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氏的历史简介（宋朝相州韩氏家族202304-84）
韩氏的历史简介（宋朝相州韩氏家族202304-84）二、韩氏家族的贵显韩琦也和很多古代士大夫一样，认为「谨家牒而心不忘於先茔者，孝之大也」。经过用心寻访，终於先後找到了宋时已属永宁军的博野县蠡吾乡北原和赵州赞皇县太平乡北马村的两处祖坟。韩氏「世葬」於博野，而韩琦的高祖父韩昌辞始葬於博野，後随其妻张氏改葬於赞皇。自韩琦曾祖父韩璆以下，都葬於安阳丰安村。由於五代战乱的迁徙，相州韩氏「但能时奉丰安之祀，其於北马、蠡吾之茔，则力莫能及，及年世殊邈，几於不能辨识」。韩琦找到祖坟，正当他充任宰相之时，他“买田其旁，植梧槚，召人守视之”。[6]此事本身就成了韩氏家族兴盛的标誌。一、韩氏家族在唐五代时的三迁宋朝相州韩氏家族的先世可以追溯到中唐。据韩琦自述：「先君之先，深州博野人也。自李唐以来，世以宦学知名。」[1]八世祖韩胐任沂州司户参军，七世祖韩洹[2]任登州录事参军，六世祖韩全「隐居不仕」。韩全有三子，名韩乂宾、韩文操和韩存。韩乂宾是韩琦的五代祖。他「
王曾瑜著：《锱铢编》
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
一六 宋朝相州韩氏家族
本文介绍的相州韩氏是宋朝著名的大族。王明清《挥麈前录》卷２说，「唐朝崔、卢、李、郑及城南韦、杜二家，蝉联珪组，世为显著，至本朝绝无闻人。自祖宗以来，故家以真定韩氏为首」，「居京师，廷有桐木，都人以桐树目之，以别『相韩』焉。『相韩』则魏公家也。魏公生仪公兄弟，名连『彦』字；『彦』生子，名从『口』字；『口』生子，从『胄』字；『胄』之子，名连三画。或谓魏公之命，以其名『琦』字析焉」。此处介绍了相州韩氏家族自韩琦以後的几代命名。相州韩氏成为名门望族，其主要的奠基人是宋仁宗、宋英宗和宋神宗三朝宰相的韩琦。以下对相州韩氏家族的兴衰变迁分节予以论述。
一、韩氏家族在唐五代时的三迁
宋朝相州韩氏家族的先世可以追溯到中唐。据韩琦自述：「先君之先，深州博野人也。自李唐以来，世以宦学知名。」[1]八世祖韩胐任沂州司户参军，七世祖韩洹[2]任登州录事参军，六世祖韩全「隐居不仕」。韩全有三子，名韩乂宾、韩文操和韩存。韩乂宾是韩琦的五代祖。他「以博学高节，晦道不仕」，成德节度使王绍鼎「屡加礼辟」，「补节度副记室事」。韩乂宾作为唐後期一个军阀的幕僚，侍奉了王绍鼎祖孙三代。韩乂宾「生四子，韫辞、慎辞、定辞、昌辞」。後两子也充任王氏的僚属。[3]按王绍鼎袭其父王元逵位，始於唐宣宗大中九年（公元８５５），因其「沈湎无度」，部众「欲逐之」。恰好两年後病死，军中又立其弟王绍懿。王绍懿「在镇十年，为政宽简，军民便之」。他死於唐懿宗咸通七年（公元８６６），又传位於王绍鼎之子王景崇，王景崇中和三年（公元８８３）死，又传位其子王镕。[4]王氏军阀传到王镕，至五代後梁时亡，而韩氏家族四代都是王氏军阀的下僚。
韩昌辞为鼓城县令，「为政有惠爱而不寿，年二十九而亡」，时为天复二年（公元９０２）三月。其子韩璆任永济县令，他将家族从博野蠡吾乡北原「徙鼓城」，又因「避张文礼之难，徙赵郡」。所谓「张文礼之难」，是指後梁龙德元年（公元９２１），张文礼发动兵变，灭王镕一族。韩璆之子韩构「始迁相州安阳，遂为安阳人」。[5]
韩琦也和很多古代士大夫一样，认为「谨家牒而心不忘於先茔者，孝之大也」。经过用心寻访，终於先後找到了宋时已属永宁军的博野县蠡吾乡北原和赵州赞皇县太平乡北马村的两处祖坟。韩氏「世葬」於博野，而韩琦的高祖父韩昌辞始葬於博野，後随其妻张氏改葬於赞皇。自韩琦曾祖父韩璆以下，都葬於安阳丰安村。由於五代战乱的迁徙，相州韩氏「但能时奉丰安之祀，其於北马、蠡吾之茔，则力莫能及，及年世殊邈，几於不能辨识」。韩琦找到祖坟，正当他充任宰相之时，他“买田其旁，植梧槚，召人守视之”。[6]此事本身就成了韩氏家族兴盛的标誌。
二、韩氏家族的贵显
韩构是韩琦的祖父，其妻李氏是後晋宰相李崧的侄女。他「当周、晋二朝，屡从藩府之辟」，曾任清河县令，「所至以宽良称」。宋太祖开宝末年，「为太子中允，知康州，终於治所」。[7]他最後官至当时视为炎荒的广南的一个知州，可知在官场的地位不高。
韩构第三子（一说第四子）韩国华在《宋史》卷２７７有传，尹洙《河南先生文集》卷１６有墓誌铭。他是宋太宗即位後的第一批进士，时年十九岁。韩国华曾出使辽朝，最後官至右谏议大夫、泉州知州。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公元１０１１），韩国华「代还，道病，三月十一日，终於建州之传舍，年五十五」。他生有六子，韩球、韩瑄、韩琚、韩珫、韩璩和韩琦，都先後入仕。泉州时为福建路沿海的大州，其地位非康州可比。他任地方官有惠政，泉州人得知其死耗，为之「罢市，奔赴恸泣於灵所，竞为佛事以报焉」。[8]
韩琦作为北宋名臣，有关记载很多。他是韩国华的幼子，生於泉州，父亲死时年仅四岁。宋仁宗天圣五年（公元１０２７），韩琦二十岁中进士。他的事功主要有四：一是以文臣身份统兵，在对西夏的战争中知名，时以「韩范」并称，其实韩琦稍逊於范仲淹；二是参与范仲淹和富弼的庆历新政，新政夭折，三人先後外任；三是在宋仁宗晚年再次入朝掌政，力赞无子的皇帝立嗣，成为宋英宗和宋神宗顺利继位的顾命定策元勋；四是反对王安石变法。
