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庸调是北魏的吗（制度未在唐朝善终）
租庸调是北魏的吗（制度未在唐朝善终）朝廷就把这些土地分给百姓，使得耕者有其田，同时朝廷又实施轻徭薄赋的制度，加速粮食生产，恢复农桑事务，使得国力迅速得到提升，百姓的生活也变得安稳富足。所谓均田制，就是朝廷把土地分给农民种，相应的农民向国家缴纳租税，并承担一定的兵役和徭役。这样人人都有田种，朝廷有有税收。唐朝开国时，经过隋末战乱，民生凋敝，百姓人口锐减，出现了大量无人耕种的荒地。所以当时的现状是土地多，但是没人种。古代的劳工工作都由百姓承担，平时朝廷需要人修个长城建路，或是修水渠、建宫殿等等，都需要大把劳动力。劳动力从哪来呢？从民间征调。朝廷规定，成年后的男丁有义务给国家当免费劳工，这就是服徭役，也就是庸。唐朝规定，一个农民一年要服徭役20天。如果朝廷这一年的修建工程比较少，不用义务劳动20天这么久，就需要百姓按照每天纳绢三尺的规定，按天数补给朝廷，这种方式称为“输庸代役”。最后，调是指每家每户每年要上交一些土特产给国家， 比
“租庸调”这三个字听起来颇为拗口，不懂历史的人很可能不知道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其实“租庸调”是指唐朝初期的税收制度。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耕社会，百姓靠耕种生活，朝廷以征收田税充实国库。税收制度从夏朝开始出现，历朝历代都有，历朝历代不同，而“租庸调”则是唐朝特有的一种税收制度。
“租庸调”这三个字需要拆开来理解，里面的每个字含义不同。租指土地税收。在唐朝初期，每位年满18岁的男丁，都享有朝廷分配的100亩田地。这100亩田地中，有20亩是永业田，永业田顾名思义，世世代代为你所有，你种完你的子孙后代种。
另外还有80亩叫口分田，是朝廷租给你耕种的，等你60岁时要交还给国家。口分田既然是租，就要交一定税赋给朝廷当做租金。唐朝初期的税收制度是“四十税一”，也就是说，每收成40担粮食，要交给朝廷1担。如此薄税，对百姓来说还是很人性化的。庸是指徭役。
古代的劳工工作都由百姓承担，平时朝廷需要人修个长城建路，或是修水渠、建宫殿等等，都需要大把劳动力。劳动力从哪来呢？从民间征调。朝廷规定，成年后的男丁有义务给国家当免费劳工，这就是服徭役，也就是庸。唐朝规定，一个农民一年要服徭役20天。
如果朝廷这一年的修建工程比较少，不用义务劳动20天这么久，就需要百姓按照每天纳绢三尺的规定，按天数补给朝廷，这种方式称为“输庸代役”。最后，调是指每家每户每年要上交一些土特产给国家， 比如一个家庭，每年要交纳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给朝廷，这就是“调”。
听起来，唐朝的租庸调制很合理，不苛刻百姓，也不胡乱收费，那为什么租庸调制没能一直延续下去，仅仅维持了110年左右就被取缔了呢？说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首先随着时间发展，人口越来越多，可分配的土地越来越少。租庸调制是在北魏“均田制”的基础上实施的。
所谓均田制，就是朝廷把土地分给农民种，相应的农民向国家缴纳租税，并承担一定的兵役和徭役。这样人人都有田种，朝廷有有税收。唐朝开国时，经过隋末战乱，民生凋敝，百姓人口锐减，出现了大量无人耕种的荒地。所以当时的现状是土地多，但是没人种。
朝廷就把这些土地分给百姓，使得耕者有其田，同时朝廷又实施轻徭薄赋的制度，加速粮食生产，恢复农桑事务，使得国力迅速得到提升，百姓的生活也变得安稳富足。
但是经过几代之后，租庸调出现了局限性，最大的问题是老百姓日子越来越好，国家不打仗、不战乱，人民安居乐业，人口也开始快速增长。这一增长就导致，人口越来越多，但是可耕种土地不会随之增多。
这就致使土地不够新增的人口分了。
以前每位成年男丁能分到100亩，现在的成年男丁分不到100亩了，可摊派到你头上的税，并没有随之变少。这就使得很多交不起税的百姓，不得不抛家舍业，逃离自己的家乡，变成流民，以逃避税赋。其次是到了唐朝中叶，土地兼并的情况开始盛行。
在唐朝时期，很多大地主本身是一些特权阶级，他们有特权，不需要给朝廷交税，比如皇亲国戚、有爵位的贵族，或者五品以上官员，甚至连寺院里的僧尼也不用交税。
这一批群体往往占有着国家大量的土地，但因为身份特殊所以不用交税。因而税收的任务自然全都落到了土地少的百姓头上。老百姓交不起税，迫于无奈，只能把土地卖给大地主，然后给这些地主当佃农，继续受这些地主们的盘剥。
