶：“妈妈离开我们已经24年了，她经历了物质匮乏的76年，为我们存下的却是丰厚的取之不尽的品德。她光辉的人性是我们永恒的骄傲。”这是一段封存已久的历史，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喜结连理 患难扶持佐志士
【编者按】：
曾经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本来是淳朴的农民、风华正茂的学生、天真无邪的孩子。当多年前时局动荡，祖国母亲需要保卫时，为了保护自己的父母、爱人和孩子，这群人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战士。战场的岁月是他们共同的回忆。岁月流逝，如今，那些参加过战争的人们都已是耄耋之年，这些珍贵的记忆也即将没入黄土。然而，那些立下赫赫功劳的战士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岁月呢？
这是一位久经考验的优秀女干部，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革命战士。我瘦弱拙笨之笔无法写出一位女革命战士那飒爽的英姿，那不屈的灵魂，那不老的宣言。然而，我愿意献上这未经渲染的原色。
刘淑清，1911年11月22日出生，河北省阜城县刘辛庄人 原全国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全国铁路老战士协会理事，原铁道部部长（中顾委委员）刘建章的妻子，1987年12月25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76岁。她迈着一双“革命”的大小脚，走完了平凡而伟大的一生。她淡定而无比坚强，凭着源于真爱的勇气和坚定的信仰，文革期间为挽救老干部，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上书毛主席，最终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位伟人的批示和指示，为党和国家保护大批老干部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她的“惊天”之举，使她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志，她的信也成为一份重要的党史资料。她是历史不该遗忘的女战士，也是我们后人应该学习的榜样。
记者近日采访了刘淑清的大女儿，已经78岁高龄的刘润芬老人。斯人已逝，再谈母亲，刘润芬热泪盈眶：“妈妈离开我们已经24年了，她经历了物质匮乏的76年，为我们存下的却是丰厚的取之不尽的品德。她光辉的人性是我们永恒的骄傲。”
这是一段封存已久的历史，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
喜结连理 患难扶持佐志士
刘淑清的父亲刘金亭是农民出身的小知识分子，母亲王忠信是朴实的家庭妇女。他们育有三个女儿，刘淑清是长女。
刘淑清没有上过正规学校，但开明的父亲对她特别疼爱，从小就教她识字算账。她聪明好学，姣好出众，家里家外都是父母的好帮手。七八岁时，她不顾家人的阻拦把裹足放开，是“解放”的大小脚。
1932年，刘淑清与刘建章结婚。虽然他们的婚姻是家庭包办式的，但很快刘建章就感受到能娶刘淑清为妻是“家赐良缘”。