韩琦与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过从甚密，也比这些同僚更为幸运。宋朝沿用前代旧例，「官守乡邦，著令有禁」，但皇帝「待遇勋贤」，也「有除授本贯差遣，不以为嫌，示眷礼也」。[9]韩琦在第二次入朝掌政前，曾「求知相州」，而得到特准。[10]他在本州州衙「直太守之居，建大堂曰昼锦」，并於至和三年，即嘉祐元年（公元１０５６）三月十五日作记。[11]韩琦另写《昼锦堂》诗说，「古人之富贵，贵归本郡县，譬若衣锦，白昼自光绚。不则如夜行，虽丽胡由见」。「兹予来旧邦，意弗在矜炫，以疾而量力，惧莫称方面，抗表纳全节，假守冀乡便」。「公馀新此堂，夫岂事饮燕。亦非张美名，轻薄诧绅弁。重禄许安闲，顾己常兢战，庶一视题榜，则念报主眷」。[12]且不论他本人如何解释，昼锦堂从此成为相州一大名胜。即使金人入主中原，仍将此堂作为相州城中的一大名胜，「尝更修饰之」。[13]昼锦堂事实上已成韩氏家族作为相州首屈一指的大族的标誌。
韩琦所以成为三朝顾命大臣，确有他优於侪辈的器识。史称他「处危疑之际，知无不为」。当宋英宗初立，皇太后曹氏垂帘听政，两宫不睦。韩琦等皇帝「疾稍愈」，单独向皇太后奏事，引前代的故事，问「何日撤帘」，乘「太后遽起，琦厉声命仪鸾司撤帘」，实际上是强迫曹氏还政於宋英宗，避免了赵宋的一场宫廷危机，可见他处置大事，确是相当机智和果断。故欧阳修曾称赞说：「累百欧阳修，何敢望韩公。」[14]
三、韩氏家族与北宋後期党争
韩琦有六个儿子，即韩忠彦、韩端彦、韩良彦、韩纯彦、韩粹彦和韩嘉彦。韩良彦早死，韩嘉彦後在宋哲宗时，娶宋神宗第三女。[15]韩忠彦在宋哲宗时任执政，宋徽宗初任宰相。宋朝父子兄弟为宰相者为数甚少，相州韩氏也算其中的一家。[16]
北宋後期，士大夫往往卷入党争。党争发端於王安石变法，但宋神宗之世，大致限於政见分岐，到宋哲宗和宋徽宗时，挟带很多私人恩怨，政治报复愈演愈烈。宋徽宗和蔡京立元祐党人碑，甚至将变法派章惇、曾布，没有明显倾向的王珪等，都列入「奸党」。[17]
相州韩氏家族也卷入党争。韩琦身为三朝宰相，死於宋神宗熙宁时，他生前虽然反对变法，其政治地位已不可动摇。宋神宗为他「素服哭苑中」，下诏「配享英宗」，备极哀荣。[18]韩忠彦却没有那份荣幸。他是在宋神宗母高太后听政的元祐四年（公元１０８９）进入政府，初任尚书左丞，後改同知枢密院事，又迁知枢密院事，都属执政官。宋哲宗亲政後，大批贬逐反变法派，而韩忠彦却直到绍圣三年（公元１０９６）方才外任。当反变法派纷纷罢黜之时，韩忠彦也「乞罢」，但宋哲宗说：「忠彦无他，不须尔。」曾布也说：「其为人颇近厚，在元祐中无过，无可去之理。」他还说韩琦「勋业後世罕有其比」。这说明韩忠彦在反变法派中，还是个温和派。但後来章惇说韩忠彦「处置边事多可笑」，宋哲宗便同意他外任，「言者又论忠彦在西府时主弃地之议」，韩忠彦「降充资政殿学士」。[19]
宋徽宗即位之初，韩忠彦便於元符三年（公元１１００）入朝任门下侍郎，又很快拜右相，升左相。时曾布出任右相，「曾短瘦而韩伟岸」，「时谓龟鹤宰相」。[20]然而韩忠彦「柔懦」，非其父之比，「天下事多决于布」。他很快被曾布排挤，曾布又很快被蔡京排挤。[21]最後设元祐党人碑，韩忠彦和其子韩治也名列其中。[22]
尽管如此，宋徽宗很快下诏：「韩琦子若孙尝以累在吏议者，其除之。」[23]韩忠彦的长子锦孙和次子密孙「皆早夭」，两人分别因韩琦知相州，「有昼锦之荣」和「为枢密使」取名。成人的儿子有韩治、韩澡、韩浩和韩澄。其孙有韩肖胄、韩肯胄、韩肤胄、韩完胄、韩宏胄、韩安胄、韩宝胄、韩膺胄、韩昌胄、韩庄胄、韩昭胄、韩贻胄等，其曾孙有韩龢、韩协、韩彬等。[24]韩治虽入党籍，後仍「出知相州」。韩治长子韩肖胄「以荫补承务郎，历开封府司录」。「徽宗问其家世，赐同上舍出身」。後又「诏除直秘阁、知相州，代其父任」。当「陛辞」之际，宋徽宗特别强调说：「先帝诏韩氏世官于相，卿父子相代，荣事也。」继韩琦筑昼锦堂後，韩治筑荣归堂，韩肖胄又筑荣事堂，「三世守乡郡」，这在天水一朝，还是绝无仅有的荣耀。[25]
此外，按照「世选韩氏子孙一人官相州」的规定，韩粹彦也曾任监相州酒税和监相州仓。他在宋徽宗朝也官至方面大员。其四女嫁蔡京幼子蔡絛，[26]其子韩梠作为蔡絛的「妇兄」，又被援引任「户部侍郎」。最後蔡京长子蔡攸与父相争，揭发父亲与弟弟，宋徽宗迫令蔡京「致仕」，韩梠也「落职，与外任宫祠」，後又「安置」黄州。韩梠「坐蔡絛亲党，久斥」，到南宋初方得以改宫观官。[27]
韩氏子弟在宋徽宗时，无疑遍布於官场。如韩宗胄在宣和末任「权发遣唐州」，以「职事修举」而「转一官」。但据後来的揭发，他事实上乃协助宦官李彦，公田法「大害于民」，「日敛数百千」，「剥肤椎髓，民不堪命」，因而「放罢」。[28]还不知他是韩琦之下哪一支的曾孙。
四、韩氏家族在北宋和南宋之交的迁徙和祸难
如果说北宋後期的政争并未对韩氏家族的社会地位有多大影响，而金朝南侵却对韩氏家族造成深重的灾难。相州沦陷後，韩氏的部份「族人」成了金朝统治下的遗民，其「家牒」也遗落北方。宋孝宗淳熙时，宋人出使，方知「韩魏公昼锦堂今为一贵人宅，石记犹在」，「好事者」尚能「叩门，打碑」。[29]