这样慢慢就形成了土地兼并的现象：富者田连阡陌，穷者无立锥之地。最后，账籍制度的错乱导致租庸调制难以实施。
账籍制度就是古代人口和经济普查的相关数据统计，每家每户该收多少税、有几位男丁需要服徭役，都记录在账籍中。其中“账”是壮丁册子，是记录服徭役的名册；“籍”是户口册子，是记录交税赋的名册。
唐朝建立之初，朝廷制定的账籍册子，记录非常严密，每家每户人员从出生到死亡都记录在册而且，地方州县和长安户部都有备份。
一年该收百姓多少税，朝廷手握账本，心里有数。可随着时间的发展，人口增多，记录账籍的工作量越来越庞大，加上交通不便、办公不便等情况，使得底层记录账籍的工作人员一是难以负荷庞大的工作，二是工作变得越来越懈怠，这就使得账籍制度不像从前那样严谨，变得越来越混乱。
账籍制度开始失真，有些人还是钻漏洞，比如有些地方的老人已经超过六十岁，却没有将土地还给朝廷；有的家庭老人已经去世，但家人瞒报，土地也没有还给朝廷。还有些家庭家里添了男丁，但没有记录在册，这样这个新生的男丁就不需要负担朝廷的“租庸调”了。
再加上人口数量的不断膨胀，以及安史之乱之后的社会混乱，造成大量人员流离失所，账籍制度最终走向崩塌，租庸调制度失去了实行的依据和标准，这恰好加速了它的淘汰。
不过，虽然租庸调在唐朝逐渐走向衰落，直至淘汰，但在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它却发展得却不错，这是为什么呢？
公元645年，日本岛国发动了一场政治革命活动，由于当年是大化元年，所以此运动被称之为“大化改新”。由于日本的圣德太子年少时曾到唐朝留学30余年，学习唐朝诸多文化跟管理制度，其中包括“租庸调”制。
圣德太子回到日本后，开始把唐朝的各种制度跟思想传输给自己的国民。而在“大化革新”之后，新日本政府就开始参照大唐的制度，管理自己的国家。
日本政府效仿了唐朝的租庸调制，设置了班田授受制。班田为6年一班，是指日本每过6年就给6岁及以上的男子分配两段田，让他有田种，当该受田人死亡后，所授田地则重新归还给政府。
被授予田地的农民需要对政府负担起“租庸调”，和唐朝一样，租就是要交租；庸就是服劳役；调，就是要交纳地方上的土特产。在日本实行的“租庸调制”，促进了本国的中央集权制，同时对生产、经济都起到了促进作用。为什么在唐朝没能延续下去的租庸调制，在日本却会实施得很成功呢？
其实主要是因为国情不同。
日本的“大化革新”，由于模仿唐朝的均田制基础，采用“班田”的方式分配土地，使农民一定程度上得到耕种土地，也使氏族共有土地变为国家所有进行支配，从而缓和了阶级矛盾。贵族不再大量屯田，百姓也能有田地耕种，这达成了一种阶级的平衡。
其次租庸调制的发展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基础，唐朝中期的安史之乱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稳定，造成许多百姓流离失所，成为逃亡的流民，租庸调制遭到破坏。
而对于日本来说，它本身地域狭小，又具有岛屿国家的安全性和封闭性，不容易受到外部的侵犯。这使得日本社会相对稳定，不容易发生较大的战乱，百姓也不会抛弃土地，四处奔逃，因而租庸调制能够稳定地发展下去。
最后是因为，日本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对制度本身进行变革。公元701年，日本政府颁发律令，继续巩固“租庸调制”。这是在大化革新过去50年后，对“租庸调制”进行的一次调整，使得该制度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得到进一步地完善。
同时日本在经济上完全废掉了部民制，重新把日本土地归为国有，所以日本农民都是靠租日本政府的田地维生，另外在废除所有贵族世袭制之后，日本终于实现中央集权的愿望，使得权力更加巩固，政策实行起来更加畅顺，“租庸调制”也就能更加稳固地发展下去。
租庸调作为一个唐朝本土创造的税收制度，在邻邦的日本成为了最合适的制度，这其实根本上在于地域不同，国情不清，但也要归咎于唐朝的统治者没有根据社会的变化，而对制度作出相应的改善和调整，最终导致租庸调打的变得支离破碎。
从历史的角度看来，任何原本良好的制度，随着社会发展，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不顺应发展，作出改革和调整，那势必会像租庸调制一样被发展淘汰。
文/史书传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