当时刘建章已经是共产党员。他以在学校教书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婚后不久，他打破旧礼教，把新婚妻子从老家接出来，从他教书的王谦寺借了两间民房，组建了一个简单的家庭。他们十分恩爱，刘淑清除了操持家务外，还帮丈夫整理学生作业，接待来往“朋友”，那时她已经不知不觉地为党工作了。她一度还在王谦寺村农村夜校教农民识字，乡民们赞誉她是个克己为人而又热心肠的人。县里没有女党员，在妇女中开展工作有困难，刘建章首先考虑到最接近他的“群众”——自己的妻子。他有意识地给她灌输妇女解放等革命道理，通过她争取更多的妇女靠近党组织，接受党的教育。在景县建党，特别是在发展女党员方面，刘淑清做了大量的工作。从此她把自己同丈夫、同革命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1933年，中共景县县委建立，刘建章是首任县委书记。次年，刘淑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成为景县县委建立后发展的第一批女党员。她开始负责保存和传递党的文件，并为过往的同志洗衣、做饭、站岗放哨，做秘密交通工作。
刘建章10岁时曾在大刘庄九神庙小学读书。1931年回乡时，九神庙已倒塌，小学也没有了。他一直想在大刘庄重新建立一所民众小学，教家乡的孩子们读书识字，同时也便于开展革命工作。善良聪慧的刘淑清知道了丈夫的心思，在当时家境并不富裕的情形下，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嫁妆卖掉换回60个大洋，置办了25套桌椅，在大刘庄办起一所四年制小学，作为党的地下机关，当时中共津南特委书记赵镈（1941年11月在鲁南反扫荡中牺牲）、中共景县县委委员王任重（原全国政协副主席）、赵志刚（原邮电部副部长）等同志都在该小学以教书为掩护从事党的工作。建国以后，学校扩大规模，1954年建成了完小，1985年国家投资12万元扩建了校舍。现在学校的会议室里还写着刘淑清卖嫁妆建学校的事迹。大女儿刘润芬对记者说：“妈妈非常有智慧，她给予爸爸的，不仅仅是关怀和体贴，更是一种在她内心蕴含着的巨大的精神力量。”
1938年初，在北平从事地下工作的丈夫奉调冀南改编和组织扩大抗日武装，刘淑清也随之回到冀南。当时，她已经是一位有经验的地下交通员了。在她的建议下，经津南特委批准，决定在刘辛庄她的娘家建立党的地下交通站。同年5月，她的父亲刘金亭和母亲王忠信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她共同负责交通站的工作。刘辛庄地下交通站专门负责津南、冀南与河北省委（当时驻天津）之间的联系，接待和护送津南和冀南的党政领导以及我方过路人员，传递党的机密文件和抗日情报。当时，赵鎛同志和姚依林同志（时任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原国务院副总理）之间的联系，主要是通过刘淑清进行的。她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奔走于津南与天津之间，刘金亭则利用广泛的社会关系，到车站迎送往来的同志（赵镈同志每次由津南去天津向河北省委汇报工作，都是由刘金亭亲自接送）。这期间刘淑清还常把八路军在冀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消息带到天津、北平，动员城市爱国青年到根据地参加抗日，并护送他们穿过敌人封锁线。刘建章在冀南发展抗日武装时就以此交通站为基地，奔走于冀南各县以及村、镇之间。刘淑清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抗日交通站，她是津南地下党闻名的刘大姐。在她的带动下，她的全家和众多亲戚投身抗日工作，走上了革命道路。
地下交通工作是危险而艰巨的，刘淑清每次外出都冒着很大危险，勇敢机智地和敌人周旋。有一次刘淑清去天津向省委送情报，回来带着重要文件，她化装成大门名闺，父亲负责接应。他们来到东光车站，发现敌人盘查很紧。恰在这时，东光伪县长同车到达东光，正在出站。父亲足智多谋，带领她尾随其后，敌人哨兵误认为是伪县长的亲眷，未敢过问，他们顺利出站，安全返回刘辛庄。