建炎二年（公元１１２７）初，金军攻潍州，时韩浩任知州，「率众死守，城陷，力战死」。此後，因其侄韩贻胄「陈乞死事推恩」，宋廷「官其家三人」。[30]看来韩浩似已无子嗣，而由族人继嗣和补官。但从史籍上看，韩氏家族殉国者显然不多，很多人还是随宋室南迁。如作为宋神宗女婿的韩嘉彦直到建炎三年（公元１１２７）苗刘之变时，方才病逝。[31]他的儿子有韩恕、韩昭、韩谘、韩诫等人，都先後荫补为官。其中韩诫又与宋高宗吴后之妹结婚。[32]由此可见，韩氏家族虽然背井离乡，但作为皇亲国戚的地位仍未改变。南宋初年，开始为北宋後期的元祐党人平反，韩澡也为其父请谥，宋高宗特别为韩忠彦赐谥「文定」，立「世济厚德之碑」。[33]其政治名誉也得到恢复。还须指出，韩治的一个女婿名郑亿年。郑亿年是宋徽宗朝宰相郑居中之子，其家与秦桧有密切的亲戚关系。郑亿年被金军俘虏後降敌，曾在伪齐任高官，归宋後，受秦桧庇护。[34]可知韩氏家族与秦桧也有间接的亲戚关系。
在宋高宗朝，政治上起一定作用的有韩肖胄和韩恕两人，而两人的作用都与宋金和谈有关。绍兴三年（１１３３），因金朝提出要以重臣出使和谈，宋高宗特命「尚书吏部侍郎韩肖胄为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充大金军前奉表通问使」，以执政的身份出使。「时肖胄长子右奉议郎协提举浙东茶盐，乃诏肖胄次子右通直郎彬」「於寄家处添差通判」。当时出使强敌确有某种危险性，韩肖胄临行前上奏说：「和乃权时之宜，他日国家安强，军声大振，誓当雪此仇耻。今臣等行，或半年不返命，必复有谋，宜速进兵，不可因臣等在彼而缓之也。」其母文氏是文彦博的孙女，也告诫儿子说：「韩氏世为社稷臣，汝当受命即行，勿以老母为念。」宋高宗又「诏特封荣国太夫人」。[35]韩肖胄出使的成果，是首次带回了金使，但金使又提出了实际上迹近亡国的条款，连宋高宗也感到无法接受。
韩肖胄回朝後，即外任地方官和闲官，直到秦桧主持和议的绍兴八年（１１３８）末，又复任签书枢密院事，其目的只是为了充大金奉表报谢使。当时大将韩世忠反对和议，「伏兵洪泽镇，诈令为红巾」，准备劫持金使张通古，「以坏和议」。绍兴九年初，韩肖胄陪同金使北上时，得到韩世忠部将郝抃和淮东转运副使胡纺的密报，便绕道而行，算是为和议立了一功。在屈膝求和的情势下，韩肖胄实际上不可能与金有平等外交。[36]
韩肖胄第二次回朝不久，又即外任和充闲官，他「与其弟膺胄寓居于越，几十年」，他死於绍兴二十年（公元１１５０），「年七十六」。[37]看来相州韩氏家族南迁後，绍兴府成了新的聚居地。在南宋初期，韩氏家族自然以韩肖胄的官位居高，但他的执政头衔只为奉使而设，也看不出有何特殊的政绩和建树。
韩恕是在绍兴十年（公元１１４０）出使。当时由试工部侍郎莫将充迎护梓宫、奉迎两宫使，知阁门事韩恕由济州防御使升宣州观察使，作为武官，充副使。宋使到达北方，即被金朝扣押。[38]翌年九月，金朝又将莫将和韩恕放回，以示「休兵之意」，[39]此後宋高宗终於达成第二次屈辱和议。但韩恕回朝後，又随即充浙西马步军副都总管的闲职。[40]
五、韩侂胄的骤兴忽败
韩侂胄生於绍兴二十二年（公元１１５２），[41]他是韩诫之子，即是宋神宗的外曾孙。或说王佐「一婢有孕，而不容於内，出之女侩之家」，韩诫「无子」，「遂明告而纳之」。此婢到韩家後，即生韩侂胄。他的出生比韩肖胄死还晚两年，同为韩琦的曾孙，年龄竟差七十八岁。韩侂胄以荫补入仕，他是宋高宗吴后的姨侄，又娶了吴后的侄女。宋孝宗淳熙末，官至汝州防御使、知阁门事，[42]从官衔上看，属武阶。唐宋时代的武官与现代军人的概念不同。像韩侂胄那样，不会用兵行师者，又并非军人，也可充武官。但是，在重文轻武，以科举出身为荣的宋朝，荫补出身的武官和外戚，竟至独揽大政，确有极大的偶然性。
宋光宗因宠爱的黄贵妃「为皇后李氏所杀」，[43]遂得精神病，又与当太上皇的宋孝宗失和。宋孝宗死後，宋光宗竟不能持丧礼。在万般无奈之中，知枢密院事赵汝愚通过宦官关礼和韩侂胄，与宋高宗吴后密谋，废宋光宗，立其第二子嘉王赵扩，後庙号宋宁宗。这场和平的宫廷政变，史称「绍熙内禅」。《四朝闻见录》甲集《宪圣拥立》有如下记载：
召嘉王暨吴兴（宋光宗侄赵抦，时为吴兴郡王）入，宪圣（吴后，时为太皇太后）大恸不能声，先谕吴兴曰：「外议皆曰立尔，我思量万事当从长。嘉王长也，且教他做。他做了，你却做，自有祖宗例。」吴兴色变，拜而出。嘉王闻命，惊惶欲走，宪圣已令知阁门事韩侂胄掖持，使不得出。嘉王连称：「告大妈妈，臣做不得，做不得。」宪圣命侂胄：「取黄袍来，我自与他著。」王遂掣侂胄肘，环殿柱。宪圣叱王立侍，因责王以「我见你公公，又见你大爹爹，见你爷，今又却见你」。言讫，泣数行下。侂胄从旁力以天命为劝。王知宪圣意坚且怒，遂衣黄袍，急拜不知数，口中犹微道：「做不得。」侂胄遂掖王出宫，唤百官班。
可知时为知阁门事的韩侂胄，由於他与吴后「最为亲近」，[44]在这场宫廷政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仅如此，宋宁宗的韩后，乃是韩肖胄长子韩协的孙女，其父名韩同卿。她「与姐俱被选入宫」，而她「能顺适两宫意」。论辈份，韩侂胄是韩后的季曾祖父，其实只比她大十三岁。韩同卿「每惧满盈，不敢干政」，韩后兄韩竢（埃？）「特除直宝文阁」，後仍改为武官，官至承宣使。[45]
宋朝对外戚和宗室任官有严格限制。韩忠彦是第一个外戚宰相，曾经引起非议。此次政变成功，赵汝愚又成了第一个宗室宰相，而韩侂胄「但迁宜州观察使、兼枢密都承旨」，发生龃龉。[46]宋宁宗是个庸懦无能之主，由於韩侂胄深得皇帝宠信，故得以顺利地排黜赵汝愚、朱熹等政敌，史称「庆元党禁」。人称南宋四大权臣，韩侂胄与秦桧、史弥远、贾似道的不同之处，在於他是武官和外戚。其升迁资序是经承宣使、节度使，加开府仪同三司，最後至平原郡王、太师、平章军国事。北宋文彦博曾任平章军国重事，吕公著曾任同平章军国事，韩侂胄的头衔「省『同』字，则其体尤尊」，「省『重』字，则其所与者广」，「三日一朝，因至都堂，序班丞相之上，三省印并纳其第」。韩侂胄未当过一天宰相，而「宰相已为具官」，「凡所欲为，宰执惕息，不敢为异」。[47]
韩侂胄专权十四年。北宋时，异姓大臣封王者，仅有赵普和韩琦两人。[48]韩侂胄的权势自然更大於其曾祖父。陆游说，与韩琦「同时，功名富贵略相埒者，岂无其人？今百四、五十年，其後往往寂寥无闻」，而相州韩氏独盛。[49]韩侂胄弟韩仰胄在庆元时知阁门事，「颇与密议，时人谓之大小韩」。当时一赵氏宗室曾在客邸中题诗说：「路人莫作皇亲看，姓赵如今不似韩。」[50]
韩后死於庆元六年（公元１２００），宋宁宗宠爱贵妃杨氏，韩侂胄「见妃任权术，而曹美人性柔顺，劝帝立曹」，但宋宁宗还是立杨氏为后，於是韩侂胄与杨后结冤。[51]韩侂胄轻率地发动「开禧北伐」，宋军战败，但金军也损折甚重，此战的真正得利者是两年後勃兴的蒙古军。开战後，金章宗特「诏彰德府，宋韩侂胄祖琦坟毋得损坏，仍禁樵採」，金左副元帅仆散揆「虑兵兴费重，不能久支，阴遣侂胄族人赍乃祖琦画像及家牒，伪为归附」，企图「因之继好」。[52]但杨后却乘机联络其兄杨次山，和史弥远等人发动政变，杀韩侂胄，并将他函首金廷，屈辱求和。政变「三日後」，宋宁宗「犹未悟其死」，[53]可见政变者是充分地利用了宋宁宗的懦弱和无能。
韩侂胄的垮台，自然是对相州韩氏家族的重大打击。韩侂胄「无子，取鲁
此後韩氏家族再无闻人，见於记载的，是韩琦的五世孙女韩希孟，「嫁与贾尚书男琼为妇」。开庆元年（公元１２５９），蒙古军破岳州，「女年十有八，为卒所掠，将挟以献其主将」，韩希孟留下绝命诗，词意悲壮，其中有「江南无谢安，漠北有王猛」，「我本瑚琏器，安肯作溺皿」等句，「赴江流以死」。[56]
六、相州韩氏的宗族和婚姻关系
韩氏家族一直十分重视本族内部关系的亲睦。韩国华「自以少孤，见禄及亲者必怃然感伤。笃爱亲族，姑姐数人孀且老，皆迎以归，事之甚谨。外兄弟甥侄，悉为具婚嫁」。[57]韩琦生母胡氏「主家事」，「上奉仁寿（韩国华正妻罗氏），下睦宗姻，内外无间言」。[58]这种家风一直延续下去。韩琚「自父兄亡，即主家事，抚育弟侄，唯恐有伤，簿官中竭俸资赡，怡然无间」。「或作事有不如意者，亦婉辞诲勗，不忍加一恶言」。[59]韩琦也对族人极厚，他家「合宗族百口，衣食均等，无所异，嫁孤女十馀人，养育诸侄，比于己子。所得恩例，先及旁族」，他身死之日，自己的儿子反而「有褐衣未命者」。[60]韩琦妻崔氏「能尽妇道」，「韩氏内外族属多而素贫，孤遗者众」，崔氏「极意存育，常若不及，亲为婚聚者几二十人，虽罄竭家赀而不顾也」。[61]在古代的饮食和卫生条件下，人口的平均寿命低，婴儿的死亡率也高。宗族内存恤孤寡，更显得十分重要。韩粹彦「犹子容与其妇赵病踵死，已而其孤复将殁，以後事」相讬。韩粹彦「取犹子嚮之子曼胄为容後」。[62]在古时，立後是一件大事。韩跂是韩琚之孙，「同产三昆弟相友爱甚，伯兄蚤卒」，韩跂「抚其孤如己子」。韩跂死後，「两子弱，未克丧事。季弟诏方以朝请大夫拜冀州守，经营其葬事，无细大不躬」。[63]
一些嫁到韩家的女子也相当贤惠。除前述韩琦的母妻外，如韩璩妻陈氏「曲尽妇道」，「性仁慈」，「接内外宗党，柔和自下，故皆得其欢」。[64]韩忠彦妻吕氏是吕公弼之女，她「年十六，归韩氏，虽尚妙年，能不以贵相之家辄自骄懈，妇道修谨，过於老成」，能「薄己厚物」。[65]韩纯彦妻孙氏「事其姑贾硕人，屏气鞠躬，求其意之所欲，而迎承之。硕人老病，凡膳羞寒温，药饵增损，非其躬所调尝，弗进也」。「友睦娣姒，敦厚宗族，曲折有恩意」。韩嘉彦为韩纯彦「同产弟」，他与宋神宗女结婚後得病，「赐告家居」，孙氏「调护之甚力」，故宋神宗女与孙氏「相得欢甚」，但孙氏「未尝有一言干以私」。孙氏与其姐「既各生子，因约为婚」，後宋室「大长帝姬为子」向韩纯彦女求婚，宋神宗女「助为请」，而孙氏「终谢不许」，说自己不当食言负约。[66]韩璩之子韩正彦妻王氏「和睦内外，怡怡如也，宗党贤之」。[67]
此种家风和族风沿袭到南宋。如韩肖胄「事母以孝闻」，「与其弟直秘阁膺胄尤相友爱」，「弟不至不食。所得恩泽，皆先给宗族」。[68]
亲睦的家风和族风当然是团结本族的一种凝聚力。韩氏子弟虽然遊宦四方，在北宋时，相州无疑是本族的聚居地，而南宋时是否只以绍兴府为聚居地，已不得而知。
韩氏家族的婚嫁一般都限於宦族。韩构妻李氏，如前所述，是後晋宰相李崧的侄女。韩国华正妻罗氏据说是五代军阀罗绍威的孙女，谏议大夫罗延吉的女儿。[69]韩琦生母胡氏则是「蜀士人觉之女」。韩琦的一个姐姐嫁武官西上阁门使高志宁。[70]韩琦妻崔氏本家，「自唐以来，为衣冠甲族，与卢、李、郑数家相为婚姻，它族不得预」，崔氏的「曾祖母、祖母犹皆卢、李二姓，故世高其门风」。但到宋时，崔家式微，已不可能维持只与卢、李、郑家通婚的旧规。崔氏的祖父只得了个左班殿直的小武官，「以家世儒者，耻从武弁之列，遂弃官归鄢陵」。其子崔立中进士，官至工部侍郎致仕，韩琦妻乃其幼女。[71]韩琦和崔氏的通婚，反映了唐宋之际阶级结构和婚姻制度变化的一个侧面。