还有一次，组织上要她从北平到某地送一份很重要的文件。当时，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车站检查得非常严格，对她完成任务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她一手抱着儿子，一手牵着大女儿，沉着冷静地走进了月台。她的鞋、袜子，甚至连头发结都被搜查了，但没有搜出任何东西来，原来她把文件藏在了儿子的尿褥子里。每次刘淑清需要和丈夫刘建章同时出门时，她就负责保护隐藏文件，蒙过敌人的眼睛。因为，她深深地明白丈夫为党担负着比自己更多更重要的工作，为了党的利益，她宁愿自己多担些危险。长期的革命生涯，特别是险恶的工作环境，使她养成了不轻易流露情感的性格，但他们在感情上的默契已经根深蒂固。
“抗日战争时期，无论打游击还是做秘密交通，妈妈总是把我们带在身边。由于为人厚道，无论走到哪里，妈妈都跟当地老乡关系非常好。1943年春，妈妈带着三弟去太行探望爸爸（当时在北方局党校参加整风学习并担任组织科长），把我和大弟、二弟分别放在老乡家。那年我11岁，房东大娘为人特别好，也经常接待一些参加抗日的同志，我还清楚地记得大娘家屋门旁有个碗柜，碗柜底下就是地洞口，一说鬼子来了，大娘首先把我塞进地洞，她自己一个人应付敌人。一次，她不幸被敌人刺伤了。那个年代老百姓的觉悟都很高，为了保护革命后代，甚至连命都能搭进去。后来因爸爸在太行整风遭到诬陷挨整，曾有一度小八路供给粮突然停止了，我担心爸妈出了什么事，自己悄悄地落泪。大娘看在眼里，搂着我，替我擦着脸上的泪说：‘孩儿别愁，大娘养活你，长大了给你找婆家！’大娘待我如同自己的女儿，后来盼到妈妈回来接我走时，我还舍不得离开大娘呢。”刘润芬对记者如是说。
刘淑清和丈夫携手并肩，相帮相扶，共同走着一条曲折坎坷的革命征途，不管有什么风风雨雨，他们都是并肩作战，那么坚强，那么得义无反顾，赢得所有熟识的同志们由衷的敬佩。
太行整风 不离不弃夫妻情
1943年太行整风时期，刘建章被污蔑为“托派特务”。有人质问他：“你在敌人监狱中发展党，是发展的什么党？”“你脱党后建立的景县组织，是什么党？是谁叫你当县委书记的？”“你与党失去联系那段时间，搞了些什么活动？”等等。面对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刘建章拒不承认，结果被列为问题最严重，态度最不老实的头号“抢救对象。”那时所谓的“抢救”，其实就是审讯人员采用各种刑讯手段制造骇人听闻的恐怖气氛，逼迫“抢救对象”承认自己是“特务”，并继而供出所谓的“特务组织”和“同党”。
当时在北方局党校，对刘建章的“逼供信”搞得最厉害，除了拘押、刑讯、逼供，坐“喷气式”等手段之外，还把他单独囚禁在一个小黑屋里，审讯人员轮班逼迫他交代“罪行”。不让他睡觉，上刑罚、用火烧，将他吊起来用绳子抽打，打得他遍体麟伤，血肉模糊，身上的血迹与内衣都粘在一起，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在那段日子里，不允许他与妻子还有其他同志随便接触。那时，党校还搞了个“规劝”运动，逼迫刘淑清做丈夫的工作，要他坦白交代“罪行。”
刘淑清带着孩子一路翻山越岭千里迢迢来到太行，想不到丈夫成了北方局党校的头号“抢救对象”，被整得如此悲惨。她与丈夫十多年共同生活、共同战斗的经历，对丈夫的人格有十足的把握，她确信丈夫是好人，对党和革命事业是忠诚的。面对组织的政治压力，她抱定一个“信念”，不能昧着良心瞎说。她对丈夫说：“你是一个共产党员，应当对党忠诚，自己的情况，应当实事求是地向党说明，没有的事，决不能胡乱承认，只要人活着，问题总能解决。”丈夫诚恳地对她说：“你放心，政治上我肯定对得起你，就是把我烧成灰，我也对得起你”。刘淑清听后痛心地流下了眼泪。当时有的人还对她说，她过去传送的文件都是特务的文件。有着多年党龄和地下工作经验的刘淑清怎么可能会相信这些呢。负责“抢救运动”的人看到她并没有按照组织的意图劝说刘建章坦白交代问题，就将她和3岁的儿子一起送到冀南后梯队参加整风学习。