韩琦当高官後，韩氏子孙的身价更高，他们婚嫁的对象往往都是宋朝的名门望族。如韩忠彦之妻吕氏出身於著名的宦族，其祖父吕夷简官至宰相，父亲吕公弼官至执政。吕氏死後，韩忠彦又按「其遗言，为娶其妹」。[72]韩正彦妻王氏是宰相王曾的孙女。[73]韩纯彦妻孙氏是知枢密院事孙固之「季女，爱之甚」。孙固「与其妻鲁国王夫人高择其配，贵族家以少年公子自赞来请婚者相比肩立」，孙固夫妇最後选定了韩纯彦，认为两家「望匹势敌」。[74]韩粹彦「娶陈氏，资政殿学士荐之女」。[75]在宋代社会，人们不可能没有门第观念。
通过婚姻的联系，韩家不仅是皇亲，其贵戚可以说是遍布於社会上层。韩治的妻子和继室都是元老重臣文彦博的孙女。[76]南宋人王明清说：「韩循之奉常（治）之妻鲁国太夫人文氏，潞公之孙，魏公之孙妇，仪公（韩忠彦）之冢妇，吕惠穆（吕公弼）之外孙，鲁简肃（鲁宗道[77]）外曾孙，吕文靖（吕夷简）之曾外孙。身见其子肖胄为枢密，婿郑亿年为资政殿大学士，仪同执政。他子与孙俱被饰擢。寿逾八秩，妇人中罕有。」[78]这段文字正说明相州韩氏家族渗透於社会上层中的烜赫势力。
郑亿年也是外戚。其父郑居中是进士出身，又与宋徽宗郑后攀上亲戚关系。郑后出身微贱，据说其父「开酒肆，负官钱，禁锢开封府。其家窘甚，妻离去，改适张蕴，女入端王府」。端王登上帝座後，郑氏身价骤高。郑居中「自言为妃从兄弟」，郑后「亦倚居中为重」。郑居中很快升任宰相。[79]韩、郑两家同为外戚，又互相联姻。如前所述，以郑家为中介，韩家又与南宋前期的权臣秦桧结成间接的亲戚关系。
韩氏女子的出嫁，一般也选择官宦之家。如韩璩「四女，长适尚书职方员外郎王克存，次适大理寺丞王居正，次适太子中允、集贤校理李清臣，次适屯田郎中成黼，皆闻人材彦，士族钦瞩」。[80]韩琦长女「适大理寺丞王景修」，[81]韩纯彦「女嫁左司郎中姚宗彦」，[82]韩粹彦的女儿，「伯嫁承议郎、徽猷阁待制、提举醴泉观蔡庄，仲嫁朝奉郎、军器监丞蔡坚，次继庄之室，季嫁通直郎、充徽猷阁待制、提举万寿观、兼修史参详官蔡絛」。[83]如前所述，通过这重婚姻关系，韩氏家族又与北宋晚期很有权势的蔡京家族成为儿女亲家。凡此种种，足见联姻对於维护大族地位的重要性。
七、相州韩氏的教育和经济状况
韩琦说他家「自李唐以来，世以宦学知名」，其伯高祖父韩定辞「好学能文，无所不览」，曾在五代军阀刘仁恭宴会上即席赋诗，「一座爱其辞」。[84]曾祖父韩璆「笃志嗜学，尤工歌诗」，「以文知名，与李崧、徐台符为友」，如前所述，李崧特别以侄女嫁韩璆之子韩构。韩构「长於书奏，得唐李义山之体」，「时推其工」。[85]韩国华和三子韩琚、五子韩璩、幼子韩琦都是进士出身。[86]韩琦长子韩忠彦先荫补为官，「守将作监主簿，力学为文章，得进士第」，[87]三子韩纯彦「自其少时，喜从布衣诸生治章句，校艺文，闭门读书」，「专精问学」，後也「策进士第」。[88]韩琚三子韩直彦最初「荫补太庙斋郎」，後又因韩琦「用南郊恩例，迁将作监簿」，最後还是「举进士及第」。[89]
对世代高官的韩氏子弟而言，最方便的入仕门径自然是荫补。由於荫补入仕者的升迁远不如进士出身者快，在官场中也不如进士出身荣耀，故韩忠彦、韩纯彦等人都不愿仰赖荫补。但科举入仕毕竟人数有限，更多的人只能走荫补之路。宋时荫补之滥，当时人已有许多批评，现代研究者也有很多检讨。但荫补既成为制度，有了具体规定，总比权势子弟将高官要职视为囊中之物，多少有了限制。事实上，也有部份韩氏子弟，他们无意於依赖荫补，却又因各种原因，而未能如愿以偿。如韩国华四子韩珫「赐同学究出身，选授孟州司法参军。幼能为文章，方刻意自奋，欲决取科第，到官才数月，以疾卒，时年二十七」。[90]韩球次子韩公彦与韩琦「同年生，同时就学。公彦始读书，为辞章甚敏，而幹家事尤长」，韩球遂「专以门内之务责之」，「用是颇废学」，最後只能荫补为官。[91]韩公彦长子韩确「幼而喜学，为文典赡，有老成风格」。韩琦「以乾元节恩奏确，得试秘书省校书郎。嘉祐元年秋，应进士举，不利，乃慨然励志，为学益苦，不幸劳而生疾，寖以羸惫」，最後病死。[92]其弟韩恺「幼识礼义，读书强记，而善属文」，「方应进士举」，由於父兄接连病故，「哀毁过甚」，也继踵病殁。[93]韩琦说：「今吾子侄辈皆耻以门藉之荫，思自树立，苟能力行力学，动以不坠先业为意。」[94]这反映了韩氏子弟相当普遍的心理状态。
在中国古代，教育，特别是上等教育的目标过於单一，学而优者，仅为了入仕。相州韩氏作为名门，当然重视对其子弟的教育，然而从今存记载看，韩氏子弟中举的比例，愈往後就愈少。一般说来，养尊处优的生活，往往容易销磨人的意志，而不求上进。
在宋代的生产水平和社会条件下，官僚往往拥有田产，并实行租佃制的经营方式，相州韩氏家族也不例外。关於韩氏的田产数额，缺乏具体记载。韩琦找到祖坟後，「买田其旁」，「召人守视之」，[95]无疑是用地租充看守费用。南宋名将岳飞「少为韩魏公家庄客」，即使当大将後，「每见韩家子弟必拜」。[96]这也是韩氏家族以租佃制经营田产的一个旁证。
韩氏虽为世代簪缨之家，但韩国华死後，家产显然不丰。韩琦说其兄韩璩妻陈氏，「当兄之未官，赀用多乏，中馈之事，怡然自力，未尝少懈」。[97]即使像韩琦「贵显五十年，身为将相，累更大赐予，及其殁也，卒无羡钱，室无奇玩，赖天子赐金帛，官出葬资，丧事得以无乏」。这是因为他乐於周济宗族，「赒人之急，视用财物如瓦砾、糠稗」。[98]韩球次子韩公彦「在官洁廉，自奉菲薄。而张氏素淳约，能内为之助，治家无一横费，故用度自给，而俸常有馀」。韩公彦官至殿中丞、知州，但按宋时的官俸，也并不能铺陈奢侈的生活。更亏有张氏这位贤内助，对昂贵的「妇人服玩」，「目之淡然」，「闺门肃然，虽市物一钱，不得不白」，方得以足用。「民安其无扰，去则歌思之」。韩璩子韩正彦官至通判，「浣衣薄食」，其妻王氏「未尝有不满之色」。[99]由此可知，宋代要当个清官，家产便不可能丰厚。
与祖宗的廉约相对照的，则是韩侂胄的穷奢极侈。他当权之日，「贿赂盛行，四方馈遗，公至宰执、台谏之门，人亦不以为讶」。宰相陈自强曾是他的塾师，故骤然得到升迁。有一回临安大火，陈自强宅被焚。韩侂胄对众官说：「丞相生事，一委於火，可怜，须少助之。」他「首遗万缗，已而馈者踵至，诸道及列城皆有助，不数月，得六十万缗，遂赔所失之数」。韩侂胄生日，「宰执、侍从至四方牧守皆上礼为寿。直宝文阁、四川茶马献红锦璧衣、承尘、地衣之属，修广高下，皆与中堂等，盖密量其度而预为之也。吏部尚书献红牙果桌十位，众已骇之，权工部尚书献真珠搭儅十副，光耀夺目，盖大长公主奁中故物。司农卿、兼知临安府最後至，出小合曰：『寒书生无以为献，有少果核，姑侑一觞。』启之，乃粟金蒲萄小架，上有大北珠百枚，众皆惭沮」。韩侂胄又一次生日，「大臣以下皆排列所献于大庆观之庑下，都人竞往观之，其首列有红榜大书云：『门生特进、右丞相、兼枢密使、秦国公陈自强恭遇恩主太师、平章、郡王降诞之辰，仰祝钧算。』」。这仅是其「侈靡」的两例。[100]韩家一旦败亡，「斥卖其家所有之物」。周密母亲「谩以数券得一包，则皆妇人弊鞋也。方恚恨以为无用，欲弃之，疑其颇重，则内藏大北珠二十粒」，估计是韩家女婢仓惶遗弃者。[101]正如韩侂胄族兄弟韩仙胄和刘淮诗所说，「一朝线断他人手，骨肉皆为陌上尘」，「九世卿家一朝覆，太师宜诛魏公辱」。[102]
韩侂胄被杀的翌年，宋廷设置提领拘催安边钱物所，「凡侂胄与其他权倖没入之田，及围田、湖田之在官者皆隶焉。输米七十二万二千七百斛有奇，钱一百三十一万五千缗有奇」。其中韩氏的田产当然占了相当比例，光是一庄即号「万亩庄」。[103]
韩侂胄败坏韩氏家风，也并不足怪。在中国古代，很难找到世代清风，而被子孙恪守不渝者。事实上，除前述韩梠、韩宗胄等事例外，如宋孝宗时，韩贽胄任夷陵知县「赃污不法」，[104]也不知他是韩琦之下哪一房的曾孙。
八、馀论
中国古代的名门望族无不与政治地位有密切关系。但正如本文开头引王明清之说，宋朝已无前朝崔、卢、李、郑等世宦大族。前朝「世重高门，人轻寒族，竞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的情况，[105]已一去不复返，而代之以「家不尚谱牒，身不重乡贯」。[106]曾经作为世族维持门第之必须，并引以为荣的谱牒，已丧失原有的光彩。韩氏并非是唐朝的望族，经历三迁之後，谱牒也已散失不全。曾「有乡贡进士韩可者」，与韩琚「相过从，且叙宗派」，後韩可之子韩弁自称是韩琦的「从侄」，然而韩琦「问其祖系相承之次第，不能悉也」。[107]韩琦妻室崔氏家族的式微，在前已作交待。
宋代也有门第观念，但门第的流动性很大。宋人常说，「今之富民，鲜有三世之久者」，[108]「富民大家保数世而不失者，抑几何人」。[109]相形之下，相州韩氏却是更久地维持其门第，具有某种特殊性。韩琦的曾孙成为一代权臣，其六世孙女成为皇后，整个家族的兴旺期长达一百五、六十年，确是十分罕见的。尽管如此，在韩侂胄作威作福之馀，相州韩氏的衰落，也是不可避免的。
相州韩氏族系表[110]
原载台湾《新史学》第８卷第４期
注 释
[1] 《安阳集》卷４６《叙先考令公遗事与尹龙图书》。
[2]韩洹，《安阳集》卷４６《重修五代祖茔域记》和《韩魏公集》卷１０《家传》作「沛」，应是後人避宋钦宗名讳赵桓而改写，今以《琬琰集删存》卷２《韩忠献公琦行状》为准。
[3] 《安阳集》卷４６《重修五代祖茔域记》，《叙先考令公遗事与尹龙图书》，《河南先生集》卷１６韩国华墓誌铭。
[4] 《资治通鉴》卷２４９，卷２５０，卷２５５。
[5] 《安阳集》卷４６《重修五代祖茔域记》，《河南先生文集》卷１６韩国华墓誌铭。
[6] 《安阳集》卷４６《录附鼓城府君墓誌石本序》，《录载五代祖庶子并其二弟墓誌序》，《重修五代祖茔域记》，《琬琰集删存》卷２《韩忠献公琦行状》。
[7] 《安阳集》卷４６《叙先考令公遗事与尹龙图书》，《河南先生文集》卷１６韩国华墓誌铭，《琬琰集删存》卷２《韩忠献公琦行状》。
[8] 《河南先生文集》卷１６韩国华墓誌铭，《安阳集》卷４６《叙先考令公遗事与尹龙图书》。
[9] 《宋会要》刑法２之８４。
[10] 《宋史》卷３１２《韩琦传》。
[11] 《安阳集》卷２１《相州新修园池记》。
[12] 《安阳集》卷２。
[13] 《揽辔录》，《北辕录》。
[14] 《宋史》卷３１２《韩琦传》，《长编》卷２０１治平元年四月戊申，《三朝名臣言行录》卷１。
[15] 《宋史》卷２４８《公主传》，《宋会要》帝系８之３０。
[16] 《挥麈前录》卷２，《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９《国朝父子祖孙兄弟宰执数》。
[17] 《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１２１，卷１２２《禁元祐党人》。
[18] 《琬琰集删存》卷２《韩忠献公琦行状》。
[19] 《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１０，《宋史》卷３１２《韩忠彦传》。
[20] 《鸡肋编》卷上。
[21] 《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１１。