临行前，刘淑清含泪对丈夫说：“我和孩子你不用挂念！只要你自己多保重，我就放心了！”她还对送行的人说：“我相信建章的问题会搞清楚的，党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由于刘淑清离开麻田去冀南后梯队时就已经怀有身孕，后梯队又以即将分娩为由，派人将她送到河南省辉县，寄居在一户农民家中等待分娩。按照当地习俗，寄居的外人不能在居室里生育，刘淑清只得在临产时搬到外面的羊圈里生下了自己的第五个孩子。太行山区的初秋寒气逼人，面对四处透风的羊圈，刘淑清只能用破棉被当门帘作些遮挡。没有接生婆，只好自己剪断孩子的脐带；奶水不够，就用玉米面糊糊为初生的婴儿充饥；没有人帮忙，自己到冰凉的溪水中去洗尿布。一个女人在最需要亲人照顾呵护的时候，丈夫却在异地挨整，生死不明。刘淑清没有离弃“有问题”的丈夫，丢弃幼小的孩子，独自承受着常人难以想像的苦难和巨大的精神压力。
刘润芬对记者说：“当时爸爸实在受不了折磨，曾经躲到山沟里，萌生过轻生的念头。后来经过痛苦思索，特别是妈妈的坚贞不渝和信任，增强了他活下去的勇气和力量。后来，妈妈坚决地带着幼小的兄妹去陪伴爸爸，经过四十多天的艰难跋涉，步行千里到延安去接受中央做出的最后结论。爸爸说，全家能享受到‘刘建章没有政治问题、公开平反、恢复名誉’的这一天、妈妈是立了大功的。”
文革罹难 历尽千辛救丈夫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建章仍驻西昌，亲临一线指挥着成昆铁路大会战。1967年“一月风暴”席卷全国，造反派夺权后给刘建章加上了“反党篡军”、贩卖“黑修养”、“吕家王朝”筹谋划策的狗头军师等罪名，并施以暴行。他们不准刘淑清和丈夫接触，并对刘淑清下了驱逐令。刘淑清想尽办法和丈夫取得联系，趁临别前几分钟送饭的机会，在丈夫耳边低声坚毅地说：“第一，不能自杀。第二，不能害人。第三，受不了时说没用的话。”如此朴实的语言，却让刘建章深深明白：妻子是要他坚强，要他光明磊落，还要讲斗争策略。后来刘建章在被关押以及在秦城监狱的日子里，妻子的肺腑之言一直是他坚定信念的精神力量。
刘润芬感慨地说：“爸爸直到晚年，还常常叨念着，妈妈这位老资格是有政治智慧的，在关键的时刻说的话办的事有份量，有水平，使他终生受益。”
1968年2月13日深夜，家里突然闯进来一伙身穿军装的人，以查户口为名，不由分说地给刘建章戴上手铐，押进汽车绝尘而去。在那个寒风冷冽的冬夜，刘建章连外衣和袜子都没有来得及穿，就被莫名其妙地抓走了。
“第二天一早，爸爸原来的司机张凤鸣跑来告诉妈妈，昨晚正赶上他值夜班，拉着几个部里的人，尾随一辆满载全副武装军人的中吉普，他看到连院墙外都布满了军人。当时他偷偷地记下了那辆中吉普的车牌号……”刘润芬又回忆说，“妈妈为爸爸准备了些简单的衣物，试图让七妹、八妹到公安局和卫戍区去打听一下爸爸的下落，但都悻悻而归。”
刘建章被抓走后，刘淑清及儿女们无时无刻不牵挂，想尽办法到处打听他的下落，刘淑清曾数十次向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公安局、卫戍区写信，都石沉大海。有时明知听的消息不一定是真实的，但还是那么愿意去听。
不久，刘淑清也被隔离审查，关进铁道部的东付楼，造反派逼她退党，她从容不迫，拒绝签字。直到刘淑清被半解除隔离，白天去受审，晚上可以回家，她又继续打听丈夫的下落……
又过了很长时间，刘淑清总算得到了一点儿消息：丈夫是被当时“四人帮”控制的中央专案组立案抓的，被关押在秦城监狱。
“我当时在外交部和冀朝铸（当时任总理英文翻译，后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同志比较熟悉。1971年，他从当时任铁道部部长的杨杰那里得知我父亲的问题已经查清，没有任何问题时，立刻告诉了我。我们全家得知此消息后特别激动，总算盼到了希望。之后，冀朝铸为我们向周总理递信两次，他还利用方便的机会，当面向周总理反应过父亲的情况，周总理还问过冀朝铸 ‘刘建章是不是河北人呢？’”刘润芬老人如是说。
经过艰难的斗争，终于在1972年6月8日，刘淑清获准带领在京的子女去秦城监狱看望丈夫。当时大女儿润芬在外交部山西离石“五七”干校劳动，没能一起去。刘淑清在探视过程中，发现丈夫在狱中的情况非常糟糕，体质很弱，脸色黄蜡，特别消瘦，因为不审讯就没有人跟他说话，导致他说话吐字也不大清楚，加上狱中生活条件很差，每天只“放风”30分钟，连喝水都受到限制，生活苦不堪言。
正义凛然 毅然上书毛主席
丈夫在狱中的遭遇给了刘淑清沉痛的打击，在黑白颠倒的年代里，在政治疯狂的岁月中，冲击往往是针对整个家族而非其中一人。在监狱探视过丈夫之后，刘淑清心情更加沉重了，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想到为了革命抛头颅撒热血的丈夫，竟然受尽折磨和虐待，她悲痛不已。当她想到现在不仅仅是自己丈夫一个人在受迫害，还有那么多老同志为了革命没有死在敌人的监狱和枪林弹雨中，而今却要囚死在自己的监狱里，刘淑清决定豁出去了，下定决心要救丈夫出狱。
勇气和智慧源于大公无私的爱。在那个疯狂的年代，稍有不慎就有掉脑袋的危险，但是刘淑清无所畏惧。她考虑到此前已经通过冀朝铸同志给总理递过两次信，未见回音就证明情况很复杂，只有通天才能救出丈夫。经过深思熟虑，刘淑清把在干校的大女儿润芬叫回来，秘密商量给毛主席写信的事情，想让大女儿通过唐闻生和王海容给毛主席递信。“当时唐闻生是主席的英文翻译，我在唐闻生的陪同下，见到了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王海容同志。我把母亲到秦城监狱探视的情况以及想给毛主席写信的想法如实向王海容同志说明后，她态度非常好，也比较支持。她说，‘你要如实地写，如果毛主席能批，解决的不光是你爸爸的问题，还有一大批受审老干部的问题。’她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不要跟外人说。我回去只告诉了我妈妈，于是由母亲口述，我执笔开始给毛主席写信。”信的内容如下：
敬爱的毛主席：
我是原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同志的爱人。刘建章同志1926年入党，今年62岁。不知何故于1968年2月被拘审查，至今已近5年。最近交通部负责同志曾向冀朝铸同志讲，刘建章同志的历史问题已全部审查清楚，是没有问题的，只待中央最后做结论了。我的全家急切地恳求中央尽快给他的问题做出结论。
1972年6月8日，中央专案组通知我们家属准于探视，我们全家非常感谢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我们的关怀。但是在探视过程中，我发现他体质很坏，面黄肌瘦，胳臂不能高举，连说话有时也咬字不清。我对他的身体非常担心，加之监狱生活条件如此之差，每天连饮水也是有定量的(每日3杯)，再渴时就只得喝冷水，每天“放风”也只有30分钟时间。有关政治上的大事就更不得而知。像林彪这样大的反党事件，他本人都不知道，而且在中央专案组准于我们探视前也规定不得讲此事。
鉴于上述情况，长此下去，他在今后怎能为党继续工作，同时我还担心他在抗日战争中曾负过重伤(只有一个肺)和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在修建西南三线铁路)时被打坏的腰、肋的身体。1964年还作过一次大手术，割除了胆。
因此，我请求党中央、毛主席，在他确无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前提下，改变目前对他的这种审查方式，允许家属经常探望，或准他回家等待审查结论，同时也可借机治病。作为我和我的子女，都坚决拥护中央对他的审查，也完全相信毛主席的一贯审干政策的落实。
此致
敬礼!