[22] 《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１２１，卷１２２《禁元祐党人》。
[23] 《竹隐畸士集》卷１７韩粹彦行状。
[24] 《安阳集》卷４６《侄孙四殇墓誌记》，卷４８《故东平县君吕氏墓誌铭》，《西台集》卷１５《丞相仪国韩公行状》，《要录》卷１２建炎二年正月癸卯。
[25] 《宋史》卷３１２《韩忠彦传》，卷３７９《韩肖胄传》。
[26] 《眉山文集》卷４《资政韩公家传》，《竹隐畸士集》卷１７韩粹彦行状。
[27] 《宋史》卷４７２《蔡京传》，《宋会要》职官６８之３７，《要录》卷２８建炎三年十月辛丑，卷９６绍兴五年十二月丁卯。
[28] 《宋会要》职官６０之２６，６９之２２，《靖康要录》卷５靖康元年四月二日。关於韩梠，尚可参见《中兴小纪》卷１８引《秀水闲居录》。
[29] 《金史》卷１０９《许古传》，《北辕录》。
[30] 《要录》卷１２建炎二年正月癸卯，《宋史》卷４４８《韩浩传》。
[31] 《要录》卷２１建炎三年三月甲申。
[32] 《要录》卷５建炎元年五月丁酉，卷１００绍兴六年四月己酉，卷１４６绍兴十二年七月己亥，《宋会要》帝系８之３０，参见仝相卿先生《南宋韩侂胄之父名讳献疑》。
[33] 《要录》卷３６建炎四年八月甲午。
[34] 《宋史》卷３５１《郑居中传》，《会编》卷２２０《秀水闲居录》，《挥麈前录》卷２，参见已故刘子健先生《两宋史研究汇编·秦桧的亲友》。
[35] 《要录》卷６５绍兴三年五月丁卯，卷６６绍兴三年六月丁亥，《宋会要》职官５１之１１—１２，《宋史》卷３７９《韩肖胄传》。
[36]《要录》卷１２４绍兴八年十二月甲戌，乙亥，卷１２５绍兴九年正月己丑，卷１２９绍兴九年六月辛未，《宋会要》职官５１之１３，《宋史》卷３７９《韩肖胄传》，《金史》卷８３《张通古传》。
[37] 《要录》卷１６１绍兴二十年八月甲子，《宋史》卷３７９《韩肖胄传》。
[38] 《要录》卷１３４绍兴十年正月辛巳，丙戌，三月丙申。
[39] 《要录》卷１４１绍兴十一年九月戊申。
[40] 《要录》卷１４２绍兴十一年十月甲申。
[41] 《贵耳集》卷上和《桯史》卷１５《杨艮议命》都说他壬申年生。
[42] 《宋史》卷４７４《韩侂胄传》，《癸辛杂识》续集下《韩平原姓王》。史籍或将韩侂胄误作韩诚之子，今据仝相卿先生《南宋韩侂胄之父名讳献疑》更正，并致谢忱。
[43] 《宋史》卷２４３《黄贵妃传》。
[44] 《齐东野语》卷３《绍熙内禅》。
[45] 《宋史》卷２４３《宁宗恭淑韩皇后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１《恭淑韩皇后》，《宋会要》后妃２之２７。
[46] 《宋史》卷３９２《赵汝愚传》，卷４７４《韩侂胄传》。关於宋朝对宗室和外戚的限制，张邦炜《宋代皇亲与政治》有详明的论述。
[47] 《宋史》卷４７４《韩侂胄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１３《平章军国事》，《四朝闻见录》戊集《侂胄师旦周筠等本末》。
[48] 《竹隐畸士集》卷１７韩粹彦行状。
[49] 《四朝闻见录》戊集《阅古南园》。
[50] 《桯史》卷５《大小寒》。
[51] 《宋史》卷２４３《恭圣仁烈杨皇后传》。
[52] 《金史》卷１２《章宗纪》，卷１０９《许古传》。
[53] 《齐东野语》卷３《诛韩本末》，《宋史》卷２４３《恭圣仁烈杨皇后传》。
[54] 《宋史》卷４７４《韩侂胄传》，《宋会要》职官７３之３８。
[55] 《宋会要》职官７３之３９——４０，《四朝闻见录》戊集《黄胖诗》。
[56] 《宋史》卷４６０《韩氏女传》，《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１０《巴陵女子行》
[57] 《河南先生文集》卷１６韩国华墓誌铭。
[58] 《安阳集》卷４６《太夫人胡氏墓誌铭》。
[59] 《安阳集》卷４６《三兄司封行状》，《河南先生文集》卷１６韩琚墓誌铭。
[60] 《琬琰集删存》卷２《韩忠献公琦行状》。
[61] 《安阳集》卷４６《录夫人崔氏事迹与崔殿丞请为行状》。
[62] 《竹隐畸士集》卷１７韩粹彦行状。
[63] 《竹隐畸士集》卷１８《韩至之墓誌铭》。
[64] 《安阳集》卷４８《故安康郡太君陈氏墓誌铭》。
[65] 《安阳集》卷４８《故东平县君吕氏墓誌铭》。
[66] 《竹隐畸士集》卷１９《孙令人墓誌铭》。
[67] 《安阳集》卷４８《故寿安县君王氏墓誌铭》。
[68] 《宋史》卷３７９《韩肖胄传》，《要录》卷１６１绍兴二十年八月甲子。
[69]按《旧五代史》卷１４《罗绍威传》，《新五代史》卷３９《罗绍威传》都说罗绍威有三子，名罗廷规、罗周翰和罗周敬，而无罗延吉，今姑以存疑。
[70] 《河南先生文集》卷１６韩国华墓誌铭，《琬琰集删存》卷２《韩忠献公琦行状》。
[71] 《安阳集》卷４６《录夫人崔氏事迹与崔殿丞请为行状》，卷５０《故尚书工部侍郎致仕赠工部尚书崔公行状》。
[72] 《安阳集》卷４８《故东平县君吕氏墓誌铭》，《西台集》卷１５《丞相仪国韩公行状》。
[73] 《安阳集》卷４８《故寿安县君王氏墓誌铭》。
[74] 《竹隐畸士集》卷１９《孙令人墓誌铭》。
[75] 《竹隐畸士集》卷１７韩粹彦行状。
[76] 《东窗集》卷７韩肖胄故母和继母文氏封国夫人制。
[77] 《宋史》卷２８６《鲁宗道传》和《宋会要》礼５８之９１说他谥肃简。
[78] 《挥麈前录》卷２。
[79] 《会编》卷２２０《秀水闲居录》，《宋史》卷３５０《张蕴传》，卷３５１《郑居中传》。
[80] 《安阳集》卷４８《故安康郡太君陈氏墓誌铭》。
[81] 《琬琰集删存》卷２《韩忠献公琦行状》。
[82] 《竹隐畸士集》卷１９《孙令人墓誌铭》。
[83] 《竹隐畸士集》卷１７韩粹彦行状。
[84] 《安阳集》卷４６《重修五代祖茔域记》，《叙先考令公遗事与尹龙图书》。
[85] 《河南先生文集》卷１６韩国华墓誌铭，《安阳集》卷４６《叙先考令公遗事与尹龙图书》。
[86]《安阳集》卷４６《三兄司封行状》，《五兄著作墓誌铭》，《河南先生文集》卷１６韩琚墓誌铭。
[87] 《西台集》卷１５《丞相仪国韩公行状》。
[88] 《竹隐畸士集》卷１９《孙令人墓誌铭》。
[89] 《安阳集》卷４６《侄太常寺太祝直彦墓誌铭》。
[90] 《安阳集》卷４６《二兄监簿以下墓誌铭》。
[91] 《安阳集》卷４６《侄殿中丞公彦墓誌铭》。
[92] 《安阳集》卷４６《侄孙试秘书省校书郎确墓誌铭》。
[93] 《安阳集》卷４６《侄孙恺墓誌铭》。
[94] 《安阳集》卷４６《侄太常寺太祝直彦墓誌铭》。
[95] 《琬琰集删存》卷２《韩忠献公琦行状》。
[96] 《会编》卷２０７《岳侯传》，卷２０８《林泉野记》，《朱子语类》卷１３２。
[97] 《安阳集》卷４８《故安康郡太君陈氏墓誌铭》。
[98] 《琬琰集删存》卷２《韩忠献公琦行状》。
[99] 《安阳集》卷４６《侄殿中丞公彦墓誌铭》，卷４８《故仁寿县君张氏墓誌铭》，《故寿安县君王氏墓誌铭》。
[100] 《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２９嘉泰四年，开禧三年。
[101] 《癸辛杂识》後集《韩平原之败》。
[102] 《四朝闻见录》戊集《黄胖诗》，《刘淮题韩氏第》。
[103] 《宋史》卷１７３《食货志》，卷４１５《黄畴若传》，《文献通考》卷７，《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１３《提领拘催安边钱物所》。
[104] 《宋会要》职官７１之１６。
[105] 《史通通释》卷５《邑里》。
[106] 《止斋先生文集》卷３５《答林宗简》。
[107] 《安阳集》卷４６《录载五代祖庶子并其二弟墓誌序》。
[108] 《云溪稿·上丘宪宗卿书》。
[109]宋会要》职官７９之２８。关於唐宋之际宗族制度的变化，参见朱瑞熙《宋代社会研究》第七章宋代的封建家族组织，《宋史研究论文集》１９９２年年会编刊王善军《唐宋之际宗族制度变革概论》。
[110]本表主要依据《河南先生文集》卷１６韩国华和韩琚墓志铭，《琬琰集删存》卷２《韩忠献公琦行状》，《安阳集》卷４６，卷４８，卷４９，《西台集》卷１５《丞相仪国韩公行状》，《竹隐畸士集》卷１７，卷１８，卷１９。* 代表进士，＆代表儿子，＃代表女儿，⊙代表夭亡，＝代表出嫁。
[111] 《河南先生文集》卷１６韩国华说墓志铭说他为韩构第四子，而《安阳集》卷４６《叙先考令公遗事与尹龙图书》则说为第三子。
[112]韩珫，《河南先生文集》卷１６韩国华墓志铭作韩玩，今据《安阳集》卷４６《二兄监簿以下墓志铭》。
[113] 《安阳集》卷４６《侄太常寺太祝直彦墓志铭》作韩高和韩绍，而《竹隐畸士集》卷１８《韩至之墓志铭》作韩跂和韩诏。
[114]韩忠彦一系子孙另见《要录》卷１２建炎二年正月癸卯，卷６５绍兴三年五月丁卯，《宋史》卷２４３《宁宗恭淑韩皇后传》，《宋会要》后妃２之２６—２７，《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１《恭淑韩皇后》，《东窗集》卷７韩肖胄故母和继母封国夫人制。
[115] 《竹隐畸士集》卷１７韩粹彦行状说他有「子男十四人」，却无韩梠，今据《要录》卷２８建炎三年十月辛丑，《宋史》卷４７２《蔡京传》。
[116]韩嘉彦一系子孙据《要录》卷５建炎元年五月丁酉，卷１００绍兴六年四月己酉，卷１４６绍兴十二年七月己亥，《宋会要》帝系８之３０，职官７３之３８，《宋史》卷４７４《韩侂胄传》，《桯史》卷５《大小寒》，仝相卿先生《南宋韩侂胄之父名讳献疑》。
[117] 仝相卿先生《南宋韩侂胄之父名讳献疑》认为，韓誠当為韓琦次子韓端彥之子，可作一说。
[118] 《宋会要》职官６０之２６，６９之２２，兵２之５８。自韩宗胄以後，都不知是韩琦哪一支的曾孙。
[119] 《要录》卷８５绍兴五年二月丙申，《宋会要》职官７０之１５。
[120] 《要录》卷７０绍兴三年十一月乙丑。
[121] 《宋会要》职官３９之６，７０之１２。
[122] 《宋会要》职官６１之２１。
[123] 《宋会要》职官４０之３。
[124] 《宋会要》职官７１之１６。
[125] 《四朝闻见录》戊集《黄胖诗》。
[126] 《宋会要》职官７３之３９——４０。
[127] 《宋史》卷４６０《韩氏女传》，《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１０《巴陵女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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