刘淑清
1972年7月20日
信递上去以后，全家人都忐忑不安，不知道写这封信是吉还是凶，真怕哪天刘淑清也会被抓走。事实上，这封信当天就通过王海容转呈到毛主席。据王海容讲毛主席看到信后又把她们找去询问情况，她们将所了解的事实，一一向毛主席作了汇报。不久，毛主席作出如下重要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
丈夫的问题总算有了希望。为此，刘淑清以大女儿回京探亲为由，再次请求去监狱探视，但是被“中央专案组”拒绝。后来刘淑清就让大女儿给汪东兴（原中共中央副主席）写信求见，才准予探视。刘润芬回忆说：“在探视过程时由于旁边有人监视，妈妈特意安排我靠近爸爸坐，其他几个兄弟姐妹就制造噪音，分散他们的注意力，由我小声告诉父亲两件事：一，妈妈已经给毛主席写了信，并已有了批示。望他耐心等待；二，林彪出逃已摔死。”
秦城监狱当时实际是受“四人帮”和他们一伙的公安部长谢富治的控制，那里关押了不少蒙受迫害的老干部。周总理得到毛主席的批示后，立即采取措施，保护那些受审老干部。总理于1972年12月18日郑重地给公安部、交通部和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作了如下指示：
“请你们联合起来办三件事。
将刘建章保外就医。按他身体病状，或送阜外医院，或送工农兵医院，并通知其妻刘淑清及其子女家属去看望刘。
将刘建章全案结论抽出送国务院先念、登奎同志批。
请公安部会同卫戍区将我在国务院当面提出过的要清查北京监狱待遇问题，再在年内做一次彻底清查。凡毛主席指出的‘这种法西斯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需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并当着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更容许犯人控诉。
各事办好，请分别报来。附毛主席批示件，请随第三事办好退回。
“中央专案组”不得不通知刘淑清可携带子女，于1972年12月22日到秦城监狱以‘保外就医’名义将丈夫接出，送到工农兵医院（即同仁医院）。此时，刘建章脱离了将近五年的监狱生活，全家人终于团聚了。从此，其他在押干部在狱中的生活亦有所改善。如王任重说，由于刘大姐上书毛主席，在狱中都可以喝到热水了。
刘润芬回忆说：“写信后不久，经过多方营救，大批干部陆续被释放。当母亲得知一些熟悉的老同志也被放回家时，她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总要亲往祝贺。一次，罗瑞卿伯伯见到父亲，上前紧握父亲的手，让父亲一定转告母亲：‘感谢刘大姐！谢谢她敢于上书毛主席，否则多少老同志将死在狱中。’曾被关押过的许多叔叔、伯伯见到母亲时总会感叹到，他们得以活着出来，幸亏有刘大姐的信，这封信写得及时，写得有分量。”
鞠躬尽瘁 逝者已逝精神永存
“四人帮”被粉碎后，刘建章完全恢复了工作，其余子女也都恢复了正常的工作或学习。而刘淑清却因为过度的劳累，在1977年春，患了大面积心梗，后经及时抢救才得以恢复。然而，虽然有儿女们的精心照顾，但是刘淑清在继享晚年十余载后，终究还是离开了她热爱的事业与家人。1987年12月25日上午10时，刘淑清老人在众多儿女亲情的陪伴下，安静地离去了。
刘润芬对记者说：“我妈妈一辈子为人谦和，坦荡宽容。因为有妈妈，我们的家在文革中才没有被抄，没有被砸，没有被扫地出门。妈妈对人从无客套虚情，遇事总是心平气和、不惊不乍，深得周围老同志的信赖和敬重。遇有难解的心事，他们都愿意找妈妈倾诉。她的人缘是公认得好。”
刘淑清去世后，许多的老战友为她撰写了纪念文章、挽诗、悼文和悼词。王任重（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书记处书记）悼念刘淑清同志：“干革命，伴建章，饱经艰险。为国家，育后人，勤奋一生。”吕正操（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铁道部部长）和夫人刘沙挽悼：“投石天开惊四野，迁客囚友躬折节。斯人仙去重如山，生者长怀刘大姐。”宋任穷（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中组部部长）称刘淑清“不畏强暴，直言上书”、“是我党久经考验的优秀女干部”。李尔重（原河北省省长）称赞刘淑清同志是“革命同志的亲人，光明正义的旗手。”刘志坚和夫人刘莱瑛敬挽诗：“黑云压沉青春少女有远见，舍弃嫁妆建学堂，爱我党，情深心红。群魔乱舞白发老妪有胆识，上书抗暴救忠良，为革命，铁骨铮铮。”
刘淑清默默地为革命奋斗了一生，在协同丈夫并肩战斗的半个多世纪中，她是超负荷地，毫无保留地奉献自己。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无论是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还是在党内蒙受冤屈时，她都舍命陪伴。55年如一日，她与丈夫风风雨雨生死与共，为革命呕心沥血，为9个儿女的成长过度操劳。她的高尚品质和美德永远留在人们心里。
在这里我们向这位优秀的共产党员、老战士、老革命家，平凡而伟大的母亲，寄予我们无限的哀思和敬意。
来源：赤子杂志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